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在就當前的金融和經濟危機進行深入研究期間，國外一些馬克思主義者就危機爆發前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中利潤率是否呈現下降趨勢、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是否能解釋當前危機的根源等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部分學者認為，得到經驗證明的利潤率下降是當前危機的根本原因；另一部分學者則認為，危機前利潤率呈持續上升趨勢，馬克思的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無助于危機的解讀。本文從經驗、理論與現實三個層面，對雙方學者的歧見作了較全面的梳理和介紹，并對爭論本身的理論意義與前景作了評論和展望。

　　關鍵詞　經濟危機；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資本積累

　　作　者　周思成，中共中央編譯局助理翻譯。

　　引言

　　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問題，是馬克思資本積累理論與危機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圍繞該問題展開的討論也“最廣泛、最激烈、時間持續最長”。[1](P20)據學者研究，國外理論界對于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理論的爭論，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大體上有三次高潮，許多馬克思主義活動家和理論家均卷入了相關爭論，包括盧森堡、莫茲科斯卡、希法亭、格羅斯曼、保羅·斯威齊、吉爾曼等等；另一方面，60年代后期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包括大衛·耶菲、曼德爾、賽克等）傾向于從利潤率下降規律出發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也引發了長期且相當激烈的討論。[2](P117-136)

　　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引發的金融危機迅速發展成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又迅速地發展成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從發達國家向周邊國家蔓延，由金融領域向實體經濟侵襲，并很可能引發全球經濟的長期衰退。在對當前金融和經濟危機的根源、發生-傳導機制和趨勢進行深入分析的同時，近來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陣營中，就利潤率自80年代初以來是否維持下降趨勢、當前經濟危機是否肇源于利潤率長期下降這一問題，產生了激烈爭論。一方認為：20世紀5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利潤率顯著下降，而1982年至2001年間利潤率并無持續反彈趨勢，因而，利潤率下降是當前危機的根本原因。持這一觀點的學者包括克里斯·哈曼、安德魯·克里曼、弗朗索瓦·沙奈、阿蘭·弗里曼、路易斯·吉爾和S.C.伊斯基耶多等。另一方則認為：利潤率自80年代初以來持續上升，并幾乎完全恢復了其前一階段的下降水平，因而利潤率與當前危機的解讀關系不大。持這一觀點的學者主要包括阿蘭·比爾、米歇爾·于松、熱拉爾·杜梅尼爾、多米尼克·列維等。雙方以西方一些左翼刊物及網站為媒介，撰寫專題文章和研究筆記進行爭論，其標志性的回合即如2009年6月于松題為《教條主義不是馬克思主義》（Le dogmatisme n’est pas un marxsime）的論戰性文章，及哈曼當年10月的回應——《不是所有的馬克思主義都是教條主義：答米歇爾·于松》，以及克里曼的《言詞之師：就當前危機的特點答米歇爾·于松》等；此后于松還專門寫了《關于利潤率的爭論》一文，就雙方的一些基本分歧再度申明己方立場。雖然這場利潤率之爭的個別當事人（哈曼）不久前逝世，但爭論的硝煙似乎還遠未散盡。

　　將這場爭論以這樣的方式介紹給國內的讀者主要出于如下考慮：一方面，自危機爆發以來，國內學者對危機的分析逐步深入，從對一些孤立或表面因素（貨幣政策失誤、金融衍生品泛濫、金融創新過度、政府監管不力）的分析，到著眼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3][4]但此前的分析多以定性分析為主，對于與危機關系密切的一些經濟現象的細致的量化分析則不多見。[5]另一方面，對于這場爭論，作為當事人的西方學者雖然做過一定的總結性工作，然而身處爭論的中心，難以客觀全面。于松在《關于利潤率的爭論》一文中即坦言：“鑒于我本人也參與了這次爭論……我不會采取全然不偏不倚的立場”。[6]因而其相關論著對于客觀了解雙方立場與爭論全貌幫助不大。由此，就國外馬克思主義陣營中這場復雜而廣泛的爭論作一較客觀全面的勾勒，或許有助于我們從理論和現實多個層面，深化對當前危機及資本主義體系固有矛盾的認識，有利于進一步的研究。

　　這場爭論涉及從現實到理論的諸多層面，這一點也為參與爭論的一些國外學者所認同。[7][8]綜合來看，爭論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層面：首先是作為可觀察的經驗現象的利潤率趨勢問題，分歧主要來自對計算方式及要素的不同理解與選擇；其次，是如何理解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的理論問題；最后，是應如何理解當前危機本質的問題，也即經驗、理論與現實三個層面。我們將依次從上述三個層面就當前爭論的一些主要問題作一審視。

　　一、計算問題：作為經驗現象的利潤率

　　一般說來，爭論雙方的出發點即利潤率是否下降，本應是從經驗上能夠觀察到的現象。在這個層面，似乎不致產生過大的分歧。但事實上，對于利潤率趨勢的經驗研究，由于數據來源、采集年份、考察區間以及對利潤與資本范疇的理解各不相同，對利潤率趨勢的描述也就存在相當大的差異。當然，這些差別對利潤率計算結果的影響是程度不等的，其中，由于利潤與資本是利潤率計算公式中的兩大要素，對這兩個變量的界定與計算，也是雙方絕大多數學者都認同的、導致對利潤率趨勢作出相反判斷的主要原因。下面著重分析圍繞這兩個要素產生的分歧。

　　（一）考察范圍與利潤界定

　　首先，問題在于，應考察某個或某幾個經濟領域中的利潤率，或應考察整個經濟體的利潤率？對于利潤本身又應如何界定？一般地說，考察范圍越狹窄，或者說越局限于制造業，利潤率的趨勢也就愈接近下降，而考察范圍越寬泛（如包括金融部門或者非公司部門的利潤），則利潤率變化趨勢也就愈復雜。20世紀一些早期的經驗研究者，如曼德爾和吉爾曼，對利潤率的計算主要局限于（美國）制造業，而韋斯科普夫、莫斯里等人，則將計算范圍擴大到整個產業部門或非金融公司產業部門。對于考察范圍的問題，當前的爭論雙方也存在一些分歧。

