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平是輔佐鄧小平還是陷害鄧小平？

——《當前中國面臨的信息輿論戰》系列之一

鐘晟 深海智庫研究員

2012年2月21日

目錄

一、蘇聯解體與鄧小平南方談話：歷史的終結？

二、信息輿論戰的失敗，是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

1、蘇聯解體的根本性原因和直接原因

2、八十年代：美國瓦解蘇聯的攻堅階段

3、美國如何影響他國政權

4、美國對蘇聯持之以恒的信息輿論戰

5、西方信息輿論戰的三個特點

三、對華信息輿論戰的關鍵點：看皇甫平如何將鄧小平理論曲解成新自由主義理論

1、瞞天過海的故招數：去意識形態化，對“姓資姓社”問題的百般抵賴

2、移花接木的老伎倆：歪曲鄧小平經濟改革思想，將改革引入新自由主義道路

3、指鹿為馬的舊陰謀：將主要防“左”曲解為主要防鄧小平理論

四、結語：皇甫平陷害鄧小平，中國改革面臨生死關

一、蘇聯解體與鄧小平南方談話：歷史的終結？

2012年2月21日是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20年前，就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兩個月前，即1991年12月26日，蘇聯正式解體：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最后一項決議，宣布蘇聯停止存在。這是20年前所發生的、決定21世紀人類歷史命運的兩件大事。

可以說，誰控制了人們的歷史記憶，誰就能控制了未來。但是20多年來，國內外的新自由主義勢力都把這兩個事件看做共產主義徹底失敗和歷史終結于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標志。在這些問題上，真正的共產黨人無法沉默。

到今天為止，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不是因為內部經濟危機、也不是因為外國的武力威脅，她在很大程度上是亡于美國的信息輿論戰。

最近幾年以來，尤其是在今年2012年，西方勢力顯然加緊了對華信息輿論戰的力度。通過對比分析蘇聯在信息輿論戰中解體的教訓，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當前某些媒體甚至某些官方媒體在涉及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及改革開放重大問題上所發布的輿論，已經透露出十分明顯的西方對華信息輿論戰的痕跡。可以說，中國在意識形態方面所面臨的危機和挑戰，和解體前的蘇聯一樣嚴峻。

本文將結合蘇聯解體的教訓，以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皇甫平）所近期所發表的文本為分析案例，粗略探析當前西方對華信息輿論戰的新特點。

二、信息輿論戰的失敗，是蘇聯解體的直接原因

1、蘇聯解體的根本性原因和直接原因

蘇聯解體，當然是一系列內部、外部綜合因素相互作用演化的結果。其中比較根本性的原因有：

第一、蘇聯從赫魯曉夫時期開始，在對外政策上發生重大失誤。比如赫魯曉夫在與美國緩和關系的同時，卻用霸權主義手腕對付中國，由此中蘇關系迅速惡化長達二十年，期間兩國甚至在邊境陳兵百萬、兵戎相見，發生嚴重軍事沖突。列寧、斯大林制定的聯合全世界社會主義力量和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略被徹底破壞。正是在赫魯曉夫妖魔化斯大林和中蘇關系惡化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陷入大分裂、大混亂，列寧斯大林時代長達幾十年的勃勃生機的態勢一去不復返，美帝外部壓力客觀上得到根本性地減輕。二戰后，美國對蘇聯冷戰分三個階段，從1945—1958年是美國的戰略防御階段，1958—1980年是戰略相持階段，1980—1991年是美國的戰略反攻階段。中蘇關系惡化，是美國轉守為攻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第二、斯大林去世后，蘇共官員逐漸加速蛻化變質，越來越多的干部開始喪失共產主義信仰和無產階級的階級屬性。列寧和斯大林時代，蘇聯分別建成了針對高層官員的自下而上及自上而下的嚴密的監督體制，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政策，但是從赫魯曉夫時代開始，這所有的一切都在實質上被“改革”掃除干凈了。這是蘇聯后期內部經濟、政治、社會等各方面危機的根源之所在。

然而，作為蘇聯冷戰主要對手的美國，其實在內政外交等方面的失誤和問題的嚴重性絲毫不亞于蘇聯，比如美國在朝鮮戰爭及越南戰爭的失敗、美國國內兩極分化從未在根本上解決、六七十年代美國內部反資本主義體制運動走向高潮等等。

然而，冷戰的結局卻是蘇聯解體，最終美國戰勝了蘇聯。造成這一結局的直接原因是：冷戰后期（確切地說是自八十年代開始），蘇聯在應對文化戰、信息輿論戰方面的重大失誤。

通過對比可以發現，美國、蘇聯在七十年代各自都有一些根本性、結構性的危機，但是長期以來，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文化滲透、信息輿論戰方面的工作遠遠領先于蘇聯克格勃。因此自80年代中期開始，一批深受美國影響的政治代理人（如戈爾巴喬夫、雅科夫列夫）迅速進入蘇共高層，整個蘇聯的意識形態開始發生系統性的紊亂。可以說，蘇聯在敵人一系列的軍事干涉和武力威脅下發展壯大，卻最終被敵人的信息輿論戰所摧毀。

2、八十年代：美國瓦解蘇聯的攻堅階段

八十年代，是蘇聯的一個轉折年代。蘇聯克格勃資深局長、顧問維·什羅寧在以親身經歷的事件、親眼所見的情景、親手處理的情報寫成的著作中披露，進入八十年代，美國已經加快顛覆蘇聯社會主義制度的進程，肢解蘇聯的活動從戰略上看進入了最后的攻堅階段：

“正是里根總統于1982年在英國議會的演講中，仿佛窺覷那位于1946年在其有名的富爾頓演講中實質上宣布‘冷戰’開始的丘吉爾的桂冠，宣布全世界反共的‘十字軍東征’。他在演講中主張，西方有權干涉蘇聯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內政，其目的是改變那里存在的社會制度。”“里根所闡述的綱領不久獲得了具體的組織形式。在美國其各指揮部以專門的‘部際小組’和‘總規劃小組’的樣式開始活動，這些小組都有國務卿和五角大樓的頭目以及中央情報局局長參加。”[1]

