美刊《每月評論》2010年10月號刊登了約翰•貝拉米•福斯特題為《積累的金融化》的文章，認為資本主義已經金融化，這表現在：（l）金融利潤在總利潤中的比例越來越大；（2）相比于GDP，債務越來越多；（3）金融、保險、房地產部門（FIRE部門）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4）出現各種奇怪的金融工具；（5）金融泡沫的影響擴大。總之，就是指相對于經濟基礎，金融上層建筑的規模和重要性大大增長，金融已取代了工業企業家的地位：這個階段可稱為“金融帝國主義新階段”，它加劇了社會、生態和戰爭危機。文章內容如下。

    1997年，保羅•斯威齊在其發表的最后一篇文章中，把“資本積累過程的金融化”稱為世紀之交的三大主要經濟趨勢之一（另外兩大趨勢是壟斷力量的增長和經濟停滯）。
    金融在資本積累過程中一直扮演著至關重要、不可或缺的角色。熊彼特認為，信用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特征。他說：“貨幣市場一直……都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指揮部。”但在20世紀最后幾十年，資本主義的本質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積累－－即商品和服務領域的真實資本的形成－－越來越從屬于金融。凱恩斯廣為人知的擔憂－－投機將支配生產，看來最終變成了現實。
    十幾年前，斯威齊對資本積累金融化發表的見解，并沒有引起重視。但是今天，在大蕭條后的最大金融經濟危機爆發之后，我們不能再對危機所提出的問題視而不見了。借用馬克思的話， “債務積累”表現為“資本積累”，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明顯，甚至前者越來越超過了后者。如圖1所示，過去34年以來，私人借款凈額遠遠超過私人固定投資凈額－－這一過程隨著2007 －2009年巨大的房產一金融泡沫的破裂以及借款和投資的暴跌而告終。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我們確實見證了卡里•波拉尼•拉維特所謂的“巨大金融化”現象。金融化可以定義為資本主義經濟重心從生產到金融的長時間的轉向。這一轉變反映在經濟的方方面面：（1）金融利潤在總利潤中的比重越來越大；（2）相比于GDP，債務越來越多；（3）金融、保險和房地產（FIRE）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4）出現各種奇怪的金融工具；（5）金融泡沫的影響擴大。1957年，美國制造業占GDP的27％，而金融、保險和房地產只占13％。到2008年，情況倒過來了，制造業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比重升至20％。盡管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但種種跡象表明，由于得到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鼎力支持，經濟金融化的大趨勢仍在繼續。因此，現在的問題變成了：應如何解釋生產和金融角色的顛倒？

                                凱恩斯和馬克思

    只要涉及金融在經濟中的作用問題，都離不開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成就，尤其是他20世紀30年代早期的一些思想，這集中體現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年）一書中。實際上，就是在這本書中，凱恩斯集中分析了馬克思的思想。
