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彪

　　一、金融爆炸的原因、表現和資本積累

　　(一)金融爆炸的基本原因和主要表現

　　20世紀7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的瘋狂擴張和國際巨量熱錢流竄，名為金融全球化，實際上為禍甚巨，為世界各國所患。特別是發展中國家，苦不堪言。與此相聯系，近年來國際金融領域流行一個概念，叫作“流動性過剩”。啥叫“流動性過剩”?自由主義的貨幣主義理論只描述現象，回避本質。表面上是貨幣政策問題，其本質是世界經濟中的資本過剩。一面是資本過度積累，一面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發達國家如此，全球也是如此，還是源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積累趨勢：一端是財富的積累，一端是貧困的積累。在全球財富積累的一端，表現為發達國家長期過度的資本積累，在特定條件下導致金融爆炸和瘋狂的全球金融投機。

　　一方面，戰后科技革命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和資本利潤率，在整個蛋糕做大的條件下和實際工資增長的同時，資本積累更大幅增長，資本需要追逐更高的利潤，而投資領域相對狹小;另一方面，20世紀70年代的滯漲對發達國家的實體經濟產生資本擠出效應。在滯漲沖擊、“尼克松沖擊”和兩次石油危機相繼發生的背景下，美元霸權初步形成，巨額過剩資本追逐高額利潤的沖動和美國的地緣政治需要促成了金融業爆炸性發展。而金融業的爆炸進一步對軍工、石油、房地產以外的實體經濟產生擠出效應，龐大的過剩資本日益投向軍工部門、海外市場和金融領域。

　　發達國家的滯漲引起平均利潤率下降，股票的市場價格也下跌。相對于狹小的有利可圖的投資領域來說，過剩資本空前巨大。龐大的壟斷資本不滿足于低迷的利潤率，除了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向海外市場轉移，只有向虛擬經濟發展。在美英壟斷資本和強大的政治權力推動下，大規模金融創新應運而生，大批高智商的精英進入金融領域，創造了金融工程，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產品從他們的大腦產生，通過電腦運作，配合以各種學術創新和媒體轟炸，特別是一個時期以來泡沫經濟催生巨大的財富效應，在實踐中金融創新被人為地演繹得出神入化，各國各界人士大都趨之若鶩，暈頭轉向，也樂此不疲。曾幾何時，這個全球性擊鼓傳花的游戲實在玩不下去，于是華爾街暗中放水，金融海嘯爆發，經濟泡沫破裂，所有局外人包括外國政府和銀行，更不必說無以計數的個人投資者，在呼嘯而來的金融浪潮沖擊之下遭到重創。這一切，實際上是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停滯趨勢的反映。巴蘭(Baran)和保羅·斯威齊(Sweezy)早就指出，高資本流出率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形成了巨大壓力。壟斷資本的本質優勢在于封殺新的競爭對手和通過控制價格來確保其市場地位，而不是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從而導致資本停滯趨勢。這個觀察是深刻的。回過頭看，20世紀70-8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高度金融化、高度投機化、泡沫化、高度軍事化、全球性和私有化進程帶來一系列地緣政治災難，沉重打擊了新的競爭對手，但卻消化了國際壟斷資本過剩的能量，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停滯趨勢的表現或結果。

　　在全球貧困積累的一端，除了南北分裂空前嚴重和出現不斷擴容的“第四世界”以外，在發達國家也出現收入分配發生逆轉的社會進程，社會財富加速向社會上層集中，中產階級大面積淪陷，社會重新向兩極分化，其中以美國為最。

　　在戰后發達國家的“黃金時期”，實際工資和社會福利增長較快。由于冷戰、蘇共蛻變和中蘇分裂等原因，20世紀70年代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國際階級斗爭形勢轉入低潮，打破了東西方的政治均勢，為美英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戰略登臺提供了契機。在這個背景下，首先是發達國家的所有制和分配關系發生逆轉。就工資分配而言，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料，發達國家工資占國民收入中的比重普遍下降，1980-2006年美國下降了4%，從64%下降到60%;歐盟十五國下降了11%，從74%下降到63%;日本下降了12%，從70%下降到58%。(1)(轉引自(德)Christa Luft：《金融市場從真正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剝離》，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論文集92)工資收入下降和同期眾所周知的社會福利削減，造成社會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一度被金融和房地產泡沫帶來的財富效應所掩蓋)，這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重要原因。與此同時，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等經濟政策和瘋狂的金融投機造成社會財富占有的再分配，導致財富重新向社會頂層集中的趨勢。20世紀80年代以來發達國家原有獨立的公共養老金體系逐漸受制于世界銀行和經合組織的金融機構，由此帶來的金融爆炸的財富效應一度掩蓋了社會基本矛盾，隨著金融海嘯發生，這方面潛在的危機日益凸顯，已經造成美國等國家的社會動蕩。

　　當代國際金融領域的問題極其復雜，造成金融爆炸的原因除資本主義基本矛盾這個根本原因之外，還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條件下美元霸權和國際金融市場的許多變化有關，例如美國通過不斷擴大國際收支逆差向世界經濟不斷注入大量的過剩美元;新自由主義條件下美國“寬松”的金融市場管理;全球地緣政治問題;等等。這里難以一一分析。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金融市場爆炸性發展，具體表現為四個突出特征：

　　第一，1980-2007年全球私人金融資產(WFS，包括股本、公司和政府的股票、債券、其它有價債券以及銀行儲蓄)持有量從12萬億美元增長到196萬億美元，增長了16倍。同期全球GDP從10萬億美元增長到55萬億美元，增長了5.5倍，即全球私人金融資產增長速度為GDP增長速度的近3倍。(2)(同上)換言之，全球勞動人口必須工作三年半才能創造出與私人金融資產等值的產品和服務。

　　第二，金融資產國際化的速度遠遠超過全球GDP和全球貿易的增長速度。20世紀70年代國際金融資本投資總量只占全球GDP的50-70%，到21世紀頭十年時發達國家的金融資本總量已經為全球GDP的320%;1970年國際金融資本與國際貿易總額的比率為180：100，到2004年該比率在發達國家達到了700：100，同期發展中國家的比率僅從140：100提高到180：100。(3)(同上)

