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周瑞金的《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

奚兆永

   《炎黃春秋》第12期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發了周瑞金寫的《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國慶60周年感言》一文，讀后感到該文不僅沒有提出當前真正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而且所開出的藥方也屬歪理邪說，錯誤很多，危害很大，很有加以評析的必要。

一、    自稱富于“政治敏感性和責任感”的周瑞金何以如此遲鈍？

周文的第一個小標題叫“鄧小平晚年談話的警醒”，引用了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與其弟鄧墾的一段談話：“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人能干，但是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然后說了這樣的一番話：“16年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就以其極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提出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今天，為了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為了人民大眾的福祉，國慶60周年大典過后，是我們勇敢地正視這些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的時候了！”

人們都知道，周瑞金就是90年代初那個名噪一時的“皇甫平”的主要成員，當時他通過上海市委的施鴻芝把未曾公開的鄧小平在1990年底和991年初講話弄到手寫評論文章，為什么時間僅僅相差兩年，當1993年鄧小平與其弟講話時他不能通過一定的途徑把講話弄到手再寫評論文章了呢？這使人頗有些不解。因為正是周瑞金當年曾經宣稱：“憑我長期從事黨報工作培養的政治敏感性和責任感，深感鄧小平的談話非常有針對性。”難道周在兩年后這個“政治敏感性和責任感”已經沒有了嗎？退一步說，鄧小平1993年的談話是與他弟弟鄧墾說的，周的耳朵沒有那么長，當時沒有聽說，那么，當11年后即2004年出版《鄧小平年譜》公布鄧的這一談話時，我們也沒有看到這位自稱富于“政治敏感性和責任感”的周瑞金對鄧小平此論發表任何意見。相反，我們倒是看到，當胡錦濤提出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時候，當學界一些同志引用鄧小平此論要求從各方面解決分配的時候，整個主流媒體和所謂精英人士卻大唱反調，繼續堅持所謂“效率優先”的原則。周瑞金曾經以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來解釋“皇甫平”三字，但是，他并沒有出來講一句話。這個事實說明，周瑞金之所謂“輔佐鄧小平”之類的話完全是實用主義的：對我有利，我就出來講話；對我不利，我就裝聾作啞、默不作聲。

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了16年，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周瑞金提出這個問題呢？如果說是“警醒”的話，那他的感覺不僅說不上是“敏感”，簡直是“遲鈍”到了極點。在我看來，他提出這個問題不過是將其作為一個由頭，并不是真正對它有什么興趣，也不是真正想要解決這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這一點，我們從他的文章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在他的文章里我們既看不到他對造成兩極分化的原因有什么像樣的分析，也看不到他對解決分配問題有什么具體的政策構想，他所真正關心的，是“利益格局的傾斜”，是“與‘特殊利益集團’的切割”，而其實是讓資本主義在中國進一步發展，讓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進一步削弱。而所有這些，都是和鄧小平16年前的談話精神背道而馳的。

二、    周瑞金所謂的“改革語境”和改革的真實情況

周文的副標題叫做“國慶60周年感言”，而且作者自稱是一名“先后在地方黨報和中央黨報工作近五十年的老兵”，文章本應對新中國60年的巨大變化有所憶，有所述，有所感，有所言，但是，事實卻是，在周文里幾乎找不到任何關于“國慶60周年”的文字論述。之所以如此，顯然是因為他對已經誕生60年的新中國并沒有什么感情，他所感興趣的看來只是改革開放以后的后31           年。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他對改革開放的認識其實也是大謬不然的。

周文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葉的改革語境比較單純，就是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松綁，減少行政權力的干預，讓城鄉老百姓和公有制企業的普通職工有獨立謀生、自由創業和自主經營的空間。這實際上是執政黨和政府向全國人民讓利、讓權的過程。”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所謂“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葉的改革語境”吧。事實上，在70年代末，根本就不存在周文所說的那樣的“改革語境”。人們常說，改革開放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但是，在三中全會的公報里所強調的卻是，“毛澤東同志一九五六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證，仍然保持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公報也根本沒有提出要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相反，全會“同意將《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到各省、市、自治區討論和試行。”周文所說的什么“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松綁，減少行政權力的干預，讓城鄉老百姓和公有制企業的普通職工有獨立謀生、自由創業和自主經營的空間”，還有什么“這實際上是執政黨和政府向全國人民讓利、讓權的過程”，都是子虛烏有的捏造，在有關文件里是根本找不到根據的。

我們從中央有關文件里所看到的“改革語境”，與周文所說的的的也完全不同。1984年10月下旬舉行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所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說，“我們改革經濟體制，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這種改革，是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有計劃、有步驟，有秩序地進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到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而絕不是什么私有化和自由化。

對照中央的文件，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周文所說的“改革語境”只不過是一部分資改派心里所想象的“改革語境”，而不是黨中央文件中和客觀真實的改革開放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改革語境”。假的就是假的，周文想以假亂真是混不過去的。

周文還提到，“在農村，最典型的普惠制改革是聯產承包責任制。小崗村18戶農民分田到戶的鋌而走險，得到萬里同志等開明官員的同情和庇護，最后由于鄧小平同志的有力支持和胡耀邦同志的熱情鼓動，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推廣開來。改革前，在人民公社體制下，每三個農民中就有一個生活在貧困之中。改革后，廣大農民懷揣發家致富的沖動，推動了農村的經濟增長，在消除貧困方面創造了令世界敬佩的奇跡。從1978年至2007年，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從2.5億下降到1479萬，減少了2.35億人，占農村總人口的比重從30.7%下降到1.6%。”

毛澤東說，“你們要搞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你們要團結，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義、山頭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1971年8月16日在武漢他湖北、河南的負責人劉豐、劉建勛等人的談話，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1589頁）毛澤東提出的這三項基本原則是普遍真理，在任何時候都不會是過時的。關于黨在農村的基本政策，不僅在1978年底舉行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是肯定人民公社制度的，1979年9月舉行的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也是明確肯定人民公社三級所有、堅持集體經濟、反對包產到戶的，就是在1980年2月舉行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以及1981年舉行的十一屆六中全會、19 82年8月舉行的十一屆七中全會，都沒有就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做出過決定。而根據1979年9月十一屆四中全會正式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人民公社、生產大隊和生產隊的所有權和自主權必須受到國家法律的切實保護。”只是“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外，也不要包產到戶。”（《三中全會以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頁）

