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軍政治

　　1995年，時任朝鮮領導人金正日在視察蟠松哨所時提出了一個理念：先軍政治。

　　意思就是一切以軍事工作為先。

　　這可以說是朝鮮長期以來的政治路線的總結。

　　后來金正恩繼續貫徹該路線，他在2013年視察前線時還特別強調了一句：現代戰爭是炮戰。

　　說實話我當年看到這些新聞的時候，都是當笑話看的。

　　朝鮮老哥們也不看看現在都什么年代了。

　　賺錢懂不懂？高科技懂不懂？

　　結果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才打了一年，俄羅斯和西方國家的炮彈庫存就被消耗得七七八八了，軍工廠加班加點都補不上。

　　于是世界上最頂級的幾個列強，不得不各自火急火燎地到處找外援買炮彈。

　　其中俄羅斯的主要外援就是朝鮮。

　　根據外界的估計，目前朝鮮向俄羅斯出口的炮彈已經超過一百萬枚，相當于美國5年左右的產量。

　　這個為戰爭做了一輩子準備的國家，就這樣成為了歐亞大陸局勢的重要棋手之一。

　　而他們能在關鍵時候拿出這個實力，靠的就是在“先軍政治”下，常年超GDP比例20%的軍費投入。

　　正常國家的軍費GDP占比一般在2%左右，其中中國的平均水平還不到1.5%。即使是全球布武的美國和正在打仗的俄羅斯，這個數值也不到4%。

　　相比之下，朝鮮這個常年超20%的水平就非常夸張了。這樣的結果當然是“跟著將軍混，三天餓九頓”。

　　但不管你怎么看待朝鮮這個國家的立場，都不得不承認一個現實：

　　該國長期都面臨著一個“死敵就在身邊”的惡劣生存環境。

　　餓肚子固然痛苦，但在叢林世界，生存才是第一要務。

　　其實這個道理對所有國家都適用，尤其是那些安全形勢和朝鮮差不多的國家。

　　比如說以色列。

　　跟朝鮮比起來，以色列身邊的死敵只多不少。

　　該國自建國以來戰爭沖突不斷，今年10月份又爆發了新一輪的巴以沖突。

　　在此次沖突中，以色列一口氣動員了三十多萬大軍，意圖一鼓作氣橫掃加沙地帶。

　　然而從他們10月底攻入加沙到現在，不僅一個當地的抵抗組織都沒能消滅，自己還遭受了數百輛裝甲車輛的損失和5000人以上的傷亡（以色列報紙Yedioth Ahronoth數據）。

　　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在拍“抗以神劇”。

　　這種拉胯的軍事表現對于以色列來說是相當不利的。

　　因為他們現在之所以可以光鮮亮麗地活著，靠的就是幾十年前樹立起來的那個“中東小霸王”的人設。

　　以色列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中打癱埃、敘、約等國的數十萬大軍，只花了6天。

　　如今卻連幾個難民營里的“地頭蛇”都搞不定了。

　　這是怎么回事呢？

　　要搞清楚今天以色列拉胯的原因，就需要先了解一下當年以色列崛起的歷程。

　　崛起之路

　　如果僅看紙面數據，當年以色列能夠成為“中東小霸王”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他們在建國后和朝鮮一樣，也走上了“先軍政治”的道路。

　　以色列在上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軍費GDP占比都超過10%，巔峰時甚至一度達到30%（包括援助），這還沒算上外交、軍工、情報等方面的開銷。

　　這就是以色列橫掃中東的奧秘。

　　當然了，軍事投入是沒有經濟回報的，所以不能指望市場主體去自愿投入。

　　一個國家能長期堅持“先軍政治”的前提，是這個國家的政府對社會資源擁有強大的控制能力。

　　在這一點上，以色列再次和朝鮮“英雄所見略同”。

　　該國在建國初期的經濟結構跟朝鮮類似，都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充滿了社會主義色彩。

　　那么以色列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條建國的道路呢？

　　這就跟他們當時面對的現實情況有關了。

　　我們現在聊起以色列的建國歷史時，往往會提到各路列強在其中起到的重要作用。

　　然而列強們的幫助雖然重要，但說到底也只是臨門一腳。

　　“猶太復國”這個項目最終能“上市”，是需要有一個大前提作為基礎的：

　　在巴勒斯坦地區聚集起足夠多的猶太人口。

　　如果你連人都沒有，那一切都是空中閣樓。

　　不過僅看紙面數據的話，這似乎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因為在歐洲散落著大量現成的猶太人，只要把他們都聚集過來，數量自然就夠了。