    1933年，凱恩斯發表了一篇短文《生產的貨幣理論》，當時他做的系列講座也采用了這一標題。他強調，關于交換的正統經濟理論都是建立在物物交換理念的基礎之上。盡管在資本主義社會所有市場交易都會使用貨幣，但在正統或新古典理論中，貨幣仍然被“視為在某種意義上是中性的”。人們認為貨幣作為“實物之間的中介”，不會影響“交易的根本性質”。凱恩斯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相反意見，即生產的貨幣理論，認為貨幣是經濟中發揮作用的因素之一。
    這種思路的主要優點是證明了經濟危機發生的可能性。藉此，凱恩斯對薩伊定律發起了直接進攻，因為后者主張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因此，凱恩斯實際上批判了認為經濟危機不可能發生的觀點。他質疑道：“經濟繁榮與蕭條這些現象恰恰印證了貨幣不是中性的。”
    為了更好地闡述這一重要見解，凱恩斯對“合作經濟”（主要是物物交換體系）和“企業家經濟”兩個概念作了區分。在“企業家經濟”中，貨幣交易成為決定“實際交換”關系的因素。在其講座中，凱恩斯進一步闡述道：這種區分“與卡爾•馬克思具有前瞻性的言論有關……他指出在現實世界中，生產的本質并不像經濟學家通常所認為的那樣，是C－M－C（商品一貨幣一商品）模式，即用某種商品（成果）來換取貨幣以獲取另一種商品（成果）。這可能是私人消費者的出發點，但不是商業的態度，商業采取M－C－M′（貨幣——商品——貨幣）模式，即用貨幣交換商品（成果）以獲得更多貨幣”。
    與馬克思一致，凱恩斯認為：“企業家對產量不感興趣，他們唯一感興趣的就是能賺多少錢。如果他們認為增加產量能增加貨幣利潤，他們就會這么做。”相反，如果企業家（或資本家）覺得貨幣利潤不會增加，那他們就會減少產量。因此，正如馬克思的M－C－M′模式所描述的，交換的貨幣取向表明，不僅貨幣收益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目的，而且如果這一過程中斷，還可能引發經濟危機。在討論完馬克思的M－C－M′模式之后，凱恩斯繼續提出類似馬克思的觀點：“公司自始至終是按照貨幣量來運作的。除了賺更多的錢，它別無目的。這就是企業家經濟的根本特點。”
    眾所周知，凱恩斯絕不是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在講座中引用馬克思，直接靈感來源于美國經濟學家哈蘭•麥克拉肯1933年的著作《價值理論和商業周期》。此書剛一出版，麥克拉肯就贈送給了凱恩斯。麥克拉肯沿襲了馬爾薩斯的傳統，把研究的核心放在有效需求及貨幣的角色問題上。但他也概括地論述了經濟思想史，其中有關于馬克思的章節。凱恩斯在講座中所引馬克思的話，就是來源于此處。麥克拉肯對馬克思的論述也值得本文詳細引用：
    他（馬克思）在討論交換或商品形態變化時，首先論述了C－M－C（以商品換取貨幣，再以貨幣換取商品）。他認為這種交換基本上與物物交換沒有區別， 因為這一交換的目的是用一種對持有人沒有多大效用的商品去交換另一種效用更大的商品，貨幣作為一種便捷的媒介，使交易得以完成。兩次交易過程均沒有出現剝削， 因為每次交易都是等價交換，即交換商品所包含的勞動量是相等的。最終的商品比最初用以交換的商品在價值上沒有增減，只是對受方來說，具有更大的效用。因此C－M－C的形態變化代表一種等價交換，不存在剝削……
    但是M－C－M′形態變化從本質上是不同的。馬克思在解釋這一模式時，詳細論述了剩余價值的本質與來源。在這種形態變化中，交換者從貨幣開始，也以貨幣結束。因此，他們進行兩次交換的唯一可能的動機，就是使貨幣比交換初始增殖。第二次貨幣（M′）超過第一次貨幣（M）的量，就是剩余價值。但是，剩余價值不是在商品流通中產生或獲得，而是在生產中產生或獲得。
    凱恩斯回信表示感謝，日期是1933年8月31日。在信中，凱恩斯還說：“我對這本書很感興趣，特別是關于卡爾•馬克思的部分，讓我了解到了他的觀點。這些觀點我早就應該去了解了。”