　　安德魯·克里曼認為，利潤率考察的范圍主要是美國公司（Corporation）部門而非整個美國經濟，因為公司在私人領域占有主導性地位；他還認為，在考察美國資本主義生產時將合伙公司和獨資公司包括進來，會引起嚴重的偏差。[9]克里曼的“公司部門”實際上既包括金融公司也包括非金融公司，因此他計算的利潤也包括了金融公司的利潤。

　　在利潤率趨勢上持相反立場的杜梅尼爾和列維在其經驗研究中，[10]則首先將住宅資本（Residential capital）及其收入從考察范圍中排除，其次排除政府及政府企業，得到的是廣義的產業（Business）部門，杜梅尼爾和列維計算的利潤率主要就是這個部門的利潤率。與克里曼不同，杜梅尼爾和列維考察“產業”實際既包括了“公司”，也包括了“非公司”部門。在產業部門中，又可以分別排除金融部門、個體產業和資本高度密集型產業（如礦業）來對利潤率進行考察。他們特別指出，所謂“資本高度密集型產業”，其資本-勞動比率非常高，與其他產業不同，它們的利潤率特別低且下降趨勢不明顯，如果不考慮這些產業的數據，則利潤率下降及其有限的恢復趨勢就更加清晰。對于利潤率計算，這兩位作者采用了兩種標準，第一種利潤率，計算的是“廣義上”的利潤，即利潤（凈產出扣除總勞動報酬）與固定資本之比；第二種利潤率計算的是“狹義上”的利潤，即支付間接商業稅與利息后的利潤與固定資本加存貨之比。

　　與杜梅尼爾等同在利潤率上升陣營中的米歇爾·于松則認為，在考察范圍上，應該把公司部門的利潤與業主收入都包括進去，業主收入實包括克里曼希望排除的非“公司”性質的企業：合伙公司、獨資公司和免稅合作社。把這些項目歸并，得到“私人部門的剝削凈盈余”。因此，于松使用的是一種意義最為廣泛的利潤概念，包括了稅、利息、股息和金融部門的利潤。他的根據是，應該尋求一種“勞資之間首次分配價值”時的利潤，這樣，利潤就等于新創造的價值與總工資之差。利潤在不同“權利所有者”之間的分配，如企業支付利息、納稅、分紅，僅屬利潤的二次分配，把上述任何一個部分排除在外，都對勞資間最根本的分配造成歪曲。于松尤其認為應該把金融部門的利潤計算在內，否則利潤率的向上趨勢就不明顯了，這一事實表明金融部門獲取了總利潤中越來越大的一部分（此處是指由生產部門向金融部門轉移的真實利潤，不是金融資產帶來的虛擬利潤）。此外，于松還認為，在計算利潤率是應該把服務業包括在內，因為在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制造業剩余價值有向服務業轉移的趨勢。例如，英國制造業的利潤率下降了，但其服務業乃至整個私人部門的利潤率卻是上升的。[7]

　?。ǘ┵Y本價值計算方式的差異

　　資本價值計算方式的差異，也是雙方都公認的、導致經驗研究產生重大分歧的關鍵因素，尤其是對固定資產價值的計算。會計業習慣上采用兩種方式，一種是按“歷史成本”（aux prix historiques）或者說按資產的原始成本計算，另一種則是按“現行成本”（aux prix courant）或者說按資產的重置成本計算。克里曼和哈曼主張前一種計算方式，而杜梅尼爾和于松等人則主張后一種。

　　用“歷史成本”法計算固定資產價值，克里曼采用了如下計算路徑：[9]首先，凈投資等于該年總投資減該年的資產折舊，用“歷史成本”計算的t年固定資產存量（代表預付資本）CH等于各年凈投資I的總合：

　?。?-1）

　　為了校正通貨膨脹因素，克里曼進而采用了兩套方案對上式進行修正。首先是將資產存量除以當年的GDP價格指數，得到預付資本CD：

　　（1-2）

　　其次，為了校正馬克思指出的另一種意義上通貨膨脹，即一部分有給定勞動價值的項目的貨幣價格上升，克里曼還采用了以凈投資除“勞動時間的貨幣表現”（MELT）的計算方式，得到預付資本CL：

　?。?-3）

　　最后，使用“歷史成本”計算利潤率的總公式（校正前）為：

　　（1-4）

　　與哈曼和克里曼等不同，杜梅尼爾和于松主張采用“現行成本”即重置成本計算法計算利潤率公式中的固定資產，即將每年的凈投資I除以該年的固定資產價格指數F，而不是像克里曼那樣除以GDP價格指數或MELT。[10]由此，用“現行成本”表示的固定資本價格Cc為：

　?。?-5）

　　用“現行成本”計算利潤率的公式為：

　　（1-6）

　　克里曼認為，盡管利潤率存在多種計算路徑，最好根據本質上是名義量的“歷史成本”計算固定資產，進而計算利潤率，且不說這種方式也是會計業常用的方式。另一方面，“現行成本”計算法，據克里曼看來，則不是適當的計算路徑：首先，這樣計算出的利潤率，不是企業和投資者力求最大化的利潤率，也不能準確地衡量企業和投資者的“真實”回報率（即利潤占原初投資的百分比），甚至也無法準確衡量預期未來回報率；更何況“現行成本”計算法模糊了利潤率與資本積累率（經濟增長）之間的極其重要的聯系，在價格下降時期，生產企業按折舊后的“重置成本”計算出的利潤率很可能不低，但實際上可能根本就沒有利潤，也無法擴大生產。

　　同樣，哈曼也認為，使用“現行成本”計算利潤會使數據失真。因為，投資實現后生產率的任何增長——即便是市場價格由于通脹而上升了——都意味著投資的當前價值少于投資實現時的價值。因此，利潤率就要比真實情況顯高；技術創新的速度越快，這個虛假差距就越大。這一點在近年尤其關鍵，因為近年來與信息技術相關的生產率是迅速增長的，使用“現行成本”計算的利潤率自然也使得近年利潤率高于往年。[8]

