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革才是問題

——簡析周瑞金《何以解憂，唯有改革》

    1月15日，《財經》雜志發表封面文章《何以解憂，唯有改革》，作者署名周瑞金，“財經網”也同步轉發。該文發表的契機是紀念鄧小平南方談話20周年。此文很長，發表后被很多網站轉載，新浪網轉載時換了標題——“周瑞金：走出社會轉型困境唯有深化改革”。署名周瑞金的這篇文章不是中央文件，也不是《人民日報》的社評。但可以看成是“財經系”的社論，因而可以看成是廣義的或狹義的“財經系”的綱領性文件。
    這篇文章開篇以較大的篇幅回顧了西歷1992年前后的中外歷史背景和思想理論交鋒，其次總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已經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時也指出當前中國發展面臨的一些問題，第三部分以“走出轉型困境，唯有深化改革”為標題，提出了深化改革的目標；第四部分的標題是“推進系統改革，決不半途而廢”，對今年召開的十八大提起了期待。應該說，文章條理清楚，主旨清晰，顯然是花了很大功夫的，認真通讀也算沒有浪費時間。對此文說幾點我的看法。
    就全文來說，我覺得作者延續20年前思想理論交鋒的心態，在今天的中國設置了一個“反對改革”的假想敵，用作者自己的話說，改革“遇到了重重矛盾和阻力”。我覺得這種對假想敵的預設不太準確。我認為，當今中國自上而下對于改革是有共識的，我用兩句話來概括——需要改革不是問題，如何改革才是問題。如果作者對這樣一個現實沒有清晰的認識，那么，面對深入改革引發的各種爭議和阻力，作者很可能產生誤判，即：把不同于自己改革目標的主張當成是反對改革，甚至當成是倒退。其實近年來有很多人在有意無意地犯這樣的錯誤，或使用這一手法。例如，當有人指出西方民主的缺陷時，有一些人便說那是“反對民主”。一旦被扣上“反對民主”的帽子，便等同于“擁護獨裁”。此種方式在作者的文章中也有體現，似乎只有與作者意見一致的那部分人是要改革的，其他有不同意見的人都是不要改革的。
    作者面對深入改革的話題，在國內環境中預設了反對改革的假想敵，但在國際環境中卻比較寬容。在闡述當今中國的國際環境時周瑞金說：“……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對中國崛起的疑慮、擔憂，甚至敵意”；“一些遠交近鄰對中國心存疑慮”；“只有新疆、西藏問題復雜一些，因為有外來干涉”。我覺得作者把國際環境中的“敵意”放在較為次要的位置。誰都知道“敵意”與“敵對行為”不同，作者似乎不愿承認“敵對行動”的存在，而認為當今國際對于中國主要是疑慮、擔憂和干涉。胡錦濤主席不久前在《求是》雜志發表文章，《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努力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嚴重性和復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應對。”雖然思想文化領域的敵對行動不能等同于軍事戰爭，但它常常是軍事戰爭或“不戰而勝”的重要手段。我認為周瑞金先生在這個問題上的認識，與胡錦濤主席講話中的定性有一定的差距，但我們也不必深究這個問題，有不同意見也是正常的。我想在這里指出，周瑞金先生的文章將鄧小平西歷1992的南方談話譽為具有“遵義會議”一樣的大轉折意義，我認為這是對的。我同時認為周先生還想指出，在“南方談話”20年后，當今中國所面臨的深化改革，也同樣具有“遵義會議”的價值。但是，我們知道，“遵義會議”所面臨的既有共產黨內部的矛盾和不統一，也有外部強大的敵人。如果我們不認識到這一點，在今天淡化國際環境的敵意和敵對行動，卻把國內的不同意見當成明確的反對方，我覺得輕重失衡了。雖然我不認為針對中國的戰爭會很快發生，但是，從過去、現在、未來的歷史判斷出發，尤其是美國最近軍事戰略調整后，我們的確不該對外來威脅掉以輕心。
    作者把主要矛頭指向中國內部而對外部威脅輕描淡寫的思想源頭，在這篇文章里也時不時地流露出來。例如作者說，要“大膽借鑒人類文明成果”，“現在我們沒有理由說在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等各方面改革，就不能‘吸收和借鑒’人類共同發展的文明成果，包括發達國家的政治、社會、文化一切先進成果”，等。此話粗聽起來并沒有錯。但仔細一琢磨就會發現問題：中國人自己創造的一切，算不算“人類文明成果”？當某些人為了改革而把中國人、中國歷史、中國文化描述得一團漆黑因而不得不大改特改的時候，我們甚至可以更深層次地發出疑問：中國人還屬于人類嗎？從古至今，中國人其實一直都在“吸收和借鑒”其他文明的優異之處，本來這不是問題，但被設定了要“大膽借鑒人類文明成果”的前提后，稍不留神就會把古往今來中國獨特的創造引到“人類文明成果”之外的絕境了。這種細微的差別往往被語言文字的修辭所掩蓋，結果會大相徑庭，所謂“失之毫厘，差以千里”，這便是一例。因此，中共中央最近提出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也是我們要繼承的優秀文化，使得“中國特色”有了厚實的基礎，而不必時時被將中國傳統排除在外的“人類文明成果”所要挾。我想這也是當前深化改革、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的參照標準。因此，周瑞金的文章忽視了中國文化作為“人類文明成果”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一個缺陷。這個缺陷會導致的結果之一就是，彷佛只有發達國家的“文明成果”才是有價值的。