　　第三，金融市場爆炸集中表現為金融投機空前發展，國際金融成為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巧取豪奪世界各國財富的地緣政治工具;而金融創新浪潮中各種層出不窮的金融衍生工具高度發展為其提供了空前未有的理論支撐和操作平臺，隨著國際金融工程學和各種金融煉金術應運而生，以對沖基金為代表的國際金融大鱷在全球到處興風作浪，各種金融詐騙橫行無忌，最后導致金融海嘯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

　　金融作為當代地緣政治工具，集中表現為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金融創新，被美英等國運用于內外政策，例如：⑴各種金融衍生產品交易空前活躍，虛擬經濟有無限擴大的趨勢。隨著金融產業的持續擴張，金融風險在全球市場迅速擴散和迅速擴大。⑵房地產金融化。房地產受土地資源限制，具有壟斷性，且占財富的比例很大(在美國，個人消費占GDP的65%，其中住房占一半)，將金融與房地產“捆綁”，使得金融業得到爆炸性增長。⑶有意識地通過濫發美元、向各國強行推銷美國國債、其它債券和金融衍生產品以及各種方式，掠奪各國財富。

　　第四，美國政府利用美元霸權為金融爆炸推波助瀾，實為美國的一次規模空前的全球金融擴張，竭力使其服務于美國對外貿易金融戰的需要，使當代國際金融發展表現出突出的地緣政治特征。據美國一流金融學家邁克爾·赫德森揭露，美國政府控制全球金融、信貸的秘密策略，是以金融外交推動美元霸權，推動國際金融業泡沫，特別在發展中國家導致金融業畸形膨脹，為美國雙赤字融資以及間接為美國對外發動的戰爭以及對發展中國家的戰略性收購融資，并在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俄羅斯等國家培育金融代理人，這是全球“達沃斯人”興起的一個基本背景。通過推行新自由主義、貨幣主義理論以及各種滲透方式，在發展中國家培育金融領域的達沃斯階層。在拉美國家，這些人被稱為“芝加哥小子”：在印尼，則被稱為“伯克利黑幫”。(4)(指印度尼西亞的一批長期執掌國家經濟大權的新自由主義精英。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這些人在美國福特基金會資助下，到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培訓后回到印尼掌握國家經濟重權，而后在長達四十年里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這些被赫德森統稱為貨幣帝國主義。貨幣帝國主義豈能放過中國?事實上，中國恰恰是其主要地緣政治目標。這方面，近年來在國際國內許多學者(如邁克爾·赫德森、廖子光、何新、郎咸平、宋鴻兵等)的有關著作中已經有大量驚人的揭露。

　　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政治天平開始向西方傾斜，而滯漲導致過剩資本在西方國家空前堆積，新自由主義終于得以登上世界政治舞臺。在這種政治背景下，過剩的資本積累要走G—G’的捷徑，于是理所當然地導致制造業地位下降(制造業的資本運動公式是：G—W—G’，顯然太“麻煩”，故對國際壟斷資本已經不甚重要)，而要靠金融炒作的捷徑賺錢，政府的金融管制在政治上已經過時，無疑需要“寬松化”改革，即為金融投機資本大開綠燈。

　　這個時期“美國對金融行業減少控制的步驟如下。第一，所有‘利息和金融交易費用’的規章制度至1986年已全部廢止。第二，1985年所羅門兄弟公司創造了按揭證券化。第三，從1974年起，禁止銀行繞過國家網經營分行的《麥克法登法》就一步步地放松管制，到1994年這一法案終于被取消。第四，其中包括一項禁止持有公司的銀行擁有另外金融公司的規定的《高盛公司法》終于在1999年宣布無效。最后，商品期貨交易于2000年放松管制，接著一些頗有影響力的條款于2004年予以廢止。這些減少控制的預案是在美國政府和華爾街的合作下進行的。高盛公司的前聯席總裁羅伯特·魯賓曾擔任克林頓政府財政部秘書。在財政部任職之后，魯賓成為花旗銀行執行官。艾倫·格林斯潘在聯邦儲備局總裁卸任之后，在太平洋管理公司從事咨詢工作。高盛公司前首席執行官亨利·保爾森曾擔任布什政府財政部秘書。”(5)((日)Yasuo Fukuda：《世界貿易組織：帝國主義的新階段》，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2010年5月29-30日，中國蘇州)結果是實體經濟被虛擬經濟擠出，實體經濟特別是制造業衰落，虛擬經濟急劇擴張，美國生產的商品愈來愈少，經濟泡沫愈來愈多，愈來愈多的資本蜂擁而入金融行業去追逐暴利，產生了龐大的金融產業，刺激金融創新。金融不創造一個價值原子，而金融資本卻需要通過“點金術”來賺大錢、快錢，只有走金融操縱和金融欺詐的邪路。于是有諸如長期管理公司、安然公司、世界通訊公司、環球公司等難以數計的金融丑聞和企業破產，有美國“兩房”(房利美、房地美)公司問題，終于引發金融海嘯。另一方面，如果沒有金融創新搞出如此龐大的金融衍生交易來分散、延后和轉嫁華爾街的金融風險，這次發生金融海嘯，恐怕美國就徹底完蛋了。所以，新自由主義和美國金融海嘯純屬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人禍。

　　在世界市場上，以往資本的國際流動往往受限于各國政府的金融管制，如外匯流入流出、證券市場的外國投資，以及發行外資的金融衍生商品等等限制。但是隨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各國的金融管制措施逐漸被鏟除，世界變成“平”的，特別是在互聯網條件下，資本國際化更如虎添翼，得以迅速便捷地出入各國金融市場，參與證券投資，買賣金融商品，設立和收購銀行等企業，提供資金借貸、消費金融和各種保險服務，等等。在互聯網交易和各國取消金融管制條件下，國際金融市場成為一個有機整體，跨國公司、國際熱錢和對沖基金如同洪水猛獸，悄悄而來，呼嘯而去，民族國家往往成為西方地緣政治的犧牲品，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就是一個顯例。近來索羅斯等國際金融大鱷又卷土重來，進駐香港，對中國大陸虎視眈眈。