從那時開始，美國反共反蘇活動進入了新階段。在此之前，美國反共反蘇活動的領導者處于完全秘密狀態，連政權機構都無法知曉究竟是誰，而現在正式由總統來擔任：“里根簽署的秘密總統75號訓令，它規定了對社會主義國家內政的干涉以破壞它們的制度。同時主要賭注押在建立和集合‘內部反對派力量’，它們應在外來的支持下爭取政權并使自己的國家在政治上轉向西方。”[2]

當時，美國為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所直接耗用的資金規模是龐大的：

“這一綱領特別規定為最近2年撥款8500萬美元用于在社會主義國家，以及‘第三世界’堅持社會主義定向的國家中培養未來的領導骨干和建立親西方政黨和工會。用于建立‘民族的和國際的工人運動’撥款1780萬美元，而用于出版和發行批駁‘馬克思主義辯證哲學’文獻撥出約550萬美元。”[3]

3、美國如何影響他國政權

其實當時的克格勃已經了解了中情局的最大秘密：用所謂“深層掩護計劃”，影響他國國家政權機構：

“70年代末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反偵察人員們得以解開美國中央情報局最大的秘密，它在于這個部門制定，仔細準備并在80年代著手實施所謂深層掩護的專門計劃。根據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材料已知，該項計劃的作者是中央情報局的前副局長比謝爾，他還制定了‘雙重諜報網’的觀念。根據這一觀念推測，中情局將把在美國境外工作的外國人中最有價值和可靠的間諜用于偵察目的。”[4]

所謂“雙重諜報網”是指在美國境外，比如在蘇聯和中國，美國中情局為執行“微妙性”任務建立“秘密諜報網”，這些秘密間諜在蘇聯和中國都有正式的身份，他們經過訓練已經達到中情局骨干偵查員的水平，但是他們并沒有正式進入中情局的編制。而居于“秘密諜報網”及中情局骨干之間的，是在美國公民中招收的諜報員，他們大多在“私人或合資商行和公司工作。”與大的公司相比，中情局更樂意利用工業聯合會、合資公司、商會、咨詢委員會、承包單位、中介公司、或者有偵查員參股的假冒的私人公司。——所以，對中國和其他國家來說，《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中的珀金斯并非真正的經濟殺手，他僅僅負責某些外圍工作，相當于處于中間地位的協調員。真正的經濟殺手潛伏在中國的著名學者、智囊、官員當中。

這個“秘密諜報網”及深層掩護小組的偵查員們的任務是搞什么呢？什羅寧根據克格勃所掌握的文件材料指出，其中一個重要職能是滲透他國政權：

“給小組規定的任務是滿足偵察屆向主導的國家機關、政治領袖周圍、代表及其他機構和組織進行諜報滲透的需要。即說得是‘培養’自己的影響諜報員，使他們向權力機構推進。

影響別國總統，影響其國家機構？難道這種事有可能嗎？按照美國專家的斷言，這不但可能，而且更有甚者，這是保障全國安全政策最便宜和最有效的方法。對總統可能用三種途徑去影響。第一，直接通過高級會晤。第二，通過他的班子，要往里面打入影響諜報員。第三，間接地，在大眾傳媒中組織宣傳運動，贊揚總統那些對美國有利的行動。”[5]

4、美國對蘇聯持之以恒的信息輿論戰

顯而易見，美國能夠在八十年代成功地深度滲透蘇共政權的核心，這是它長達幾十年對蘇聯持之以恒地和平演變的結果。什羅寧將軍在書中披露了一段美中情局奠基人、第一任領導人艾倫·杜勒斯于40年代末期簽署的訓示，這些內容與今天廣為人知的《十條誡令》完全一致：

“在那里(蘇聯)制造了混亂以后，我們不知不覺地把他們的價值偷換成虛假的并迫使他們相信這些價值。怎樣做呢？我們找到自己的志同道合者……我們在俄國找到同盟者和助手。將一個情節接著一個情節地導演世界上最不馴服人民的滅亡、其自我意識最后的、不可逆轉的熄滅，按其規模來說是最雄偉的悲劇……

我們將千方百計地支持和發動所謂的藝術家們，他們將培植對色情、暴力、虐淫、叛賣，總之，對任何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治理中，我們將造成混亂和不可收拾的局面……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促進官員們、受賄者們地胡作非為，無原則性、官僚主義和因循拖延將被樹為善行……

誠實和正派將被嘲笑并變成過去的殘余。蠻橫無禮、卑鄙下流，謊言和欺騙，兇殺和吸毒，相互之間動物般的恐懼和無恥、叛賣，各民族的民族主義和敵對，首先是對俄羅斯民族的敵對和仇恨--所有這一切我們都將巧妙地和不知不覺地培植，所有這一切都將盛開雙瓣的花朵……”[6]

而什羅寧認為，當杜勒斯闡述自己的綱領時，他所依據的是“政府級批準的具體研制的成果和秘密訓示。”為了集中地有效地反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美國專家們設想，“首先必須打破蘇聯人頭腦中的所謂‘列寧綜合體系’。”[7] 什羅寧介紹，中情局之前曾慷慨撥款過一系列專門研究方案，如在慕尼黑實施的“加爾瓦爾德方案”：一些最好的蘇聯學家對來自蘇聯的新移民進行了細致的心理分析，正是通過這些研究成果，美國人鎖定了“列寧綜合體系”。

什羅寧認為，這個方案是西方和東方心理戰的出發點。其要點有：

（1）、加爾瓦爾德方案的最低綱領是妖魔化蘇聯的奠基人和立國理論。“最低綱領在于向新的幾代人灌輸對列寧主義的懷疑，認為列寧主義簡直是‘歷史的錯誤’，人類一部分暫時的、不正常的和不牢固的社會現象。灌輸說早晚要把它結束(“蘇聯是罪惡帝國”!)”。

“(反列寧題材)在80年代的俄羅斯幾乎獲得了國家地位，這時許多大眾傳媒開始鼓勵破壞十月革命領袖(列寧的)紀念碑，銷毀他的全集。反列寧題材充斥了報刊、無線電廣播、電視和電影。新聞、文學、藝術和科學的形形色色‘熱心者’懷著受虐的滿意心情去推翻自己以前崇拜的偶像(列寧)。”[8]“根據艾倫·杜勒斯的企圖，關于‘德國黃金’、‘鉛封的’德國車廂和‘雇傭間諜’這些早就知道的假造謊言竟然成了‘禁果’，它對許多人的耳朵感到好聽。”[9]

