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行報告》是從“北京共識”轉變到“華盛頓共識”的路線圖
曾飛
2012年2月29日現代快報：《世行發布研究報告 為中國未來發展開6味藥》：“昨天，世界銀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在京發布了一份名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研究報告。報告認為，即使經濟增速放緩，中國也可能將在2030年前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報告同時指出，在經歷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中國已經到達一個轉折點，需要再一次進行根本性的戰略轉變。”它還給未中國的改革者開了6味藥，號稱專治中國經濟的頑疾。
2012年2月27日中國網絡電視臺《世行報告建議中國縮減國企 稱不改革可能面臨經濟危機》：從《華爾街日報》披露的內容看，報告最熱辣的建議是“敦促北京方面縮減龐大的國企規模，使之在運營模式上更接近商業公司”。
世界銀行不是學術機構，它的頭頭是美國政客，而不是學術專家。中國由吳敬璉之類“專家”把持的“國研”也是政府機構，它僅僅對上頭的指示作“注釋”，也不是真正的學術研究機構。因而兩者合謀拋出的所謂《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研究報告（下稱《世行報告》）顯然不是學術研究報告，而是提供給中國的改革者的錦囊妙計、改革路線圖和經濟刺客的匕首。
因此，對《世行報告》評論就只能是政治批判，而不應當是學術評論。
著名的經濟學季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擔任世界銀行資深副總裁與首席經濟師，接觸過世行大量機密文件）的《不變的是掠奪本質，轉變的是掠奪方式》：指出，“與19世紀一樣，歐洲人和美國人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處沖破壁壘打開市場，卻阻礙第三世界的農產品進入他們的市場。鴉片戰爭中，西方用戰爭來推行他們的不平等貿易；今天，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使用的金融和財政手段幾乎一樣有效。”
《貨幣戰爭》一書中對此有著更為詳盡的闡述：“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國家都有同一類藥方等著他們：第一副藥：私有化。更準確地說是賄賂化”。受援國領導人只要同意賤價出讓國有資產，他們將得到10%的傭金，全部付到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上。第二副藥：資本市場自由化。從理論上講，資本自由化意味著資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亞洲金融風暴和巴西金融危機的實際情況是，資本自由流入來爆炒房地產、股市和匯市。在危機來臨之際，資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稱為熱錢的投機資本總是最先逃跑，受災國的外匯儲備在幾天甚至幾個小時之內就被吸干。第三副藥：市場定價。當半死不活的受災國被IMF拖到這步田地時，IMF又提出對食品、飲用水和天然氣等老百姓日常必須的產品大幅提價，最終的結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動。第四副藥：縮減貧困策略：自由貿易。在這樣的境況之下，斯蒂格利茨將WTO的自由貿易條款比作鴉片戰爭。斯蒂格利茨尤其對知識產權條款感到憤慨，以這樣高的知識產權關稅來支付西方國家制藥廠所生產的品牌藥品，無異于將當地人民詛咒致死，他們(西方制藥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2004年出版的《經濟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Man）則從實踐者的角度為斯蒂格利茨的觀點加上了精彩的腳注。該書的作者約翰.伯金斯（John Perkins）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形象而細致地描繪了國際銀行家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的不宣而戰的秘密金融戰爭的始末。作為當事人，作者于60年代末被美國最大的間諜機構NSA（國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經過一些列的測試之后，作者被認為是非常合適的“經濟刺客”的人選。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國際知名的工程公司作為“首席經濟學家”派往世界各國，去進行“經濟刺客”的工作，一旦作者計劃敗露，由于完全沒有官方背景，當事國只能歸罪于私人公司的貪婪。（來源：強國論壇“普通園丁”的帖子《不變的是掠奪本質,轉變的是掠奪方式》）
可見，華爾街壟斷資本通過國際銀行對發展中國家進行的經濟戰爭所用的武器，不外是私有化、貿易自由、資本自由和政府不干預市場。如此，壟斷資本就可以用這四把匕首輕易地奪去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命，而任其宰割。
如今，中國的改革者已經病入膏肓，于是美國控制下的世行就故伎重演，給出了斯蒂格利茨所透露，世行給所有的國家同一類藥方：私有化，資本市場自由化，市場定價（政府不干預），自由貿易的四味毒藥來保治百病。而全然不顧他們給拉美、東歐吃了這四味毒藥之后，使其陷入經濟困境甚至經濟危機的丑聞。敢于公然發圣旨“敦促北京方面縮減龐大的國企規模”。