　　(二)金融爆炸的社會經濟后果

　　1.加速美國衰落。金融業爆炸伴隨著制造業衰落，兩者交互作用，加速了美國衰落。金融不創造一個價值原子，就連亨廷頓也承認，任何文明和社會，只要將更多的盈余用于消費和非生產方式，換言之，只要對實體經濟的投資率下降，該種文明和社會就必然走向衰落。(6)(參見(美)塞繆爾·亨廷頓著，周琪、劉菲等譯：《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2010年版，第279頁)其實文明衰退與投資率下降是互為因果。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空心化，正是如此。金融爆炸本身就是西方文明嚴重衰退和帝國主義腐朽性的表現，它使得美國國際壟斷資本集團賺得缽滿貫滿，但是美國卻空前地衰落了。美國衰落以后是否會解體，對此亨廷頓臨終前懷著極為憂慮的復雜心態，寫了《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我們是誰》兩本書，心理相當悲觀和灰暗。

　　2.加劇人類社會的分裂和危機，深化世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和全球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美國與世界各國的對立，世界動蕩和人類危機空前加劇。美國壟斷資本集團引領全球金融擴張，成為最大的受益者。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背景下，金融爆炸導致世界經濟泡沫不斷堆積，其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后果就是導致世界財富日益從窮國向富國集中，也是從有色人種向白人“黃金十億”集中，從公共部門向私有部門集中，從社會底層向社會上層集中，向極少數人集中，最終是向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本集團集中。當泡沫破裂時，其社會經濟成本則由世界各國的勞動人民、工薪階層和公共部門承擔。正如克瑞斯塔·魯夫特所指出的，“因此，金融主導的資本主義面臨社會再生產、社會整合、民主認同和安全等方面的危機。氣候變化、能源戰爭、恐怖主義、從民主向寡頭的轉型、階級分化、新的種族主義等將不可避免。因此最終將導致一場文明危機，并形成更為嚴重的野蠻文明和權勢階層，解決這些問題將需要付出更大的代價。”(7)((德)克瑞斯塔·魯夫特Christa Luft：《將金融市場從真正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剝離》，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更大的代價”指什么?國際上許多有識之士早已指出，新的世界大戰特別是新式的世界大戰、決定性的全球地緣政治大戰，早已經開始。

　　3.扭曲了國際分工和世界經濟結構，形成金融洗劫的社會財富轉移機制。首先，金融爆炸改變了國際分工和世界經濟結構，將利潤小、污染大的制造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美國專事印刷、發行美元和操縱世界金融業，成為世界經濟的太上皇和獨一無二的莊家。其次，造成全球性的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失衡。虛擬經濟原是實體經濟高度發展的產物，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結構早已經不是馬克思時代的兩大部類，金融主導的資本主義已經演變為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的“兩大部類”，嚴重浪費資源，破壞了社會再生產條件，阻礙社會生產力發展，這原是帝國主義腐朽性的表現。虛擬經濟在馬克思時代已經得到迅速發展，現實中虛擬經濟也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某些積極意義，虛擬資本與實體經濟之間的辯證關系決定兩者之間需要維持必要的比例。現實中虛擬經濟脫離實體經濟而自我膨脹，必然導致經濟危機，反過來重創實體經濟。

　　金融爆炸堆積經濟泡沫，形成新的金融洗劫的社會財富轉移機制，金融和房地產泡沫在分配上的作用是合法地轉移(掠奪的別名)財富，金融詐騙就更是巧取豪奪。房地產泡沫是當代“羊吃人”。股票和房子在媒體和無良學者、官員的共同拉抬下在高位大規模套現，是國內外投機資本將社會實體經濟創造的財富，真金白銀裝進自己的口袋。

　　當代世界經濟是金融主導的，主要由美國和英國主導。結果怎樣?對誰有利?錢被誰“賺“去了?人們終于看清楚了，當代全球金融創新演變成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巧取豪奪。正如克瑞斯塔·魯夫特所揭示的：“華爾街銀行從減少控制的政策中獲利最豐厚。他們創辦了最新金融企業，填滿現金以吸引家庭儲蓄、養老基金和儲蓄貸款機構中存儲的剩余資本，并將這部分基金投放到證券市場。隨后的基金涌入便推動股票價格上漲。隨著20世紀70年代晚期開始，持續到80年代的(銀行)‘混業經營’的繁榮，華爾街銀行發展成兼并收購公司(投資銀行——引者)，包括進行‘惡意收購’。對于非金融公司而言，由于股票價格上漲，直接融資就顯得更有吸引力。因此，從80年代中期起，家庭儲蓄和養老基金就已流入證券市場，尤其是通過機構投資者(如共同基金)，因而繞過銀行儲蓄。簡言之，金融化和證券化已攜手并進。2000年信息科技泡沫崩潰后，剩余資本便投入不動產市場，導致了房地產泡沫。此刻，華爾街銀行的行動再次在泡沫膨脹中起著關鍵作用。從90年代開始，他們就發明了新的證券化商品，如按揭證券(MBS)、擔保責任憑證(CDO)、和信用違約互換(CDS)，并將從世界各國吸引的剩余資本用于投機，最終吹破房地產泡沫。”(8)(同上)發達國家的這場擊鼓傳花游戲終于將中國卷了進去，多年以來中國股票市場的風云激蕩，其中外資的作用幾何?外資屬于一種“候鳥”，中國又是季風氣候，特愛“刮風”。“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候鳥”就飛來了;待到賺得缽滿貫滿之后，山雨欲來之前，早就離場了。至于房地產市場的泡沫，道理大同小異，中國差不多是國際投機資本最后的晚餐，“候鳥”似乎已經吃了幾個來回，既然有那么多的資金(包括銀行釋放的那么多貸款)高位接盤，牠們怕是早就打道回府，等著崩盤呢。