    以麥克拉肯關于馬克思的論述為基礎，凱恩斯進一步分析：如果M大于M′，即資本家不能“實現”（套用馬克思的術語）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潛在利潤，因而最終虧錢，那么就可能產生危機。“馬克思認為，如果M′持續過多，必然會爆發一系列經濟危機使其中斷。危機的強度加深，企業家破產增多，就業不足加劇。在此期間，M可能會超過M′。馬克思的這一見解可謂真知灼見。我的觀點如果為大家接受，應該至少能起到一個作用，即促成馬克思追隨者和梅杰•道格拉斯（英國最主要的消費不足論理論家）追隨者達成和解，使仍信奉M等于M′的古典經濟學家孤立無援。”
    凱恩斯認為，馬克思的資本一般公式不僅為梅杰•道格拉斯的觀點提供了佐證，而且也佐證了消費不足論理論家“約翰•霍布森或威廉．T．福斯特、瓦迪爾•凱金斯等人”的觀點，“他們堅信它（資本主義制度）具有通貨緊縮和就業不足的內在傾向”。凱恩斯在麥克拉肯《價值理論和商業周期》中讀到馬克思的M－C－M′公式之后不久，就在講座中直接談到與有效需求問題相關的“馬克思的利潤實現問題”。
    雖然沒有太多對馬克思理論的直接了解，凱恩斯還是掌握了馬克思資本一般公式的內涵，了解了其與薩伊定律批判之間的關系，明白了馬克思所謂在一個系統內實物與貨幣、生產與金融進行融合的必要性。這些對凱恩斯建立自己的關于生產的貨幣理論（即《通論》）都有影響。直到半個多世紀以后，凱恩斯關于生產的貨幣理論的講座才廣為人知。正如斯威齊當時分析的那樣，凱恩斯對馬克思資本一般公式的評論表明：（1）凱恩斯“在一些重要方面，關于貨幣和資本積累，更接近馬克思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廣為接受的新古典正統觀念”。 （2）“對馬克思的重要思想，他比任何其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都更具敏銳的判斷力。”
    現在看來，凱恩斯的思想與馬克思的思想的接近程度是不同尋常的。在《剩余價值理論》一書中，馬克思基于M－C－M′公式提出了“危機的抽象可能性”問題。如果出現購買和銷售脫節，危機就變成貨幣危機。這與貨幣作為“支付手段”有關。馬克思認為，只要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的發展與信貸和超額信貸的發展有關，那么后者出現的原因（也）必須要研究。對馬克思來說，利潤實現危機或有效需求危機與貨幣性質緊密相關，因而這種危機必然發展為信貸現象，甚至超額信貸現象。這就指向了負債過多的潛在危機。
    馬克思論述道，在資本一般公式M－C－M，背后，是資本試圖轉化為純粹貨幣（或投機）經濟的傾向，即M－M′，在這種經濟中，貨幣產生貨幣，不需要商品生產作為中介。馬克思寫道，在M－M′中，資本關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質的形式，M－M′最初只是指生息資本，后來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發生形態變化，變成廣義的投機性貨幣需求。馬克思解釋說：信貸驅逐了貨幣，霸占了它的位置。資本越來越呈現為“雙重”形式：（1）“真實資本”，即工廠庫存、設備以及生產出來的產品。（2）“虛擬資本”，即真實資本所有權憑證所產生的金融所有權結構。馬克思認為，只要經濟活動的目的是“虛擬資本”在金融領域內增值，而不是真實資本在生產領域的積累，它就變成了純粹的投機形式。

                                   生產和金融

    可以看到，馬克思和凱恩斯都反對正統經濟理論對實體與貨幣的嚴格區分。他們各自以不同方式提出生產的貨幣理論，這自然決定了其金融理論不會脫離經濟的運行機制，而是充分融人其中，從而形成其金融危機理論。根據他們特別是凱恩斯的觀點，現在決定是否投資（或在哪投資）的因素有兩個，一是這種新投資的預期利潤，二是與利率有關的對貨幣及類貨幣（信貸）的投資性需求。
    金融越來越集中的趨勢是資本主義制度歷史發展的產物。在古典政治經濟學時期，即資本主義青年時代，經濟理論自然會以修正的物物交換經濟觀念為基礎。在這種經濟中，貨幣只是交換的媒介，對基本經濟關系不會產生極大影響。但是，到19世紀后期，有跡象表明，馬克思所謂與大公司的出現相關的“生產集中”，導致現代信用體制的產生，而現代信用體制是以工業股票市場為基礎的。