    《何以解憂，唯有改革》一文重復了多年前的一個提法，要“解放思想”。我對此提法毫無疑義，完全接受。但我認為，“解放思想”的要求不能只對著別人，彷佛自己早已解放完了，其他人都是未被解放的封閉者、愚昧者。解放思想的要求同樣應該針對提出口號者本人。如果誰掌握了話語權，提出“解放思想”的口號，就等于他自己是一個絕對正確的解放者，那么，這將造成極大的誤會。因為，很多時候，口里聲稱要“解放思想”的人，自己的思想恰恰是最應該被解放的。固執己見的人把自己的觀念當成絕對正確，把與自己不同的觀點都當成應“解放思想”的對象，此類笑話在生活中經常發生，對于知識分子來說，發生的概率也不低。
    周瑞金的文章引述了鄧小平的話：“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文章說：“針對1991年思想交鋒中暴露出的問題，小平同志一針見血地指出，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小平同志提出‘左’是改革的主要阻力，當時給了極左派們當頭棒喝。現在，我們仍然要按照‘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這個重要思想，正確處理深化改革中遇到的思想傾向問題”。我認為鄧小平的話講得不錯，但我們還應該看到，這是20多年前的話。鄧小平當年說的不錯，在20年后，我們理解此話時，也因“解放思想”。這里的“解放思想”就是對“左右”的認識。
    左和右的問題，當年存在，現在也同樣存在。但是，左和右的形態，當年與現在其實已經不一樣了。按照周瑞金先生所說的“發達國家”的“文明成果”，注重本國立場、本國利益的，屬于“右”，講求世界主義、普世價值的屬于左。我認為，這一劃分是可以吸收和借鑒的。因此，鄧小平說“要警惕右”，在今天就可以看成是要警惕因追求國家利益而變成極端民族主義，這一點我非常贊成。中國人并不好戰，中國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時，一直注重與他人“雙贏”，但是，極端民族主義還是應該警惕。與此同時，鄧小平所說“主要是防止左”，我認為在今天就應該按照“國際慣例”理解為，主要是防止打著“普世價值”這一世界主義口號的極左派。那些不顧中國歷史、不顧中國現實，一味強調用“發達國家”的“文明成果”來硬套中國的“普世價值”派，其實就是當今中國的極左派。我在以前的文章里曾經指出，當今中國的“普世極左派”在歷史淵源和行為方式上，與當年的文革造反派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因此，周瑞金所引述的鄧小平20年前“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指示，“當時給了極左派們當頭棒喝”，如今，也一樣應該對盲目提倡“普世價值”的極左派們以當頭棒喝。認識不到這一點，我認為就沒有真正解決思想。

    周瑞金的《何以解憂，唯有改革》一文與此前的流行觀點有所不同。在此之前較長的時間里，國內主流輿論關于改革的流行說法是，經濟體制改革之后，下一步是政治體制改革，“政改”幾乎成為改革的最終目標。周瑞金的文章改變了這一說法，他說：“當前，應深化以政治體制改革為中心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四位一體的改革與建設，這就進入改革攻堅階段”。“中國改革要分經濟體制、社會體制、政治體制三步走（文化體制改革融合其中），目前處于以社會體制改革為重點的階段。”
    通俗一點說，在以往經濟體制改革必然導致政治體制改革之間，現在，周瑞金明確地加了一個“社會體制改革”的中間階段。對于這個改革“三步走”的第二階段，周瑞金在文章中說：“這個新階段，我們可能需要花大約15年到20年左右時間，如果從‘十二五’規劃算起，大約用兩個多五年規劃，到2021年建黨100周年左右基本可以完成。”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深入改革的路線圖吸納了中共中央的最新精神，即發展文化、繁榮文化，但是，周瑞金很巧妙地把文化體制的改革融在他“三步走”的各個階段，因而，無需另外專設一個“文化體制改革”的階段。如此，既適應了中共中央的最新精神，又“萬變不離其中”地維護了最終邁向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只不過不再像以前那么急了，不再像以前那樣要求馬上就改，赴湯蹈火也要改，誰阻攔誰就是罪人。周瑞金的文章很明確地公布了中期目標——15至20年內，即共產黨建黨100周年之前，不搞政治體制改革，只搞社會體制改革。對此，有幾個方面值得一說。
