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皇甫平：改革亟須乃正確的價值定位　　

而非再彈“不爭論”的實用主義變奏曲　　

中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是擺脫了以往社會主義教條的思想政治束縛之后，并在20世紀70年代末形成的資本市場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摸、爬、滾、打”地在各種矛盾和曲折中探索發展的。20世紀90年代初，在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的世界大變局后，前蘇聯的俄羅斯諸國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不約而同地開始了建立市場經濟體系的社會轉型改革。　　

同俄羅斯等國采取“硬著陸”的激進“休克療法”來直接變身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不同的是，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是在面對以上重大變局和思想混亂的情況下，由政治強人鄧小平先是以“不爭論”而穩住陣腳，經認真思考后，才最終以“南巡講話”（后統稱“南方談話”）定下基調，并以“軟著陸”的漸進方式，堅持在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既定政治體系下來推行，并表述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 　　

中國改革開放的三十余年來，一方面取得了經濟高速發展并在GDP的總量上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另一方面也形成和累積了大量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和發展問題，如，貧富兩極分化，貪污腐敗肆行，公共道德缺失，拜金主義嚴重，社會關系失衡，生態環境惡化，理想價值缺位，精神信仰空虛等等，并積重難返地制約了整個經濟和社會的進一步發展。　　

以上矛盾和問題還突出地表現為：經濟、社會和政治發展的官僚特權化、利益集團化問題；迅速形成的貧富兩極分化在相當程度上還表現為并非是經濟自發演化的結果，而很大程度上是制度設計造成了少數人的一夜暴富，正如人們形容是MBO的所謂“改制富翁”，股市操縱的“圈錢富翁”，甚至是各種權力尋租的百萬富翁、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在一些社會和經濟領域，乃至基層社會權力和社會關系方面還惡性膨脹地形成了劣質化、黑惡化、貪腐化的趨向，伴生的則是各種嚴重社會犯罪乃至黑社會犯罪的問題；群眾權益被任意侵犯的不斷發生更是激化了各種社會矛盾，如企業改制、征地和拆遷中不斷發生嚴重侵犯職工、農民和群眾利益的問題，農民工工資被拖欠一度甚至成了常態化的問題；日益嚴重的失業甚至是大學生失業問題；廣大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住房難、治病難、上學難、入托難等問題；仍普遍存在著相當一部分人眾被我們的社會發展邊緣化或體制外化了，并集中表現為城管與小販、警察掃黃與賣淫女生態等等之類的矛盾和沖突；經久不息的上訪告狀、不斷發生的所謂“群體性抗爭事件”和維穩形勢嚴峻的問題，等等……　　

對這些矛盾和問題的解決又面臨的更大尷尬是，資本市場機制的調節失靈和人們市場社會關系的深度失衡，既定的黨政領導體系也日益官僚主義化和利益集團化，整個改革正陷于停滯和面臨危機了！　　

對此，雖然大多數人都認同，我們面臨的矛盾和問題只能通過進一步深化的改革、并且是政治體制改革來加以克服和解決，但在怎樣進行政治改革的問題上，卻由于以往已形成各種社會關系的過度撕裂和不同人們利益矛盾的尖銳沖突，整個社會已失去了改革初期的基本共同點和起碼平衡點，并發生了不同社會階層、甚至是階級的分化，以及造成嚴重社會分離的各種利益集團化等，又加大了政治改革的風險，并在事實上早就形成了和存在著各種洶洶涌涌的思想交鋒和激烈爭論了。　　

在中共十八大即將召開，也正值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之際，曾任《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副總編輯，《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并以皇甫平的筆名（自稱為“輔佐鄧小平”之意）組織文章宣傳改革思想的周瑞金，再次以“皇甫平”的姿態高調地發表文章和同記者談話，大談中國當前的社會危機和政治改革問題，并呼喚：“中國的改革，再一次到了緊急的時刻。當前的中國，迫切需要黨內健康力量發出類似鄧小平南方談話那樣的登高振臂一呼，重新凝聚改革共識，凝聚深化改革的精神力量……”。　　