　　美元霸權、美元回流為美國赤字融資，操縱衍生品市場獲得巨大利潤，通過金融操縱轉移、洗劫各國財富，并通過將發展中國家經濟私有化和金融化，包括上市、收購、重組，廉價收購其戰略產業、優質地產和其它資源以及收購其公共設施如水電、交通，進而實現對其進行地緣政治控制，直至“減少”其人口，滅絕其種族，這都是美國戰略的題中應有之義。其中國民經濟大規模私有化最有利于削弱民族國家，也最有利于國際壟斷資本收購：壟斷資本對發展中國家國有資產的收購有雙重目的，經濟上這些優質資產一般具有壟斷性，能帶來壟斷租金收益;政治上控制了這些國有資產和產業，也就實現了對該國家的地緣經濟控制，進而有利于對其實現地緣政治控制。在意識形態上，最容易迷惑人的就是所謂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和腐敗這一蠱惑人心的指控，所以私有化理論風靡一時，一度竟能摧枯拉朽。對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私有化浪潮，赫德森稱之為“近些年來這些資產(指公有的壟斷部門的資產)轉為私人所有是五百年前歐洲占領美洲新大陸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財產轉移”。(9)((美)邁克爾·赫德森著，嵇飛、林小芳等譯《《金融帝國》譯序，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在蘇聯東歐這些前社會主義國家，政治劇變不僅伴隨著半個多世紀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財產轉移”，而且這種財產轉移(掠奪的別名)由于俄羅斯形成寡頭所有制而一舉超過了沙皇俄國時代。20世紀90年代私有化浪潮在全世界席卷而來，在世界各國“發展不平衡”，前蘇聯東歐國家是重災區，而在發達國家則表現為戰后的國有化出現逆轉。如英國1994-1997年實行鐵路私有化，國家財政對鐵路的補貼在私有化后不降反漲(從私有化前的每年20億英鎊漲到私有化以后的每年29億英鎊)，而鐵路安全狀況卻急劇惡化，在私有化浪潮之后的短短五年中(1997-2002年)接連發生13起嚴重事故，包括7起重大傷亡事故，于是英國人紛紛放棄乘火車出行。終于英國政府在巨大的社會政治壓力下，于2003年10月23日由有政府背景的“鐵路網”(Network Rail)公司從私營承包商手中收回鐵路維護權。(10)(同上)

　　4.全球性金融爆炸進一步摧毀了全球社會生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兩極世界格局傾覆，國際壟斷資本集團頓時得到解放而肆無忌憚，單邊主義飛揚跋扈，由資產階級上升時期和百多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確立的人類價值遭到空前踐踏和毀滅性沖擊;金融爆炸更使得投機取巧、不勞而獲和一夜暴富成為普遍的社會心理;勞動價值論在理論上被顛覆之后，進而在政治上被顛覆，終于將工農大眾和普通勞動者打入社會分工、財富分配的社會底層。年輕人，無論城市還是農村的年輕人，稍有能力者都想奔個“‘錢’途”，而視當工人農民為畏途，這是金融爆炸導致泡沫經濟泛濫而實體經濟的地位空前降低和社會價值顛倒的社會心理后果。人類社會的生存危機和社會危機更加深重，道德崩潰的社會后果隨處可見，觸目驚心。

　　以往金融市場的功能主要是為實體經濟融資，為實體經濟服務，參與實體經濟創造的剩余價值分割，金融市場是由需要融資的實體經濟資本家驅動;現在是金融資本和金融市場自我服務，自我“增值”，卻不創造財富。金融資本的流通公式是G-G’，離開產業資本的流通過程所創造的剩余價值，G’根本就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所謂金融煉金術就淪為騙術。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中過度積累的剩余資本為了從滯漲中尋找出路，大搞金融市場投機、私有化和兼并收購。當代金融資本主義高度發達，扭曲了經濟結構，也破壞了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金融資本到處橫行，坐享其成，投機盈利(暴利)，食利者階層擴大，有時中產階級甚至中下層也能獲利，造成金融煉金的社會假象，導致腐朽思想泛濫，到處敗壞社會風氣，釀成社會人文危機和社會分裂。“這主要是由于投資只有少數人有能力購買的擁有高附加值的高端產品(商品和服務)，比投資于人們擁有平均購買力的產品或者沒有市場收益的產品的利潤要高得多。”(11)((德)克瑞斯塔·魯夫特Christa Luft：《將金融市場從真正的經濟運行過程中剝離》，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在這種思潮影響下，多年來中國許多城市爭相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在理論上是本末倒置，舍本逐末，按此思路制定城市和區域發展戰略，蓋了很多大樓，名為按照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是否成為巨大的浪費?劉軍洛揭露說，在當前國際貿易金融戰的背景下，“中國與美日歐等經濟強權的對壘已經進入白熱化，市場的殘酷性、持續性將讓每一個中國家庭明白美元全球化的游戲規則，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財富再分配的過程，是一場嚴酷的失業、貿易戰、死亡、破產以及地區性軍事沖突的過程，會讓99.999%的中國人、美國人，甚至歐洲人不知所措。”(12)(劉軍洛：《被綁架的中國經濟多角世界的金融戰》第一章導讀，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這些現象令人深思。

　　(三)當代世界資本積累的幾種類型

　　1971年以后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元霸權初步形成;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元的世界霸權得以最終形成。隨著美元霸權統治建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資本積累發生了重大變化，主要表現為以下幾種類型。

　　1.“超級”資本積累

　　“超級”資本積累，是指美國依靠美元霸權盤剝世界各國的資本積累。它既不同于傳統的殖民地資本積累，也不同于殖民體系瓦解以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的一般資本積累，而是美國利用在特殊地緣政治優勢下形成的美元霸權，進行全球性的“超級”資本積累。這在世界資本主義的歷史上前所未有。“超級”資本積累的含義，是指除了資本主義國家在國內市場和世界市場通過商品輸出、資本輸出和剝削掠奪等傳統的資本積累方式以外，還包括通過美元霸權剝削世界各國，即“通過使歐洲和亞洲的中央銀行接受不限量的美元儲備而向他們征稅”，美國向世界經濟體系無限制地輸出美元紙幣，并吸收世界各國的商品出口，以此維持國內的高消費水平和對外國資產的所有權。而美國持有的“這些國外資產都是外國經濟的制高點，他們以私有化的國有企業、石油與礦產、公共設施和主要制造業公司為代表。”(14)((美)邁克爾·赫德森著，嵇飛、林小芳等譯：《金融帝國美國金融霸權的來源和基礎》譯序，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年版)通過這些方式，美國既盤剝又控制這些國家，不僅如此，美國還“創造了一種使世界其他國家為其進口埋單，實際上也為其收購外國公司埋單，乃至為即將來臨的一系列中東戰爭埋單的辦法。”(15)(同上)美元作為國際主要儲備貨幣的霸權地位決定了美國的海外支出大于海外收入，消費大于生產，而不需要出口創匯，只需要印刷美元。不僅如此，美國也不在乎財政赤字和國際收支逆差，因為外國會不斷地購買美元和美元資產，所以美國的財政部長比較舒服，不必忙于平衡本國的收支，主要是在國際上“調度”美元，包括通過國會施壓強迫外國政府購買美國國債，積極倡導貿易戰匯率戰，以及進行半年一次(現已改為一年一次)、不勝其煩的美中經濟戰略對話，等等。所以，美國財政部長在國際上權力和影響很大，特別是對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等機構以及七國集團和其它國家政府的影響很大，甚至有美國輿論認為前財政部長保爾森實際上兼任中國財長和央行行長，實為一種不無根據的侮辱性言論。