　　但對于普通的歐洲猶太人來說，巴勒斯坦是一個遙遠而又陌生的窮地方，正常情況下沒什么人會去那里。

　　即使在受到迫害的時候，猶太人首選的逃難目的地也是美國，只有在買不起船票的情況下才會考慮去巴勒斯坦。

　　然而他們就算到了巴勒斯坦也很難留下來，因為根本找不著能糊口的工作。

　　這就導致這里的猶太人口增長得非常緩慢。

　　怎么辦？

　　此時一個來自波蘭的猶太人就提出了一個很有建設性的方案：

　　“勞動建國”計劃。

　　啥意思呢？

　　就是先通過猶太殖民協會（Jewish Colonisation Association，簡稱JCA）幫助和鼓勵有錢的猶太移民去巴勒斯坦建農場，然后再讓普通的猶太移民去這些農場里上班。

　　先種地的帶領后種地的，最終實現共同種地。這樣猶太人就可以靠自己的勞動在巴勒斯坦立足了。

　　這個聰明的波蘭猶太人就是后來以色列的國父：戴維·本.古里安

　　該方案在我們看來平平無奇，但對猶太人來說卻是個新鮮事。

　　因為歐洲猶太人在歷史上大多沒有自己的土地。他們并不從事直接的農業勞動，而是更多地在商業和金融領域發揮特長。

　　現在讓他們背井離鄉去種地，確實很有“開創性”，不過也很合理。

　　因為巴勒斯坦那個地方本來就沒有什么商業和金融業給你發揮，在那唯一能干的事情就是種地。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對當地的環境缺乏了解以及自身的農業水平有限，猶太人的農場差點一開業就夭折。

　　好在當地的阿拉伯老鄉熱情地向猶太人提供了自己多年的種地經驗，于是大量的猶太農場這才成功地建立起來。

　　1906年，俄國的反猶騷亂引發了第二次巴勒斯坦猶太移民潮，本.古里安正是在這次浪潮中來到了巴勒斯坦。

　　他一到這里就興致勃勃地直奔猶太農場打工，親自踐行自己“勞動建國”的理念。

　　3個月后，他跑了。

　　不過本.古里安并不孤獨，根據他的估計，第二次移民浪潮中有90%的猶太人都跑了。

　　這是為什么呢？

　　因為在巴勒斯坦打工實在是太苦了。

　　本.古里安這個“勞動建國”的思路，其實跟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落后地區勞動力向發達地區轉移的行為很像。

　　比如說印度人、中東人去歐洲，墨西哥人去美國等等。

　　這些勞動力的主要優勢就是工資低。

　　他們在移民目的地靠著低人一等的工資爭取到就業機會，然后站穩腳跟、擴大族群數量。

　　比如說印度的移民后代現在在英國都當上首相了。

　　但去到巴勒斯坦的猶太人卻碰到了一個BUG：當地的阿拉伯人比他們還便宜。

　　猶太復國主義者們想當然地認為猶太農場主會以“幫助猶太移民”為己任，積極地雇傭猶太同胞。

　　然而想法很美妙，現實很亂套。

　　這些農場主一開工就顯露出了資本家的本色，他們壓根不管同胞的死活，雇人都是“價低者得”。

　　而阿拉伯人不僅工資低、技術好，抗壓能力還很強，能夠承受巨大的勞動強度，他們的日常對于猶太人來說就是卷王。

　　競爭對手如此強大，猶太人紛紛卷鋪蓋走人也就不奇怪了。

　　不過盡管鎩羽而歸，但本.古里安還是對未來保留了一絲希望。

　　他認為阿拉伯人雖然更加“物美價廉”，但隨著兩個民族間的仇恨不斷積累，阿拉伯人最終會拒絕為猶太人工作，到時候猶太農場主就只能雇傭自己的同胞了。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阿拉伯人跟猶太移民之間雖然出現過一些跟土地、水源相關的小糾紛，但并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民族矛盾。

