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崛起戰略框架的若干構想

一、歷史經驗

歷史上曾經有過四種國家發展模式，現概述如下：

第一，   歐美模式：一方面依靠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積累資本，另一方面與其它強國進行從貿易到軍事的各種較量，用劍與犁、鐵和血的雙重掠奪方式實現國家崛起，強力擠入北方集團資本中心。

第二，   蘇東模式：犧牲農民利益，掠奪農業剩余價值，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式在短時間內迅速實現國家工業化，再反過來關照農業和輕工業。

第三，   亞、非、拉美模式：就是按一般性的農、輕、重產業順序發展，逐步然而又緩慢地積累資本。

第四，   “亞洲四小龍”模式：實行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用出口收入積累資本，再反過來發展各種內需工業和農業。

從這番簡要歷史回顧中，我們不難發現，第一，無論哪種發展模式，其首要之點都是資本的積累；第二，資本積累方式的不同構成各種發展模式的本質區別；第三，除了歷史造成、今天已不可重復的歐美模式外，資本積累方式的差異性選擇總體現在如何安排產業發展順序上。這些歷史經驗是我們今天規劃中國崛起戰略框架的基本思路。

二、目標

歐美模式不可重復；蘇東模式在中國的長期實踐雖奠定了工業化的底子，但目前已經不合時宜；亞、非、拉美模式效率低、速度慢、效果差；“亞洲四小龍”模式有其特定地緣政治前提，不具備類似前提的國家難以仿效。這樣看來，中國必須在當今時代條件下，根據自身特點和現狀，走一條嶄新但又對各類歷史經驗均有所借鑒的發展、崛起之路。

我們的目標同歷史上準備崛起的國家曾經制定過的目標一樣地單純——利用各種可能和必要的手段，擠入資本中心，成為新世紀北方集團的新成員。

三、制約因素

制約中國崛起的因素在當前主要表現為以下三個瓶頸問題：

一是資源短缺。資源人均占有量低是我國的基本國情之一，單位產品耗能高、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也是我國經濟發展的現狀。這一方面使我國資源和能源面臨枯竭的危險，另一方面使環境和生態也遭受嚴重破壞，從而阻礙了我國經濟的持續發展。

二是市場狹小。分配不均、貧富差距大、制度安排不合理等因素導致內需不足。市場狹小直接阻礙資本積累。

三是技術落后。信息時代和知識經濟時代已經到來，我們卻尚未完成工業化。如果不趕上新一輪技術革命的潮流，進行產業升級，我們將錯過大好歷史機遇，再次落后于世界先進水平。

四、設想

實現中國崛起，無非就是要解除上述三個瓶頸的制約，實現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使計算綜合國力的各項指標從而也使綜合國力本身位居世界前列。

如果我們以安排產業發展順序為基本線索來規劃中國崛起戰略框架，那么上述三個問題中每一個的解決幾乎都要求各自特殊的產業發展順序，也即是說，它們是相互矛盾的；并且這些問題交織在一起，已經形成了惡性循環。因此我們必須對它們進行統籌考慮才能找到現實出路。換言之，我們不能嘗試獨立地、一個一個地解決這些問題，而首先要考慮如何切斷它們之間的惡性循環，并緊接著考慮如何架構起一種良性循環模式。我以為，這只能依靠一個總體性的安排，讓各類問題的解決方式相連為良性循環。

五、戰略對策

第一，   開發、利用海洋豐富的能源和資源；與能源產出大國結盟。這兩條都要求我們面向海洋，樹立海洋領土意識和海權觀念，建立強大的海軍。因為一方面我們要保證我國領海和專屬經濟區的絕對安全，不能丟失一個島嶼，另一方面能源運輸要依靠海路，因而必須保證海路運輸的安全，尤其是要保證關鍵性海峽牢固掌握在我們手里。

第二，   對既有的“走出去”戰略做一定調整，變主要對發達國家的商品輸出和少量資本輸出為主要對第三世界國家的資本輸出。直接剝削輸出地的勞動力，用在輸出地生產的產品去占領發達國家市場。