　　然而，于松在今年發表的兩篇文章中激烈批判了克里曼采用的“歷史成本”計算法。[6][7]與克里曼觀點針鋒相對，于松認為，就慣例而言，資本家在計算利潤率時，不會只在乎名義量而不把通貨膨脹因素考慮在內。對于克里曼使用GDP價格指數校正通貨膨脹因素的做法，于松提出：首先，對資本家來說，利潤的首要功能是為積累融資（對應資產價格），而不是單純將之以貨幣形式消費掉（對應GDP價格指數），他們不注重一般購買力。因而，選擇GDP價格指數來校正通脹因素是不恰當的。其次，克里曼是以歷史成本計算的資本價值為基礎進行校正，這個量等于凈投資，即總投資I與資本折舊D之差，即ΔK = In = I – D；因而，以歷史成本計算的資本等于凈投資In的并合：

　　（1-7）

　　根據克里曼的方案除以GDP價格指數p之后，得到校正通脹因素后的資本價值：

　?。?-8）

　　但是于松指出，這種計算是錯誤的，凈投資是總投資與資產折舊之差，但是，但總投資與折舊相對應的是不同階段的設備，如果說，對于t年的投資，使用該投資實現年份的價格來校正數據無可厚非，那么用同一價格來計算分別屬于多個不同投資階段的舊設備就是錯誤的。對于后者，應該用它們的“平均歷史成本”來校正通脹。以θ代替資本的平均壽命，于松認為正確計算公式為：

　?。?-9）

　　至于克里曼使用的“勞動時間的貨幣表現”（MELT），于松認為，克里曼的MELT實際上是一種生產率指標，即單位小時勞動所生產的美元數量，由此可計算出體現在利潤與每一輪投資中的勞動小時數的近似值，因而每年以勞動小時計算的投資Iw也就能估算出來了。每年，資本Kw都將一部分自身價值Dw（折舊）轉入生產出的商品，以勞動小時表示的t年的預付資本用公式表示，即：

　?。?-10）

　　但是，于松認為，這種計算在如何估計Dw即折舊的時候又出現了問題。因為設備的壽命不是一個物理量，在物理壽命結束前，它會因各種原因而出現變化（如因企業倒閉而報廢或因競爭而被更好的設備取代），這就導致了會計上非常復雜的計算，這是克里曼沒考慮到的，克里曼的公式是：

　?。?-11）

　　其中，π(t)為勞動生產率。于松認為，這里的錯誤和上面是相似的，即通過t時期生產率π(t)來計算以勞動小時數表示的折舊Dw(t)。其實，轉移到商品中去的折舊Dw來自各個不同時期的設備，因而其以勞動時間表示的量，就要按這些設備的投資實現的年份的勞動生產率估算。這里同樣要引入一個資本平均壽命的量θ，修正后的公式為：

　?。?-12）

　　于松認為，克里曼以上述錯誤方式計算出的利潤率，無怪乎是要持續下降的。

　　在最近的一篇爭論文章中，克里曼對于松的上述批評作了不失詼諧的正面回應。[11]針對于松將以歷史成本（名義量）計算的觀點稱為“唯名論錯覺”（une illusion nominaliste）的諷刺，他提出，于松與杜梅尼爾等人則是“物理主義”和“同時主義”錯覺的受害者。資本家不但用利潤來購買商品和服務，還要償還債務并納稅，在價格水平提高10%的情況下，1100萬的利潤能購買的實物雖然只相當于上一年的1000萬利潤，企業卻多出了100萬用以還債，由通脹多出的這筆錢，常常是決定企業是清償還是破產的因素，因此，利潤的名義量對于資本家是很重要的；此外，于松認為利潤的首要功能是為積累融資也是不確切的。近20年來，美國公司對于固定資產的凈投資(按現行成本計算)也只占其稅前利潤的25%。另一方面，克里曼也指出，盡管于松提出的利潤率校正方式在理論上有可取之處，但實際上，無論采用哪種“校正”方式計算出的利潤率趨勢都不會有實質性差異，決定性差異最終來自于是以按“現行成本”還是按“歷史成本”計算利潤率。克里曼指出，以“現行成本”計算的利潤，實質上是公司以其貨幣利潤所能購買的固定資產數量，即其支持者所謂的“真實利潤”——現行成本利潤率等于貨幣利潤與以“現行成本”計算的固定資產之比，后者又可以分解為固定資產價格與固定資產物理量二者的乘積，因此得到：

　　（1-13）

　　將上式右邊的分子、分母同除以固定資產價格，得到：

　　（1-14）

　　式1-14的分子部分，即利潤與固定資產價格之比，是利潤能購買多少固定資產的“真實”利潤的衡量。但是，克里曼指出，如前所述，資本家利潤中只有小部分是用來購買固定資產的，因此將貨幣利潤除以GDP價格指數（對應購買所有商品和勞務）而不是除以固定資產價格指數的做法更合理；只要對于松以“現行成本”計算利潤率的公式稍作調整，即除以GDP價格指數，那么80年代初以來的大部分利潤率增長的假象都會消失。若以“現行成本”計算折舊的“真實”財產性收入占固定資本物理量的百分比為基礎，繪出用固定資產價格指數或GDP價格指數校正的兩條曲線，則可以觀察到，兩條曲線在半個世紀的時段中都極為接近。但是在1974-80年之間，由于固定資產價格一般相對價格漲幅更大，且直到1991年仍維持漲勢，因此，在上述時段，與以GDP價格指數校正的曲線相比，用固定資產價格指數校正的曲線形成了一個利潤率的短促而陡峭的下降。由于有了這樣一個事先的降幅，故在下一階段即1980到2001年，現行成本利潤率上升到15.9%而用GDP價格指數校正的利潤率實下降了0.8%。由此，克里曼認為，如果不但用GDP價格指數校正利潤量本身，還以之校正凈投資，那么，用現行成本計算出的利潤率上升效應就完全被清除了。進一步，克里曼認為，自20世紀80年代始，以“現行成本”計算的利潤率的幾乎全部增長趨勢，既不是新自由主義造成的，也不是剝削率提高造成的，實際都源于固定資產相對價格的異常上漲。

　　目前來看，到底是按“歷史成本”還是按“現行成本”計算出的利潤率曲線，更能反映出80年代以來的利潤率變動的真實情況，在這場爭論中尚無定論。對于固定資產計算中的這兩種模式，從會計學角度出發，國內也時見一些論述發表，[12][13]但就政治經濟學中利潤率下降趨勢這一角度提出問題，在國內的研究中比較罕見，似乎也值得我們關注。