根據徐慶全和杜明明對杜潤生所作的一個訪談，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國家農委召開了七省三縣農村工作座談會。七省為廣東、湖南、四川、江蘇、安徽、河北、吉林，參加會議的都是農口負責人；三縣是安徽全椒、廣東博羅、四川廣漢，都是進行過農村改革的縣。這是一次專門討論責任制的會議。據主持這次會議的杜潤生說，開這個會議就是因為這幾個省縣都有農民進行包產到戶的嘗試，那么這幾個省的領導對包產到戶，有的支持，有的反對，有的觀望。恰在此時，即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以編者按語的形式在頭版發表了甘肅省干部張浩的來信，對四川、安徽的所謂試驗起了潑冷水的作用。而堅持搞包產到戶的杜潤生說，此信對會議有影響，但不大。我們還是照樣進行自己的討論。經過爭論，在“會議紀要”中提出：現在存在的包括“常年包工包產到組”在內的幾種辦法，“只要群眾擁護，都可以試行”。關于包產到戶，會上由安徽省農委副主任周曰禮介紹了安徽的經驗。他說：省委的態度是，責任制不能“一刀切”，要允許由群眾決定、選擇。這所謂“省委的態度”，其實就是萬里的態度。據杜潤生說，發言中，贊成包產到戶的人占多數。問題是，這七省三縣的干部怎么可以起來反對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呢？這不是有人借此搞陰謀詭計又是什么？會議期間，王任重從上海回來，在會上講了集體經濟的優越性，特別強調統一調配勞動力的優越性。3月20日下午，華國鋒約見會議代表，講了2個小時。對于包產到戶，他舉了湖南洞庭湖“雙搶”的經驗，證明組織起來分工合作可以提高新的生產力，集體經濟還是優越的。3月22日，王任重又到會講話說：“合作化幾十年了，到底是好是壞？基本上是好的。”最后，會議產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協，說包產到戶，不是統一經營，從這點講接近單干，但不同于單干。對于群眾搞包產到戶，“如果一時說不服，也不要勉強去糾正，更不能搞批判斗爭”。華國鋒則同意“深山、偏僻地區的孤門獨戶，實行包產到戶，也應當許可”。《紀要》按華國鋒、王任重的講話精神修改，宣傳集體經濟的優越性，責任制形式不搞“一刀切”。但春耕大忙在即，搞了責任制的不再動了，“包產到戶”也不同于單干，要糾正不可上綱，更不可搞批斗。杜說，1979年4月，中央批轉了這個會議《紀要》，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區應當允許包產到戶。并把它寫入三中全會提出、經四中全會審定的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的若干問題決定中，從而為農村政策的進一步轉變奠定了基礎。后來，華國鋒又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央會議，鄧小平、李先念等出席。會上，李先念說：包產到戶不宜提倡。中國單干了幾千年，還是沒糧食吃，還是受窮嘛!華國鋒再次用他在湖南“三夏”搶收搶種季節必須互助、合作的事例來說，非集體化不可。鄧小平當場沒有就此問題表態。

1980年1月，國家農委召開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王任重在會上講話，再一次講集體經濟的幾大優越性。安徽省農委副主任周曰禮發言，介紹安徽的情況。他說：到1979年底，安徽實行包產到組的生產隊占總數的51%，包產到戶的占10%，增產效果明顯。大會分組討論時，爭論極為激烈。華東小組幾乎全都反對安徽的做法，周很被動，對杜潤生說，這是萬里主張試驗的，你說怎么辦？真是一語泄露天機，原來搞包產到戶的所謂試驗并不是什么群眾的要求。而是省委書記萬里的主張。杜聽后則為其打氣說 ，要沉住氣，繼續試驗。其他小組也爭論激烈，贊成王任重講話的人占多數。1月31日下午，會議向中央政治局匯報情況。參加的有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華國鋒等人講話后，鄧小平最后講了話，他說：對于“包產到戶”這樣的大問題，事先沒有通氣思想毫無準備，不好回答。據杜說，會前，王任重將他和我的講話稿一起送李先念。李認為王的講話很好，內容、文字均好。但指出王任重和我兩人講話的精神應統一，不能兩個調子，一致起來才好。王任重把李先念所講“幾千年來都是小農經濟，已經試驗過了還要試驗什么”這句話，加到我的講話里，把“準許地方試驗”一句勾掉了。
     杜一計不成，又生一計，他又和剛從四川省調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趙紫陽商量怎么處理。趙說：國外發達國家都搞家庭農場，解決農業問題很成功。他在省里工作的時候，是搞包產到組，沒有更多地支持包產到戶，用擴大自留地的辦法，滿足農民的這種要求。他認為：包產到戶這類問題，可以讓大家試，不宜堵死。先念、任重他們有意見，文件還要發，可不用國務院名義，以國家農委名義下發。兆的做法實際上是搞陰謀詭計。這中間，杜潤生的講話修改稿，未經校正，就被拿到《農村工作通訊》上發表，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杜當做也是不光明正大的。杜承認，他應對此事負責。（以上見徐慶全、杜明明：《包產到戶提出過程中的高層爭論——訪國家農委原副主任杜潤生》，載《炎黃春秋》2008年第11期）

這就是杜潤生所說的在中國推行所謂聯產計酬承包責任制的過程。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中央，真正主張要搞包產到戶的就是胡耀邦、趙紫陽、萬里和杜潤生等幾個人。胡耀邦在思想上雖然也很支持搞包產到戶，但是，他畢竟是一個參加革命更早，受革命熏陶更多的老革命，知道黨的一些規矩和行事的分寸，還比較克制；他知道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剛剛通過了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決議，不好馬上推翻。而趙紫陽和萬里就不同了。趙紫陽的西化思想比較嚴重，迷信外國的家庭農場，又掌握著國務院的大權，行事就不同了。在這方面，萬里也起了很壞的作用。萬里在安徽大搞所謂包產到戶的所謂試驗，以致在安徽甚至形成一種社會強制，小崗村這個假典型就是在他的手下炮制出來的。需要指出的是，外國的家庭農場和人們通常理解的個體農業并不是一回事。事實上，這些家庭農場存在明顯的雇工剝削，所反映的生產關系是資本主義性質的，我們怎么可以貿然向他們學習呢？問題在于，作為黨的高級干部，他們不執行中央全會通過的決定，而去另搞一套，完全背離了馬列主義，背離了民主集中制，實際上是搞陰謀詭計，是極不光明正大的。