對記者提出“近年來，社會上對于改革的議論比較多，有人認為改革已經變質，甚至出現了改革已死的說法，也有人認為當前需要再來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問題，皇甫平說：“與當時不同的是，爭論各方的焦點不再是純粹意識形態的‘姓社姓資’之爭，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進程中漸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角逐，這類博弈的激烈程度甚至超過了當年的意識形態之爭……今天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進社會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需要著力破除的，是不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步步為營’。有人拿一些‘左’的大帽子嚇唬人，阻礙改革，恰恰是為了維護某些部門和一己的壟斷權力、壟斷資源，與民爭利，甚至不惜與民為敵。”  　　

皇甫平還說道：“從當下的社會思潮來看，出現了多元化、多角度且水火難容的不同聲音。各種利益訴求和價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讓，時有碰撞的火星迸出……拋開一些情緒化表達，中國當前面臨著這樣一些最迫切、公眾反應最激烈的‘發展以后的問題’：貧富差距拉大，未能形成公平的分配制度；社會事業滯后，未能建立惠及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公眾幸福感下降，未能解決最基本的民生問題；環境污染加劇，高投入、高污染產業層出不窮，開發和環境保護的尖銳矛盾一觸即發；社會腐敗向縱深發展，腐敗不僅僅發生在經濟領域，更深入其他領域，表現為吏治腐敗、司法腐敗和輿論腐敗——媒體可以被資本收買，起不到監督公權力的作用。這三種腐敗直接與體制缺陷有關。這些問題交織重疊，導致了與當年小平南方談話時頗為相似的社會背景：曾經整合各方力量包括國際因素形成的改革共識，不但面臨嚴峻挑戰，甚至有陷入分崩離析的危險……或者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改革，再一次到了嚴峻時刻。”　　

對各方反應強烈的政治改革問題，皇甫平先是在文章中做了一番頗耐人尋味的表述，并著重地談及了所謂“改革的頂層設計”。皇甫平說：“一個繞不開的話題是，盡管最高決策層中不乏呼吁之聲，為什么政治體制改革還是千呼萬喚難出來？光是一項公布官員財產的制度，在局部就屢試屢敗敗，遭遇基層官員的強烈抵制，而一旦全面公開，又極可能經不起公眾的圍觀和打量，因此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值得注意的是，本屆政府提出了‘改革的頂層設計’，并且三次在重要場合提出‘社會管理創新’。看來，決策層是希望用提法更低調、社會震動更小的社會管理創新來部分地取代政治體制改革的使命。社會管理創新從總體上說，就是深化社會體制改革，形成市場、社會、政府多元的治理結構，堅定地走市場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道路。它不涉及權力合法性來源問題，而是在現行的自上而下任命的體制中，盡可能地引入民意因素，在社會矛盾集中的基層，強化民意監督，緩解官民矛盾，借助互聯網把握社情民意的脈搏，維護中央政府和現行政治體制的權威和公信力……”　　

隨即，皇甫平無論是在文章還是訪談中都發出了“迫切需要黨內健康力量發出類似鄧小平南方談話那樣的登高振臂一呼”的喊聲，并在后來的訪談中集中就所謂“改革頂層設計”的“社會管理創新”作出了一個可謂是“皇甫平”意味的設計和解讀說：“即便社會管理創新的提出，在現階段有其合理性，但有些‘暗礁’是深化改革無論如何也繞不過去的。比如：如何約束公權力的無限膨脹，限制特殊利益集團的形成和擴大；如何通過科學的制度駕馭資本，限制權貴資本主義的形成和壯大；如何把行政財政轉化為民生財政，學習借鑒歐洲推行全民福利的制度，盡可能地在分配中體現社會公平正義；如何在深化改革中扼制社會潰敗，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雖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框架，卻缺乏科學理性的操作細則，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么被權貴綁架，走向國家資本主義……2012年，是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中央提出‘更加重視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表明了中央決心整體推進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系統改革的意向。因此，全國人民熱切期盼有一個新的‘南方談話’，表明中央堅定深化改革，絕不半途而廢，著力切實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四位一體’的改革。要絕不動搖，更不空談，切實努力，建立完善的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場經濟體制，而決不讓中國走上由強勢政府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國家資本主義即權貴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推進從威權發展模式向民主發展模式的轉型，真正向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憲政社會主義的目標奮斗。”　　