　　二、理論問題：對馬克思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理論的再考察

　　在利潤率趨勢的經驗問題上的爭論，必然要上升到理論層次，也就是于松提出的：利潤率下降趨勢在馬克思主義學說中到底占有什么樣的地位？在當前的爭論中，在理論闡發方面有所建樹的是哈曼、于松和阿蘭·比爾等人。還需要指出的是，當前的理論爭論并沒有突破早期斯威齊和巴蘭或布勞格等學者已經達到的深度，在這場爭論中，理論領域的爭論似乎還有待深化。

　?。ㄒ唬┕鼘︸R克思平均利潤下降規律理論的辯護

　　克里斯·哈曼的觀點可謂正統馬克思主義學者對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態度的代表。他認為：“不論過去，還是現在，馬克思的這一理論都是重要的，因為它必然導出資本主義存在根本的、不可根除的缺陷的結論”。[14]哈曼陳述了自己對馬克思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的理解：由于競爭，資本家被迫不斷提高工人的生產率，這是通過使每個工人使用更多的生產資料來實現的。于是，生產資料的物質量與雇傭勞動力人數之比即馬克思說的“資本的技術構成”提高了。但生產資料物質量的增長要求生產資料投資的相應增長，后者的增長速度又快于勞動力投資的增長，也就是說不變資本的增長快于可變資本的增長，作為積累的必然結果，資本的“有機構成”提高。然而，活勞動是唯一的價值源泉，投資增長快于勞動力增長，也就快于勞動力創造的價值的增長，即資本投資的增長快于利潤源泉的增長，因而，必然使利潤與投資的比率即利潤率下降。

　　對于歷來對于馬克思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理論的三種批評觀點，哈曼也一一提出了自己的反駁，第一個觀點認為，對于新投資，只要存在剩余勞動力，沒有任何理由保證資本家將傾向于采取資本密集而不是勞動密集的形式。哈曼認為，為了在競爭中保持領先地位，勢必會有一些創新需要更多的生產資料投資，這一點也獲得了經驗研究的肯定。第二個否定觀點認為，生產率的提高會降低勞動力價值，因而資本家可以獲得更大份額的新創造價值來保持利潤率。哈曼認為，這個抵消影響作用有限，必要勞動時間不可能縮減為負數，而生產資料的積累則沒有限制。最后一個批判觀點來自20世紀60年代由日本學者置鹽信雄提出的“置鹽定理”，即某個部門的個別資本家按照“成本標準”，率先采用新技術，單位產品的成本價格下降而生產價格不變，單位產品包含的利潤增加，利潤率提高。此時的利潤率即過渡利潤率必然上升，但當新技術在該部門普遍應用后，該部門產品的價值與價格將下降，隨著競爭的展開與資本轉移，整個經濟中將形成新的平均利潤率，如果采用新技術的部門是生產工資品和有關生產資料的“基本產業部門”，那么在一般實際工資不變條件下，新形成的一般利潤率必然提高，而不論有機構成的提高程度多大。對此，哈曼認為，置鹽定理的假設條件在現實中不可能發生，生產率的提高所帶來的未來投資成本的削減，不會幫助個別資本家從當前的投資中獲利，一兩年后購買新機器的成本降低，不會導致資本家對現有機器的支付減少。[8]事實上，技術創新越快，生產率增長越快，機器就越容易遭受“自然貶值”而過時，這必然也對利潤率產生愈來愈大的壓力，而不是減緩其壓力。哈曼還補充說，只有一種方式能夠使得新投資成本的下降緩解利潤率下降的壓力，那就是那些因為新投資成本降低而貶值了的原有投資從賬面上被抹去了，也就是說，那些遭受了損失的資本家被排擠出了行業，而另外一些資本家因以廉價購得他們的廠房、設備和原料而得益，危機正是通過創造這樣一個掠奪的條件而緩解了利潤率長期下降的壓力。路易斯·吉爾對馬克思這一理論的理解大體與哈曼相同。[15]

　?。ǘ┯谒蓪麧櫬氏陆狄幝烧y理論的再審視與批判

　　與哈曼相反，于松提出，在正統馬克思主義的闡釋中，利潤率趨勢取決于兩個量的相對變化，作為分子的剝削率和作為分母一部分的資本有機構成。但剝削率的增長是有一定限度的，資本有機構成則沒有類似的限制，結果利潤率下降（這是一個趨勢規律）。[6][7]這個規律本質上其實就是有機構成規律，積累被等同于死勞動（資本）相對于活勞動（剩余價值的唯一源泉）的增加。在這樣的情況下，剩余價值就要比預付資本增加得快，也就是利潤率的下降，倒不是說利潤率從來都是下降的，而是指最終克服了起反作用的趨勢而形成的下降趨勢。

　　不過，于松認為，這一經典模式是錯誤的，因為它沒有析出決定利潤率的真正要素，亦未將勞動生產率的雙重影響考慮在內，即勞動生產率是同時作用于利潤率公式中的分子與分母的。對于分母，如果生產率提高了而實際工資不變，那么剝削率就提高了，這是很清楚的。但是同時，勞動生產率對于分子或者說有機構成也會產生作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降低了構成固定資本的設備的價格，因而抵消了其數量的增長，因而人們往往混淆了兩個概念，即資本的技術構成和有機構成。的確，資本的技術構成是逐漸提高的，但這并不意味著以價值表示的資本的有機構成也會提高，因為前述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降低了設備價格，因而抵消了其數量增長。正如馬克思所言：

　　使不變資本量同可變資本相比相對增加的同一發展，由于勞動生產力的提高，會使不變資本各要素的價值減少，從而使不變資本的價值不和它的物理量，就是說，不和同量勞動力推動的生產資料的物理量，按同一比例增加，雖然不變資本的價值會不斷增加。在個別情況下，不變資本各要素的量，甚至會在不變資本的價值保持不變或甚至下降的時候增加?！斐衫麧櫬氏陆档耐恍┰?，也會阻礙這種趨勢的實現。[16]（P262-263）