　　2.壓迫性積累

　　美元霸權形成，標志著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分化，美國以外的發達國家淪為二流發達國家，其對美國的關系，實為某種意義上的附屬國、衛星國對霸主國的“依附”關系。這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核心地區范圍內的一種“依附”關系，與傳統依附理論所說的外圍和邊緣地區對核心地區的“依附”，具有不同的性質。歷史上也有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依附關系，如沙俄帝國對英法帝國資本的依附，但是與當代美元霸權條件下美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特別是日本和德國之間“依附”關系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這是當代世界經濟和帝國主義的一種新現象。壓迫性積累，是指美國以外的發達國家，雖然已經是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核心中的二流國家，他們依靠占據著世界經濟的核心和國際分工的高端優勢地位，仍然可以通過對處于半外圍、外圍和邊緣地位的發展中國家的壓迫和剝削，進行資本積累。這種壓迫性資本積累，實為傳統的資本積累，但又有不同的壓迫形式。除了對外壓迫發展中國家以外，在經濟結構上主要表現為金融業壓迫實體經濟。當代金融主導的資本積累模式的背景，是實體經濟如制造業大規模地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直接原因是實體經濟資本追逐海外投資場所的低成本帶來的高利潤率，但背后有金融壟斷資本集團的利益和地緣經濟和政治意圖。因為只有通過經濟全球化推動發展中國家市場和經濟的適度發展，那里的經濟基礎和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股票市場、期貨市場、房地產市場才能夠得到必要的發育，資本和財富才能得以積累和再分配，特別是才能產生當地暴富起來的“鐵三角”既得利益集團，在這種條件下才能形成國際金融壟斷資本興風作浪、渾水摸魚的土壤和氣候。但是，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大規模轉移，也造成美國等發達國家的經濟空心化，導致其國內中產階級地位下降乃至塌陷。從中短期看，壟斷資本在國內的損失可以通過控制國際市場的利潤得到補償。從長期看，如果最終金融霸權維持不了，就可能帶來致命的危機。近年來冰島、希臘和其它國家發生的金融危機，就是明證。所以美國金融海嘯發生以后，西方國家轉向貿易保護主義，這是必然趨勢。此外，金融領域的暴利，也吸引許多資本從實體經濟中游離出來，加入金融投機資本的行列;特別是金融本身不創造價值，卻制造泡沫，而實體經濟創造的利潤越來越多地被用于支付股息，而不是用于實體經濟的投資，這些都嚴重影響實體經濟發展，本質上是帝國主義腐朽性的表現。

　　二是資本通過壓迫和壓榨普通勞動者而進行積累。這也是傳統積累方式，而有新的表現。

　　從發達國家內部個別資本積累和社會資本積累模式看，19世紀到20世紀30年代是泰勒主義模式：大規模生產-高生產力-低工資-高剝削率-高積累-低消費，導致階級矛盾激化;繼而有緩和階級矛盾的福特主義模式：規模生產-高生產力-較高工資-適度剝削-適度積累-大眾消費，其結果是緩和階級斗爭，但是市場迅速擴大，福特成為世界汽車大王，名利雙收。其中，擴大市場的關鍵在于員工有較高收入和充分就業，使得個別資本和社會資本都維持良性循環。大環境是資本主義長周期，這是階級斗爭激化條件下，東西方政治對抗、軍事戰略均勢條件下，壟斷資本積累方式的調整，也是生產關系調整。20世紀70-80年代以后，國際政治條件改變，資本主義長周期結束，進入滯漲。為了刺激經濟，也為了追逐利潤，更為了政治需要，開始進入金融爆炸和消費社會階段。在這種背景下，社會積累模式轉變為：規模生產-高生產力-(停滯工資+金融性收入)-(剝削+金融掠奪)-超過度積累-泡沫消費，其中的自變量是金融產品的一系列價格因素，如股票價格、利率、匯率等，收入泡沫化，勞動者的收入變得很不穩定，消費也泡沫化。泡沫破裂以后，中產階級以下勞動人民的資產和收入遭到重創，信用危機，公司破產，失業激增。資料顯示，從1979年到2007年的28年中，“每小時勞動產量增加了69.8%，非管理人員每小時平均工資卻降低了1.1%，這表明所有的勞動生產所得都流向了資本積累。2005年左右，社會成員間的不平等程度達到了1929年以來的最高峰。”(16)((美)大衛·科茨：《馬克思危機論與當前經濟危機：大蕭條或嚴重積累型結構危機?》，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2010年5月29-30日，中國蘇州)這里說的是美國，在發達國家有代表性。

　　在金融爆炸的新自由主義經濟中，資本是超過度積累，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開始塌陷，而美國的兩極分化更趨嚴重。所以，金融主導的資本積累模式相對于福特主義的資本積累模式，是一種經濟上的倒退和政治上的反動，最終導致發生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如美國，政權在共和黨和民主黨之間易手。美國政權在兩黨間易手不能解決危機，因為美國共和民主兩黨實為壟斷資本集團的左右手，只能深化其政治危機。奧巴馬政府試圖以加強壟斷資本對金融的調控來避免金融危機的改革思路，根本是飲鴆止渴，緣木求魚。金融調控必須在全球范圍內通過國際金融體制改革而實現。經濟體制中采用何種資本積累模式，本質上取決于國際和國內的社會政治條件。在當前美國壟斷資本集團實際上仍然堅持新自由主義方向的條件下，改變資本積累模式取決于政治形勢如何演進。