這里沒有說到鄧小平。我們知道，鄧的政治經驗是很豐富的，他在1980年1月31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沒有就這個重大問題表態。4個月后，即在1980年5月31日，他在與 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說了這樣的話：“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641頁）鄧小平講得很謹慎，但是和中央全會的決定有很大出入。他講“一些適宜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而十一屆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講的是“某些副業生產的特殊需要和邊遠山區、交通不便的單家獨戶”，二者顯然不是一回事。人們要問，難道安徽省肥西縣和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都屬于這種情況嗎？還應該看到，農業生產受自然因素的影響很大，一年的變化就能夠作出結論了嗎？以安徽來說，1978年是大旱之年，安徽大部分地區十個月沒有下雨，莊稼嚴重失收，糧食大幅度減產，而1979年風調雨順，獲得了增產豐收。這一年的變化能夠說明大包干比集體經濟優越嗎？事實也證明，這種變化并沒有能長期持續下去。鄧小平說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還是生產隊，也是不符合事實的。由于萬里長期是鄧小平的部下，又是他多年的牌友，兩人關系密切，看來鄧的這些觀點是受萬里的影響。1979年12月1日，萬里在一次講話中曾說：“包產到戶不同于分田單干。如果說分田單干意味著集體經濟瓦解、退到農民個體所有和個體經營的狀況，那么包產到戶并不存在這個問題，它仍然是一種責任到戶的生產責任制，是搞社會主義，不是搞資本主義。”(《萬里文選》，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5頁)萬里此說完全是一種辯護的遁詞。其實，包產到戶就是分田到戶，這一點在小崗村的“生死文書”里說得很明白。而事實也是這樣：一旦搞了包產到戶，生產隊就不再是生產的組織者，生產隊也就有名無實了。應該說，鄧小平的這個講話沒有能堅持三中全會和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也沒有能堅持發展集體經濟這個大方向；從他所引用的材料都來自安徽省看，說他是受了萬里的影響應該是有根據的。本來，實行包產到戶就已經使生產隊變得名存實亡，而接著又強調“政社分離”，公社的名稱又被鄉所取代，集體經濟就變得既無名又無實了。再后來，干脆就說什么“廢除人民公社”了。中國搞了幾十年的農村集體經濟，除了少數名村還仍然保持外，絕大多數就這樣被顛覆了。這件事，除趙紫陽、萬里等應該負主要責任外，鄧小平作為實際的最高領導人顯然也是負有重大責任的。當然，鄧小平和那些一心一意搞私有化的資改派還是有區別的。他沒有忘記“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 他還講到“低水平的集體化”要“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后來他又一再講到“兩個飛躍”。這些，還是應該肯定的。可是，他的這些論述并沒有引起后來的領導人的重視，在農村發展集體經濟的問題至今還是一個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擺在人們面前。

經過30年的實踐，事實已經很清楚，包括小崗村在內的搞包產到戶或大包干的做法并不是一個進步，而是一種倒退。30年來，小崗村雖然被一些人稱作“中國改革第一村”到處宣傳，但是，分田到戶，搞私有化，并沒有推動那里的生產力真正向前發展，也沒有給農民帶來真正的富裕。小崗村人說，“一朝越過溫飽線，二十年跨不進富裕們”。所謂“越過溫飽”其實也不是因為分田到戶有什么優越性，只不過是老天爺一時幫了一下忙，加上后來所實行的一系列惠農政策首先惠及了安徽特別是首先惠及了小崗村的結果。30年來，盡管黨和國家領導人一再到小崗村視察表示關懷，盡管安徽各級地方黨政機關一直在從各方面關照小崗村，多次派出工作組進行幫扶指導并且給以巨大的物質支持，盡管還有江蘇省市張家港市的長江集團等對小崗村進行幫扶和援助，但是，小崗村始終是一個扶不起的天子。正如從安徽省財政廳抽調前去幫扶小崗村任該村黨委書記達六年之久而于前不久去世的沈浩生前所說的，小崗村在全國“十大名村”中地位很尷尬，使他感到很慚愧。他在2007年時曾說，“28年前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的小崗村，墻體剝落，電視看不到，自來水不通，道路失修，行路困難，下雨就根本不通。”問題出在哪里？關鍵就在于，分田到戶搞小農經營是一種落后的生產方式，它不利于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小崗村曾經兩次到河南臨潁縣南街村去參觀學習，并且寫下了這樣的留言：“大包干發源地的人員，看到了南街村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發展的模式，使我們的黨組織看到了前進的方向。”“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但是，說歸說，由于農民自私保守的弱點，加上多年幫扶所養成的依賴國家和社會、喜歡坐享其成的壞思想壞習慣，使他們總是邁不出這決定性的一步。這當然也不能全怪小崗村的農民，關鍵是，有關領導人提供的導向是錯誤的，他們不僅沒有對農民進行社會主義的思想灌輸，引導他們走發展集體經濟的道路，反而把他們的一些落后、自私和錯誤的東西當做旗幟來進行宣傳，還不惜代價地對他們進行物質的幫扶和援助，使他們完全失去了走集體化道路的積極性，完全失去了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最近看沈浩先進事跡報告會電視，據某發言者說，小崗村將以城鎮化、工業化作為其致富的方向。去年1月5日，美國GLG集團來到小崗村，決定投資1.5億元搞農產品加工。但是，小崗村只是一個村，怎么能夠提出“城鎮化。工業化”的口號？把農村變為城鎮，把土地流轉出去發展非農產業（農產品是農業而是工業），這符合國家制定的有關耕地保護的國策嗎？全國農村如果都向他們學習，把耕地用于非農用途，國家的糧食安全還有保證嗎？而事實上，這種吃偏食的政策，別人也是沒法學的，這樣的所謂先進典型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義。        

事實證明，小崗村不是一個正面的典型，而恰恰是一個反面的典型。試問：小崗村有什么值得人們學習的地方？是“按手印”下決心與中央全會決定的精神對抗嗎？是分田到戶、走私有化的道路嗎？是只知接受國家和社會的幫扶、坐享其成而不思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嗎？樹這樣的改革典型究竟把全國農民帶到哪里去？奇怪的是，周文居然還用小崗村來說事，好像小崗村帶領全國農民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周瑞金是學新聞的，是記者出身，當然應該知道真實是新聞的生命，怎么講出這樣不符合事實的話來呢？看來，他是為了他的“改革語境”而完全不顧事實了。應該說，農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的改善，并不是因為小農經濟有什么優越性，而是國家推行了各種幫扶政策的結果。這一點，甚至連竭力主張大包干的杜潤生也說，“包產到戶是農村家庭經營，農民就靠種幾畝地養家糊口，不能偷懶；加上環境變了，政府隨著國家工業化，能為農民提供化肥、農藥，信用社給貸款，苛捐雜稅減少，又是和平環境，勞力富余，多產多留，政府實行價格保護，增產不奇怪：光水利建設，國家出了多少錢，還能白費？”（同上）雖然他講此話是為了說明大包干后農業增產了，但是，在無意中卻說出了外因起了主要作用，而內因的作用是有限的。附帶說一下，中國現在的絕對貧困人口數早已不是2007年的1479萬人了，最近，中國扶貧辦發布的消息說，中國仍有4007萬農民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當然，這是按照人均年純收入1196元人民幣的標準計算的。不過，隨著物價的上漲，隨著整個社會消費水平和構成的變化，這個標準也是應該變化的，否則，用同一個人均收入標準來比較30年的變化，顯然是不科學的。應該看到，這個標準，比之聯合國使用的人均1美元/天還是低了很多，如按國際標準，我國農村實際的貧困人口比4007萬還要大得多。