    現代信用體制的興起極大地改變了資本積累的本質，因為真實資本的資產所有權變得從屬于股票或紙面資產所有權－－通過舉債而實現的杠桿化經營越來越多。明斯基在其研究凱恩斯的書中寫道，“對生產性資產價值的投機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特征。對（發達）資本主義經濟適用的研究范式不是物物交換經濟”，而是“倫敦金融中心或華爾街體系，在那里資產持有量和現金交易都是由債務提供資金”。
    正統經濟學對實體與貨幣的嚴格區分，甚至一直持續到了現在，可以說，它是站不住腳的。雖然完全可以把“實體經濟”（和真實資本）與金融領域（和馬克思所稱的“虛擬資本”）區分開來，但是，顯然我們不能因此就認為，這種區分意味著貨幣或金融所有權本身不是“真實的”。哈里•馬格多夫和斯威齊認為：“實際上，并不存在實體與貨幣的分離：在發達資本主義經濟中，幾乎所有交易都表現為貨幣形式，需要實際數量的貨幣（現金或信貸）做媒介。”相反，“如果有分離，那么這種分離存在于生產經濟基礎和金融上層建筑之間”。
    按照海曼•明斯基的說法，要描述生產和金融的辯證關系，可以從現代經濟中兩種不同的定價結構出發：（1）當前實際產出的定價；（2）金融（房地產）資產的定價。投機性資產定價結構與財富所有權憑證的通貨膨脹（或通貨緊縮）有關，它支配了與產出（ GDP）有關的“實體”定價結構。因此，經濟基礎范圍內可用于積累的貨幣資本（假設存在可贏利的投資場所）頻繁被轉化為M－M′，即資產價格的投機。這種轉化成了長期趨勢，所以必然導致資本主義經濟發生重大結構變化。
    從這個觀點來看，可以把金融泡沫看作是金融上層建筑范圍內的資產價格在短期內迅速通貨膨脹，并超過生產經濟基礎的增長。相反，金融化代表了一種更長期的趨勢－－相比經濟基礎，金融上層建筑的規模和重要性都在增長，這已經持續了幾十年。簡•托普勞斯基（倫敦大學經濟學教授）在《金融的終結》中說道：“20世紀最后幾十年，出現了自19世紀90年代和20世紀前10年以來規模最大的金融時代。此外，從證券市場上交換的價值來看，也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金融時代。所謂’金融時代‘指的是一個歷史階段，在此期間，金融……取代了工業企業家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領導地位。”
    這種金融時代使人們擔心凱恩斯所強調的純粹投機性經濟會出現。“當泡沫出現在企業運行穩定的情況下，投機者可能不會產生什么危害。但是，一旦企業成為投機漩渦中的泡沫，情況就嚴重了。”到20世紀90年代，斯威齊評論道，“（公司）董事會的成員”都“在金融市場的全球網絡中，很大程度上受金融資本的制約和控制”。因此，“真正的權力”不在“公司的董事會手上，而在金融市場”。他指出，這種“金融與實體之間顛倒的關系”是“理解全球（經濟）新趨勢的關鍵”。

                                 金融危機和金融化
    
    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和金融分析師試圖否認這次金融大危機的歷史意義，為此，他們自然會淡化危機根源的制度本質，而把這描述成“黑天鵝”現象，即一種罕見的、完全無法預測的重大事件，可能一個世紀左右會突如其來發生一次。（“黑天鵝”這一術語出自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書名，該書出版于金融大危機前夕。在書中， “黑天鵝事件”被定義為極其罕見且不能預測的改變歷史的事件。）
    但是，即使在權威人士當中，也有一些更具批判性的經濟學家，如魯里埃爾•羅比尼和史蒂芬•米姆。他們在《危機經濟學》一書中駁斥了“黑天鵝”理論，把金融大危機描述為“白天鵝”現象，即完全是普通的、經常性的、可預測過程的產物，并且可以從制度上對其進行分析。卡曼•萊因哈特和肯尼斯•羅格夫的著作《這次不同：八百年金融荒唐事》也非常引人注目，它試圖通過數據庫來分析過去幾個世紀的金融危機，強調這種信貸紊亂的規律性。（該書書名意在指代任何金融泡沫的欣快期，在此期間出現一種觀念，認為商業——金融周期已經被超越，投機性膨脹可以永遠繼續下去。）