　　3.掠奪性積累

　　所謂掠奪性積累，原來主要指資本主義宗主國對于殖民地的不等價交換和掠奪。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資本積累，如泰勒制，是資本最大限度地壓榨勞動，也具有掠奪性，是血汗工資制的代表。戰后泰勒制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基本上消失，但是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包括中國，迄今仍普遍存在，只不過不再叫這個名字，以免聯想到剝削。二戰以后，隨著殖民體系瓦解，傳統的殖民地掠奪一般來說不再行得通。美國戰后實行配合冷戰的“第四點計劃”，對發展中國家還出于地緣政治目的實行“經援”和“軍援”。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對發展中國家一般不再提供經濟援助，而且隨著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在美元霸權條件下，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掠奪卷土重來。其中除了靠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以掠奪資源、勞動、財富的傳統方式以外，還表現出一些新的方式。其中主要有：(1)跨國公司的掠奪。戰后特別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跨國銀行的長足發展，已經成為經濟恐龍，進而滋生了成為某種新興國際政治主體的野心，對民族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造成巨大的沖擊和損害。世界超級跨國公司，儼然有大國派頭，到處受到禮遇，這種情況對發展中國家來說，既有需要，又有難言之隱。(2)貿易金融沖擊。如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浪潮下的貿易戰、金融戰、匯率戰、熱錢的國際流動、對沖基金的金融襲擊，等等，后者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一場金融危機下來，席卷的財富和對有關國家造成的沖擊和損失不亞于一場戰爭。(3)“債務陷阱”、“華盛頓共識”、“休克療法”等“改革”名義下的掠奪和災難。如拉美國家、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發生的地緣政治災難，南斯拉夫解體也屬此類。(4)戰爭。最典型的如伊拉克、阿富汗戰爭，2011年美國和北約轟炸利比亞也是。(5)強制性發行美元和“綁架式”地推銷美國債券(借款)。(6)全球性的對農民的剝奪。對農民剝奪土地，原本是資本原始積累的方式。薩米爾·阿明指出：“在最近的當代寡頭壟斷的現代資本主義中，我們仍在見證剝奪式積累。在核心地區，壟斷租金——其受益者是寡頭壟斷的財閥集團——是剝奪全部社會生產基礎的代名詞。在邊緣地區，這種造成貧困的剝奪的表現是剝奪農民和掠奪當地的自然資源。這些實踐構成了最近的寡頭壟斷資本主義擴張的必要基礎。本著這種精神，我把‘新農民問題’置于21世紀挑戰的核心。(在亞非拉)剝奪農民是與積累聯系在一起的貧窮化趨勢在當代的主要表現形式。剝奪農民與寡頭實行的尋租和攫租的帝國主義策略是分不開的。我根據這一點推出，歷史的主要結果將會是這些關于南方世界農民社會(幾乎占人類的半數)未來的斗爭的產物。它們將基本決定工人和民族在真正文明的建設之路上能走多遠，這種真正文明擺脫了資本的統治，我認為，這種真正文明的名字只能是社會主義。”(17)(薩米爾·阿明：《理解世界金融危機的本質》，烏有之鄉網2010年3月18日)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始終難于破題，是否有必要在這方面著眼研究，值得深思。諸如此類的掠奪性積累形式，不勝枚舉。

　　金融壟斷資本對發展中國家的大規模掠奪，是當代資本積累的主要形式，也是當代資本積累的極端形式。20世紀80年代以來拉丁美洲國家的金融危機造成嚴重后果，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一些國家在戰后幾十年里積累的財富，轉瞬之間被國際游資席卷而去，創巨痛深。對此，人們多少都有所了解。但是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改革導致顏色革命過程中究竟發生了些什么，社會財富包括普通人的儲蓄，是怎樣的悲慘遭遇，卻很少有人知道。所以不妨看看俄羅斯的真實情況。

　　“休克療法”和葉利欽的私有化改革政策導致俄羅斯國民經濟崩潰。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減少了一半，經濟總量僅為美國的十分之一。在1992-1993年的惡性通脹中，許多普通家庭畢生的儲蓄被席卷一空。大規模私有化使前蘇聯大約70%的社會財富轉移到十幾個寡頭手中，數千億美元流向國外，并導致幾百萬工作崗位消失。例如1995年霍多爾科夫斯基以3億美元收購了俄羅斯國有石油公司尤科斯，后者當時的市場價值為300億美元，換言之，成交的收購價僅為市場價的1%，霍氏再現了原始積累時期的資本積累速度，一舉進入全球超級富豪的行列。俄羅斯政府估計，經濟所有權集中在少數寡頭手中的社會后果之一，是3100萬人口(超過20%)在葉利欽時期依靠每月不到50美元的生活費掙扎。聯合國的一項研究表明，俄羅斯有一半人口生活在貧困中;根據俄羅斯國家統計委員會數據，2002年有40多萬俄羅斯人營養不良;國家衛生系統遭到破壞和生活質量下降，男性平均壽命已經從蘇聯時期的70歲直線下降到57歲，俄羅斯在整體上遭到相當于戰爭和大規模瘟疫、饑荒時期的人口損失;社會兩極分化已經達到當下拉美國家的水平。所以，葉利欽執政的八年被國際和近年來俄羅斯國內稱之為“俄羅斯歷史上最黑暗的時期”之一，這個論斷意味著將其與沙皇時期黑暗統治相提并論，“是俄羅斯歷史上最反國家、與外國列強的利益勾結最緊密的時期。”“葉利欽政府孤注一擲，要把俄羅斯轉變成一個現代化國家，這在當時是一種‘文明’標志。這種想法是對蘇聯此前在國際國內所取得成就的一種侮辱。葉利欽為實現這種轉變下了大賭注：以執行所謂‘西方民主’和市場框架的相關手段為代價，換得西方的外資和國際金融組織的大量貸款。但是，事實上兩種東西都沒有換到。”(18)((墨)Ana Teresa Gutierrez del Cid：《俄羅斯地緣政治的重新定位與上海合作組織》，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第5屆論壇——資本主義危機與出路：21世紀社會主義論文集，2010年5月29-30日，中國蘇州)