這里還要指出的是，提出要走發展集體經濟的道路，會被包括周瑞金在內的一些人認為是“走回頭路”，不符合所謂“改革語境”。但是，這種說法并不正確。鄧小平在農村實行大包干后曾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需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55頁）但是，當他在1992年7月審閱十四大報告稿時再一次講“兩個飛躍”，但從語氣看強調的重點已經有所不同了。他說，“關于農業問題，現在還是實行家庭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條件下，走集體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現在還沒有提出這個要求，就不要著急。條件成熟了，農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礙。北京郊區搞適度經營經營，就是集體化集約化。從長遠的觀點看，科學技術發展了，管理能力增強了，又會產生一個飛躍。……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現在公有制在農村第一產業（應該是第二產業——引者注）方面也占優勢，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有的地區農民已經提出集約化問題了。這個問題這次不提也可以，還是鞏固承包制，但是以后總會提出來的。”（《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9-1350頁）對比鄧小平的兩次講話，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80年代那一次強調的是第一個飛躍，那時強調了家庭承包制“需要長期堅持不變”；而90年代這一次突出地強調的企業是第二個飛躍，強調的是“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集約化。”按照鄧講話的口氣，這個問題是在14大就應該提出來的，不然就不會說“這次不提也可以”了。可見，發展集體經濟，重走集體化和集約化的道路或者說“走回頭路”本來就是題中應有之義。蘇聯當年提出“新經濟政策”是“退卻”，但是列寧和斯大林很清楚，退卻之后還是要進攻的。如果一直只有退卻沒有進攻，那豈不是成為倒退投降了嗎？顯然，“走回頭路”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但是，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不僅14大沒有提出這個問題，15大、16大和17大也都沒有提出這個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長期拖而不決是不行的。我們的農村不能長期建立在小農經營的基礎之上，更不能以土地流轉的方式變相搞私有化，把農業用地變我非農用地。社會對于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需求，農民對于提高生活水平的迫切愿望，都要求實行社會化生產，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引導農民走集體化和集約化的道路。應該說，這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同時也是廣大農民群眾的迫切愿望，而且我們在這方面也積累了不少經驗，擁有現成的如大寨村、南街村和華西村這樣的先進典型，我們又有什么理由放著這條康莊大道不走呢？

三、制造謊言的專家把謊言造到了鄧小平的頭上

周瑞金為了鼓吹他的所謂“改革語境”，還制造了許多謊言。他把為解決“知青回城”這樣一個特殊的社會問題而采取的一些不得已的做法，說成是“在城市”“政府的改革政策”；把“政府鼓勵自謀職業”，說成是是為了“恢復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空間”；甚至說什么“私營經濟在新時期也被稱為‘光彩的事業’”。 所有這些說法，都遠離了當時的背景，有些則完全是張冠李戴，故意制造混亂。如胡耀邦關于“光彩”的說法，這本來是針對個體勞動者“自食其力、為國分憂”而言的，而周瑞金卻把它改成是對“私營經濟”說的。當然，后來到1994年這個“光彩事業”曾被用來指稱一部分非公經濟所開展的對“老、少、邊、窮”地區所開展的扶貧事業，而周文則把它“改造”成為整個“私營經濟在新時期”的稱號，不管扶貧不扶貧，只要是私營經濟就一概都是“光彩的事業”！二者的距離又何止十萬八千里！

周瑞金的謊言也造到了鄧小平的頭上。他說，“在改革啟動階段，鄧小平提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從而‘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顯然，這里的一部分人，主要指的是較少受到政府經濟管制的普通民眾。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政府為減輕財政負擔而鼓勵經濟自由化的結果，而且只有依托于市場自由競爭中的謀生、謀利方式才有可復制性，才談得上別人‘向他們學習’，才有可能成為‘能夠影響和帶動整個國民經濟的政策’。”

在這里，周瑞金沒有提供鄧小平講話的完整的引文，故意將鄧的話拆散，然后插進自己的解說，把鄧小平說的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生活先好起來”，說成是“較少受到政府經濟管制的普通民眾”，“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政府為減輕財政負擔而鼓勵經濟自由化的結果”。這完全是故意歪曲捏造。

為此，有必要把鄧小平的原話完整地摘引于后，看看周瑞金是如何肆意篡改鄧小平的話并制造謊言的。鄧小平是這樣說的：

“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幫助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頁。著重號為引者所加）

鄧小平的話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話即我引用時加了著重號的“工人農民”和“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等語，周瑞金在引用時都刪除掉了。顯然，他怕人們把鄧小平的話理解為是一個貫徹按勞分配的問題，而這與他所解釋的是指“較少受到政府經濟管制的普通民眾”，“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政府為減輕財政負擔而鼓勵經濟自由化的結果”等顯然是大不相同的。周瑞金如此通過“挖心戰術”對鄧小平的語錄進行造假，膽子是夠大了。但是，假的就是假的，瞞騙豈能長久？

如果再聯系鄧小平講話的語言環境，周的造假問題就更加清楚。鄧小平是在講了加強責任制以后講上述一番話的。他在講加強責任制時強調：“責任到人就要權力到人。當廠長的、當工程師的、當技術員的、當會計出納的，各有各的責任，各有各的責任，也各有各的權力，別人不能侵犯。”“要發現專家，培養專家，重用專家，提高各種專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質待遇。”“要嚴格考核，賞罰分明。所有的企業、學校、研究單位、機關，都要有對工作的評比和考核，要有學術職稱、技術職稱和榮譽稱號。要根據工作成績的大小、好壞，有賞有罰，有升有降。而且，這種賞罰、升降必須同物質利益聯系起來。”“總之，要通過加強責任制，通過賞罰嚴明，在各條戰線上形成你追我趕、爭當先進、奮發向上的風氣。”（同上，第151-152頁）

在這些話里，鄧小平講的都是工廠、學校、研究單位、機關里的責任制，哪里有周瑞金說的什么“較少受到政府經濟管制的普通民眾”和“政府為減輕財政負擔而鼓勵經濟自由化”的影子？而且，鄧小平講這些話的時間是1978年12月13日，當時以及之后的一段時間里，有關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問題還根本沒有提出來，更不要說鄧小平對所謂“自由化”一詞一直都是持否定態度的。

周瑞金制造這樣的謊言，表明他的人品實在不敢恭維。在網上曾見到使人上海領導人的朱镕基對周瑞金的評價，說他“文才可用，心術尤正”。應該說，周是學新聞出身，又長期在《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工作，當然是有些“文才”的。至于朱說他“心術尤正”，是因為周在填表時曾坦白承認自己在1976年寫過三篇批判鄧小平的文章。看來朱的后一評價是不慎重的，因為周的批鄧文章印在報紙上，白紙黑字，是瞞不過去的，他能夠不填寫嗎？而從上面所揭露的周一再制造謊言，特別是把謊言都造到了鄧小平的頭上來看，他其實是一個“心術不正”的人。這一點，本來也是白紙黑字，要是過去，他可能還不敢，但是經過多年的闖蕩，他的膽子已經練出來了，現在敢了，不過也就因此而露了餡，讓人們終于看到了他“心術不正”的真面目。由于他的“心術不正”，那個“文才可用”看來也要修該。一個心術不正的人即使有文才，這樣的文才也只能是歪才，實際上非常有害而并不可用的。因此我想改為這樣兩句：“心術不正，歪才有害”。這樣可能要符合事實一些。