皇甫平談改革的文章和談話，同更多的那些黨八股相比，可算是以異乎尋常的“坦率”和“尖銳”談到了我們當前面臨的問題和矛盾。但認真讀罷，又覺得其中其實多有言辭閃爍，卻意圖明確地在繼續彈奏一種“不爭論”的思想變奏曲，即仍試圖以“非意識形態化”或“不談主義，只說問題”的實用主義方式來框定當前人們對改革的反思和熱議，并盡可能地在用一種“黨內語言”來宣傳和販賣在當前仍很主流的所謂理性市場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的改革思想。對這類思想更加自由化的表達則是吳敬璉所謂“我的理想是歐美的社會模式”，也即“好的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所以皇甫平首先就為改革定下調子說，“與當時不同的是，爭論各方的焦點不再是純粹意識形態的‘姓社姓資’之爭，而很大比重成了在改革進程中漸次形成的不同利益集團的利益角逐”，“今天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進社會改革、行政管理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需要著力破除的，是不徹底的市場化改革滋生的‘特殊利益集團’的‘步步為營’”；還把一切要求反思改革的聲音都說成是“拿一些‘左’的大帽子嚇唬人，阻礙改革”，并“恰恰是為了維護某些部門和一己的壟斷權力、壟斷資源，與民爭利，甚至不惜與民為敵”；最后則畫龍點睛地說，“目前正在交叉路口徘徊不前，要么在改革中走向法治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么被權貴綁架，走向國家資本主義”，“要絕不動搖，更不空談，切實努力，建立完善的實現社會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市場經濟體制，而決不讓中國走上由強勢政府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國家資本主義即權貴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推進從威權發展模式向民主發展模式的轉型，真正向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憲政社會主義的目標奮斗”。　　

這就真是有些奇怪了？既然是要“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系”，又要“真正向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實現憲政社會主義的目標奮斗”，在面臨嚴重問題和深刻矛盾的情況下，卻為什么又總是要祭起“不爭論”大旗，那么忌談什么是社會主義、以及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呢？再就是，把一切問題都籠統地、大而化之地說成是“社會轉型期”和“市場化改革不徹底”的問題”，還動輒就斥責“有人拿‘左’的大帽子嚇唬人，阻礙改革”，并武斷地把這一切都指為“是為了維護某些部門和一己的壟斷權力、壟斷資源，與民爭利，甚至不惜與民為敵”呢？　　

我們前一階段發生的許多問題和矛盾，其實正是一種片面市場論或叫市場主義論，甚至是市場原教主主義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導向的結果。形成那么多其實根本就無法“拋開”的“情緒化表達”的民怨和不滿者，也大多不是什么擁有“一己的壟斷權力、壟斷資源”的權貴們，而恰恰是在前期市場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基本權益受到嚴重侵犯和肆意損害的基層民眾和普通百姓。　　

現在形成了一種動輒就以“不爭論”來壓制口聲的思想傾向，不過是以一種新“凡是論”的教條主義來對待鄧小平的政治思想遺產，并妄圖以對“不爭論”的祭拜來達到壟斷對市場經濟解釋權和改革話語權的目的。　　

殊不知，鄧小平的“不爭論”并不是一種任何意義上的思想理論定式，而是鄧小平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一是用來消除舊社會主義教條思想束縛，同時也為擺脫在他看來似乎是繁瑣羈絆的常規議事程序，并可能影響他自認為只能乾綱獨斷地來推動和完成他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框架設計，故而才“發明”和使用的一種實用主義的思想謀略工具。　　

當時還有這樣的一個插曲：中共元老陳云曾把在一線主持中央工作的趙紫陽叫到家里，對他提出：“常委們還是要定期開會，一些重大問題應在會上議一議，長期不開會，這樣不好。”趙紫陽則委婉地表示：“陳云同志，有些事情要是您和小平同志能先統一一下，我們在前邊工作的人就好辦了。我這個總書記，其實就是一個大秘書長呀。”后來，趙紫陽把陳云的意見轉達了鄧小平。鄧小平則回應說：“婆婆只能有一個。”　　

在我十分清晰的印象中，所謂“不爭論”的提出，最早是在所謂“北京風波”后，作為中央文件傳達的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對一些還看不清的問題，可暫不爭論，如什么是市場，什么是計劃，兩三年都不要爭論。”這個話后來在正式出版的《鄧小平文選》中被表述為：“下面談談最近抓什么工作的問題。不能等暴亂完全平息，現在就要一面抓徹底平息暴亂，一面清理一下我們過去究竟失誤在那些方面，如何改正以及現在急迫需要解決的是些什么問題。要統統抓、全面抓是不可能的。如果在這個時候開展一個什么理論問題的討論，比如對市場、計劃等問題的討論，提出此類問題，不但不利于穩定，還會誤事。現在要聚精會神地做幾件使人民滿意、高興的事情，同時要趕快注意那些對我們前進不利的事情。”[①]　　