（2）、加爾瓦爾德方案的最高綱領“包括更廣泛的目標”，用所謂普世價值消解、代替愛國主義。“它提出的任務是破壞對祖國之愛。它渴望用所謂‘普遍人類價值’代替愛國主義。”[10]

什羅寧進一步指出加爾瓦爾德方案是如何在蘇聯進行的。西方最初的一個動作是盡一切可能給蘇聯人民“強加了所謂非意識形態化的口號”。“從第一位的國家人士、為數眾多的顧問、政治學家的聲明到無線電廣播室里的目的明確的節目，都投人了‘非意識形態化運動’，贊同它，在物質上支持和促進它。”什羅寧指出，非意識形態化運動的后果十分嚴重：“非意識形態化有步驟地使黨的工作，尤其是國家機關、軍隊分隊的基層黨組織的工作造成混亂。”什羅寧還指出，非意識形態化運動“其中心是不斷尋找以黨伐、機關工作者和‘保守主義者’為代表的敵人……”[11]

在蘇聯解體后再來觀察當年的所謂“非意識形態化運動”，其本質是清晰的，正如什羅寧后來所準確地總結的：“實際上任何非意識形態化也沒有，而是在這一口號之下發生了將一種意識形態換成另一種——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換成資本主義的。”

什羅寧進一步指出，這種現象是蘇聯所謂“改革”的最有代表性的特點之一，其背后站著外國特工部門：

“這一般是改革最有代表性的特點之一——歪曲術語和概念，露骨的蠱惑人心用于掩護對一個一大國的破壞。對我來說不構成秘密的是，這個借助大眾傳媒所造成的蠱惑活動的煙幕是外國特工部門的秘密方法之一。”[12]

5、西方信息輿論戰的三個特點

以上這些內容，是克格勃資深顧問根據他親手處理的情報，對美國對蘇開展的文化戰、心理戰、信息輿論戰情況的簡單介紹。首先，這是鐵一般的歷史事實。其次，這些情況對當前中國有極大的警示意義。可以說，美國對蘇聯所采取的分化、肢解、和平演變的策略跟對中國所采取的策略具有相當大程度的相似。

總結美國對蘇聯和平演變的本質，可以歸結為利用一切力量和資源扶植“蘇共內部的政治反對派”。而這些反對派在意識形態方面活動的特點有三個：

第一是瞞天過海，用“非意識形態化”模糊掉是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這些大是大非的問題。

第二是移花接木，本來改革的實質應該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而他們卻搞成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性改變、破壞、顛覆，將社會主義改變成資本主義。

第三是指鹿為馬，將真正的社會主義領袖或者社會主義改革派妖魔化為“保守主義者”而進行否定和攻擊，甚至不惜造謠。

三、對華信息輿論戰的關鍵點：看皇甫平如何將鄧小平理論曲解成新自由主義理論

西方對華信息輿論戰與對蘇信息輿論戰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毫無疑問，“加爾瓦爾德方案”也在中國實施了。只不過，在蘇聯，美國集中打擊的是“列寧綜合系統”，集中妖魔化的是列寧和斯大林，而在中國，美國集中打擊的是“毛澤東綜合系統”，集中妖魔化的是毛澤東。熟悉當前中國社會輿論的人，對此恐怕深有感觸，這里不再一一舉例。值得提出的是，除了非法地下書籍（如所謂的私人醫生回憶錄）、境外書籍報刊網站外，中國境內的互聯網是一個重要的傳播平臺。值得警惕的是中國某些官方報刊、網站也曾大規模參與其中，比如，關于毛澤東億萬稿費的謠言，便是以境外反華反共媒體為制造源，以境內官方報刊網站為主要途徑傳播的：除了廣東官方媒體《南方都市報》刊登一個專題極力渲染外[13]，中央網站新華網也曾傳播該謠言[14]，并且直到今日，該謠言仍然在被廣泛刊登、傳播。

可以說，自蘇聯解體后，美國信息輿論戰的主要矛頭就已經指向中國，從九十年代中后期開始，所謂私人醫生回憶錄及一系列妖魔化毛澤東謠言的出現就是其典型標志。也正是在蘇聯解體后，美國顯著地加強了對臺獨、藏獨、疆獨的支持力度。從1991年4月開始，老布什總統首開美國總統會見達賴的先河，四任總統，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不管是左是右是哪個黨派，無一例外都連續不斷地會見達賴，其中老布什會見達賴一次，克林頓會見五次，小布什為三次，奧巴馬截至目前為兩次。[15]而也正是在蘇聯解體后，在美國的扶植下，“東突”勢力也迅速膨脹，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副總統戈爾等政要曾多次秘密會見新疆民族分裂分子，美中央情報局指定專門機構的人員負責培訓新疆民族分裂分子。克林頓甚至在公開場合與“東突民族代表大會”執委會主席會面。[16]

為了從根本上影響中國改革，影響中國政局，除了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毛時代、邊緣化毛澤東思想外，西方對華信息輿論戰的另一個戰略要點是曲解鄧小平理論。其最典型的招數是，打著擁護改革開放的招牌，用新自由主義理念替換鄧小平理論的實質，進而試圖在中國徹底推行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讓蘇聯解體及俄羅斯私有化悲劇在中國重演。在當前的中國，有相當多的學者、媒體采用這個手段。這里以自稱“輔佐小平”的皇甫平（周瑞金）近期發表的一系列文章作為案例進行文本分析。

1、瞞天過海的故招數：去意識形態化，對“姓資姓社”問題的百般抵賴

蘇聯克格勃資深局長、顧問什羅寧曾介紹：在美國勢力的策動下，蘇聯八十年代所發生的 “非意識形態化運動”，其本質是“將一種意識形態換成另一種——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換成資本主義的。”