應該說，在《炎黃春秋》上，像周瑞金這樣制造謊言的事可以說早已是屢見不鮮了，本人就曾多次予以揭露過。但是他們卻“矢志不移”，堅持不改。最近大概由于讀者不斷提出，更正的、檢討的事頻頻出現，也可能是有關管理部門加強了管理，再這樣下去面子上也不好看，所以在2009年第12期上刊登了一個“本刊稿件選用標準”，其中第二條的要求是：“內容真實可靠，不可有任何虛構。文中重要引語，請注明出處。”寫得很冠冕堂皇，但是，就在這期發表的重頭文章即周瑞金此文卻依然故我：鄧小平的話當然是“重要引語”，但是卻照舊不注出處。為何如此，因為它做了手腳；如果注明出處，破綻就會暴露無遺。看來，這不僅是周瑞金的問題，也是《炎黃春秋》的問題，因為編輯部打個電話給作者要補一下出處，或者直接到《鄧小平文選》里去查一下出處，都不是難事。難處在于，如果這樣做了，他們還能繼續做他們的資改宣傳嗎？

四、什么是鄧小平說的“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

鄧小平一直非常強調發展問題，“發展才是硬道理”是他在1992年南巡講話中的一句名言。（《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頁）。在他看來，中國的一切問題都是由于中國生產力落后造成的，只要中國生產力發展了，經濟上去了，一切問題就都能夠迎刃而解。所以他說，“中國解決所有問題的關鍵是要靠自己的發展。”（同上，第265頁）他還說，“從根本上說，手頭東西多了，我們在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時就立于主動地位。”（同上，第377頁）

但是，到了1993年，他發現，也不能片面地強調發展了。他在這年9月16日與其弟鄧墾的談話里說了這樣的話：“十二億人口怎樣實現富裕，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這都是大問題。題目已經出來了，解決這個問題比解決發展起來的問題還困難。分配的問題大得很。我們講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中國人能干，但是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鄧小平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4頁）

當然，我們不能把鄧小平這話理解為分配問題比發展問題還要大。在任何社會，生產總是首要的，而分配則是從屬的。改革開放后，有一個說法很流行，就是所謂“把蛋糕做大”。這種說法認為，只有把蛋糕做大，每個人所分得的蛋糕就會增加。當然，不能說這一說法全無道理，但是，它的要害是沒有考慮生產關系這個因素。馬克思說，“消費資料的任何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頁）他還說，“分配關系本質上和生產關系是同一的，是生產關系的反面，所以二者都具有同樣的歷史的暫時的性質。”（《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03頁）如果存在著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由于生產條件特別是生產資料掌握在資產階級手里，分配關系就不能不是有利于資產階級而不利于無產階級的；要想在把蛋糕做大后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都同樣得到好處，實現“雙贏”是不可能的。資本家之所以是資本家，就在于他是資本的人格化，他的生產目的是為了剩余價值，是為了增殖資本，而不是為了自己的消費，更不是為了工人階級的消費。以珠三角地區的收入分配來說，為什么資本家階級的利潤能夠翻幾番，而農民工的收入卻是幾年一貫制，總是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其根子就在這里。因此，要解決分配問題，不能就事論事，就分配談分配，而應該從生產關系特別是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入手，堅決遏制資本主義私有制發展太快的勢頭，讓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得到切實的保證。這個道理鄧小平其實是清楚的。他曾說，“只要我國經濟中公有制占主體地位， 就可以避免兩極分化。”（《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0頁）我國目前出現的兩極分化和基尼系數過高的現象，就是因為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沒有得到保證，公有制為主體實際上已經變成私有制為主體所造成的。如果不這個源頭上去努力下功夫，分配問題是沒法解決的。問題是，我們在這方面還沒有真正下功夫。前一陣子，由于山西小煤窯安全事故頻仍，因此對這些小煤窯進行了整合，社會上就出現了一股反對“國進民退”的聲浪。這一點在周瑞金的文章里也有表現。這是很不正常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是作為“兩個基本點”之一寫進黨的文件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怎么可以隨便反對？難道黨紀國法可以任人踐踏而不要加以維護和捍衛嗎？

當然，除了所有制這個根本外，通過國家財政進行再分配也是一個重要手段。這個問題鄧小平也講過不少。如他在1992年1月到2月間在“南巡”講話里就說，“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什么時候突出地和解決這個問題，在什么基礎上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要研究。可以設想，在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就要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講此話后還不到一年，他在這年的12月18日看了兩篇文章后又指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也就是說，要考慮落后地區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問題。”（《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頁）此話講后才過9個月，他在1993年9月16日與其弟的講話中再次講到這個問題，說，“少部分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他主張“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同上，第1364頁）鄧小平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里一而再、再而三地講這個問題，說明他已經感到了問題的嚴重。

在這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鄧在南巡時說的“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而在后兩次講話里沒有再提這個辦法。這當然并不表明他認為此法已不可再用，但是，很可能他已經意識到僅僅用再分配的辦法來解決問題是遠遠不夠的。因為用再分配的辦法解決問題，只是從結果上解決問題，而不是從原因上或源頭上解決問題，只是一個治標之法，而不是一個治本之法。這實際上是一種先拉大差距然后再縮小差距的辦法。先讓沿海地區發展，結果原來內陸地區的科技人原大批“孔雀東南飛”，使原已落后的內陸地區更加落后。而要求發達地區多交利稅，實行起來也相當困難。比如一些壟斷行業，由于其所處的地位，無論是高管還是一般職工，他們都遠遠地高于其他部門，但是，如果要增加利稅阻力就非常之大。實際上，他們的高收入正是這些企業截留應該上繳國庫的利潤造成的。顯然，讓這些企業“先富起來”本身就是一個問題。至于這些年發展起來的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不僅存在著嚴重的偷稅漏稅現象，而且一再直接或間接（通過他們的代言人）要求減輕稅負，可見所謂“多交利稅”實行起來也并不現實。不僅如此，這種做法還有很大的副作用。多交利稅會使一些所謂“納稅大戶”自以為對國家的貢獻大而提出某些極不合理的政治要求，如想當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乃至要得到一些更高的職務和榮譽，這不僅會影響到國家的性質和黨的形象，而且會極大地破壞人民群眾和黨與政府的血肉聯系，其后果是極其嚴重的。而實際上，納稅人并不是財富的創造者，更不一定是稅負的最后承擔者，因為在我國可以轉嫁的間接稅是主要的稅種，而由納稅人自己負擔的直接稅相對較少，所謂 “納稅大戶”的“貢獻大”只不過是一個表面的現象而已。另一方面，受到幫扶的地區和群眾，由于不是通過自己的勞動，而是靠接受其他地區或其他人群的援助來改善生活，這又會影響這些受援者的自尊心和自力更生的精神，甚至會養成他們的依賴心理和不勞而獲的習性。過去曾經出現過的為了獲得扶貧款而爭當貧困地區，爭當貧困縣，爭當貧困鄉的事就是很好的說明，而前面提到的小崗村也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例證。