鄧小平的“不爭論”，并非是“不思考”。關于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問題，就是鄧小平在整個經濟體制改革中一直在認真思考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改革初期的1979年，鄧小平在同外賓的談話時就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鄧小平關于搞市場經濟的思想也曾受到黨內一些人的質疑。但鄧小平還是不斷地又提出“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不存在根本矛盾”，“計劃和市場都是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其間，中央在經濟體制改革的提法上也先后形成“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等。后來在鄧小平的極力推動和趙紫陽的積極主持下，并在已先期實行了價格雙軌制進行過渡的基礎上，又開始以進一步擴大市場定價機制的價格改革來作為向市場化發展的突破口。當時，鄧小平還不斷表示，“長痛不如短痛”，并把價格改革形容為就像最后取得長征勝利的“突破臘子口”一樣，要下定決心進行“闖關”。　　

但恰恰是價格雙軌制形成“官倒”和“權力尋租”的腐敗，經濟過熱引起的通貨膨脹，價改闖關引起全面物價上漲和全國民眾心理恐慌而發生風行全國的搶購風潮等，最終激發了全國性的學潮和“政治風波”，不僅物價改革的“闖關”失敗了，也導致了中國高層的重大政治變動。　　

鄧小平正是在這樣的特殊政治背景下提出“暫不爭論”，并是有具體針對地說“什么是市場，什么是計劃，兩三年都不要爭論”。但經過兩三年的認真思考，鄧小平又在后來的“南巡”講話中，再次明確了要搞市場經濟并強力推動了中國新一輪的經濟體制改革。也只是在克服舊教條主義并強力推進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探索的這個意義上，鄧小平的“不爭論”才有著特定的積極意義，并使得被稱為中國改革總設計師的鄧小平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何去何從而必須要有突破性發展的關鍵時刻，能夠力排眾議地為中國的改革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基本走向。　　

所以，鄧小平的“不爭論”，也是強人政治的一種特定的威權思想表現，而并非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拿來一應萬用地應付一切問題的。　　

人們更應該清醒地看到的是，鄧小平暫“不爭論”到底“姓社”還是“姓資”的這個思想謀略工具，也只是在針對人們曾以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來區分所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這一傳統社會主義教條的思想突破上，才唯一地使用過。而更多的時候、特別是在整體的、根本的改革問題上，鄧小平還是在反復地強調，“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②] “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③]　　

所以，我們搞的市場經濟改革也被確定為“建立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系”。　　

鄧小平在提出搞市場經濟的改革時，還按照全黨的共識始終確立了“公有制占主體”，“不搞兩極分化和實現共同富裕”的這樣兩個“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根本原則”。但為什么我們的市場化改革卻一度形成，一些人竟然千方百計地就是要把“公有制占主體”當成為了必須“革掉”的對象目標，“不搞兩極分化和實現共同富裕”更是被拋到九霄云外去了呢？　　

我們前一階段在市場化改革中發生的問題，特別是貪污腐敗肆行和權貴資本主義的問題，也絕不能簡單地說成是“市場化改革不徹底”和“國家資本主義”阻礙的問題，而恰恰是在“非意識形態化”的實用主義泛濫中形成了價值虛無化，并最終又形成價值錯位和價值偏失的權力資本化和資本主導化——也即是權貴資本主義——的結果。　　

但問題是，這種把社會主義價值虛無化的實用主義泛濫，真的就是一種“不談主義，只說問題”，并超越了任何意識形態的理性市場主義了嗎？　　

現實給出的答案完全是“非也”！　　

一切也正如現在思想界普遍認為的那樣：在我們的市場化改革中，一直在起著某種主流思想影響，并對中國高層決策發揮著重要影響作用的，實際上主要是新自由主義和新國家主義這兩種思想和它們的一些具體主張。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和推行，似乎主要是被限定和表現在經濟改革領域和一些具體經濟政策方面。在政治領域，則主要是新國家主義在發揮著重要影響。　　

