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黃春秋》的“高招”暴露了什么？　　

  《炎黃春秋》2009年最后一期推出的文章，以六十年為題發表感言，對改革提出了一些“高招”。不料，卻暴露了資改派改革的根本性弊端。　　

“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國慶六十年感言” （以下簡稱周文）。 是第一篇，作者是大名鼎鼎的前《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周副總編的“感言”就是為改革指點的“高招”。我們按周文的五個小標題，逐個說開來。　　

鄧小平晚年談話的警醒。周文第一個“高招”就是重溫鄧小平晚年談話 。他引用鄧小平的話“我們要防止兩極分化，實際上兩極分化自然出現。……少部份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這段話說明：1，鄧小平知道讓少數人先富起來，就會自然出現兩極分化；2，鄧小平確實已看到少數人獲得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3，鄧小平也看到了問題存在的嚴重危險性。總有一天會出問題，而且問題比不發展時多，起碼不比不發展時少。這就是說他已經明白無誤地承認“讓少數人先富起來”，“不要問姓公姓私”，“不要問姓社姓資”，“三個有利于標準”，“不爭論”……等理論是行不通的。周副總編明明看到“目前在方方面面擔負重要領導工作的”人們，“時時懷有重整綱紀的沖動和孤軍難振的無力感，很多抱負和無奈只能深埋心底”。沒有辦法，又不認輸，只能在改變分配不公上做點小動作，欺騙一下民眾，也欺騙一下自己。其實分配不公、兩極分化最嚴重的不是當今主流輿論所指的“城鄉之間”、“地域之間”、“行業之間”的分配不公。當然這種不公也是一種不公。但是，它不是造成兩級分化的根本原因，造成兩極分化的真正原因出現了大規模私有制，出現了新的剝削階級、復辟了剝削制度。專門拿城鄉、地域、行業之間的分配不公來說事，既可“應付”群眾的不滿，得到“為民解困”的光環；又可以迥避或者說隱瞞復辟資本主義這個根本原因。　　

糾正利益格局的傾斜。周文第二個“高招”，就是糾正這種傾斜。周副總編所說的利益格局的傾斜是指什么呢？　　

一是“出現了超大型國企，塊頭之龐大直逼世界500強企業……。它們不僅保持著經營高度壟斷，而且影響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場定價和政府的產業政策走向”。請注意，如果說這確實是一種利益格局傾斜的話，這也是改革造成的結果，而且當前還在全力進行，一定要把國企改制重組成100家至80家。而且必得將它的國企性質改變為私企或外企，或國有民營、國有參股經營、私企和外企控股經營……。總之消滅公營經濟，全都私有化就沒有傾斜了。他說分配不公、兩極分化是因為國企太大太強的原故。這明明是在唬人、騙人、蒙人。　　

二是“普通民營企業介入大中型國企產權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內部人收購辦法也被基本叫停”。“銀行對民營貸款拒貸率56%，而70%的貸款都給了國企”。這就是說國家的政策向國企傾斜是分配不公問題的根本原因。這是一種強詞奪理。

（如果將民營企業分為大型民營企業與中小型民營企業，可以看到銀行對大型民營企業的貸款遠高于中小型民營企業。在私有化政策下，中小型的國企、集體企業被消滅了。而銀行向劣質、信譽差的中小型民企放貸的風險很大，所以偏向大型企業。所以，不是銀行對國企有偏愛，是私有化政策下信譽好的中小國企被扼殺，而新生的中小型民企質量信譽太差，經常向銀行騙貸，然后就搞破產侵吞貸款，所以銀行不敢給它貸款。出現兩極分化、分配不公明明是賤賣國企、大搞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復辟資本主義的必然結果，怎么是出賣國企叫停、或銀行貸款有別的結果？這是一種別有用心地誣蔑！如果按照周某人的“高招”辦事，繼續出賣國企、銀行貸款多給、或都給私企，讓資本家壟斷石油、煤炭、金融，大大發展資本主義，必然進一步加速兩極分化的發展，更加分配不公，這難道不是常識問題？那不是在“飲鴆止渴”嗎！曾經，煤炭等資源行業放任私人資本進入，結果煤老板暴富并收買控制了國家大批官員、煤礦工人死傷無數、環境被極端破壞、大批國家資源被亂開采被浪費，私有化導致的如此世人皆知、觸目驚心的事實周瑞金要否認么？）