在二十年后的、今天的中國，也在上演著中國版本的“非意識形態化運動”，這就是某些人鼓吹的，在改革大方向上、在國家的大政方針和發展道路問題上不要問姓資姓社。

2012年2月20日，《南方都市報》發表皇甫平（周瑞金）的采訪《改革又到了需要擊一猛掌歷史時刻》文中有這樣一段：

【記者：你如何看待小平南方談話的歷史意義及地位？

周瑞金：過來人都還記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那幾年，是中國改革向何處去的重要歷史關頭。……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的改革開放路線，遭遇方向性的挑戰。比如，當時有一篇調門很“左”的文章，就提出：“改革問題的核心、焦點、要害是沿著什么方向和道路進行改革的問題”，有一種改革觀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有的同志也在抹殺兩種改革觀的分野，忌言“姓資姓社”。】[17]

按照皇甫平的描述，當時有種觀點認為“改革問題的核心、焦點、要害是沿著什么方向和道路進行改革的問題”。這種觀點還批評：“有一種改革觀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有的同志也在抹殺兩種改革觀的分野，忌言‘姓資姓社’。”

而皇甫平則把這種論調定性為“調門很‘左’的文章”，認為這種論調是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奠定的改革開放路線的“方向性的挑戰”。其實這種論調，恰恰是鄧小平理論的論調。皇甫平卻把改革開放路線解讀成這種鄧小平理論的“對立面”，他顯然是要干擾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

比如，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曾指出：“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的改革，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又注意不導致兩極分化，過去四年我們就是按照這個方向走的，這就是堅持社會主義。我還要說，我們社會主義的國家機器是強有力的。一旦發現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情況，國家機器就會出面干預，把它糾正過來。開放政策是有風險的，會帶來一些資本主義的腐朽東西。但是，我們的社會主義政策和國家機器有力量去克服這些東西。所以事情并不可怕。”[18]

鄧小平在1987年6月12日會見外賓時說：“我們的改革要達到一個什么目的呢？總的目的是要有利于鞏固社會主義制度，有利于鞏固黨的領導，有利于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下發展生產力。”[19]

鄧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20]

進入2012年，皇甫平繼續在姓資姓社問題上曲解鄧小平南方講話。他甚至將鄧小平反復強調的“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等等姓資姓社方面的思想定性為“思想牢籠”：

“1992年小平同志南方談話，是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的宣言書，是動員全黨全國人民沖破“姓社姓資”思想牢籠，大膽借鑒人類文明成果，推進市場化改革的進軍令，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奠基之作。”[21]

皇甫平不僅認為“姓資姓社”問題是思想牢籠，需要被沖破，還認為鄧小平南方談話終結了“姓社姓資”的爭論。在他看來，改革的目標與社會主義無關，而是“市場經濟體制、推進政治文明和法治社會建設”等中性和抽象的東西，是某些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社會中都能存在的東西：

“20年前，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重新凝聚起國內的改革力量，整合并借助國際有利因素，在中國重啟改革開放巨輪，終結了上世紀80年代以來黨內外關于“姓社姓資”的爭論，并從此把建立市場經濟體制、推進政治文明和法治社會建設，當做中國改革堅定不移的目標，不再動搖，不再倒退。”[22]

其實，正如上文反復引用的，鄧小平理論所一貫強調的是，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堅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也就是說，改革應姓社不應姓資。

而且正是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鄧小平指出：

“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注意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23]

針對當時的深圳特區，鄧小平指出，因為特區公有制是主體，外資只占四分之一，因此特區姓社不姓資：

“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資部分，我們還可以從稅收、勞務等方面得到益處嘛！多搞點‘三資’企業，不要怕。只要我們頭腦清醒，就不怕。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24]

顯而易見的是，鄧小平南巡講話本身就是在強調改革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強調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強調中國不能走資本主義道路，強調改革要姓社而不能姓資，特區要姓社而不能姓資。“鄧小平理論”在改革性質、在國家發展道路問題上是要問姓資姓社的。而皇甫平卻認為，“姓資姓社”問題是思想牢籠，而鄧小平南巡講話是沖破了這個牢籠，終結了這些爭論，這不是在說“鄧小平理論”沖破了自己、終結了自己嗎？文革年代，很多的投機分子打著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反對毛澤東思想。而皇甫平們在改革年代的使用的手段就是典型的打著鄧小平理論的旗幟反對鄧小平理論。

2、移花接木的老伎倆：歪曲鄧小平經濟改革思想，將改革引入新自由主義道路

最近幾年，皇甫平等人屢次在改革的方向問題上散播煙幕。他們總是割裂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的關系，他們總是高高舉起改革的旗幟而砍掉四項基本原則的旗幟，他們抽象地談改革，把改革神圣化，讓改革高于一切，從而試圖回避或者說試圖扭轉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他們的改革，并非鄧小平意義上的改革，而其實是戈爾巴喬夫意義上的改革（перестройка），其本意是“改建”、“重建”。[25]在他們看來，“改革無止境，開放無禁區”，他們實際上已經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政治制度當做改革的對象從而對之進行深度破壞，將改革引入新自由主義道路。而這一切都是在曲解鄧小平理論的招數下進行的。

最近幾年來，皇甫平在改革大方向“姓資姓社”問題上散播迷霧的行為是一以貫之的。比如他在解釋于2006年1月份發表《改革不可動搖》一文的動機時說：“我想說的就是，對改革反思的各種意見不應該導入姓‘資’姓‘社’的制度之爭，而應該是改革如何深入的問題。”[26]

這里，皇甫平顯然指的是，關于改革的所有各種意見之間不存在姓資姓社之爭，改革的問題只有如何深入的問題，沒有姓資姓社的問題。這篇文章發表的背景是郎咸平引發的國企改革大討論，一切私有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遭受全黨全民的強烈指責，這種改革當然不是鄧小平倡導的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改革。皇甫平的意思明顯是要千方百計回避改革的方向性問題，他實際上是在為新自由主義私有化的改革路線辯護，認為這是“改革的深入”。

2012年2月皇甫平在《中國，是否需要一次新的“南方談話”》一文中談到了知識界對改革問題的各種意見：

【知識界層面，從當下的社會思潮看，也出現了多元化、多角度且水火難容的不同聲音。

比如，南方報系和自由知識分子所主張的憲政改革，以原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謝韜為代表的“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杜潤生與張木生極力推崇的“可解決貧富差別和腐敗問題”的新民主主義，重慶主政者力倡的“唱紅打黑”，“烏有之鄉”網站激烈褒揚的“文革”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在微博言論中極易吸引眼球的激進改革和民粹思潮的合流，以及最近廣東主政者以新思維新方式處理烏坎村社會群體事件……各種利益訴求和價值取向一一浮出水面，互不相讓，時有碰撞的火星迸出。】[27]