    在這個意義上，最偉大的白天鵝理論家當然要數明斯基，他提出金融不穩定假說，其依據是凱恩斯的根本觀點：“資本主義金融結構中一些不可避免的特性，導致資本主義積累過程的脆弱性。”
    但是，即便是諸如明斯基、羅比尼和米姆、萊因哈特和羅格夫這樣的思想家，在其對金融周期的獨特分析中，還是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在資本主義積累過程中的長期性的結構變化。明斯基甚至責怪凱恩斯任由“停滯論和投資機會已經枯竭的觀念泛濫”。顯然，明斯基試圖糾正凱恩斯的理論，特別是他關于金融不穩定的分析。明斯基把凱恩斯的理論完全置于短期商業周期之內，忽略了長期趨勢，而這恰恰是凱恩斯金融危機分析的主要基礎。
    因此，凱恩斯本人的理論與我們經由明斯基所了解的凱恩斯理論大不相同。凱恩斯強調，停滯趨勢－－或在資本豐富的經濟中進行新投資的預期利潤降低－－有助于增強貨幣和金融的力量。因此，明斯基提出，對凱恩斯來說，“隨著房地產預期收益下降，貨幣大行其道”。凱恩斯說，在成熟的、資本豐富的經濟中，“因為資本本來就多，再加上積累，所以進一步投資的機會就更沒有吸引力，除非利率以足夠快的速度降低”。新投資預期利潤下降趨勢引起不確定性，這極大地增加了“流動性偏好”（或如凱恩斯所謂“具有積蓄傾向的”貨幣），并促使金融投機成為資本生成的替代方法，使經濟難題更加錯綜復雜。
    這背后的原因在于，經濟具有下滑到低增長和就業不足的趨勢， “這是我國經濟體制的典型特征”。凱恩斯寫道：“似乎它能夠在相當長時間內保持這種亞正常活動狀態，既沒有明顯復蘇的趨勢，也沒有完全崩潰的趨勢。此外，證據表明，完全就業或接近完全就業很罕見，且為期不長。”這些狀況促使凱恩斯就“食利者的安樂死”以及“在某種程度上比較全面的投資社會化”問題，提出了更為長期的政策建議。
    凱恩斯沒有進一步發展其關于停滯和金融投機的長期理論，但在他的理論的基礎上，停滯理論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這主要體現在凱恩斯早期最重要的美國追隨者阿爾文•漢森的著作中，以及與米哈爾•卡萊茨基、約瑟夫•斯坦德爾、保羅•巴蘭、保羅•斯威齊等人相關的新馬克思主義著作中。基于凱恩斯（和馬克思）發展而來的停滯理論基本分為兩派：一派研究資本主義的成熟化問題。漢森以及后來的斯威齊，都強調了這個問題，但除了他們，上述思想家實際上都以不同方式關注了這一問題。這個問題研究資本豐富的經濟體的發展，這種經濟具有巨大而未被利用、且能相對快速擴大的生產能力。這種生產能力擴大的巨大潛力與投資場所逐漸消失的現實背道而馳，因為當前的投資受到過去投資的阻礙（在工業成熟的條件下）。卡萊茨基說：“投資的悲劇在于正因為它有用，所以會引起危機。”
    第二派主要研究現代經濟中日益增長的壟斷問題，即大公司占主導地位的經濟中“剩余增加的趨勢”，以及這對積累所產生的負面影響。這一派最著名的例子無疑就是巴蘭和斯威齊的《壟斷資本》。
    在上述兩種情況下，經濟中產生的潛在儲蓄或剩余，通常超過可盈利的投資機會，這會導致停滯趨勢（低增長、高失業率／就業不足及生產能力閑置）。巴蘭和斯威齊寫道：“壟斷資本主義經濟的常態就是停滯。”因此，我們不能按照主流經濟學方法，把快增長簡單地看作資本主義制度成熟／壟斷階段自然的產物，而是如卡萊茨基所說，快增長取決于是否有“具體的‘發展’因素”來刺激生產。例如，軍事開支、銷售策略、金融服務的擴張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創新（如汽車），這些被用來作為發展經濟的支撐，盡管這不符合積累的內在邏輯。