　　歷史上確實有很多國家和民族都迫害過猶太人，然而阿拉伯人從未參與其中。

　　所以現實中的阿拉伯人很樂意去猶太農場打工，猶太農場主們也樂得接納。

　　不是猶太同胞雇不起，而是阿拉伯老鄉更有性價比。

　　這種樸實無華的功利行為讓猶太復國主義者們寢食難安，他們最終得出了這么一個結論：

　　靠自由市場和公平競爭去殖民巴勒斯坦是無法成功的，唯一的辦法就是通過強制手段在這里制定一個“猶太人優先”的游戲規則。

　　簡單的說就是要求猶太農場只能雇傭猶太人。

　　但這種虧錢的買賣農場主們肯定是不干的。

　　所以要實現這個效果，就需要猶太復國主義者們自己去建立一批不屬于某個農場主的集體農場。

　　后來他們還真的把這類農場建了起來，還起了個名字，叫基布茲（Kibbutz），在希伯來語里意思是“聚集”。

　　這個模式在世界上是比較罕見的，它是一種以殖民為目的，建立在種族歧視的基礎上的公有制經濟。

　　第一個基布茲在1910年初建立，到1947年以色列建國前夕，這類農場的數量已經達到了145個，是猶太人在巴勒斯坦最重要的基本盤。

　　基布茲里面不僅誕生過4位總理，還養育了大量的軍隊官兵和高級將領，這些人在后來以色列橫掃中東的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基布茲里的居民就是以色列的“軍戶”。他們平時勞作，戰時參軍，充滿了奉獻精神。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前，以色列經常被認為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當時執掌這個國家的主要力量，是來自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猶太移民。

　　也就是說當年阿拉伯聯軍面對的，是一個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主義軍事強國。

　　不過盡管屢次在戰場上證明了自己強大的軍事實力，以色列的很多左翼政治家仍不認同無節制的擴張行為。

　　他們經歷過建國的過程，深知群敵環伺下的生存不易，所以他們對以色列的發展方向有著非常謹慎的考量。

　　阿拉伯世界有幾億人。仗，是不能沒完沒了地打下去的。

　　注定的選擇

　　在以色列左翼政治家對以色列的長遠規劃中，有兩個方案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一是放棄聯合國的分治方案，選擇和當地的巴勒斯坦人一起建立一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

　　在我們這些中立的觀察者看來，這個方案無疑是最正義的選擇，因為它充分尊重了巴勒斯坦地區的所有居民。

　　但對于以色列來說，這個方案實在是過于先鋒了。

　　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初衷是建立一個猶太國家，他們勞動建國的目的就是為了鳩占鵲巢，讓猶太人成為這里的多數。

　　曾經的工黨領袖摩西.夏里特就明確表示過：

　　“猶太人從少數變為多數對錫安運動（即猶太復國運動）至關重要...阿拉伯人沒有最終的話語權。”

　　可以說從一開始，猶太復國主義者就沒打算和巴勒斯坦的原住民共享這片土地。

　　因此，左翼政治家們還拿出了另一個相對現實的方案：

　　充分尊重聯合國的決議，自覺限制移民。

　　即使在本方已經取得戰爭勝利的情況下，也不要額外侵占巴勒斯坦的土地和驅趕那里的人民。

　　持這個立場的政治家們認為：

　　以色列的建立和存續是需要建立在巴勒斯坦人民諒解的基礎上的。

　　所以猶太人要在手握利刃的同時保持克制，然后慢慢地在這個地區建立起和平發展的共識。

　　克制，其實是一種在叢林世界中以最低成本維持長期生存的大智慧。

　　然而遺憾的是，這個相對現實的方案也未能得到以色列社會的廣泛認可。

　　這是為什么呢？

　　以色列的建國模式帶有很強的殖民主義色彩，具體來說就是那種二戰前常見的“列強分蛋糕”模式：

　　萬里之外的幾個大國關起門來開個會，完全不考慮原住民的意見，在地圖上隨便劃拉一下就決定了某塊土地的歸屬。

　　這種“地圖開疆”出來的國家，往往缺乏一個內部沉淀和整合的過程，注定會在以后的“國生”中被源源不斷的內外部矛盾反噬。

　　比如說雖然領導以色列建國的主要力量是左翼團體，但以色列整個國家的成分卻非常復雜。

　　猶太移民來自世界各地，資金來源則以歐美資本為主，另外社會中還混合了原住民猶太人、正統宗教猶太人等等。

　　麻雀雖小五臟過剩。

　　加入以色列的移民雖然都號稱是猶太人，但他們各有各的利益，各有各的認知，彼此之間并沒有經過長期的磨合，基本上可以說是臨時拼湊出來的草臺班子。

　　對于他們來說，要達成一個“犧牲眼前利益，追求長遠發展”的理性共識，幾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從根子上來說，殖民就是殖民，無論執政者宣傳什么理念都改變不了這一點。

　　殖民者對殖民地的掠奪肯定是不會講究克制的。

　　用我們的話來說，這叫“得國不正”。

　　在這種情況下，以色列人最終只在一件事上達成了共識：

　　集中資源提升軍事實力。

　　這樣的結果就是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永遠都看不到和解的希望，而且仇恨還越積越大。