　　于松指出，既然是“同一些原因”（勞動生產力），那么就不能斷定：趨勢一定會在系統地戰勝反趨勢。勞動生產力可以同時以一種對稱的方式彌補實際工資和資本物理量的增長。或者說，更應該假設，在生產資料部門，生產率的增長要比在消費品部門快得多，雖然相反的情形更加常見一些。由此，資本的有機構成的趨勢事實上是無法確定的，經典利潤率公式的分子和分母都可能不變，從而利潤率的趨向也是如此。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問題，于松將利潤率公式進行了改造，設p為價格，K為資本，則利潤率R=PROF/pK，利潤PROF被定義為GDP（以產品Q乘以價格p）與工資總額（名義工資w乘以就業N）之差，即PROF=pQ-wN，由此可得利潤率R=（pQ-wN）/ pK。將等式左邊分子分母同除以pQ，得到：

　?。?-1）

　　將式2-1稍作調整可得：

　?。?-2）

　　實際上，式2-2就相當于：

　?。?-3）

　　于松認為，式2-3這一計算利潤率的三元模式（生產率-實際工資-人均資本），比起剝削率和有機構成的二元模式，更能清楚地反映生產率變化對利潤率公式分子和分母的影響，生產率的提高，同時能抵消實際工資與人均資本的增長，他還進一步推導出：當實際工資的增長低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時，利潤率也提高。于松還補充說，自己的分析與哈曼所提到的置鹽定理沒有關系，置鹽定理實際是說，利潤率“不可能下降”，而自己主張利潤率“可能不下降”，與前者顯然不同。最后，于松認為，應該正視馬克思對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的分析，這一規律只能看做是一種長期趨勢，于松認為，“資本主義得以運行的條件也許可以維系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但是并不能保證這種條件會長期穩定或持續地被再生產出來”，最終會有一個時期，人均資本的增長不會帶來生產率的相應增長，生產率下降會同時作用在人均資本與工資上，最終導致利潤率下降。導致這一下降的是資本主義的根本矛盾（追求利潤最大化、資本間競爭），但這一描述僅適用于長期，即適用于長波理論。[17](P11-44)

　?。ㄈ┌⑻m·比爾：正統理論批判與價值實現危機的復權

　　在參與爭論的眾多學者中，阿蘭·比爾的理論視角是較有特色的。比爾對于利潤率趨勢并沒有獨立的實證研究，他的貢獻主要是理論上的。比爾的理論參照系帶有綜合色彩，但實質上是主張當前危機的根源在于剩余價值和工資在增加值（valeur ajoutée）中份額的此長彼消，勞動者階層的相對貧困化。由此他提出了以“價值實現危機說”取代“價值增值危機說”的觀點（詳見下文）。這種觀點帶有比較濃厚的“消費不足論”色彩，而前者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術界中已非主流學說，因此，比爾對當前危機的理論解釋似乎也值得我們關注。

　　在比爾看來，被一些正統學者所堅持和致力于證明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闡述的“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只不過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個基本矛盾的眾多表述之一；這個基本矛盾就是社會生產力發展與力圖包容這種發展的資本主義價值關系之間的矛盾。在《資本論》第三卷的有關章節中，馬克思并沒有提出自己對資本主義危機的最終見解和總體理論，而僅僅是分析了利潤率下降的機制。這些分析理應在馬克思的總體理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卻不能取而代之。相反，在馬克思的《1861-63年手稿》中，對于消費不足引起的生產過剩危機則有明確的理論界定。[18][19]

　　比爾認為，在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體系中，有兩個關鍵變量值得重視。

　　其一是剩余價值率，即剩余價值pl與可變資本v的比率：

　?。?-4）

　　式2-4也相當于“增加值”中無償勞動和有償勞動（可變資本、工資）之比，是剩余勞動和必要勞動之間關系的量度。上式亦可寫成：

　　（2-5）

　　表示剩余價值與整個“增加值”（剩余價值加可變資本）之比。將式2-5等號右邊的分子分母同除v，并結合式2-4，可得：

　　（2-6）

　　e可看作勞動力剝削程度的指數，只是其中的剩余價值不僅相對可變資本 (工資)而言，而是相對整個“增加值”。

　　其二是資本有機構成或價值構成k，即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的比率：，亦即死勞動和活勞動的比率，它亦可轉換為：

　?。?-7）

　　式2-7再次表現為不變資本與整個“增加值”之比。在比爾看來，按馬克思的分析，剩余價值率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是必然趨勢，盡管也存在著反趨勢：對于前者存在無產階級的抵抗，后者的提高則受到生產率進步趨勢的反作用。但這些反趨勢都只能暫時通過減緩和使結果多樣化來抑制前兩種趨勢，最終不能阻止或者逆轉這些趨勢。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上述必然趨勢會造成兩個阻礙：一、生產率的提高及其后續作用，使作為資本主義積累指針的利潤率降低，再次用pl代表剩余價值，利潤率公式為：

　　（2-8）

　　將式2-8等號右邊的分子分母同除以“增加值”（v + pl），并帶入式2-5，變化可得：

　?。?-9）

　　由式2-9可知，在給定條件下，即當剝削率e趨于1且有機構成k增大時，利潤率必然降低，這種降低是有機構成相對提高的結果。但是，剩余價值率即“增加值”兩個部分的比值也有可能提高，從而形成反趨勢。二、生產力發展的另一結果，是隨著作為商品價值的重要組成的工資在增加值中的份額減少，最終需求也逐步萎縮。最終，馬克思描述的兩大部類間的平衡被破壞，造成了所謂的“價值實現危機”。

　　雖然上述推理在某些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像是倒退到“消費不足論”，但這實際上是資本主義危機的兩面，是同一個矛盾，即社會生產力發展與力圖包容這種發展的資本主義價值關系之間的矛盾的不同表現。比爾更是認為，馬克思在其經濟學手稿和著作中實際區分了三種危機機制：與利潤率有關的價值增值危機，與剩余價值率有關的價值實現危機和由于引入貨幣、賣賣分離造成的貨幣因素危機。對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要從對兩個相互關聯的重要變量即利潤率和“增加值”的分配（剩余價值率）的觀察出發。在現實中，某次危機應用何種理論工具進行分析，應視具體情況而定。比爾從前述理論架構出發對于當前危機的分析，則是本文下一部分的題中之義。