因此，要從根本上解決分配問題，還是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大力發展公有制經濟，包括全民所有制的國有經濟和部分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集體經濟，真正讓公有制經濟成為我們國家主體的經濟形式。再分配作為調節分配的一個重要手段當然不可或缺，但是它不是也不應該是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方法和手段。這個問題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嚴肅的政治問題。如果我們對于所有制問題采取漠然的態度，不能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只想用再分配或第二次分配來解決問題，就會不知不覺地由科學社會主義滑向民主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單設也會因此演變為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

五、四個堅持：發展起來以后又一個不可忽視的大問題

鄧小平在1993年9月16日與其弟鄧墾的談話中，不僅談到了分配問題，還談到了“四個堅持”，而且他是在談了“四個堅持”以后才談“分配問題”的，可見這是發展起來以后一個更加重要的問題。他是這樣說的：

“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四個堅持’。沒有這個‘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四個堅持集中表現在黨的領導。這個問題可以敞開來說，我那個講話（指1979年3月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沒有什么輸理的地方，沒有什么見不得人的地方。當時我講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講人民民主專政，比較容易為人們所接受。現在經濟發展這么快，沒有四個堅持，究竟會是個什么局面？提出四個堅持，以后怎么做，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的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黨的領導是個優越性。沒有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怎么實現啊？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在改革開放的同時，搞好四個堅持，我是打下個基礎，這個話不是空的。”（《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3-1364頁）

鄧小平從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了“四個堅持”，而且一再強調。他在1989年5月31日的一次講話里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不能動搖。這一點我任何時候都沒有讓過步。中國不搞四個堅持能行嗎？人民民主專政能不用嗎？堅持不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不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不堅持社會主義，堅持不堅持共產黨的領導，這是個根本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頁）六四事件以后，他又進一步指出，“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同上，第305頁）講到胡耀邦和趙紫陽兩個總書記“沒有站住”的原因，他說，“他們在根本問題上，就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問題上犯了錯誤，栽了跟頭。”（同上，第334頁）而在南巡講話時，他又再一次講到了這個問題。他說，“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二屆六中全會我提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還要搞二十年，現在看起來還不止二十年。資產階級自由化泛濫，后果極其嚴重。特區搞建設，花了十幾年時間才有這個樣子，垮起來可是一夜之間啊。垮起來容易，建設就很難。在苗頭出現時不注意，就會出事。”（同上，第379頁）

鄧小平如此重視和強調“四個堅持”，可是大言不慚自稱是“輔佐鄧小平”的周瑞金對于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卻未置一詞。應該說，一切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的人都反對這個“四個堅持”，因為這是他們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的最大障礙。應該說，周瑞金對四個堅持噤若寒蟬，是由他的資改派本性決定的。而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講不可的大問題。

我們說，鄧小平在1993年9月16日再提“四個堅持”有其特殊的意義。這是因為，這時已經不是改革開放的初期，經濟已經大大地發展了，貧富的差距已經很大了，他所擔心的、關系改革成敗的產生新資產階級的問題實際上已經成為現實了，如果不注意“四個堅持”，黨和國家的前途就會有極大的危險。用他的話說，“現在經濟發展這么快，沒有四個堅持，究竟會是個什么局面？”請注意，鄧小平在這里用了“究竟會是個什么局面？”我們知道，“局面”是一個大字眼，它所指的絕不是一般的小事，而是一個事關全局的大事。這句話是應該引起我們深思的。

需要指出的是，鄧小平在1993年再次講到“四個堅持”，不僅是一般的重申，而是有了新的發展。在這里，鄧小平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他把“四個堅持”看成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越性所在。鄧小平講此話后，1997年發生了亞洲經濟危機，2009年發生了世界經濟危機，中國較之于其他國家所受到的沖擊相對較小，其恢復也相對較快，原因在哪里？不是中國人比外國人聰明，而是因為我們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在宏觀調控指導下的市場經濟。我們不僅有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老底，而且還擁有政治上的優勢，其基本面與資本主義國家是很不一樣的：國家掌握著巨大的資源，能夠集中力量解決一些關鍵性的問題。如果沒有這些，中國也會如任何資本主義國家一樣要經受經濟危機所造成的巨大的災難。

在這方面，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鄧小平在1993年再次提出四個堅持時說“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思想。過去他講四個堅持往往強調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兩條，后來又強調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而對馬克思主義一條似乎強調得較少。現在強調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說明這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是一個整體，它們是互相聯系、互相支撐的統一的整體，它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認識這一點非常重要。試想，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沒有馬克思主義和工人運動的結合，哪里會有共產黨；即使已經建立了共產黨，如果背離了馬克思主義，共產黨也會蛻變為修正主義的黨。就社會主義來說，世界上有上百種社會主義，如果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指導，真正的社會主義制度就建立不起來；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也會因為背離馬克思主義而演變為資本主義。而就無產階級專政來說，如果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也會退化變質為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如果沒有共產黨，馬克思主義就還只是停留在書本上，不會成為行動中的馬克思主義，發揮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也不可能建立起來。同樣，如果沒有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共產黨的領導地位、社會主義制度也就得不到保護。總之，四個堅持是一個整體，它們相互依存，相互聯系，不容分割，缺一不可，這正像“成套設備”一樣，整體要是離開了其組成部分，就不可能發揮其作用。

鄧小平的這些論述本應引起黨的領導人的高度重視，并且結合新的實際繼續做好這篇文章，但是十六年過去了，無論是15大、16大還是17大，都只是輕輕一筆帶過，并沒有得到很好的闡述和宣傳。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問題。聯系當今的現實，尤其不能不看到這是一個非常迫切而嚴重的問題。

經過這些年，我國的GDP雖然有了長足的發展，但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實際上已經大大動搖，一個新資產階級已經形成，兩極分化的現象已經十分嚴重，基尼系數已經遠遠超過了警戒線；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也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各種錯誤思潮泛濫，一些主流媒體宣傳的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的東西；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也受到嚴重的挑戰，一些富裕起來的資產階級已經不滿足于經濟上對于雇傭勞動者的剝削，他們要求所謂“政治體制與經濟體制相適應”，要求改變“一黨專政”，提出要搞多黨競爭，三權分立，實行資產階級民主。一些媒體成了鼓吹這些主張的急先鋒。特別是一些網絡，如上海的《報刊文摘》網頁，竟然熱衷于發表一些吹捧美國和臺灣民主、吹捧蔣介石為“偉大領袖”，咒罵毛澤東為“大災星”，篡改近代歷史，根本否定共產黨的帖子，而對于反擊這些內容的帖子卻采取阻撓的惡劣態度。好像今天的中國已經翻天了。與此同時，國際上的反華勢力也蠢蠢欲動。他們支持臺獨、藏獨和疆獨，制造一系列事件，妄圖分裂中國。最近美國又背信棄義，加大了對臺灣的軍售，妄圖使臺灣永遠保持現狀，阻撓中國的統一大業。