　　打了幾次中東戰爭，表面上看是把阿拉伯國家都打趴下了，但與以色列為敵的人卻一點也沒有減少。

　　在埃及放棄抵抗后，伊朗又組建了抵抗之弧。同時巴勒斯坦當地的抵抗組織也層出不窮。

　　以色列要應對這種無窮無盡的威脅，就只能繼續堅持先軍政治。

　　但這不現實。

　　因為大多數人是無法長期忍受巨大的經濟壓力的，不可能每個國家都學朝鮮。

　　不過以色列確實也有自己的過人之處。他們在1966年就完成了工業化進程，生活水平提升的曙光就在眼前。

　　從1948年到1970年，以色列人口增加了三倍，人均GDP翻了近4倍，同時還完成了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成績不可謂不亮眼。

　　不過工業化的發展又帶來了新的挑戰。

　　我們都知道工業發展有個特點：

　　你聚集的產業鏈越多，效率就越高；你擁有的產業鏈越長，主動權就越大。

　　而以色列作為一個僅有幾百萬人口的小國，在建立大規模產業鏈方面是先天不足的。

　　那怎么辦呢？著名經濟學家科斯曾說過這么一個理論：

　　不管權利初始安排如何，市場機制都會自動使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

　　簡單的說就是誰的效率最高，資源就會主動向誰歸附。

　　而以色列就是中東地區生產效率最高的國家。

　　所以他們的最優解就是向周邊國家打開合作的大門，實現周邊資源的歸附。

　　在這個基礎上就可以建立起一個以自己為中心，輻射中東乃至整個阿拉伯世界的龐大產業鏈。

　　這樣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以色列甚至有可能因此成為世界的一極。

　　然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和平。

　　從這里我們也可以再一次體會到以色列左翼政治家們的高瞻遠矚。

　　但正如上文所說，以色列是一個復雜的國家，人們無法在和平的道路上達成共識。

　　這樣的結果就是戰火橫亙在了經濟規律的面前，以色列和中東地區的豐富資源咫尺天涯。

　　構建不了大規模產業鏈，就成不了核心；成不了核心，就只能去做別人的一部分。

　　最終以色列不僅沒有實現周邊資源的歸附，自己還要去依附西方產業鏈，成為上面的一個小節點。

　　按常理，這對于以色列來說并非最好的結果，因為發展的空間被鎖死了，以后撐死了也就是個豪華版的來料加工廠。

　　更不用說他們在一邊掙著微薄的加工費時，一邊還要應對無休止的沖突和戰爭。

　　這個局面怎么看都讓人覺得前途暗淡。

　　不過一個國家的發展，既要看自身的努力，也要看歷史的進程。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發生的一系列事件，徹底改變了以色列的國運。

　　發財的秘訣

　　上文提到過，以色列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東戰爭中表現十分搶眼，一舉樹立起了中東小霸王的人設。

　　這場戰爭的勝利除了暫時解除了以色列的生存危機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作用，就是讓美國對以色列的實力徹底放了心。

　　老美在霸權的征途中一路走來，扶持過很多小弟，但像以色列這么能打的確實是鳳毛麟角。

　　所以在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前，美國多多少少還會假裝一個中立的姿態；而等到第三次中東戰爭之后，他就毫不掩飾地全面倒向了以色列。

　　緊接著在1971年，美國人親手終結了用黃金為美元背書的布雷頓森林體系。

　　這意味著之后美國人印鈔再也不用受限于黃金數量，而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了。

　　盡管已經如此放飛自我，但美國還是希望大家能夠繼續相信美元。

　　不過各國人民也不是傻子，美國人這個美好的愿望要怎樣才能實現呢？

　　他們的辦法就是強制石油這種最基礎的現代工業資源用美元交易，該體系也被稱之為“石油美元體系”。

　　要建立和維持這個體系，美國就需要把大棒舉到各大中東產油國的腦門上，逼他們在賣油的時候只接受美元。

　　而能打的以色列無疑就是美國在中東最佳的大棒代言人。

　　這下以色列雖然沒能成為全球現代工業體系中的關鍵節點，但卻成為了美國石油美元體系中的關鍵節點。

　　這也意味著以后美國每次開動印鈔機，都有以色列的一份。

　　在整個上世紀七十年代，美國每年都會給予以色列幾十甚至上百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其中在1979年甚至高達160億，同時每年還有幾十億的經濟援助。