　　三、現實問題：利潤率下降與危機根源

　　對于20世紀80年代以來利潤率趨勢的不同觀點，也導致了學者們對危機根源及發生機制的不同理解。一般說來，認為80年代以來利潤率維持下降趨勢或并未恢復的學者，一般也肯定危機是馬克思認為的生產過剩危機，并自覺與純粹的消費不足論保持距離；而對利潤率趨勢持相反立場的學者，則多另辟蹊徑，提出對當前危機根源與性質不同見解。利潤率趨勢在當前危機分析中的關鍵地位或“分水嶺”效用，由克里曼去年在阿根廷的一次學術講座中激烈地表達了出來：

　　我要提出的第一個問題，與我對一些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觀點的批評有關，這些經濟學家包括熱拉爾·杜梅尼爾、多米尼克·列維、弗雷德·莫斯里和米歇爾·于松等，他們宣稱：利潤率尤其是美國公司的利潤率已經幾乎從80年代初的低點完全恢復過來了。這個問題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它關乎我們對當前危機本質的理解。如果這是一次發生在利潤率幾乎完全恢復時期中的大危機，那就意味著這只是一次金融危機而不是我們所認為的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危機，進而意味著需要補救的只是金融體系：我們需要恢復管制，或者需要銀行國有化，而絕非是要去動搖這個社會-經濟體系的根本。于是很多人都投靠到了凱恩斯主義的陣營中，呼吁反對金融資本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本身。[20]

　　從利潤率下降趨勢出發對當前危機的解讀

　　在其專門分析利潤率趨勢的文章中，克里曼認為，雖然數據顯示出最近五年的利潤率明顯上升了，但危機仍然和利潤率下降有關；利潤率下降雖然不是危機的近因，但從長期來看，卻是當前危機關鍵的間接原因（a key indirect cause）。為危機創造條件的利潤率下降，無需持續到危機爆發的時刻，而只需要造成一個極低的利潤率就可以了。因為，在平均利潤率相對較高的時期，那些利潤率低于平均水平的企業也能生存，但一旦平均利潤相對下降，就會造成很大一部分企業的生存危機。在平均利潤率低的時期，即使是利潤率的短期（周期性）波動也會造成相當廣泛的影響。此外，信用制度在當前危機中也有突出作用，利潤率下降引起積累率的下降，進而造成一個或長或短的投機熱和大量無法償付的債務，最終導致危機的爆發，這一切都符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分析。[9]

　　與克里曼上述觀點頗有相互參照價值的是S.C.伊斯基耶多去年在國際馬克思大會經濟組提交的一篇論文，作者從當前危機出發，對美國戰后利潤率的長期和短期趨勢，利潤率與商業周期、利息率的關系進行了研究。[21]一方面，伊斯基耶多強調資本主義危機的結構條件或制度特征方面：資本主義再生產的前提條件就是資本的不斷增值，因而，利潤率的重要性是不容否認的。另一方面，他承認危機具有周期性，其爆發與利潤率和積累的長期趨勢并沒有直接聯系，短期經濟現象就可以引發危機；受分配要素影響的短期利潤率波動是當前危機爆發的重要原因，而長期來看（30年或者更長），結構性條件仍然發揮決定性作用，利潤率的長期低迷以及新自由主義政策對生產性投資的抑制，是當前危機的結構性背景。與克里曼不同，伊斯基耶多的立場可以說是利潤率間接原因論的第二種形態。

　　哈曼也提出：當前危機源于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利潤率的下降壓力。資本主義體系對這一壓力的反應就是通過工資和工作條件的惡化來提高剝削率，但由于缺乏大規模破產這樣的資本破壞，這些反應不足以維持利潤率的原有水平，因此，也造成了生產積累率的長期低下。積累率低下的副作用之一雖然是暫時減緩資本有機構成上升的壓力，但更重要的是，在剝削率上升期的積累率低下，擴大了資本主義體系生產商品的能力與市場吸收這些商品的能力之間的差距。這種“生產過?！辈⒉皇钦卦从凇跋M不足”本身，而是由于不能以增長的投資品需求替代已失去的消費品需求，即積累不足。由此，“金融化”應運而生，它雖然不能挽救整個體系，但能使個別資本家獲得比生產性投資更高的利潤率，此外，它鼓勵工人和中產階級負債消費，因而創造了短期的消費需求增長。哈曼認為，總地說來，當前危機可以被視為“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及其反趨勢”的共同結果，這些相反趨勢在效果上是有限的——將利潤率從80年代初極低的水平向上抬升，但不足以使積累增長到可以吸收資本主義體系生產出的一切產品的程度。[8]因此，我們可以將哈曼分析框架中的當前危機稱為：源于利潤率下降及生產積累不足的“相對生產過剩危機”。

　　另一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沙奈也認為當前危機是生產過剩的危機：

　　當前的經濟和金融危機，是‘巨大危機’的一部分，匯聚了眾多的進程。危機持續時間長，因為它以產能的過度積累為基礎，其重要表現形式就是發生在主要國家與部門中的生產過剩。然而，危機爆發的背景是經濟全球化，因此，伴隨著生產過剩的則是虛擬資本、對價值和剩余價值的期權和‘金融衍生品’的巨大積累。危機開始于金融領域。它是肇始于80年代初的以金融或金融化為主導的積累制度的危機。[22]

　　路易斯·吉爾曾在其系列文章中也與阿蘭·比爾進行過針鋒相對的討論。他也認為，馬克思理解的危機，是積累過剩與商品生產過剩的危機，不是工資過低造成的消費不足危機；當前的危機正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生產過剩危機，其金融特征不能理解為因補償工資不足而尋求擴大家庭部門的債務所致。吉爾認為，對馬克思危機理論，學界存在兩種解釋，一種源于利潤率下降，一種源于產品“實現困難”，后者又分為消費不足與比例失調兩亞類。用比例失調只能解釋資本主義體系的局部危機，危機通過局部調整即可解決，而不需要觸碰制度的根基；而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看來，消費不足只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經常性現象，不能用來解釋危機；又如果認為是最終消費的不足導致了生產過剩危機，則是把二者看成同一現實的不同表現，對這種觀點，吉爾的立場與哈曼相似，即應該區分兩種過剩：消費品過剩和生產資料過剩，利潤率下降導致的積累間斷同時造成兩種需求的不足并呈現為總需求不足，而不單單是消費需求不足。關鍵在于，不是市場的失衡導致了危機，而是資本的自行增殖出現了危機。從當前危機的發生機制看，2001到2006年巨大不動產泡沫是投機的結果，住房被不斷地轉變為高回報率的證券，這一投機導致大量對住房建筑的投資，從而產生巨大的生產過剩，這絕非是用工資購買力不足而導致的收縮解釋得了的。市場一旦達到飽和，生產過剩就通過住房價格的崩潰和大規模的次貸危機表現出來。[15]