人民日報甘肅分社社長林治波在騰訊微博說：“杜建國的抗議，緣起于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銀行聯合編著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其主旨是國企私有化。實際上，這個進程早就開始了，現在只是新一輪私有化的開始，要將剩下的鐵路、電信、電網、郵電、石油、石化等領域也實現私有化，至少是部分私有化。”
21世紀網《國資委強烈反對世行報告：有顛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嫌疑》披露：反對世行報告《中國2030年》(下簡稱《報告》)的不僅有大鬧發布會現場的“獨立學者”杜建國，還有掌控117家央企的國務院國資委。21世紀網從消息人士處獨家獲悉，如果不是因為國資委此前的反對，2月27日世行報告發布會的規格將會更高，本已列入邀請名單的超百家中外媒體最終也被縮減至十幾家。在發布會現場，佐利克介紹到，世界銀行的這項研究的構想肇始于18個月前，并得到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的支持，主要議題是面向2030年，甄別和分析中國中期發展所面臨的各種挑戰。此后，這項研究由財政部牽頭，世界銀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合作，經過一年多的研究，得以成文。上述知情人士告訴21世紀網，在形成初步報告后，財政部發文至相關各部委會簽。教育部、衛生部等部委給予報告高度肯定，認為報告給中國教育及衛生醫療領域的改革與發展提出了很好的建議。唯有國資委提出強烈反對意見，并就此給財政部回文，認為《報告》提出的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降低國有經濟所占比例的建議違反憲法，有顛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嫌疑，并要求與相關機構展開辯論。
杜建國和國資委的評論和反駁切中《世行報告》的要害。“世行”和“國研”合謀炮制的《世行報告》的所謂根據并不重要，那只不過是借口、裝飾品而已，重要的是誘使中國的改革者將國企私有化，讓資本自由，全面兌現“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以取代所謂的“北京共識”（封建的社會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同時，正如國資委所質疑的，作為支持此項研究的國務院李副總理和國務院的研究機構，甚至連違反憲法也毫不顧忌，實在是曠世奇聞。
維基百科：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指的是，1989年所出現的一整套針對拉美國家和東歐轉軌國家的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理論。……曾擔任世界銀行的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執筆寫了《華盛頓共識》，系統地提出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各項主張，包括實行緊縮政策防止通貨膨脹、削減公共福利開支、金融和貿易自由化、統一匯率、取消對外資自由流動的各種障礙以及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政府對企業的管制等，得到世界銀行的支持。森對拉美國家的國內經濟改革提出了已與上述各機構達成共識的10條政策措施，由于國際機構的總部和美國財政部都在華盛頓，加之會議在華盛頓召開，因此這一共識被稱作“華盛頓共識”。在威廉姆森看來，由于這些思想秉承了亞當·斯密自由競爭的經濟思想，與西方自由主義傳統一脈相承。后來人們將這些觀點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宣言”。體現“華盛頓共識”的政策主張，曾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在發展中國家及轉軌國家推動，其后果引起較大爭議。在次貸危機、全球信貸危機愈演愈烈背景下的2009年二十國集團倫敦峰會上，英國首相戈登·布朗稱“舊有的華盛頓共識已經終結”。
“華盛頓共識”的主要主張就是：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貿易自由化；投資自由化。關鍵點在于私有化和自由化。這就是英美資本主義的基本內核。
而所謂的“北京共識”，北京大學國家研究院副院長、天則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姚洋認為：中國自1978年經濟改革以來，每年經濟增長率持續在10%左右，現在人均GDP是30年前的12倍。許多分析家認為，中國經濟的成功歸因于其非常規的經濟政策，即混合所有制、模糊產權及政府大力干預的綜合。美國《時代》雜志前國際版編輯喬舒亞•庫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將其起名為：“北京共識”。……同時，中國增長的奇跡也留下了不穩定因素。其他發展中國家也曾深受“中等收入陷阱”之苦。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達到3000-8000美元時，經濟發展開始停滯，收入不平等開始增長，社會沖突開始爆發。事實上，中國已經進入此階段，陷阱的預警征兆已無法忽視。最近幾年，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進一步加強。最顯著的是目前4萬億元經濟刺激計劃，在政府投資幫助下，2009年中國GDP增長率達到8.7%，贏得一片掌聲。但長期來看，這可能導致中國經濟效率降低，國進民退，使中國經濟窒息。（來源：財經網《終結“北京共識”》）——簡而言之，《北京共識》就是以政府所控制的不受約束的權力，直接給予高官先富起來的特殊利益，或者用“給政策”的辦法給予高官先富起來的機會，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發展官僚資本主義；同時實施以市場換取外來投資和出口，依附發展的模式。