　　這兩個援助加起來最多的時候一年接近200億美元。

　　要知道在那個時候，以色列自己的GDP也就一兩百億。

　　別人送的錢比自己掙的還多，這是潑天的富貴啊。

　　美國對以色列的經濟援助一直持續到上世紀末，而軍事援助則一直持續到今天，現在仍有每年30-40億美元的水平。

　　果然大錢都是大風刮來的。

　　對于以色列來說，在經濟的基本盤發生變化后，原先那套由國家政府主導的經濟發展模式就“不合時宜”了。

　　此時要求全面融入西方金融體系的以色列右翼團體開始崛起。

　　1973年9月，該國幾個重要的右翼政黨合并組成了全國自由聯盟，又稱利庫德集團。

　　這個政黨在文化上主張猶太文化復興，在經濟上主張自由主義，在外交上奉行擴張政策，反對巴勒斯坦建國，要求獨吞整個巴勒斯坦地區。

　　1977年，利庫德集團擊敗了長期執政的工黨，成為以色列新的執政黨。

　　不過好日子并不是馬上就來，因為很快以色列就遭遇了第四次中東戰爭。

　　中東小霸王在這場戰爭中雖然依舊取勝，但卻在戰后遭遇了石油危機。

　　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為報復以色列和支持以色列的國家，對他們進行了石油禁運，導致石油價格暴漲，進而引發全球范圍的通貨膨脹。

　　通貨膨脹意味著生產成本大幅提升，搞“來料加工”的以色列壓力山大。

　　更糟的是，以色列為了打仗還發行了不少國債，現在需要印鈔還債。

　　結果該國的通脹率一飛沖天，最嚴重的時候甚至超過了百分之四百。

　　在這樣的背景下，利庫德集團就在1983年開啟了經濟改革（利庫德集團在1984年和1988年兩度與工黨組成聯合政府）。

　　此次的經濟改革對政府借債進行了限制，同時要求央行獨立，不再按政府的要求印鈔，并讓本幣貶值，增加出口競爭力。

　　在摁住通脹后，利庫德集團又開始對市場進行私有化改革，把大量國有企業的股份出售給了國際資本。

　　這套改革的邏輯其實很簡單：

　　當一個人欠的債務實在太多，已經沒辦法靠繼續打欠條（印鈔）來解決問題時，他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家里值錢的東西都賣了。

　　比如說把車賣了，不僅能換到錢來還債，還能節省很多加油和保養的開銷。

　　到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以色列已經一身輕松，同時還因為蘇聯解體獲得了大量來自前蘇聯的高級科技人才。