　?。ǘ叭ダ麧櫬氏陆第厔荨焙蟮漠斍拔C解讀

　　與上述從利潤率下降趨勢出發的解讀相反，杜梅尼爾與列維則從對“金融霸權”的理論強調與利潤率并未下降的經驗觀察出發，提出了當前的危機是“金融霸權危機”的獨特觀點。他們認為，金融霸權危機區別于利潤率下降型的危機。在金融霸權時期，資本家階級在其金融機構權力的支持下，享有完全或幾乎完全的獨占統治：第一次金融霸權是20世紀初新興大資產階級的霸權，大資產階級廣泛地將管理任務委派給管理層（經理革命的效果），并有著一套新的金融體系作為支撐；新自由主義則是第二次金融霸權，它以對勞工階級施加新的紀律、工人階級購買力的停滯甚至倒退、管理層與金融資本的妥協以及自由貿易等為特征。在這次可稱為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危機中，有兩方面的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一是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相關的機制的混亂，及資本家不擇手段地追求高收入。第二個方面則完全與美國的宏觀經濟路線（積累不足和消費過度）相關，特別是該國內外債務的增長，兩組因素互相作用，是當前危機的根源——當前的危機“不是積累過剩和消費不足的危機，而恰恰是超高消費與積累不足的危機”。[23]

　　于松認為，不論是哈曼、克里曼等“利潤率下降派”的解讀，還是杜梅尼爾、列維的“金融霸權危機”說，都難令人滿意。首先，他認為在分析當前的危機時，應該將不同層次的危機區別開來，不能用分析“周期性危機”的方法來分析資本主義的總體運動及其不同層次的危機；由于缺乏一種適當的歷史維度，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將對短周期的分析應用于資本主義的長波發展中，是不適當的，當前的危機并不是周期性危機；由于這一盲點，一些學者也對此次危機的發生機制產生了誤解：盡管在當前的危機中甚至危機爆發前極短的時期，利潤率有著顯著的下降，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此前存在著過度積累，利潤率的下降只是危機的結果，是危機導致的產能過剩的表現。通過對1999到2009年美國的消費增長、利潤率和產能利用率走向的比較，可以發現，三者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關鍵是發現三者之間互相作用的關系，而不是像此前一些馬克思主義者一樣，簡單地將過度積累與消費不足對立起來。最后，在于松看來，說危機是過度積累不過是“同義反復”，馬克思對過度積累的定義就是不能夠獲得平均利潤率，因此，用過度積累來說明利潤率下降是錯誤的，因為利潤率下降在理論上本來就是過度積累的表現。最后，從其最廣義的利潤概念出發，于松對杜梅尼爾和列維提出的“積累率由自留利潤控制”及“支付利息和紅利前的利潤率上升隨即為金融機構所吞沒”的觀點提出質疑。他認為，應該作為資本運動的指標的利潤率不是指企業的自留利潤，而是一般利潤率，決定積累的正是一般利潤率，而不考慮利潤在不同資本家之間的分配。同樣，也不能過分強調“金融霸權”的重要性，把金融部門描繪為是“掠食性”的，是它們阻止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自我發展。事實上剛好相反，剩余價值中比例越來越大的部分未被進行積累，是因為資本主義體系性危機的癥候就是盈利性投資領域越來越稀少，而未用于積累的剩余價值就被投入金融部門以維系食利者的消費，或躲避到投機泡沫中去。[6][7]

　　那么應該如何分析當前的危機呢？于松提出，馬克思主義學者中對當前危機存在兩種理解，一種是：當前的危機是周期性危機，因此，可以由過度積累導致的利潤率下降得到解釋。但是，在于松看來，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的階段特點，絕非過度積累趨勢；對于當前危機，要清楚地認識到其非同尋常的劇烈程度，并將之作為整個時期的根本特征的危機，而非周期性危機。另一方面，部分學者主張，當前的危機是消費不足的危機，這部分學者被一些正統馬克思主義學者斥為“凱恩斯主義者”。于松認為，這兩種解釋將過度積累與消費不足割裂開來，都是片面的。當前的危機可以看作是資本主義體系1974-1975年“福特主義”危機的解決措施的危機，其根本問題還是“實現危機”，由于工人工資在收入中的份額減少，剝削率顯著上升，資本家面臨剩余價值難以實現的風險，這一矛盾在金融化中得到了緩解——通過以下三種要素：（1）將那些未用于投資的剩余價值轉到精英社會階層的消費中去；（2）使家庭部門的過度負債并支撐其消費；（3）對全球性（特別是美國與其余地區之間的）失衡進行調整。

　　針對前述克里曼提出的批評，于松提出了“利潤率不是反資本主義的指示器”（l’anticapitalisme n’est pas indexé sur le taux de profit）的口號，認為對資本主義體系進行批判，不必建立在利潤率下降趨勢的基礎上，資本主義即使在利潤率很高的時期也能爆發危機。當然，于松并非認為，利潤率在分析資本主義發展趨勢時不重要——早在20世紀90年代發表的《資本的貧困》一書中，他即指出，利潤率是一個“核心變量”和“綜合指標”，然而，它是“因”也同時是“果”。[17](P14)而于松自己對于此次危機的解釋如下：他認為，此次危機源于當代資本主義的特征之一，即該體系越來越難以彌補盈利性供給與人類社會基本需求之間的差距，并在利潤率標準的名義下，愈來愈拒絕滿足這一基本需求，甚至以金融化來逃避。利潤率與積累之間的差距，應該從這一角度出發來得到解釋。