    首先，此文宣告維護中國共產黨政權至少到建黨100周年，與暗流涌動的“花兒革命”企圖明顯不同，等于是反對當前在中國立即搞花兒革命。理由不去分析，這一觀點與去年底引起軒然大波的“韓三文”相同，這一點值得注意。兩者之間究竟是巧合還是集體行動，讀者自己判斷。其次，胡錦濤主席在《求是》雜志發表的文章中指出的：“國際敵對勢力正在加緊對我國實施西化、分化戰略圖謀，思想文化領域是他們進行長期滲透的重點領域。我們要深刻認識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嚴重性和復雜性，警鐘長鳴、警惕長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防范和應對。”周瑞金的文章淡化文化問題，這一點與烏坎事件后樹立“烏坎模式”時竭力強調沒有外來敵對勢力介入也相映成趣。因為，既然要給共產黨再留15到20年的時間，如果被認定為要搞花兒革命的外部敵對勢力，那就麻煩了。第三，政治體制改革的最終目標只是延后了，并沒改變。
    我在去年出版的《超越利益集團》一書中說過一個觀點：任何制度都是有生命的，因此，一個制度從誕生到死亡會有一個過程。在此過程中，如同的人的一生，也會生病，也會遭遇意外，因此，時常需要調整。按照這一觀點，事實上可以說，改革在任何時候都需要，有時是小改，有時是大改，改完了也并不意味著萬事大吉，而只是下一個的開始。這就如同佛教所說的因果鏈條，事物都是互為因果，改革是過去的果，也是未來的因。然而，當今在中國竭力主張深入改革的人，似乎有一個共同點，即：改革如同攻山頭，某一個目的達到了，就如同占領了山頭，改革的終極目標就達到了，似乎從此就可一勞永逸地進入“歷史終結”的“普世價值”了。這種觀點在我看來比較落后。在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由于眼界狹隘而產生這種念頭還可以理解，到了21世紀，眼見得“歷史終結”的發明者福山都自我改變了，眼見得“普世價值”的最大推廣者美國自己也麻煩日深，還這么一廂情愿地設計中國改革的終極目標，我覺得就顯得幼稚了。
    周瑞金的文章把政治體制改革推后到了第三步，卻并沒有明確地說未來第三步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具體內容，我不知道這是疏忽還是暫時不公布。那么，此文著力強調的第二步“社會體制改革”是什么呢？文章對此講了不少，我引用一段：“第一，建立一個有效的社會保障體系，從制度層面解決六大民生問題，即建立完善的現代化國民教育體系；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并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保證人人享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鄉住房建設制度，但不是人人擁有產權房，低收入者通過廉租房來解決；建立良好的生活環境，保證空氣新鮮，特別是水源清潔、食品衛生。”還有其他幾點，不再引用。
    對于社會體制改革的上述內容我基本上是認可的。但是我們有必要問一下，當今中國所面臨的上述問題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對此的回答可能有兩種，一是說，原因在于改革不到位，所以要深化改革。二是，在周瑞金先生所說的“三步走”的第一步中就出現了偏差，這一偏差與原先的老問題結合在一起，才造成了現在的局面。這兩種不同的認定會導致對深化改革未來的不同判斷。前者會認為，只要深化改革了，肯定就解決了。后者會認為，前面的偏差不解決，深入改革的未來也未必能解決，反而可能問題越來越大。這也是我一直說的話：“需要改革不是問題，如何改革才是問題”。如果說回過頭去糾正“第一步”的偏差算是倒退的話，我認為“退一步、進兩步”的做法也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總體上不能算作“倒退”，大方向還是為了前進。同時，周瑞金文章中所指出的“社會體制改革”的內容，我認為重慶已經開始做了，而且做得還不錯，未來發展的勢頭也很好，周瑞金先生是否該肯定一下？
    事實上，周瑞金在《何以解憂，唯有改革》一文中指出的“三步走”，第二步中的“社會體制改革”關鍵就在于要培養一個“三元架構”的所謂“成熟公民社會”。對于政府、社會組織、市場這“三元”的關系，文章說到：“盡量減少政府直接干預企業，真正實現政企分開、政事分開、政資分開、政府與中介分開”。這一闡述讓我們看到，所謂“公民社會”的社會體制改革，不過是換湯不換藥的老調重彈。“公民社會”近年來在中國知識界比較熱，按國際標準來說，主張和推行“公民社會”的大都是左派。因此，我在此要沿用周瑞金先生引用的鄧小平的話：“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所以，“公民社會”這一左的產物，在未來中國的深化改革中，也是應該被“主要防止”的，周先生認為呢？至于“公民社會”究竟是什么，在“第二步”推動“成熟公民社會”為目標的社會體制改革，目的究竟是什么？應專門另寫一文，此處不再展開。這里只想指出一點：所謂“成熟公民社會”無非是為多黨制培育條件，最終還是要攻上“政治體制改革”的山頭。所以，“韓三文”說“民主以后再說”，在這里也得到了另一種呼應。周瑞金不明說未來第三步“政治體制改革”的終極目標是什么，我們通過對其“公民社會”的分析，也能看個大概。他不愿明說的原因嘛，瞎猜也沒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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