在這樣的一種文本描述中，對其認同的理念，皇甫平顯然進行了美化和合法化；而對其反對的理念，皇甫平顯然將對手進行了丑化的處理。最奇怪的是，在皇甫平描述的知識界，竟然沒有真正的鄧小平理論的聲音。皇甫平認同的顯然是“自由知識分子所主張的憲政改革”，眾所周知，這其實就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憲政、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

皇甫平認為所有這些關于改革的各種意見“不應該導入姓‘資’姓‘社’的制度之爭”，其實就等于說：“自由知識分子所主張的憲政改革”并非資本主義，而是改革的深入。同時，皇甫平把他所反對的對立面丑化成“文革”和“計劃經濟”余孽，認為是改革的阻力，而非社會主義。皇甫平就是用這種手段鼓吹“自由知識分子所主張的憲政改革”。其實在近幾年的改革爭論中，皇甫平的真正的、主要的對手和對立面，恰恰是鄧小平理論。

對于經濟改革，鄧小平于1985年3月7日指出：

“我們允許個體經濟發展，還允許中外合資經營和外資獨營的企業發展，但是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么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真是走了邪路了。……總之，一個公有制占主體，一個共同富裕，這是我們所必須堅持的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我們就是要堅決執行和實現這些社會主義的原則。”[28]

然而皇甫平卻從來不強調“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不搞兩極分化”、“不能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等內容。相反，卻大力鼓吹、支持中國以私有制經濟為主體。

比如，2009年7月皇甫平在《炎黃春秋》發文認為：

“眾多的‘魯冠球’，與千萬個曾被蔑視的‘個體戶’一起，把曾經被體制和政策“圍追堵截”的灰頭土臉的鄉村工業和小攤點小門面，胼頭胝足地壯大成蔚為壯觀的民營經濟，‘紅頭文件’從否定到默認、鼓勵，最終在中國經濟中三分天下有其二。……

作為改革開放產物的他們（指私營企業主等新社會階層社會），對社會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們的能量已不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占GDP總量65%的非公經濟貢獻就出自他們之手，也強烈波及了社會、文化乃至政治領域。僅從立法看，私有財產保護的寫入憲法、非公經濟36條的制定、《物權法》的艱難出臺，都呈現著他們的強力推動。”[29]

再比如，2009年10月皇甫平在《中國青年報》發文認為：

“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為市場經濟的大發展掃平了道路。……五大改革帶動了1990年代私營經濟的發展大潮，加上對外資擴大開放，新中國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深刻變化。私營企業在內資企業的比重已經上升到7成多。據國家發改委主任張平介紹，目前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創造的國內生產總值已從1979年的不足1％提高到60％左右，吸納的就業人數占全國城鎮就業的70％以上。”[30]

顯而易見，皇甫平認為，私有制經濟“在中國經濟中三分天下有其二”、“占GDP總量65%”、“吸納的就業人數占全國城鎮就業的70％以上”，是改革開放、市場經濟的偉大成就，鄧小平關于經濟改革“始終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不搞兩極分化”、“不能產生新的資產階級”等主要內容觀點完全被皇甫平顛覆了。

甚至，皇甫平主張“私有制經濟”應該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擴大發展，國有企業應進一步私有化。皇甫平極力批判發展壯大國有企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觀點，他認為：

“進入21世紀，特別是發生了對于市場化方向的改革爭論以后，另一種政策取向占了上風。一種觀點轉而強調擴大國企的市場份額和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認為只有強化國企特別是央企才能確保國家“經濟安全”。于是，在電力、交通、能源、電信、金融等領域，出現了超大型國企，塊頭之龐大直逼世界500強企業（但經濟效益，如資源產出率等與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它們不僅保持著經營高度壟斷，而且影響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場定價權和政府的產業政策走向。”

皇甫平指責國企發展壯大的目的是為了促進國企產權改革（即國企私有化），為私企和外資控制國家經濟命脈鼓吹：

“與此同時，普通民營企業介入大中型國企產權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內部人收購辦法也被基本叫停。雖然在黨內外有識之士共同努力下，政府出臺了“非公經濟36條”，……但實際上非公經濟在金融服務、通訊電子、新聞出版等近30個產業領域仍然存在市場準入阻礙。”[31]

2012年2月皇甫平再次以紀念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名義再次發文煽動國企私有化：

“從深化改革的節奏上說，改革也可以在梯度上這樣有重點地推進——

首先，要下決心解決群眾反映極其強烈的國企壟斷，與計劃經濟徹底切割。現在，已經不占市場主要成分的國企，卻有恃無恐地壟斷了市場。國企的行政色彩過重，政府支配權過大，市場之手難以發揮作用。”[32]

其實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指出：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33]

正如鄧小平指出的，“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連“資本主義也有計劃”。而黨中央后來在十四大上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不是不要計劃、排斥計劃。據社科院原副院長劉國光介紹，十四大前夕江澤民同志在中央黨校的6·9講話中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計劃的關系說過：“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也就是有計劃的市場經濟。社會主義經濟從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這在人們的腦子里和認識上一直是很清楚的，不會因為提法中不出現‘有計劃’三個字，就發生了是不是取消了計劃性的疑問。”[34]

然而，在皇甫平那里，在公有制經濟已經不占主體地位的今天，要繼續減少國有企業的比重，還要“與計劃經濟徹底切割”，換句話說，就是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徹底接軌”。皇甫平顯然是在曲解、顛覆鄧小平理論。

皇甫平在2009年國慶60周年時感言道：“國企改制中出現了管理層MBO、員工持股、破產改制等多種產權改革做法，雖然存在國家監管不力、交易不夠透明、國有資產流失等嚴重問題，但是如果當時不痛下決心改革，國有資產在市場發展的度量衡中會流失（貶值）得更快。”[35]對于國資流失嚴重這個問題，皇甫平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的存在。但是，皇甫平卻認為國資流失不是MBO之類新自由主義改革的錯，因為不搞這些改革國資流失的會更嚴重，因此是國企及公有制本身的問題。