　　于是他們就在這個時候選擇了一條新的發展賽道：創業型經濟。

　　該國在1993年成立了大型的政府創業投資引導基金：YOZMA。

　　該基金不僅孵化了很多科技創新型企業，還通過“風險兜底”的方式吸引到了大量國際資本的投入。

　　于是以色列就此踏入了光鮮亮麗的投資圈，成長為了我們現在印象中的那個高科技創業之國。

　　此次經濟改革的效果十分顯著，所以也被西方經濟學家們稱之為“改革奇跡”。在此基礎上還形成了一套新自由主義的改革理論：華盛頓共識。

　　后來專家們大力推廣了這個理論，并把它用于指導那些同樣陷入經濟泥潭的拉美和前蘇聯國家的經濟改革。

　　不過那些國家的改革效果就比較驚悚了，他們在折騰完后基本上都陷入了長期的貧困、分裂和寡頭林立的局面。

　　正所謂“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有些事情以色列能做，不代表其他國家也能做。

　　改革不是沒有代價的，賣掉國有企業和貿然開放金融市場這樣的舉措，會導致國家失去經濟主權。

　　只不過這對于以色列來說并不是什么大問題，因為他們本來就是石油美元體系的核心節點，沒有人會害他們。

　　世界霸主對以色列只有寵溺，沒有收割。他們在以色列改革的整個過程中，都在源源不斷地打錢。

　　所以任何想學以色列的國家都需要先捫心自問一下，自己配不配？

　　另外當以色列開始吸引外資的時候，華爾街的資本天然地就愿意來這里，而且來了后也不會隨便撤走。

　　這些優勢都是其他國家所不具備的。

　　不過道理還是那個道理：凡事皆有代價。

　　以色列放棄經濟主權，雖然不需要擔心外部的收割，但卻在不知不覺中陷入了巨大的內部旋渦。

　　急轉直下

　　在今年10月份的巴以沖突爆發后，以色列國內就出現了一批抗議人群。

　　他們天天跑到大街上去公開反對以色列的軍事行動，甚至還當眾焚燒以色列的國旗。

　　而以色列政府居然對此毫無辦法，這倒不是因為以色列政府“心善”，而是因為這群人的身份太過特殊。

　　他們是以色列國內最傳統的猶太人群體：哈瑞迪猶太人。

　　以色列的猶太人主要分為三個派別：改革派、保守派、正統派。

　　改革派大多是左翼人士，他們基本上不受宗教束縛，追求的是現代化的發展。保守派則主要是右翼群體，他們在追求現代化的同時也同樣看重民族和宗教傳統。

　　正統派就比較純粹了，在他們看來，猶太教的信仰是高于一切的。

　　而在正統派中又有一個最為極端的分支：極端正統派。也就是剛才提到的哈瑞迪。

　　哈瑞迪反對一切世俗和現代的事物，無比懷念“美好的中世紀”。他們的男性幾乎不從事勞動，一天到晚都在研究經文。

　　這群人不僅反對以色列入侵巴勒斯坦，甚至還反對以色列這個國家本身，做夢都希望以色列毀滅。

　　當然了，他們之所以持這樣的立場，并非是受現代道德觀的影響，而是因為以色列的存在不符合經書上的教義。

　　按照他們的理念，猶太人的國家只能由神去建造。凡人建立猶太國是對神的忤逆，就算建起來了，那也是一個“偽國”。

　　如果從以色列的立場出發，哈瑞迪的這些行為基本上可以算是“叛國”了。

　　然而正是這群“叛國者”，在以色列享受著超國民的福利待遇。

　　他們不上班、不納稅、不服兵役，生活主要靠國家補貼，同時還擁有和其他國民一樣的投票權。

　　造成這個奇葩局面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說哈瑞迪作為最正統的猶太教徒，事關以色列建國的法理基礎，所以以色列政府不能得罪他們。

　　另外哈瑞迪并非“外來戶”，而是一直生活在巴勒斯坦地區的原住民猶太人。外來的猶太復國主義者在他們面前確實有些理虧。

　　但這些原因都不能作為以色列政府無底線偏袒該群體的理由。

　　對于大多數普通猶太人來說，我可以不干涉哈瑞迪的生活方式，但我也沒有義務拿自己的收入去供養這些人吧？

　　一個正常的政府，至少應該做到讓國民的權利和義務基本對等。

　　但以色列政府就是做不到。

　　他們對于國內的各種矛盾完全是聽之任之的態度，如果哪天矛盾實在摁不住了，他們就挑起對外沖突轉移一下國內注意力。

　　這種“粗獷”的治國方式暴露了以色列政府的一個現實：

　　他們已經失去了管理國內社會關系的能力。

　　而造成這種結果的根源，就在于他們放棄了經濟主權。

　　不掌握經濟命脈，力量就會成為無源之水。錢都抓在國內外的“黃老爺”手里，政府靠什么去管理社會呢？

　　所以中央集權一旦墮落，各路豪強必然崛起。買辦型國家管理社會的方式只有一個：

　　贖買“地頭蛇”的支持。

　　管是管不了的，但開出條件一起合作還是可以的。

　　而以色列國內最大的“地頭蛇”就是宗教勢力。

　　以色列發展到現在，其國內以哈瑞迪為代表的極端宗教派已經尾大不掉。

　　在以色列議會的120個席位中，代表哈瑞迪的神諭黨（shas）占了11席，要知道即使是執政的利庫德集團，也不過30席。

　　在司法上就更為夸張了。

　　以色列的司法系統同時存在世俗的最高法系統和宗教法庭系統。

　　因為以色列的首席拉比（宗教領袖）是哈瑞迪，所以整個宗教法庭系統都在哈瑞迪的掌控之下。

　　該法庭并非擺設，而是控制了普通猶太人包括婚姻、財產、移民...在內的基層生活的方方面面。

　　另外哈瑞迪的數量如今已經從建國時的1萬出頭增長到了130多萬，占全國總人口的13%，預計50年后他們將占到以色列人口的一半。

　　所以這個群體在以色列并非一個另類的“小透明”，而是權勢滔天的“一方霸主”。

　　本著“打不過就加入”的原則，以色列的右翼政府果斷和這個極端派別結為了盟友。

　　此時還在為以色列堅守現代國家底線的，只剩下世俗的最高法院系統。

　　最高法院恪守以色列立國的一系列《基本法》，經常掣肘右翼政府和極端宗教派的不合法行為。

　　比如說最高法反對右翼團體在巴勒斯坦領土的擴張、要求哈瑞迪按法律規定去當兵、派法律顧問監督政府各部長的工作......