　　4.依附性積累

　　依附性積累，是指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積累，包括私人資本積累和國家積累。需要指出，20世紀60-70年代以后，世界發展中國家經歷了迅速分化。“第三世界”分化出石油輸出國，一躍而成為“富裕的‘窮’國”。一小部分如東亞國家經濟得到較快發展，有的甚至升入“第二世界”，如韓國、新加坡、中國的臺灣和香港，被稱為亞洲四小龍。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主要是撒哈拉以南的國家(大約有四十個左右)，被西方稱為“第四世界”，那里極度貧困，投資環境惡劣，民族資本難以積累，甚至連發達國家也長期“忘”了向那里投資。直到近年來中國深入非洲投資，發達國家才想起這些國家，并對中國橫加惡名。總的說來，戰后一個時期以來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有低度發展，少部分發展中國家主要是東亞國家的發展速度較快，無論私人資本還是國家資本，都有較快積累。由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結構制約，發展中國家大都處于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的半外圍、外圍和邊緣地帶，這里基本上屬于依附性積累。

　　依附性積累，從全球范圍看，最典型的表現為歐佩克組織積累的巨量石油美元。20世紀70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機中，石油價格由每桶的2.18元在短短的兩年內上漲到11.95元，由此石油輸出國組織的石油收人從330億美元增加三倍，達到1008億美元!一躍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暴發戶。這些石油輸出國表面上看可以自由操控石油這種具有巨大地緣政治意義的特殊商品的市場價格，但是出售這種商品所帶來的巨額利潤，卻必須借給美國和存在西方國家的銀行，所以美國樂見其成。石油美元數額龐大，發達國家經濟普遍陷于停滯，難以吸收這些資本，于是就以看起來非常“寬松”的條件，大量借貸給新興國家，如20世紀80年代的拉丁美洲國家、東南亞國家等等，造成世界經濟中的“外債陷阱”。這種情況導致了發展中國家的“雙輸”：對于石油輸出國來說，石油美元并未轉化為本國真正的資本積累，因為它既未投入本國的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過程，無從進行資本積累，也不能更多地用于實現本國的國家工業化和改造經濟結構以及提升本國的社會生產力。其本質上相當于世界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早期的西班牙和葡萄牙那些過路財神，那些從海外殖民地掠奪來的金銀財富，除了用于自身揮霍和發動戰爭以外，沒有用于本土投資和資本積累，而英國則恰恰相反。所以，西、葡兩“牙”，最后千金散盡，不斷衰落，現在只比第三世界強些有限。荷蘭則好些，而英國則靠發展制造業崛起為19世紀的世界霸主。所以石油輸出國沒有近憂，卻有遠慮，看起來好日子還能維持幾十年，待到油盡燈枯，如同人老珠黃，情何以堪?在西方發動的21世紀“文明沖突”的歷史性博弈中，將會是如何前景?

　　5.半依附性積累

　　這里專指俄羅斯和中國等國的資本積累。俄羅斯在前蘇聯時期，新中國在建國以后的前三十年，主要靠國內市場解決資本原始積累，靠自身積累解決工業化資金，是以自身的社會主義積累實現工業化。蘇聯解體，俄羅斯遭受地緣政治災難，大量財富被西方掠奪，工業化大幅度倒退。近20年來其國民經濟對國際市場嚴重依賴，基本上靠賣資源維持，資本積累明顯具有依附性。從2011年開始，俄羅斯加入WTO，也就是加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在可預見的時期內，俄羅斯經濟在資本和技術方面，仍然難以擺脫對資源輸出和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但是，俄羅斯由于資源極其豐富，74年社會主義建設的老底子還在，特別是俄羅斯至今仍是一個主權國家，普京執政以來，俄羅斯非常清楚虧吃在那里，其治國方略包括近年來接受了美國金融學家赫德森的建議，在金融領域實行一系列以主權信貸為核心思想的反新自由主義的重大金融舉措。所以20世紀90年代以來俄羅斯經濟的這種依附性，與一般發展中國家的依附經濟，無論性質和程度都輕得多，行使主權的空間也大得多。

　　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國民經濟日益深刻地卷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這主要是由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國際分工決定的，中國除了在航天工業為代表的少數領域處于世界經濟的核心地位，國民經濟總體上處于世界經濟體系中半外圍和外圍地位，這基本上是一個客觀事實。近年來中國的資本存量和GDP總量中，非公有制經濟已經占一半以上，其中占大頭的出口，大部分產生于外資企業。一方面，由于復雜的原因，中國經濟卷入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以后，對世界市場、西方國家的資本和技術，產生了程度不小的依賴，從而中國的資本積累，主要是私人資本積累，總體上明顯地對國際市場、外國資本和技術存在依附性，而外國資本特別是跨國公司在中國的資本積累，同樣具有掠奪性。另一方面，中國與日本不同，是主權國家，由于近現代史的原因，中國特別珍視主權，而且人民對主權也特別敏感。大前研一承認，日本實際上是美國的附屬國。戰后日本主權不完整，是一個重要原因。中國改革開放，是為了中華復興。中國實行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包括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是自主選擇。中國實行自主創新戰略，不僅是技術發展戰略，也是國民經濟發展戰略。隨著中國建成創新型國家，中國的發展和改革走出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會達到一個合理的水平，中國的私人資本積累也應當逐漸減少對外資的依附性。至于中國國有資本在國際市場上的投資運作，有許多成功的經驗，也有不少失敗的教訓，需要改進。但是從根本上說，國有資本及其積累，性質是獨立的，屬于社會主義國家所有，不存在依附性。但是中國的儲蓄和外匯積累，由于復雜的原因，以巨額美國國債形式存在，而且在2008年國際國內金融風險充分暴露之后，仍然增持美國國債，至今中國仍是持有美國國債最多的國家。此外，中國多年來持有大量高風險的美國“兩房”債券，已經面臨滅頂之災。這些做法無論如何解釋，正如《環球時報》轉載香港文章所批評的，“將中國的所有雞蛋放入同一個籃子是一個可怕的錯誤”，并驚呼“中國人怎么會釀下如此大錯”!(19)(《港媒：美蓄意對華發動“新鴉片戰爭”》，《環球時報》2011年2月10日轉載香港亞洲時報在線2月9日文章：《中國謎題》)這反映出中國金融和資本積累中存在不小的問題。國內外普遍認為，多年來的中美關系處于一種“利益不平衡的相互依賴關系”，但是美國依賴中國，在很大程度上是蓄意“吃定中國”，是一種國際強權的表現;中國依賴美國，既有國際分工和地緣政治等方面的客觀原因，有諸多難以完全避免的因素，但就資本積累的存在形式而言，難以否認是一種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經濟“依附”關系的表現。從總體上說，中國資本積累囿于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現狀，處于某種正在努力克服改變的“半依附“狀態，國內外也看到，近年來“中國人已開始通過多樣化手段竭力糾正錯誤”。(20)(同上)

