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航一號注：沃勒斯坦的這篇文章對于中國左派目前的現實政治問題有借鑒意義。沃勒斯坦所說的左派關于“選舉過程”的分歧在中國就表現為關于“重慶模式”等問題的分歧。本編者校正了路愛國翻譯過程中的一處錯誤。]

費爾南德•布羅代爾中心
紐約州賓漢頓大學，美國
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ghamton University 
http://fbc.binghamton.edu/commentr.htm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
（路愛國 譯）

評論 第320號
2012年1月1日

2011年之后的世界左翼

　　無論如何定義，2011年對左翼都是一個好年頭——不管從狹義還是廣義上來定義世界左翼。根本原因是負面的經濟狀況，這讓大多數世人吃苦遭難。失業率居高不下且越來越高。大多數國家政府面臨高債務水平和收入減少。他們的反應是試圖迫使本國人口接受緊縮措施，而與此同時他們還在試圖保護自己的銀行。

　　結果就是占領華爾街（OWS）運動所說的“99％”掀起了一場世界范圍的抗爭。抗爭是反對財富的過度兩極分化，腐敗的政府，以及這些國家政府本質上的不民主性質，不管它們是否實行多黨制。

　　這并不是說“占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或“憤怒者”運動[indignados ]實現了他們希望的一切。而在于他們做到了改變世界的話語議題，使之從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頌歌轉到例如不平等、不公正和非殖民化等議題上來。長期以來，普通民眾首次討論他們所在體系的本質；他們不再視其為理所當然。

    世界左翼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向前發展，把分散議題討論的初戰告捷轉化為政治變革。這個問題可以很簡單地提出來。在經濟上，即使在極小人群（1％）和極大人群（99％）之間存在顯而易見且不斷增長的鴻溝，政治分裂也不一定隨之而來。在世界范圍內，右翼勢力依然控制著大約一半的世界人口，或至少是半數以不同方式參與政治活動的人口。

　　因此，要改造世界，世界左翼就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團結，而這在目前還不具備。事實上，在長期目標和短期戰術兩方面都存在深刻分歧。這些問題并非沒有得到討論。相反，它們正激烈辯論之中，但在克服各種分歧方面則進展甚微。

    這些分歧并不新鮮。但這并不使它們更容易解決。有兩個主要的分歧。第一個有關選舉。在選舉問題上的立場有三種，而不是兩種。有些人對選舉深表懷疑，認為參加選舉不但在政治上無效，而且增強了現存世界體系的合法性。

　　還有些人認為參與選舉過程十分重要。但這一群體分為兩部分。一方面，有些人自認為是務實派。他們想從內部做工作  -- 在正常運作的多黨制條件下從左翼政黨內部，或在不存在議會政黨交替的情況下從事實上的一黨制內部。

　　當然，還有譴責選擇所謂小惡這種政策的人。他們認為各大黨之間沒有重大差別，他們支持投票給某個“真正的”左翼政黨。

　　我們都熟悉這個辯論，我們都一遍又一遍地聽到過這些論證。但是，至少對我來說，清楚的是，如果有關選舉戰術的三個群體不能走到一起，無論短期還是長遠而言，世界左翼都沒有多少機會占到上風。

　　我相信存在和解模式。這就是要區分短期戰術和長期戰略。我非常同意那些人的意見，他們認為獲取國家政權與世界體系的較長期轉型無關，并有可能危及這種可能性。作為一種轉型戰略，它已被多次嘗試并且已經失敗了。

　　但由此卻不能說，短期內參與選舉是浪費時間。事實上，99％中很大一部分人正在遭受短期劇痛。正是這種短期苦難才是他們的主要關注點。他們要生活下去，并協助自己的家人和朋友生活下去。如果我們把政府不是當作社會轉型的潛在代理人，而當作通過其直接決策可以影響短期苦難的組織結構，那么，世界左翼就有義務盡其所能，使政府做出能最大限度減少苦難的決策。

　　要做到最大限度地減少痛苦，就要求參加選舉。那么，在擁護兩害相權取其輕和擁護支持真正左翼政黨的人群之間的辯論是什么？這變成一種當地戰術，其差異極大，由于涉及諸多因素：國家大小、正式的政治結構、國家的人口、地緣政治位置、政治歷史。不存在標準答案，也不可能有標準答案。2012年的答案也不一定適用2014年或2016年。至少對我來說，這不是對原則的辯論，而是對各國不斷變化的戰術形勢的辯論。

　　世界左翼正在進行的第二個大辯論，是在我稱之為“發展主義”與或可被稱為文明變化優先兩者之間的辯論。在世界許多地方，我們都可以觀察到這種辯論。在拉丁美洲，我們可以看到在左翼政府與原住民運動之間持續進行并且相當憤怒的辯論--例如，在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委內瑞拉。在北美和歐洲，我們可以看到在環保人士/綠黨與工會之間進行的辯論，后者把維護和擴大就業作為優先。

　　一方面，“發展主義”的選項，無論是左翼政府還是工會提出來，都表示，沒有這樣的經濟增長，就沒有辦法糾正當今世界的經濟失衡，不管我們談的是國家內部還是國家之間的兩極分化。這個群體指責他們的對手支持右翼勢力的利益，至少在客觀上如此，也可能在主觀上也如此。

　　反對發展主義選項的支持者說，集中于經濟增長優先是錯誤的，這有兩個理由。這不過是一種繼續維護資本主義體系最壞特征的政策。這也是一種導致不可挽回的破壞的政策--生態和社會的破壞。

　　這種分歧，如果可能的話，甚至比在參加選舉問題上的分歧更為激烈。解決這個問題的唯一途徑是妥協，在個案的基礎上妥協。要做到這一點，雙方都需要認可對方的誠信和左翼資格。這不大容易。

　　左翼的這些分歧能否在未來五到十年得到克服？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它們不能得到克服，我不相信世界左翼能贏得未來20至40年的戰斗，即在資本主義體系最后崩潰的時候，我們應當擁有怎樣一個接替的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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