　　然后利庫德集團就對這個系統舉起了屠刀，他們于今年初開始進行司法改革。

　　按照利庫德集團的改革方案，最高法的權力將遭到大幅削弱，不僅會丟掉法官的任免權，還會失去直接否決政府決議的能力。

　　如果此次司法改革能夠最終成功，那么以色列的右翼勢力和極端宗教勢力將徹底失去束縛，該國也將不可避免地走向宗教狂熱狀態。

　　而這顯然是大多數普通以色列人所不能接受的。

　　于是在今年3月25日，以色列有超過60萬人舉行示威游行，抗議司法改革。

　　面對洶涌的民意，利庫德集團的解決辦法是在5月初對加沙進行轟炸。

　　可以說巴勒斯坦居民就是以色列政府用來轉移矛盾的工具人，國內出問題了就炸炸巴勒斯坦人“出出氣”。

　　在以軍公布了一堆“亮眼戰績”后，以色列民眾的注意力被成功轉移，司法改革得以繼續推進。

　　五個月后，哈馬斯從天而降...

　　末路狂飆

　　既然拒絕了和平的道路，那么前途就只能在戰場上見分曉。

　　對于一個四面樹敵的國家來說，無論外表如何光鮮亮麗，其立國之本都是軍隊的戰力。

　　如果軍隊保證不了國家安全，華爾街再捧你也沒用。

　　那么以軍現在是個什么水平呢？

　　2022年1月的一個晚上，以色列約旦河谷軍事基地突然發生交火，堅果特戰營的兩名以色列軍官在交火中喪生。

　　擊斃他們的，是另外兩名以色列軍官。

　　這是內訌了？

　　并不是。

　　因為以軍的軍火庫經常遭到自己人的偷盜，所以守備的官兵早已成驚弓之鳥。那天晚上有兩隊人馬都發現庫房有軍火失竊，然后都擅自行動去“抓賊”。

　　結果月黑風高，狹路相逢，雙方都以為對方是竊賊...