面對這樣的現實，我們卻表現得軟弱無能，沒有采取有力的行動給以回擊。其實，四個堅持就是我們的優勢所在，是我們克敵制勝的法寶。只要我們真正認識到它的巨大威力，以上所說的所有問題都能夠得到解決。不信嗎？想當年，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裝備很差，只有小米加步槍，卻打敗了有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八百萬裝備精良的蔣介石軍隊，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成立后，美帝國主義把戰火燒到鴨綠江邊，并對我邊境城市進行狂轟濫炸，毛澤東下決心派志愿軍出國作戰，那時裝備也很差，志愿軍憑著一把炒面一把雪，硬是把敵人趕回到了三八線附近，迫使其坐下來進行停戰談判，并簽訂了停戰協定；建國初期，一些干部貪污腐敗，通過三反運動，槍斃了劉青山、張子善，使整個社會大受震動，建立起了廉潔的社會風氣；1958年，美帝國主義想把臺灣臺灣從祖國大陸（包括蔣介石控制的金門、馬祖、澎湖等沿海島嶼）分離出去，毛澤東下令炮擊金門，打得美帝國主義暈頭轉向，只好聽從調遣；1962年，印度尼赫魯乘國際反華勢力大合唱和我國自然災害造成的經濟困難之機，在中印邊界我方一側大搞軍事據點，毛澤東決定進行軍事反擊，打得自以為了不起的印軍丟盔棄甲、損兵折將、一敗涂地；1964年，美國在越南發動所謂“特種戰爭”，應越南共和國政府的請求，中國政府從1965年起，先后派出32萬空軍防空部隊援越抗美，擊落擊傷美國戰機合計千余架，有力地支持了越南人民，使他們得以取得抗美救國戰爭的勝利。我們今天經濟發展了，國家強大了，對付敵對勢力的手段（包括政治、軍事、外交、經濟、金融、外貿等手段）更多了，為什么反而不能更加果敢而有力地進行行動了呢？美國帝國主義炸我使館，毀我戰機，最近又不顧我國的多次交涉，提高對臺軍售的級別，可謂欺人太甚，達于極點。我們為什么不能拿出行動來對他還以顏色？還以顏色，不是做出一種姿態，然后就又和好如初，那樣只會使他感到你骨子里不硬，反而更加看不起你，以后還會得寸進尺，變本加厲！還以顏色，就是要把它打痛，痛到以后不敢輕易冒犯。

現在的問題，是有些人總認為美國強大，有恐美思想。其實，毛澤東早就說過，“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95頁）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和建設的歷史，中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斗爭歷史，都證明了毛澤東這一論斷的正確。今天的美帝國主義，雖然看起來仍然還很強大，但是它正在走下坡路，它的外強中干、色厲內荏的本質已經暴露得比過去更充分了。昔日的美國被人們稱為“金元帝國”，而今天的美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如果不是有中國這樣一些國家向其購買大量債券，為其提供大量廉價商品，美國的日子不知還要難過多少倍。在中美關系中，我們沒有什么求于美國的，有些東西如高新技術等你想求也求不到，它倒是有一些地方是有求于我們的，我們當然也不能有求必應。在這方面，一些手段當然可以運用。關鍵還是要有一點精神。一個人要有一點精神，一個國家也要有一點精神。這個精神不是別的，就是毛澤東在“七大”閉幕詞中說的，“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1頁）對于敵人，我們要要敢于斗爭，敢于勝利。當然還要善于斗爭，善于勝利。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從群眾中汲取力量和智慧。群眾的力量和智慧是無窮的。大慶人說，“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在毛澤東時代，人民群眾常常以舉行群眾集會和示威游行的方式表達自己的意志，億萬人民直接表達自己的意志和感情，帝國主義敢不重視、敢不理睬嗎？可惜，后來的領導人對于這樣一種形式顧慮太多，已經有三十多年不采用這種形式了，有的地方甚至連集會的場所都被“改造”掉了。這是害怕群眾、不相信群眾的表現。共產黨本來就是代表群眾利益的，哪有共產黨害怕群眾、不相信群眾的道理？除了集會和示威游行，在一切工作中都應該運用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比如反對貪污腐化，此事已經搞了多年，但是成效并不顯著，貪污腐敗的勢頭并沒有得到遏制。如果用過去三反、五反的做法，充分發動群眾，大搞群眾運動，那就等于是布下了天羅地網，貪污腐敗分子也就無處藏身了。同時，這也是對群眾進行教育的一種好形式。它使每一個參加者知道貪污腐敗的危害和下場，如果以后自己遇到類似的機會也會有所警惕，而不致重蹈覆轍。當然，過去群眾運動中也出現過由于激于義憤或急于求成而出現過某些過火行為，但是，只要規定好具體的政策界限和紀律，并且切實加強領導，這類事也是可以避免的。

鄧小平在1993年9月16日的講話里還講到了“提出四個堅持，以后怎么做，還有文章，還有一大堆的事情，還有沒有理清楚的東西。”這些都是大問題，應該由中央來考慮，來解決。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我也想對與四個堅持有關的兩個問題發表一點個人的看法。

一個是關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與階級斗爭的關系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在我國領導人的講話、黨的文件以及報刊上，階級斗爭已經很少被提及，似乎一提階級斗爭就是“左”，就是回到過去去。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誤解。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有著極為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聯系。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寫給約·魏德邁的信中說，“無論是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爭，都不是我的功勞。在我以前很久，資產階級歷史編篡學家就已經敘述過階級斗爭的歷史發展，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已經對各個階級作過經濟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內容就是證明了下列幾點：（1）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2）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無產階級專政；（3）這個專政不過是達到消滅一切階級和進入無階級社會黨過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7頁）從這段話里我們看到，資產階級特別是早期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和經濟學家都并不否定階級和階級斗爭，馬克思主義者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就更沒有理由否定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存在。這是其一。其二，階級斗爭必然要導致無產階級專政，二者著極為密切的關系。實際上，現代社會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專政的前提，如果離開了不會有無產階級專政。其三，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必要，就是因為無產階級賦有消滅階級喝吧社會推向無階級社會的歷史使命。既然我們今天離到達無階級社社會還有很遠的距離，就不可能說已經不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在這方面，列寧也有十分明確的論述。他說，“無產階級專政不是階級斗爭的結束，而是階級斗爭在新形式下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取得勝利、奪得政權的無產階級進行階級斗爭，來反對已被打敗但還沒有被消滅、沒有絕跡、沒有停止反抗、反而加緊反抗的資產階級。”（《列寧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362頁）實際上，在鄧小平的講話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里，都有關于階級斗爭的存在的某些論述，但是，總的說來，這個問題往往講得有些遮遮掩掩，而不是講得那么充分、完全和徹底，與我國的現實狀況還有很大的距離。我認為，為了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現在是到了改變這種狀況的時候了。