其實那些侵吞巨額國有資產的暴富的民營企業家及其保護傘——那些新自由主義官員們，完全是狼狽為奸的一群罪犯。正是諸多新自由主義官員主導了國企改革，他們任命了一批蛀蟲去管理國企，他們把國企搞衰敗后再搞MBO、搞私有化，聯合他們的老婆兒子親戚朋友（即所謂民營企業家）侵吞剩下的國有資產。正如蘇聯的歷史所證明的，如果沒有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破壞，國有企業的效率遠遠高于私有企業。這就是為何從建國后到90年代后期長達近50年時間里國有企業能發展壯大——中國正是以國有企業為載體實現了世界上最迅速最恢弘最壯觀的工業化。這也是為何自2005年前后郎咸平聲討國資流失引發改革大討論，新自由主義官員和學者的權力遭受一定程度的遏制后，僅剩的100多家央企再也沒有出現大規模國資流失的原因。

顯而易見，主要發生在1998——2006年這近10年的國企改制國資大規模流失現象，完全是人為的犯罪行為，是新自由主義官員和學者的犯罪行為。否則，皇甫平們無法解釋，為何在這之前、之后都沒有大規模國資流失現象。

皇甫平為國企私有化導致國資流失及資本家侵吞國資行為的辯護是徒勞的，更是無恥的，這等于說，面對嚴重侵害婦女權益的強奸案，皇甫平不去聲討罪犯，反而去聲討婦女太漂亮而自我保護能力不夠；皇甫平不去聲討強奸行為，反而為強奸行為叫好，皇甫平的邏輯是這樣的：強奸犯如果不搞這些強奸，婦女們的權益被侵害的更嚴重，沒準還會碰上殺人犯（新自由主義官員不搞改革、不侵吞國有資產，國資流失的更嚴重）。

皇甫平可謂對國有企業恨之入骨。他一方面主張當前的大型國企（央企）必然是壟斷企業、官僚所有的企業，因此，他認為需要打破壟斷、需要將僅剩的國企私有化、讓民營企業繼續介入央企搞產權改革；另一方面，他又極力主張民主政治。其實他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兩者之間是相互矛盾的：如果一個國家是民主(即人民當家作主、政權屬于人民)的，那么國有企業就是人民所有的企業，是人民壟斷的而非少數人壟斷的企業，就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企業。

到這里，我們已經看得很清楚，皇甫平主張的改革路線，其實就是主張中國經濟主體應進行徹底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路線。這一點，皇甫平雖然經常躲躲閃閃，“王顧左右而言他”，但是人們已經看得很清楚。

2006年1月皇甫平在《財經》雜志的文章《改革不可動搖》中曾認為：

“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實踐，是從根本上否定中國改革的歷史，也否定了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36]

為何皇甫平認為批判新自由主義改革，就是批判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呢？原來，皇甫平認為，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理論是正確的，甚至是改革的理論前提。2007年2月份，周瑞金打著紀念鄧小平南方談話15周年的招牌發表《紀念鄧小平：堅持理念創新》一文談到：

“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理論也要作科學分析，并非都是糟粕，不能一概加以排斥。比如關于經濟人的假設和人自私本性的論述，有一定理論價值，是我國啟動改革的一個理論前提。又如私有制有效率的假設，也為世界經驗所證明。我國改革將傳統的大一統公有制轉向多種所有制，國有經濟退出競爭領域，鼓勵私人、個體經濟的發展，也是基于提高效率的考慮。……再如，完全競爭和完全信息的假設，是市場化建設的目標和方向。……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關于政府作用最小的假設，是西方人文主義精神向政治領域的延伸。西方人文主義強調個人獨立性、選擇性、創造力、想像力、責任感，由此而保障人的權利，對政府機構加以制衡，防止政府濫用權力，主張政府作用最小，這有一定積極意義。”[37]

在這里，皇甫平將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經濟人的假設和人性自私論”、“私有制（比公有制）有效率論”、“完全競爭迷信”、“政府作用最小論”進行了全面肯定，他還要主張用這些理念去指導中國改革。這暴露了他正是一個徹徹底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者。

值得警惕的是，皇甫平的這幾段關于新自由主義的論述，與徐景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核心理論都是糟粕嗎--與國光同志討論之四》一文幾乎完全一致。[38]原來，劉國光同志曾將將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前提和核心理論概括為：一、經濟人假設，自私自利是不變的人性。二、私有制是最有效率的，永恒的。第三、迷信完全競爭的假設和完全信息的假設。第四、主張政府作用最小化。而徐景安則站在劉國光的對立面，他認為新自由主義的四點核心內容都是正確的，這四點都指導了中國改革并且應繼續指導中國改革。

對比皇甫平《紀念鄧小平：堅持理念創新》一文和徐景安《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核心理論都是糟粕嗎--與國光同志討論之四》可以發現，關于新自由主義的內容二者完全一致，只不過，皇甫平對徐景安文的個別詞句進行了某些中性化的改動（比如皇甫平把徐景安原文中“私有制對于公有制來說是有效率的，這已為世界經驗所證明。也正因為如此，我們將傳統的大一統的公有制轉向多種所有制，國有經濟退出競爭領域，鼓勵私有經濟的發展”改為“私有制有效率的假設，也為世界經驗所證明。我國改革將傳統的大一統公有制轉向多種所有制，國有經濟退出競爭領域，鼓勵私人、個體經濟的發展，也是基于提高效率的考慮”）。

有意思的是，皇甫平這些段落沒有給出任何引用性的注釋和說明，這等于是在大段大段的抄襲徐景安的文章。或許，一個概率最高的可能是，這些文本內容的真正作者既不是皇甫平，也不是徐景安，而是隱藏在他們背后的某個“秘密組織”。

到這里，皇甫平事實上已經承認，他所主張的就是新自由主義改革。與皇甫平猶抱琵琶半遮面不同，徐景安則干脆利落地承認，他所認同的中國改革就是由西方經濟學和新自由主義指導的：

“主流改革派的指導思想就是西方經濟學。中國改革以市場為取向，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自然以西方的市場經濟為參照，以西方的經濟理論為指導。改革主流派用的詞語、概念、定義、方法都來自西方經濟學，就其核心理念來說受了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也沒有說錯。”[39]