　　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家積累和私人積累是一對矛盾。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條件下，私人資本積累是國家積累的基礎之一，可以促進國家積累。反過來，國家實力強大，作為后盾，有利于私人資本發展和“走出去”，加速發展和擴大積累。這是私人資本積累與國家資本積累相統一的一面。但是，如果國家對內外資管理不善，改革不力，或者在某種地緣政治條件下，私人資本積累也可以侵蝕國家積累。特別是大規模的私有化，如果不加以正確的引導、規范和整合，必然侵蝕和危及初級階段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這是私人資本積累與國家資本積累相矛盾的一面。在社會主義國家，私人資本與國家利益之間的協調發展和良性循環，需要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中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離開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由于剩余價值規律的作用，就必然發生私人資本侵蝕國有資本，甚至發生掠奪性資本積累的情況。而所有制結構的根本改變必然引起經濟基礎的根本改變以及上層建筑的相應改變，和平演變就可能水到渠成了。前蘇聯則是由上層建筑改變導致大規模私有化引起經濟基礎劇烈改變，從而實現和平演變的例子。

　　(四)國際利益輸送和資本積累

　　美國推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戰略，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表現在世界經濟領域，就是出現了美元霸權條件下世界各國，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對美國等發達國家的國際利益輸送，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積累。這種國際利益輸送，形式很多，其中跨國公司的作用很大，做法很多，也較隱蔽。

　　一種通常的做法是，跨國公司通過內部母子公司之間的貿易，而進行所謂“雙重會計價格轉移”。臺灣學者姚欣進先生對這種價格轉移過程是這樣描述的：由發展中國家當地的子公司(往往與所在國家當地政府或私人資本合資成立)進口母公司或同集團內其他關聯企業的生產設備、半成品和關鍵零件，再將半成品加工后出口返銷回母公司或關聯企業。這種跨國公司內部貿易的價格與國際市場上的一般交易價格不同，發展中國家的子公司通常是貴買而賤賣其進出口商品，這種“賠本”的買賣結果，就將子公司創造的部分利潤被轉移輸送回發達國家的母公司。透過這種價格轉移的雙重會計操作，跨國公司規避了全球各地區的匯率波動、進出口稅率等等風險。(21)(參見(臺)姚欣進：《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當代資本主義》，臺灣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3頁)眾所周知，跨國公司一般在發展中國家例如中國享受到很多超國民待遇的優惠政策，如稅收、土地價格優惠包括“三通一平”等，加以廉價勞動力和原材料采購等有利條件，其利潤不俗，故轉移的利潤應是相當可觀而且隱蔽。其所在國家的合作方往往懵然不知或知情不舉、長期隱忍不發，或者干脆沆瀣一氣。這種在發展中國家通行的有利可圖的做法，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貿易量迅猛增長的一個重要動力。資料顯示，70年代初，在美國出口商品中的四分之一是銷售給海外子公司的，1997年美國進口商品的48 .4%是由與海外出口公司有密切股份關系的公司購買的。到80年代初，世界貿易有40%是在跨國公司(集團)內部進行的。(22)(同上，第347頁)

　　這種跨國公司內部交易的“雙重會計價格轉移”，實際上是一種暗中盤剝發展中國家的不等價交換。即使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與發展中國家所進行的一般正常貿易，如同本書第三章第三節所論證的，世界不同國家地區之間的貿易，由于各自的資本有機構成不同，在國際生產價格形成和剩余價值實現過程中會發生不等價交換。換言之，“即使以最公平的國際貿易條件來運作，后進國由先進國進口精密機器、關鍵零件，經過簡單加工出口工業成品，或是更等而次之的出口農工原料、經濟作物到先進國，但在國際市場這種等價交換形式里實質上卻是后進國必須付出更多、不等量的價值，來換取先進國高生產力所制造出來的商品。在這公平形式的國際貿易過程里，后進國的剩余價值是不斷地被轉移至先進國資本家手中。”

　　當代國際利益輸送最驚心動魄的例子，還是發生在國際金融領域，例如美國以發行國債等形式進行的國際借貸。斯蒂格利茨指出：“在發展中國家自己也非常需要(錢)的時候，幾乎以零利率借給美國數萬億美圓。這反映了問題的實質。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對美國的凈轉移，是外援的一種形式。”(23)(法新社聯合國2009年3月26日電)問題還在于，這種外債的巨大規模早已經遠遠超出了美國的償債能力，實際上變成了白條，極大地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極大地削弱了其資本積累。

　　此外，由于經驗不足等各種原因，發展中國家的某些貿易金融稅收等政策不當也造成國家利益和國民福利流失，客觀上也不利于本國資本積累。沃勒斯坦指出，一旦不平等交換開始，其后果就是積累性的：它將可投資的剩余從窮人(國)手中轉移出來，因為他們不能投資，而轉移到能投資的富人(國)手中。這就擴大了工資差距，更加劇了不平等交換，而且它影響了不發達國家的生產結構和生產方式。(24)(轉引自(德)安德烈·岡德·弗蘭克著，高铦、高戈譯：《依附性積累與不發達》譯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頁)這種情況無疑嚴重地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積累，許多發展中國家就是這樣導致在國際分工和貿易中地位日益惡化，最終被擠出國際市場而陷入絕境的。所以說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盤剝，雖說是參與經濟全球化必須付出的成本，只是這種成本數量也是相當可觀的，且這方面的信息往往不被披露或披露不足，甚至被刻意掩蓋，也就容易為社會所忽視。久而久之，甚至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

　　(本文為拙著《世界變局與中國前沿》第四章“當代資本積累、國際金融的若干理論和實踐分析”的第一節，該書已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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