    應該指出，這些思想家中，沒有人一開始就討論生產和金融的宏觀經濟關系，或討論金融作為剩余的投資場所。盡管《壟斷資本》一書提到，金融、保險、房地產有助于吸收經濟剩余，但這被放在關于銷售策略一章中的最后一小節，并沒有給予特別強調。20世紀70、8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增長減速，引起金融膨脹，這種膨脹反過來抵消了經濟減速。因為生產缺少市場，資本就轉向杠桿化金融投機（一大堆令人迷惑的期權、期貨、衍生品、掉期等）以避難。20世紀70年代，美國未償債務總額達到GDP的1.5倍。到2005年，幾乎達到GDP的3.5倍，接近世界GDP總額44萬億美元。投機性金融得到了穩步發展。在資本主義制度前期，金融泡沫出現在周期性經濟繁榮的末期，且出現的時間很短；但荒謬的是，現在，金融化似乎不僅僅滋生于繁榮時期，也滋生于停滯時期，而且是持久性的。這一過程得以持續的關鍵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大銀行。它們被賦予“最后貸款人”的角色，承擔著支持主要金融機構的任務，并在必要時幫助這些機構渡過難關（依據的是“太大所以不能垮”原則）。
    主要矛盾在于，金融爆炸一方面能在短期內刺激經濟增長，但另一方面，從長期來看，它會產生更大的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因此，馬格多夫和斯威齊對20世紀70年代到90年代末金融的發展情況作出分析，認為如果出現金融全球化，人們不可能在世界范圍內對其進行監管，那么遲早，停滯的生產基礎上的金融上層建筑的膨脹，就可能導致規模相當于20世紀30年代的大崩潰。但是，如果真的發生大崩潰，是否就會使金融化停止，這個問題他們沒有給出答案。
    托普勞斯基寫道：“在金融時代，金融主要為金融提供資金。”因此，近幾十年來，生產越來越“附屬于資產負債表重組這一更為獲利的行業”。生產領域的資本積累這個大發動機不再由所有氣缸驅動，作為應急備用的金融爆炸開始接手。金融、保險、房地產行業的就業機會和利潤越來越多，這有助于刺激經濟發展，而金融資產的投機性增長導致“財富效應”。富裕階層通過資產增值獲得更多資本收益，其中部分收益通過“財富效應”集中到奢侈消費，使奢侈消費增長，從而刺激相關投資。甚至對廣大中間階層（專業人士、公務員、管理低層、熟練工）來說，資產價格快速膨脹使大量有工作的房主可以通過新債務消費。這樣，債務膨脹提高資產價格，資產價格提高又反過來導致進一步債務膨脹，如此循環往復，就形成泡沫。
    可以把債務看作一劑良藥，在經濟普遍停滯的情況下，它可以刺激經濟。但是，哪怕是加大劑量使用這味藥（這是必然出現的現象），也無法治愈潛在疾病，反而會產生災難性的、長期的副作用。結果就是出現停滯一金融化的困境。今天這個困境的嚴重性已經很明顯了，資本及其國家對當前金融大危機／經濟大衰退別無他法，只能力挺金融機構和投資者（包括公司和個體），投入資助資金多達數萬億美元，目的就是希望債務杠桿能重新復興資本主義。一方面金融化盡顯活力，另一方面卻是經濟停滯，這就是壟斷一金融資本的難解之謎。托普勞斯基說，21世紀初期“資本主義的明顯矛盾”在于“金融創新和增長”與“投機性工業擴張”有關，卻同時導致了“經濟停滯和衰退”。

                                 資本主義的邏輯終點
    
    大衛•哈維說：“信用體系現在已經成為……金融資本從其他人群中汲取財富的主要的現代杠桿。”近年來，工人工資水平和就業都停滯不前，但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卻急劇上升。1976年，美國前1％家庭占有全國總收入的9％；到2007年，這個比例上升至24％。據拉古拉姆•瑞占（前IMF首席經濟學家）稱：“1976年至2007年間，美國每產生1美元的實際收入增長，就有58美分落人前1％的家庭之手。”2007年，僅一名對沖基金經理約翰•鮑爾森就“賺”了37億美元，相當于美國中等家庭收入的74000倍。1989年至2007年間，美國前5％的富翁所持財富總額的比例從59％上升至62％，遠遠超過其余95％的國民的財富。中產階級房主曾在房產繁榮中短暫獲利，但現在隨著房產蕭條失利而歸。