眾所周知的是，美國政府和中情局一直竭盡全力向發展中國家推銷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據社科院經濟學家楊斌介紹：早在20世紀50年代，美國政府就將傳播新自由主義作為對拉美國家進行經濟文化滲透的重點，如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堡壘的芝加哥大學，1957年—1970年在美國政府資助下為智利培訓了數百名經濟學家，智利前外交部長瓦爾蒂斯稱此為“有組織輸出美國意識形態影響別國的驚人例子”。[40]美國中情局一方面培養的這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另一方面支持智利軍閥皮諾切特發動血腥的軍事政變顛覆阿連德民主社會主義政權，隨后這些經濟學家大展身手，在智利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1975年美國參議院的調查報告披露，“中情局合作者參與了一項全面經濟計劃的初步制定，該計劃成為智利軍政府最重要的經濟決策的基礎。這份長達500頁計劃的作者有80%曾在芝加哥大學接受培訓，75%以上的資助資金來自中央情報局”。[41]

皇甫平借鄧小平的名義鼓吹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動作是一以貫之的。比如，西方資本主義金融危機爆發后，為了走出困境，西方各國不得不放棄新自由主義，采取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而中國也推出4萬億投資計劃。應該說，凱恩斯主義比新自由主義有其進步性，但是難以從根本上緩解經濟危機。有意思的是，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如張維迎、許小年則繼續站在新自由主義立場上，猛烈攻擊凱恩斯主義。而皇甫平則發文全面贊成張維迎、許小年們的這些觀點：

“經濟學家張維迎教授提出，不贊成用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干預政策應對這次嚴重的世界金融危機。……張教授指出，‘通過產權制度和激勵制度的改進刺激生產’，才是治本之策。

另一位經濟學家許小年教授也認為：中國不需要凱恩斯主義，中國需要鄧小平理論。在許教授看來，鄧小平理論的精髓就是‘堅持改革開放，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讓市場發揮作用，讓民眾的創造力充分地涌現’。因此，他呼吁解除政府對經濟的過度管制，在醫療服務、金融服務、電訊服務、交通運輸、港口機場等行業放開管制，讓民間資本自由進入，讓民眾充分地發揮想像力。”[42]

在這里，鄧小平理論的精髓被概括成“讓市場發揮作用”，而按照鄧小平理論，應該搞全盤私有化讓“讓民間資本自由進入”，皇甫平和許小年們已經赤裸裸地將鄧小平理論曲解成新自由主義理論，將鄧小平主張的改革道路曲解成新自由主義改革道路。竭盡全力把中國引入新自由主義泥潭，這就是皇甫平們最近幾年所發表文章的主旨。

3、指鹿為馬的舊陰謀：將主要防“左”曲解為主要防鄧小平理論

皇甫平在近幾年的文章中，反復引用鄧小平“主要是防止‘左’”的言論。但是，在皇甫平那里，改革開放理論、鄧小平理論被曲解成了新自由主義理論，于是鄧小平理論的真實內涵、真實理論在皇甫平筆下則變成了“左”的理論，就是這樣，皇甫平拿鄧小平當年“主要防‘左’”的個別觀點來反對鄧小平理論整體本身。

鄧小平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針對當時的具體情況指出：

“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的東西有，動亂就是右的！”[43]

應該說，這段“主要是防止‘左’”的談話是有具體背景的，這就是，從1989年到1992年這三年中，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些頭面人物和很多右的東西已經在動亂中徹底暴露，并在當時得到相當大程度的清理。于是，反右必出“左”，“左”的東西成為當時的一個突出問題。

然而，反“左”必出右，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而今天，皇甫平卻把鄧小平“主要是防止‘左’”的言論剝離具體的社會背景和社會場合，要讓中國共產黨無論在何時何地都要“主要是防止‘左’”，這不是十分荒唐地嗎？在89年，中國共產黨能“主要是防止‘左’”嗎？新自由主義者皇甫平無限制地夸大、拔高“主要是防止‘左’”這個論斷，其主要陰謀就是歪曲鄧小平理論，為經濟新自由主義、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西方普世價值等右的東西保駕護航。

毫無疑問，鄧小平南方談話在今天是完全適用的，但是皇甫平式的解讀完全是一種幼稚的刻舟求劍或者惡意的曲解。

在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的1992年，黨內確實存在“左”的和右的干擾，而在20年后的2012年的今天仍然存在“左”的和右的干擾。二十年前后這些形形色色的干擾有一定程度的共性，具體化起來就是：

在經濟改革領域，“左”的主張是：認為中國需要恢復毛時代一大二公、全盤公有制。右的主張是：認為中國應該以私有制經濟為主體、搞大規模私有化、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鄧小平理論主張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防止兩極分化、避免新資產階級的出現、走共同富裕道路；

在計劃和市場關系問題上，“左”的主張是：認為中國應實行純粹的計劃經濟，最大程度排斥市場。右的主張是：認為中國須實行純粹的市場經濟，最大程度排斥計劃。而鄧小平理論主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有計劃的市場經濟），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

在政治體制問題上，“左”的主張是：認為中國須完全恢復毛時代群眾運動甚至文革大民主運動。右的主張是，認為中國政治體制應全盤西化、接受西方普世價值。而鄧小平理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堅持共產黨傳統的群眾路線，結合時代特征借鑒人類文明成果，走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改革道路；

在改革發展道路問題上，“左”的主張是：對所有事物、所有問題都問姓資姓社，反對引進西方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右的主張是：認為姓資姓社是思想牢籠，反對在國家大政方針、發展道路和改革性質等問題上問姓資姓社的。而鄧小平理論則認為，對于某個具體的機器、具體的技術來說，沒有姓資姓社問題，但是對于一個國家走什么道路來說，當然有姓資姓社問題，中國要姓社，而不能姓資，連特區都得姓社而不能姓資……

不同的是，在鄧小平南方講話發表前，“左”的東西是主要的干擾。而在20年后的今天呢？顯而易見，皇甫平所認同的那些新自由主義改革理念，正是鄧小平所說的“右的東西”，而且是當前中國社會主義改革的主要干擾。皇甫平們所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幾乎把中國推入兩極分化、民生凋敝、外資泛濫的深淵，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中國大范圍復辟，中國社會的性質幾乎已經被改變。改革開放以來，歷屆黨中央對毛時代基本上是肯定的，即便是對于文革，《決議》也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黨、人民政權、人民軍隊和整個社會的性質都沒有改變。”[44]可以說，皇甫平們的惡行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遠勝于文革中的“四人幫”。