　　拋開他對其他學者觀點的批判不談，于松自身對危機的解釋顯然較為含糊，因而也遭到了來自對立陣營的批評?？死锫J為于松的這種解釋是避重就輕：“雖然我并不認為，社會需求和氣候變化屬于‘非經濟’問題，但我所指的‘經濟危機’是一個技術性術語，長期以來有著特定的和明確的含義……如果于松使用是‘危機’一詞的其他含義，那就是轉移話題了”。[11]吉爾也認為，一方面，滿足人類的社會需求本來就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最終目的，它歷來不重視使用價值或任何社會需要；另一方面，當前的危機顯然也與于松所批判的資本主義體系的“非理性”無關。[15]

　　最后還需提及的是阿蘭·比爾對危機頗為不同的解釋。在實證方面，他采用了于松對利潤率上升趨勢和工資份額變化趨勢的分析，但與前者不同的是，比爾更加明確地高舉從“價值增值危機說”到“價值實現危機說”的旗幟。從他所強調的兩個相互關聯的變量——利潤率和“增加值”的分配（剩余價值率）——的觀察出發，比爾細致地分析了戰后至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演化過程，并將之分為三大階段：

　　第一階段，經濟持續增長和工資購買力提高的福特主義時期（1945-1970）。勞資之間達成了妥協，凱恩斯主義主導國家經濟政策。

　　第二階段，福特主義遭遇危機及凱恩斯主義管理時期(20世紀70年代)。在此期間，受生產率發展停滯、資本有機構成提高和非生產性勞動的發展等因素影響，利潤率開始下降；同時，勞資之間的分配開始扭曲，犧牲了剩余價值份額以保持前一時期的高工資，結果是經濟陷入滯漲，失業率高企和財政赤字增加，利潤率降低。比爾認為，這一時期的危機真正屬于“價值增值危機”。

　　第三階段，走出福特制危機(20世紀80年代)。為了扭轉利潤率下降趨勢，在生產率發展的同時，資本主義開始訴諸一系列經典手段，如增加勞動強度，延長勞動時間，實施嚴苛的勞工政策，限制實際工資的增長，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另一方面，為了對抗有機構成提高，資本家改良了生產過程，力圖突破福特主義的限制，等等。這些措施在微觀和宏觀層面造成了一系列結果，從而，兩個關鍵變量——利潤率重新上升，而工資在增加值中的份額則開始下降（如在法國，工資份額在整個80年代下降了近10個百分點），資本主義走出了福特制的危機。

　　第四階段，價值實現的慢性危機出現（自20世紀90年代初）。在本階段，資本主義用來擺脫福特主義危機的措施和政策，又造成了新的危機。以利潤率下降為特征的“價值增值危機”被“價值實現危機”所取代。阻礙資本主義積累進程的，不再是利潤率的低下，而是最終需求的不足。這一積累障礙將隨著工資占增值份額的進一步減少而加劇，從而醞釀了消費不足導致生產過剩的經典危機的準備條件。由于價值實現遇到危機，資本無法以真實形式投資于實業，從而實現價值增值，在新自由主義“自由化”措施的激勵下，虛擬資本的狂熱積累進程被引發了；而借貸消費的出現，也是由于要暫時緩和因工資份額下降導致的最終需求不足，在雇傭工人的相對貧困化時期支撐其消費（特別是在住房和汽車等耐用品方面），由此為次貸危機埋下了禍根。[19]

　　最后，阿蘭·比爾預言，危機在今后的數月甚至數年內還將加劇，因為中心國家為了拯救金融資本和實體經濟將面臨巨大的債務。如今，為了減少赤字和債務，各國相繼實施緊縮政策（通過削減社會福利間接降低工資），這將進一步使需求萎縮。由于價值實現的危機，在今后的數年，危機將真正展露崢嶸。正如比爾所言：“資本主義似乎永遠在尋找一種新的靈丹妙藥（formule magique），一種新的調節內部矛盾的模式……但一切都顯示，它眼下是找不到了”。[19]

　　四、結語

　　以上從經驗、理論與現實三個層面，介紹了以當前危機為背景，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圍繞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利潤率變化趨勢及利潤率與當前危機的關系所進行的理論闡發與學術爭鳴。最后需要補充幾點我們對此次大爭論特點的看法。

　　首先是爭論的“繼承性”。需要指出的是，這場爭論并不是伴隨著2007年爆發的經濟和金融危機而突然涌現的。參與爭論的相當一部分學者，如克里曼、于松、杜梅尼爾和列維，早在危機爆發多年以前就對利潤率下降趨勢作過理論思考或經驗研究。因而毋寧說，這次的爭論是20世紀90年代甚至更早以來，在理論研究和經驗實證方面，國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在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問題上的分歧的延續和擴大；這場危機的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遠，及其體現出的一些新特征，也使得很多國外馬克思主義者將之作為檢驗自己觀點的校場。

　　其次是爭論的“復雜性”。雖然對利潤率趨勢及危機性質的種種爭論，我們可以大體區分出兩個不同的陣營，但是，這種劃分全然不意味著被認為同屬一個陣營的學者，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理論立場是完全一致的。即便是在同樣認為利潤率上升或下降的學者之間，就某一特定問題也可能持完全相異的觀點。如上面提到的，于松與杜梅尼爾和列維之間關于金融部門的特性及作用的分歧，又如弗里曼與布倫納之間就決定美國利潤率下降的因素是利潤份額還是資本效率的爭論。[24]如果要對這些分歧作一一闡述，則遠遠超出了本文范圍。

　　最后一點需要注意的是爭論的“開放性”。對爭論中的一些焦點問題，如資本價值計算，雙方目前還是各執一詞，互不相讓，但也大都承認，對利潤率計算是“開放中的工地”，[7]或“不存在萬能的計算方式”。[9]同樣，對于馬克思平均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的理論探討仍有待深化；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出發，對于當前危機的根源與傳導機制的研究也待拓展。因此，這場爭論究竟將走向何方，將給21世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理路帶來何種影響，目前似難下一定論。對我們來說或許更重要的是，這場爭論清楚地使我們感受到，當前危機確實引發了歐美馬克思主義者對于20世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發生的重要演化及其意義的深刻思考和熱烈討論。我們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將這些意義頗為重大的思考和討論的總體面貌勾勒出來，以供國內學者參考和進一步研究。

　　來源：政治經濟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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