于是，以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和政府干預導致經濟停滯為由，美國的政客伙同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力圖終結“北京共識”，全面轉軌，推向“華盛頓共識”，也就是被稱為“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的完全的資本主義。使中國從帶著一層薄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面紗的隱形的官僚資本主義，轉變為公開的資本主義。不過在中國所謂的完全的資本主義也只可能是半殖民地性質的附庸資本主義。全盤的控制者不再是中國的官僚，而只能是美國華爾街壟斷資本。在美國政客直接控制下炮制出來的《世行報告》正是取消中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進一步私有化，金融資本自由控制一切，從“北京共識”模式轉軌到“華盛頓共識”模式的改革路線圖。
而《世行報告》所給出的藥也就是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的中國版，要點依然是老掉牙的國企私有化，資本市場自由化，市場定價（政府不干預），自由貿易的四大毒藥。吃下這服藥也就等于是從“北京共識”模式（官僚資本主義，依附發展）蛻變為“華盛頓共識”模式（新自由資本主義，半殖民地經濟），充當美國政治與經濟的附庸，實現“中美國”資本共榮圈。也就完成了美國徹底解決中國的戰略目標。
這四大毒藥毒害了拉美和東歐等發展中國家，讓這些國家的經濟轉型都以失敗告終。美國壟斷資本以損人利己為本性，把屢戰屢敗的路線圖推銷給中國，這理所當然，很好理解。而中國的改革者在當前的格局之下已經擁有巨大的既得利益，為何也心甘情愿地想吞下這些毒藥呢？這種合謀似乎很難理解。
其實美國壟斷資本之所以敢于把屢戰屢敗的路線圖明目張膽地推銷給中國的改革者，是看準了中國改革者的困境。美國重點控制中東，重點構筑太平洋島鏈、挑起南海爭端、控制印度洋，阻斷中國通向非洲、拉丁美洲的海上與陸上的通道，半月形戰略包圍中國；挑起中美貿易戰；進行文化入侵；控制中國糧油和金融，重壓之下，迫使中國的改革者內外交困而且懼內甚于懼外，因而將不得不向美國屈服而甘當附庸，以圖自保。何況“領導人只要同意賤價出讓國有資產，他們將得到10%的傭金，全部付到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上”的收買政策對利益熏心的政治家具有何等的誘惑力！而推銷給中國的改革者的《世行報告》之內核又是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降低國有經濟所占比例，其實也就是“同意賤價出讓國有資產”，因而“10%的傭金，全部付到瑞士銀行的秘密賬戶上”的誘惑將起關鍵性的作用。對于唯利是圖的一些所謂的“改革者”來說，他們一向膜拜“鳥為翅亡，人為財死”的信條，于是可能達成合謀也就很容易理解。
當前的改革困境，解決的辦法是現成的。那就是從所謂的北京共識模式轉向廈門模式（廈門特區改革的成功實踐所啟示的正確發展模式，并非廈門已經全部做到；和全國一個樣，廈門特區也在“北京共識”泰山壓頂之下苦苦抗爭）的改革、變革、建構。當前的經濟結構建設（也可以叫做改革、變革或建構）的要點應當是：
1.公企為主，自主發展。培育以“公企”為主導的多種經濟體的產業集群，保證自主的經濟發展。“國企”還原為“公企”；“公企”以為社會創造價值為目的，不以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公企”歸人大監管，不歸國務院直管；由職業經理人經營，禁止官員直接插手，防止變成“官企”。國家負責宏觀調控和市場監管，受兩會和民眾監督，不得以任何形式進入市場經營牟利。以公企為主導（應包含公眾股為主的股份公司，農民的股份合作農業公司），和私企、外企并存，公平競爭，建構企業集群；反對任何形式的壟斷和暴利，包括銀行暴利，禁止投機、奢侈品和路橋設卡收費。創造條件吸引外資及其技術進入，嚴禁商業賄絡，拒絕蘋果－富士康之類的血汗工廠。內需為主，外需為輔，自主發展。
2.鼓勵創新，保障民生。政府創造條件，鼓勵企業創新，重點發展高新產業；保證基礎教育普及，注重技校、技術學院等教育培訓，提高勞動者技術水平；逐步提高工資，吸引人才；大力建構衛生保健、住房保障、養老等民生體系；倡導大眾體育、大眾文藝、大眾文化、大眾休閑，保障民生。
3.保護生態，綠色發展。維護生態環境，保護海洋和水資源，不許任意建造水壩、水電站、破壞原始森林的蓄水功能，保持地下水的正常水平，不許濫用礦產和海洋資源，保障陸地和海洋生態。
4.培育道德，文明發展。干部帶頭，黨政軍民共同建構文明社會，培育良好的道德風尚，建構經濟發展的道德基礎。
在這歷史的緊要關頭，敢問路在何方？就在腳下，在全體同胞的腳下。只要大眾、黨員和干部充分覺醒，勇敢地走中國人自己的路，充分利用當前非常難得的機遇，發展民族的自主經濟，富民強國，廣交全球朋友，維護國家利益的斗爭有理有節，中華民族一定能興旺發達，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愿國人齊心努力。
————————————————————————————————————
［注］劉少奇的態度，是一直主張嚴懲“信陽事件”直接責任者。其派出的代表公安部副部長徐子榮曾在河南省委討論擬定了一個殺2萬“信陽事件”直接責任者的計劃。（見路憲文《“信陽事件”的歷史、社會根源及經驗教訓》）。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