　　這起烏龍事件至少暴露了以軍三個嚴重的問題：

　　軍隊監守自盜現象嚴重，庫房隨時丟失裝備。

　　軍隊內部管理混亂，官兵各種擅自行動。

　　軍隊技戰術水平低下，到了戰場上連敵我都分不清楚。

　　而這樣的事件居然還不是孤例。幾個月后，又有一名以軍士兵在戶外祈禱時，因被戰友誤認為是竊賊而被擊斃。

　　人們現在依然會習慣性地把今天的以軍跟從前那個“中東小霸王”的形象聯系起來，但時代真的不同了。

　　當年的以色列軍人是從集體農場里成長出來的國家衛士，現在的以色列軍人則是整天被“黃老爺們”敲骨吸髓的苦逼打工人。

　　以色列國內外的權貴們一邊盡情享受著經濟改革的紅利，一邊對軍事開銷一砍再砍，把以色列的軍費GDP占比降到了6%左右。

　　于是以色列的軍備廢弛就成為了常態。

　　另外因為缺錢，以軍一線大頭兵的收入還非常低，甚至不到國家最低工資標準的一半。

　　將士們一天的工資只能在物價昂貴的以色列買到7瓶可樂。

　　不過這都還不是最嚴重的問題，因為決定一支軍隊戰斗力的根本因素并不在于裝備和收入，而是在于“為誰而戰”。

　　是為國內外的“黃老爺們”而戰，還是為身后的家國民族而戰，其體現出來的戰斗力肯定是不一樣的。

　　而以色列的國本，早就打包賣給“黃老爺們”了。

　　所以對于大頭兵們來說，問題就很簡單了：

　　一天7瓶可樂，拼什么命啊？

　　于是那支曾經橫掃中東的以色列國防軍就迅速墮落成了一群監守自盜的烏合之眾。

　　當以軍從第五次中東戰爭的戰場上凱旋時，恐怕不會想到：這就是他們最后的高光了。

　　而也正是那場戰爭，催生出了以色列的夢魘：黎巴嫩真主黨。

　　該組織在1982年成立后，就派遣了特工去往朝鮮接受軍事訓練。

　　2000年，真主黨通過十幾年的游擊戰爭成功將以軍趕出黎巴嫩，完成了對國土的收復。

　　同年，朝鮮教官抵達黎巴嫩，開始培訓他們建造和利用地下掩體來進行作戰。另外朝鮮還通過伊朗向真主黨出售了大量的火箭彈。

　　6年后，1000人左右的真主黨武裝在當地百姓和民兵的配合下，大敗入侵的4萬以色列大軍。

　　此后以色列再也不敢覬覦黎巴嫩的領土。

　　另外朝鮮還幫助敘利亞進行了反坦克導彈的逆向工程，也向也門胡塞武裝供應了大量的軍事技術。

　　朝鮮人民軍把天賦帶到中東，給這里的阿拉伯老鄉們帶來了一丟丟東亞怪物房的震撼。

　　而獲得朝鮮人民軍真傳的真主黨，從2014年就開始了對哈馬斯的軍事訓練。

　　現在的以色列恐怕需要重新評估一下自己和周邊對手的實力對比了。

　　如果他們無法在戰場上拿出足夠有說服力的表現，那么他們的安全形勢將會變得十分嚴峻。

　　當群狼突然發現它們圍住的并非一只雄獅而只是一只病貓時，會發生什么不難想象。

　　結語.成也蕭何敗蕭何

　　以色列這種通過依附美元體系而大發橫財的發展模式，確實很高效。

　　但通過這種方式獲得的繁榮，就跟中東地區的經濟發展毫無關系了。

　　改革后的以色列經濟，本質上只是華爾街在中東的一塊飛地。那些高科技的獨角獸公司，是開在特拉維夫還是開在硅谷，其實沒有什么區別。

　　這種局面就在客觀上導致以色列人失去了與中東各國和解的興趣。

　　無所謂，反正我賺的是美國人的錢。

　　共識的改變是潤物細無聲的，當你發現情況不對時，往往已經積重難返。

　　1992年，以色列工黨在大選中獲勝，新總理伊扎克.拉賓為和平的希望發起了最后的努力。

　　1993年，巴以雙方簽訂了《奧斯陸協議》。

　　相對于聯合國1967年的兩國方案，《奧斯陸協議》嚴重偏袒了以色列，它承認了很多以色列通過非法侵占所獲得的利益。

　　但即便如此，就因為該協議會導致以色列停止繼續擴張的步伐，它就未能得到以色列社會的廣泛認可。

　　拉賓本人也在協議簽署的兩年后被自己人刺殺，至此和平的希望徹底破滅。

　　如今以色列的情況總結起來就是：

　　經濟買辦化，社會極端化，政治軍國化，軍隊不像話。

　　該國的存亡實際上已經完全系于美國霸權之手。

　　美國霸權昌盛，以色列就能在未來繼續參與收割世界，獲得大量資源。那么其國內外的各種矛盾都可以花錢去暫時平息。

　　而如果美國霸權一旦衰落，以色列就會馬上裸泳。

　　因為沒有霸權的對外收割，就沒有新鮮的利潤輸入。

　　在這種情況下，各自為戰的利益集團只會為了存量蛋糕而互相撕咬。至于國際資本，他們會拍拍屁股走人。

　　現實地說，以色列的未來只有兩條出路。

　　第一條路是祈禱美國的全力支援，包括打仗的時候親自下場幫忙，發展的時候繼續瘋狂打錢。

　　這條出路的問題在于，現在美國自己都有點力不從心了。

　　他們在亞太地區投入了七成的海上力量也減緩不了自己步步后退的頹勢；

　　在俄烏戰場砸下重金也沒能壓垮俄羅斯；

　　在中東橫豎殺不死敘利亞；

　　在海灣地區眼睜睜地看著沙伊兩國走向和解而無可奈何；

　　......

　　美國人在這個時候最不想聽到的，就是以色列的救命聲。他們最近甚至連以色列的商船被胡賽武裝襲擊都無力阻止。

　　第二條路就是開啟內部革命。

　　這條出路需要依靠左翼力量去改變社會結構，控制社會資源，戒斷美元霸權的毒癮，把國家命運重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然后回到和平發展、勤勞致富的正道上。

　　但這條道路同樣艱難，因為以色列人恐怕沒有足夠的共識和凝聚力去逆天改命。

　　所以此次巴以沖突大概率的結果，就是當前的右翼政府找個機會單方面宣布勝利，然后休戰。

　　當然，如果以色列的損失太過慘重，也不排除內塔尼亞胡被轟下臺的可能，但這改變不了大局。

　　該國只要拒絕和平路線，同時又無力消滅周邊的敵人，那么他們在未來就會繼續受到周邊敵對勢力的攻擊。

　　最終以色列國內巨大的社會矛盾會在持續的外部壓力下被徹底引爆。

　　那么他們的未來到底是亡國有日？還是不破不立呢？

　　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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