新自由主義最初產生于20世紀20～30年代，是一種在自由資本主義陷入危機并向資本壟斷轉變時仍要求回歸到亞當·斯密自由主義經濟原則的經濟理論和思潮。新自由主義一方面是為克服進入資本主義壟斷時代，西方社會所面臨的各種經濟矛盾和社會危機而尋找出路，另一方面則是對蘇聯那種行政命令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系堅持一種批判和反對的態度。新自由主義最后定格于1990年形成的所謂 “華盛頓共識”，具體就是在“自由、民主、人權”的所謂普世價值口號下的一整套被認為是已具有“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三重特性”的“現代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理論表現”，并具體表現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全面推行的以“政治民主化、貿易自由化、市場經濟一體化、資本權利私有化”為主旨的所謂西方全球化發展戰略。這一切在中國的理性市場主義和自由民主主義那里又被更加抽象和籠統地表述為“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其中最核心的“私有化”則被策略性地隱含在“市場化”這個已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大框架之中了。　　

大力宣揚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是一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他們當中又具體劃分為自由主義的市場理想派和精英主義的資本市場派。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就是被譽為“資本主義良心”的吳敬璉。后者的主要代表則是一直臭名昭著卻長期盤踞在北京大學和北大光華經濟管理學院，并一度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政策制定有著重要話語權的厲以寧和張維迎等（厲后來還成為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整個主流經濟學家的龐大陣營中還包括有著西方背景并被西方一些權威機構“加冕御封”為“當代中國十大經濟學家”的一些學者（所謂“十大經濟學家”卻從來就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向，而往往是“見子封子”）。正是這樣的一大批自由主義精英長期以來已充斥于我們的各種智囊機關和高等院校，并在為中國的當下改革和未來發展或是耕云播雨，或是推波助瀾……　　

主流經濟學家中資本市場派的精英代表厲以寧和張維迎之流最不得人心的，正是他們在推動股份制改革和國有企業改制的“中國特色私有化”過程中，公開地叫嚷，就是要犧牲廣大工人和農民的利益，要通過擴大貧富差距來增加社會的經濟活力，要把原來的國有資產以賤賣、白送的方式實行管理層收購（MBO），甚至可以考慮以腐敗的權利交換方式來最大限度地加速這一進程的實現，并最終形成一個所謂“先進生產力代表”的企業家階層等等。　　

他們那些言之鑿鑿，慷慨激昂，大言不慚，然卻讓人聽得實在有些毛骨聳然，瞠目結舌，冷汗直冒的言論的立此存照正如是：　　

——中國的貧富差距大嗎？中國的貧富差距還不夠大，只有拉大差距，社會才能進步，和諧社會才能有希望。中國窮人為什么窮，是因為他們都有仇富心理。我要為富人說話，不是為了討好富人（注：厲以寧及其家族正是在這樣的驟然之間就成了暴富階層的）。今天有些人罵富人，好像是給窮人出氣，其實他們是害了窮人。殺富濟不了貧，窮人應該將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舊衣，天經地義。將基尼系數農村城市分開計算，這樣中國的貧富分化就不嚴重了。農民有望進入社會中產階級。中國農民不要害怕當中產階級。　　

中國是否應健全福利與社會保障制度？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熱情和能力。　　

國有資產怎樣改制？在改革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驚小怪。只要把企業財產經營權改為“法人財產權”，國有企業的一切難題就迎刃而解了。為了達到改革的目的，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8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的巨大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應該用就業促進就業，因為一批人就業了，賺了錢他馬上會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賺錢的機會。　　

房地產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擁有兩套房，應該鼓勵中國人購買兩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時住另一套。房價漲得快是正常現象，說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資的房產升值了，是好事。　　

經濟學家要有勇氣頂住兩方面的壓力：一個是上面的壓力，不作風派；一個是互聯網的壓力。　　

——如果有機會向總理建言，我一定要說“三個不要輕言”，不要輕言經濟過熱，不要輕言房地產泡沫，也不要輕言人民幣升值。中國現代化的標志是北大教授擁有轎車和別墅。　　

——不妨把這些公共財產看成無主之物，誰先把它拿來賣，這公共財產的產權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當一家國有企業的廠長，就可以和主管部門合伙把這家工廠賣給有錢人，產權就變成私有了。　　