第三，   在國內大力發展技術密集型工業以及增進人民福利的商業、服務業和為我們的跨國公司服務的物流配送、信息咨詢等第三產業。

這套戰略對策的意義是：首先，免除了受制于能源短缺而無法持續發展的后顧之憂，并且保護了我國的生態環境；其次，借鑒了外向型發展戰略，擁有了無限廣闊的國際市場；第三，工業生產既不耗費我國資源，又可以利用同樣廉價的勞動力，使依賴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工業的資本早期積累不至中斷；第四，產業升級畢竟是大勢所趨。我們原本是不可能在工業化尚未完成、國內就業形勢緊張的狀況下發展技術密集型工業的。但通過將勞動密集、資源密集包括各種重化工業轉移至國外，使我們一方面可以持續不斷地進行資本積累，并抽出其中相當部分轉而用于在國內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另一方面擺脫了對國內廉價勞動力的需求壓力，可以積極培養為高新技術產業以及機械化、自動化工業所需要的大量技術人才，為產業升級做好人力資源準備；第五，對于國內人民就業問題，可以趁此機會在國內大力發展第三產業，主動地、自覺地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和產業后備軍轉移到第三產業。而我國的產業結構也將藉此得到調整、趨于合理。

六、戰略要求

軍事。建立強大的海空軍。

教育和知識產權。高科技立國一要有大量人才，二要有自主創新能力，這就牽涉到教育和知識產權的問題。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依靠知識產權吃飯的知識經濟時代，所謂參與科技革命，絕非是等著人家的科技革命成果拿來與你無償分享，而只能是自力更生、自主創新。“參與”僅僅是指要密切跟蹤尖端科技、關注前沿動態，及時而準確地掌握相關信息。

外交。要進行更加主動、開放和靈活的外交。在軍事上，以俄羅斯為重點對象；在能源問題上，與伊朗、委內瑞拉、中亞各國維持利益同盟關系；在戰略上，要繼續保持和朝鮮、巴基斯坦的友好關系；在經濟上，要以東盟國家為重點對象，除保持與柬埔寨、緬甸等國的友好關系外，還要逐步加強對其它東盟國家的約束和控制，不妨以這些周邊國家為資本輸出地。總之，我們的外交不但要關注西方國家，更要關注第三世界國家，要將相當的精力甚至是重心放在第三世界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身上，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說，它們將是我們未來的“衣食父母”。

和平崛起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因為在殖民體系崩潰后，北方集團成員國之間的競爭方式以及它們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方式也隨之改變，這就大大減弱了全球性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戰后，還沒有一個第三世界大國真正崛起過；而要實現崛起，就既要放棄戰爭型的崛起方式，又要放棄改變現有國際分工體系、建立更合理體系的幻想，轉而以現實的態度考慮如何從這一分工體系的低端走向高端。通過對第三世界國家后殖民形式的剝削，我們可以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復活”國家發展和崛起的歐美模式。當然，這并不排除崛起過程中進行局部戰爭的可能性，但我以為，這種戰爭的對象不應是西方強國，而應是那些阻礙我們實行控制的、不太聽話的第三世界國家。一言以蔽之，我們的主要任務不是與西方國家對抗，而是與它們展開爭奪第三世界的競爭。

政治體制。不合理的政治體制阻礙我們落實各項戰略措施，應在不更動核心政黨制度的前提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本質是權力重新分配。我們迄今為止進行的改革大都集中于利益重新分配，沒有對權力進行重新分配，這就導致了舊體制下的權力所有者尋租新體制下的資本所有者。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切斷官僚和資產階級的權錢交易同盟。當然，不能采取限制資產階級發展的方式，而要從官僚方面、政府方面著手去解決，讓資產階級能夠在一個公平公正合理的競爭環境中，依靠法律、法規完滿地解決自身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各種問題，而無須求助于政府官僚。

農業。在政治體制改革基本完成、腐敗現象得到切實遏制甚至消失時，可以嘗試土地私有化，讓土地在競爭中自發集中，建立大農業，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為二、三產業的發展和重新布局奠定厚實的農業基礎。

民族心態。幾乎所有綜合國力計算公式都將民族精神因素考慮了進去，可見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對中國而言，必須實現民族心態的兩個轉變，一是從內向型轉為外向型，二是從目前的意志分散狀態轉為意志凝聚狀態。

我們的人民應該為落實各項戰略措施做好犧牲一定個人利益的準備，做好艱苦奮斗的準備——不是宣傳機器所鼓吹的那種不明所以、前途未卜的“艱苦奮斗”，而是戰后德國、日本人民為重新崛起而進行的那種全民族的艱苦奮斗。這也正是我們發揚中華民族重集體的優良精神的好機會。

七、結語

這個戰略框架的實質是以崛起帶動發展，而不是像亞、非、拉美模式那樣用慢吞吞的發展來求得某一天早上的崛起。為此我們做了一整套特殊的戰略安排。

真正的難點在于運作資源有限，要辦的事太多。所以要分個輕重緩急，要制定詳細規劃，要確定以何為突破口。

                                                                  2005/8/13.

                                                            修改于2005/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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