    最近幾十年，收入和財富兩極分化迅速增加，這可以通過資本越來越集中反映出來。2000年，隨著新經濟泡沫出現的并購潮達到頂峰，全球并購價值升至3.4萬億美元，這在新經濟泡沫崩破之后急劇下跌。這個紀錄只在2007年被打破，2007年是房產泡沫的頂峰期，當時全球并購價值超過4萬億美元，同樣在房產泡沫破裂后下跌。這些并購行為的結果就是控制主要行業的公司數量減少。金融領域的壟斷（或寡頭壟斷）越來越嚴重，這個趨勢近年來尤為明顯。1990年到2008年間，美國前十位金融巨頭所持有的金融——工業資產比例增加了5倍，從10%增加到60％。
    對金融化如何加大收入、財富和權力差距的分析，有助于我們客觀評價一種觀點，這種觀點目前已為左派廣為接受，認為新自由主義或極端自由市場思想是今天經濟問題的主要來源。然而，我們最好把新自由主義看作是資本應對停滯——金融化困境的政治形式。現在，占主導地位的親市場或壟斷——金融資本的新自由主義觀點變得非常極端，以至于國家無法有效應對這場繼20世紀30年代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過去幾年來，奧巴馬推行政府開支刺激計劃，被各州和地方開支的大量削減所抵消，因此，這個刺激計劃收效幾乎為零。親市場思想、對政府赤字的抨擊和對通貨膨脹的非理性恐懼使各級政府停止采取措施。引用保羅•克魯格曼的話，現在“越來越像是進入了停滯和高失業率的長期狀態”，在這一背景下，即使采取措施也沒有任何意義。在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這個問題也很明顯。
    從世界范圍來看，現在可稱為“金融帝國主義新階段”，在資本主義增長緩慢的情況下，這構成了今天全球化的主要現實。出口導向的外圍國家－－包括“新興經濟國家”－－工資水平低，剝削率極高，這帶來了全球剩余，這種剩余在生產中找不到可盈利的投資場所。這些國家的出口依賴于富裕國家－－特別是美國的消費，而美國經常項目赤字巨大。同時，這些“新興”出口國家所產生的大量出口剩余被吸引到北半球高倍杠桿化的資本市場，在這里，全球剩余發揮了促進積累過程金融化的作用，這主要發生在富裕國家。因此，正如普拉波哈特•帕特內克在《資本主義的結構危機》一文中所主張的，與金融化相關的“泡沫引起的增長”在世界層面上“掩蓋了”積累的根源問題：“全球收入不平等加劇”以及全球“剩余增長的趨勢”。
    盡管有諸如托馬斯•弗里德曼這樣的名人宣揚“世界是平的”，但是帝國主義的分化以不同方式變得更為嚴峻，這加劇了各國之間的不平等，也加重了最富裕地區／國家同最貧窮地區／國家之間的矛盾。在1950年到1973年壟斷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世界最富裕地區與最貧窮地區之間的人均GDP差距從15：1減少到13：1，但在壟斷一金融資本時期，情況則相反，到上世紀末，這個差距又增加到19：l。
    基于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支持，資本主義內部積累的金融化日益催生出采用“休克療法”的全球政體。我們看到的不是凱恩斯所稱的“食利者的安樂死”，而是社會和自然中其他一切都可能安樂死。正如娜奧米•克萊思在《休克原則》中提出的觀點，這不僅會導致新自由主義時代的金融化積累，而且影響更大，甚至會導致“災難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加深、不穩定加劇、軍國主義和戰爭擴大、地球環境被破壞幾乎永無止境。 
    個人獨占和人類社會需求（甚至是生存需求）之間的沖突從未如此赤裸裸。因此，革命的需求也從未如此迫切。世界資本主義制度已經完全從屬于貨幣收益，所以我們需要創造一個全新的社會來取代它，一個旨在實現真正平等和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社會：21世紀的社會主義。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05期，摘自2011年第9期《國外理論動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