——許多國有資產是冰棍，不用也會自然消失的，只有運作起來才會產生效益。管理層收購（MBO）國企，實現了產權和管理權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價位”甚至負價格轉讓，國家也不一定吃虧，因為很多國企都有很多負債和職工負擔，這就好比你帶著女兒改嫁和你單身一個人改嫁時的談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樣的。　　

在公有制下，官員索取剩余可能是一個帕累托改進：因為它有利于降低監督成本，調動官員的積極性。私人產品腐敗的存在，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既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優的，第二好的。反腐力度在把握適當，要非常適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適當，間接帶來的負效應也非常大。　　

教育及醫療是否應產業化？中國目前為什么窮人上不起大學？是因為收費太低。一個真正好的體制，我可以收費高，但我花80%在獎學金上，窮人就上得起大學了。比如，讓窮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得起。　　

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　　

經濟學家應為誰說話？企業的生存環境包括商業環境、政治環境和輿論環境。前兩種環境越來越好，而輿論環境已經到了1992年以來最不好的時候。最近在社會上、輿論界興起一股妖魔化、丑化整個中國企業家隊伍之風。在這個網絡時代，學者能獨立于大眾輿論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對一個真正的學者來講，最難做到的不是你罵資方，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眾輿論的對立面，堅持自己的觀點。　　

——經濟學家就是為利益集團服務的。　　

——腐敗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權力進行公共決策的人不肯輕易放棄和交出他們的權力，而改革又不能從其手中強奪，就只能通過腐敗與賄賂的錢權交易的方法進行購買。改革要利用腐敗與賄賂，以便減少權力轉移和再分配的障礙。腐敗和賄賂成為權力和利益轉移以及再分配的一個可行的途徑和橋梁，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在這方面的花費，實際上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　　

不正是這樣一種處心積慮地就是要做空、搞垮公有經濟，并大肆鼓吹可由資本精英和特權官僚們來共同地瓜分、掠取公有資產的私有化改制，才導致了現在這種為千夫所指的權貴資本主義的大行其道和自由泛濫嗎？　　

鄧小平也提到應避免和解決的兩極分化、貪污腐敗、腐朽思想侵蝕、社會風氣敗壞等方面的問題。　　

但現在的情況卻是，這一切比過去還更加的嚴重和突出了，這些難道不應該引起我們從更深刻的意義上來予以高度重視、認真反思和切實根治嗎？　　

面對我們在前期改革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以及現在必須深入開展的政治改革問題，作為自由民主派的主流經濟學家們又集體亮相，先聲奪人，大造輿論，并再一次把改革的目標鎖定在反對國家壟斷和要對大型國企、央企實施名為民營化而實則是私有化的改革，以及雖高調提出但在思想內容上卻十分模糊的“市場化、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議題之上。　　

皇甫平也以黨內改革派的高姿，把根本就是不同概念的國家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并為政治體制改革設定了一個“決不讓中國走上由強勢政府控制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的國家資本主義即權貴資本主義道路上去”（對此，吳敬璉“國家資本主義乃至權貴資本主義”的說法則顯得還謹慎些），以及可暫“不涉及權力合法性來源問題”（這不過是為未來的“大翻盤”而設定的一個伏筆），從而“推進從威權發展模式向民主發展模式轉型”的所謂“改革的頂層設計”。其實，他們共同設定的不過是一個試圖以“軟著陸”方式來推行和實現西方式的資本市場化和政治民主化的綱領。　　

所謂的國企改革，絕不能是再一次的私有化，而是要從整體上對國有企業實行去官僚主義化和去利益集團化，同時打破一些屬于競爭性領域的國企壟斷，并真正實現它門應有的全民性。　　

我們還必須建立的清醒認識就是，中國的改革也是對中國革命的繼承和發展，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權力合法性來源”的質疑問題，但卻嚴重地存在著因背叛了社會主義的理想和原則而必將喪失一切“權力合法性”的問題。所以，我們一切改革的亟須，就是要以文化思想價值的重建為先導，并為我們全方位的社會改革確立起正確的價值定位。　　

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將在以下的《二說皇甫平：價值錯位的“改革頂層設計”只可能是“樓歪歪”》和《三說皇甫平：中國需要的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復興”和“新民權主義”的社會變革》中再作具體分解。 　　

                                                             （馬林韜：新浪博客）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