但是，皇甫平卻把鄧小平理論歪曲解讀成新自由主義理論，所以，很自然的結果是，真正的鄧小平理論（如“經濟上以公有制為主體”、“分配上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警惕出現新資產階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防止兩極分化”、“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等主張）就成了皇甫平口中“左”的東西，成了皇甫平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對象。這里可以簡單插一句的是，皇甫平使用的這些招數非常符合蘇聯當年發生的“非意識形態化運動”的特征：“其中心是不斷尋找以黨伐、機關工作者和‘保守主義者’為代表的敵人……”。只不過，今天隱藏在皇甫平們背后的人物，顯然比當年美國在蘇聯派遣的第五縱隊們更加狡猾。

對比蘇聯解體前第五縱隊的活動的歷史痕跡和今日中國生硬地把鄧小平理論解讀成新自由主義的皇甫平們的言行，我們可以斷定的是，如果皇甫平們本身并非是美國情報機構所謂“深層掩護小組”的成員的話，那么他們一定是深深地受到了這些機構的影響。

四、結語：皇甫平陷害鄧小平，中國改革面臨生死關

到此為止，盡管我們只是以皇甫平發表的文章為文本解讀對象，但是我們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到，西方對華信息輿論戰是多么的狡猾、深入和瘋狂。他們控制了多少媒體、輿論，又影響了多少干部群眾呀。

皇甫平曾自述說：“取名‘皇甫平’，有‘奉命輔佐、宣傳鄧小平思想’的意思”。[45]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皇甫平將鄧小平理論詮釋成新自由主義理論，解讀成走資本主義道路，這與其說是“輔佐、宣傳鄧小平”，不如說是別有用心地“陷害、抹黑并利用鄧小平”。在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皇甫平們的影響下，中國主流媒體熱衷于無限拔高“改革開放”，將“改革開放”解讀為一切私有化、市場化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而對“四項基本原則”則幾乎以冷藏的方式處理。鄧小平理論中“經濟上以公有制為主體”、 “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反對出現新資產階級”、“防止兩極分化”等內容幾乎不被主流媒體宣傳。

既然皇甫平們主導的主流媒體如此宣傳鄧小平理論，那么，1997年后中國出現的種種弊端諸如國企私有化、幾千萬工人下崗、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一小撮“民營企業家”（其實是資改派官員的親屬）迅速暴富、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形成民生三座大山、外資泛濫控制中國經濟命脈……這一系列的新自由主義惡果自然都被普通老百姓認為是鄧小平理論的惡果。這樣，在皇甫平們的誤導下，鄧小平在很多底層群眾看來自然就成了貨真價實的“走資派”，于是，本來已經在全民當中徹底臭掉的毛澤東文革理論和實踐，竟然在21世紀的中國重新獲得相當多的正面肯定，尤其是在下崗工人群體及同情他們的知識分子和老干部中間。這種極左思潮的出現，正是皇甫平們這些極右文人當道的惡果。

當前，中國社會極左極右各種思潮空前泛濫，在中國社會中、在中國政權內部、在中國人民內部、在中國政權與人民之間，出現了史無前例的大分裂，而造成這種分裂的罪魁禍首，正是皇甫平們。

毫無疑問的是，在西方對華信息輿論戰的影響下，中國的改革開放正在遭受生死考驗。改革開放的話語解釋權究竟最終被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主導，還是繼續被西方勢力豢養的中國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新自由主義勢力所主導，中國必須盡快做出抉擇。

當前，或許有相當多的干部群眾尤其是青年學生對筆者“西方對華信息輿論戰”的說法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在當代全球化的世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不存在針對中國的和平演變。其實這種完全違背鄧小平理論的輿論的出現，正是“西方對華信息輿論戰”大規模實施的結果。

鄧小平在1989年11月23日曾指出：“我希望冷戰結束，但現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個冷戰結束了，另外兩個冷戰又已經開始。一個是針對整個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個是針對社會主義的。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所謂沒有硝煙，就是要社會主義國家和平演變。東歐的事情對我們說來并不感到意外，遲早要出現的。東歐的問題首先出在內部。西方國家對中國也是一樣，他們不喜歡中國堅持社會主義道路。”[46]

這段話概括起來就是，蘇聯針對美國的冷戰結束了，美國的外部環境徹底改善了（美國內部的共產主義運動衰落了，美國統治階級的大規模鎮壓減少了，美國看起來也就“民主”“自由”了）。但是美國和西方國家針對中國的冷戰沒有結束，中國的外部環境及被西方“和平演變”的壓力與美蘇冷戰的年代相比，并沒有絲毫的根本性減輕。

中國遭受“西方對華信息輿論戰”，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并不真心謀求世界的和平與發展，冷戰結束了，但壟斷資本的本性沒有改變，帝國主義的本性更沒有發生改變，他們的一個主要目標仍是“和平演變”、分化、西化、肢解社會主義的中國。鄧小平曾于1990年3月3日指出：“和平與發展兩大問題，和平問題沒有得到解決，發展問題更加嚴重。”[47] 1992年他在南方講話中又進一步指出：“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48]因此，某些人鼓吹“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并將其解讀為西方對華“冷戰”和“和平演變”不存在，這顯然是別有用心的。

其實，如果“和平演變”真的不存在，這就無法解釋當前那些自稱“輔佐鄧小平”的皇甫平們那一系列無比可疑和蹊蹺的“打著鄧小平的旗幟反鄧小平理論”的言行。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過去有、現在有、將來也會有，毛主席也有不少真誠的持不同政見民主黨派朋友。但是皇甫平們顯然不是那些真誠的主張用資本主義復興中國的右派。真誠的主張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右派雖然不認同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也犯不著去妖魔化毛澤東思想、曲解鄧小平理論。皇甫平們妖魔化毛澤東思想、曲解鄧小平理論、鼓吹新自由主義改革、“打著鄧小平的旗幟反鄧小平理論”，顯然是別有用心的陰謀活動。

如何有效地應對“西方對華信息輿論戰”，避免蘇東劇變的悲劇在中國重演，這是當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最為迫切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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