這里還要指出的是，無產階級專政與資產階級專政不同，無產階級專政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是群眾的專政。人們往往以為專政只是專政機關的事，與群眾好像無關。其實，許多問題離開了廣大群眾的參與，就會事倍功半，而有了群眾的參與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因此，應該把專政機關的專業工作和廣大群眾的積極參與很好地結合起來。

再一個是關于堅持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化的關系問題。

這些年來，有一個現象，就是很少提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提毛澤東思想，而只提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和科學發展觀，或者只提“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黨的創新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如何正確處理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具體實踐的關系問題。對這個問題，毛澤東在早1948年8月15日致吳玉章的信里就對吳提出“毛澤東主義”的說法進行了批評。信中說，“那樣說是很不適當的。現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驗。這里所說的‘中國革命經驗’是包括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也在內）根據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并列，說什么‘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你的說法和后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實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3頁)后來，七屆二中全會又做了六條規定，其第六條說，“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應當如此。”（《毛澤東選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97頁）

鄧小平對于這個問題也有類似的批評。1960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對共青團中央書記處關于開展毛澤東著作學習運動的提法問題請示的批復里提出，“不要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毛澤東思想并列起來，以避免人們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誤解為是兩碼事。毛澤東思想本身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且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發展。”1960年3月25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在中央天津會議上再次談到這個問題。他說，“昨天在毛主席那里還談到這個問題，他贊成這個意見。”他講了兩點意見，一是“把毛澤東思想用得很庸俗了”，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很少講了”。他說，“這種情況不少報紙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們在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時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并提。當然也可以單獨提毛澤東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忘掉這個最根本的東西。”（《鄧小平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3頁）

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這些話都是半個世紀以前說的，但是今天讀來依然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現在的情況也正是把“學生和先生的關系”平列了起來，甚至是以學生的東西取代先生的東西，以馬克思主義在某個特定條件下的應用來取代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鄧小平提出“一定不要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要忘掉這個最根本的東西。”現在的情況恰恰是既忘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又忘記了毛澤東思想，丟掉了“這個最根本的東西”。

應該說，這樣做已經產生了嚴重的后果。由于長期不學馬恩列斯著作，也不學毛澤東的著作，許多人對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許多論述都不甚了了，各種資產階級的錯誤思潮也就乘虛而入，各級干部包括中央黨校的一些教師都成了這些錯誤思潮的傳播者。媒體也是一樣。他們宣傳的已經不是什么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而是各式各樣的錯誤思想。其結果，馬克思主義在我國的指導地位實際上已經發生了動搖。這可是關系黨和國家前途和命運的一件大事啊！我們將如何面對為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而英勇犧牲的先烈，又如何面對曾經為共和國的成長壯大付出了辛勤勞動汗水的人民？現在是到了進行反思的時候了。

六、是奉獻“一份癡誠”的忠良，還是懷有二心惡意的叛逆？

周瑞金說，“我作為一名先后在地方黨報和中央黨報工作近五十年的老兵，現已退休多年，個人了無牽掛。在新中國六十華誕之時，謹以對我們黨、我們國家和人民的一份癡誠，有責任知無不言，直陳己見，同時也可以說是概括和轉述了黨內很多老同志的一些憂慮與思考。”

說得好像非常誠懇，但是稍稍聯系一下此公這幾年的言行，馬上就會發現，他講的并非真話，而是地地道道的謊言。人們都知道，周瑞金其人是臭名昭著的“西山會議”和“零八憲章”的積極成員，而這個“會議”和“憲章”的矛頭是直指馬克思列寧主義，直指中國共產黨，直指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直指中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的。周瑞金以及他說的那些“黨內老同志”對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究竟是什么感情要隱瞞也是隱瞞不了的。

周的虛偽還表現在他的自我介紹上。他說他是“一名先后在地方黨報和中央黨報工作近五十年的老兵”，我在網上查了一下他的簡歷，他是1962年由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分配到《解放日報》工作的，在解放日報曾擔任過總編輯，然后于1996年調《人民日報》任副總編輯至2000年退休。用2000去減1962，他在黨報工作的時間滿打滿算頂多也就是38年又幾個月，又何來“在地方黨報和中央黨報工作近五十年”之說？如果說“近四十年”那還差不多，說“近五十年”就差得太多了。這樣一個公開說謊的人還談得上“癡誠”嗎？

再說，周瑞金此文是為國慶60周年而寫的，理應在國慶之前寫好發表，怎么會在國慶60周年兩個月之后才寫出來發表呢？這就好像子女為母親祝壽不是在她的生日那天或之前，而是過了兩個月才給她祝壽，這也叫“癡誠”嗎？

周文還引用了列寧的一段話，照理說應該引用列寧的原話，并且應該注明出處，更何況《炎黃春秋》還特地在這一期登了一個“本刊選用標準”，強調了引語要“注明出處”，但是，周的這個引文卻不是原話，也未注明出處。他引的話是這樣說的：“列寧說過，紀念偉大的歷史節日，為的是解決和推動當前的革命任務。”我依稀記得，這是列寧在1921年11月初為慶祝十月革命節時在一篇文章中說的，于是找出這篇文章來加以對照，結果發現，周文故意在用語上作了手腳。列寧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慶祝偉大革命的紀念日，最好的辦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還沒有完成的革命任務上。”（《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0頁）

在這里，列寧用的是“慶祝”，而周文卻將其改成了“紀念”；列寧用的是“革命”，而周文卻將其改成了“歷史”。周瑞金是學新聞的，難道他不知道“慶祝”和“紀念”這兩個詞語的區別嗎？慶祝的對象是具有喜慶意義的人和事，而紀念則是表示對已經過去的歷史上的人和事的懷念，常常具有悲哀的性質，二者的感情色彩是完全不同的。比如對一個活著的人過生日我們會說慶祝他多少歲生日；而對于死者，我們就會說紀念某某某誕辰多少周年。對于國慶節，人們總是懷著喜悅和高興的心情去慶祝它，沒有哪個會說紀念國慶節的。現在恐怕連小學生都知道它們之間的區別而不會用錯，為什么曾被朱镕基稱為“文才可用”，做過大報總編輯的周瑞金竟會出此錯誤呢？再說，列寧原話說的是“革命”，而周瑞金卻把它改成為“歷史”，這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把他的這兩處修改聯系起來，也許就不難了解周瑞金的險惡用心了。原來，在周瑞金們看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并不是他們所理想的共和國，他們只是把它看做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一件事，是沒有慶祝的必要的，而用“紀念”其實是在詛咒它，希望它早日成為“歷史”。這就是周瑞金們的陰暗心理在文字上的表現。

從這里，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周瑞金們通過此文對共和國究竟是奉獻了“一份癡誠”，還是暴露了自己的懷有險惡的二心？他們究竟是可以信任的忠良，還是人民應該唾棄的叛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