三是“四萬億投資擴大內需計劃，……普遍擔心大多數被國字號切走，民營企業的流動、市場和政策空間會受到進一步擠壓。” “在金融危機等因素的影響下，……出現了民營企業因經營困難而被國有企業收購的案例。而以做大做強或安全整頓為名，侵占私有產權的現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現。” 這完全是為私營企業主嗚不平，這同分配不公和兩極分化有什么聯系！難道說四萬億投資都給私營企業，弱勢群體、多數人都會富起來？就沒有兩極分化了嗎？！

（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假如發展壯大，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者將獲益。國企分配上的問題是，在周瑞金等改革者的鼓吹下，很多國企高管拿著巨額高薪，這些人變相地瓜分了全民的勞動成果，嚴重敗壞了國企的形象，破壞了國企的社會主義性質。盡管當前國企內部的分配制度已經相當程度上被周瑞金們破壞敗壞，引起相當不滿，但是國企內部分配還沒有像私企那樣極端兩極分化。周瑞金先破壞敗壞腐蝕國企，再鼓動消滅國企的輿論，用心何其毒也！）

總之，周副總編所說的傾斜，都是改革的重大弊端造成的，要糾正這些傾斜，本該從反私有化、反復辟、反剝削入手，決不能再為繼續復辟出謀劃策。可是，周某人卻在為私企的利益而呼喊，決不是在為分配不公、兩極分化中的弱勢群體在呼喊。周某人口頭上說關心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但是看看他對“糾正傾斜”的言論，都是在為私營企業家、為新社會階層、為少數己經先富起來的人在呼喊，不僅不會解決兩級分化、分配不公；而且必然加劇兩極分化、分配不公，確實是緣木求魚，南轅比轍。　　

     與“特殊利益集團”切割。這是周文第三個“高招”。周副總編說，“我們常懷憂黨之心，恪盡興黨之責的精神，探討一下黨和政府如何清理改革以來形成的特殊利益集團”。請注意，這個“特殊利益集團”是改革造成的。如果不信，請看周文。他說因為“不同利益集團的分化和相互競爭，不僅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正常現象，而且是市場體系發育成熟的一種標志。” 改革開放才開創市場經濟和市場體系。特殊利益集團“對上打著保衛國家經濟安全、產業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號索取政策保護，對下玩弄國際慣例和中國特色這兩手盤剝消費者，上下要挾，左右逢源”。“這種資源、資本、權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將導致走上權貴資本主義道路”。聯系前述他為私企呼喊的事實來看，這就十分明顯的證明，周某人是以國際壟斷資本立場、自由資本主義立場，反對權貴資本主義和國內壟斷資本主義的。根本就不是為被剝削、被壓迫的窮困弱勢群體這一極說話的！

（當前，外資控制了中國28個產業里面的絕大部分產業，嚴重危害國家經濟安全產業安全、金融安全，國家保護中國產業不被國外大資本家壟斷有何不對？美國不是禁止中國資本收購美國重要企業么？中國經濟已經比美國更加開放，更加市場化，因此幾乎成了殖民地，但周瑞金仍不滿意。在周瑞金眼里，嚴重剝削中國人民的跨國公司、國際壟斷資本不是特殊利益集團，反抗跨國公司、國際壟斷資本的國企及愛國的民族資本才是特殊利益集團。可見周瑞金是赤裸裸的漢奸，是隱藏的國外壟斷資本的代言人。某些人一邊放任漢奸周瑞金在《炎黃春秋》《財經》等重要媒體繼續散播他的反馬克思列寧、反毛澤東、反社會主義、反民族言論，一邊鼓吹周瑞金即皇甫平就是在輔佐鄧小平，這明顯是在給鄧小平同志抹黑，誣陷鄧小平是走資派、漢奸。）

周某人舉例說，“看看民怨沸騰的房地產行業。一些房地產商、地方政府結成利益共同體”，“成為腐敗高發領域”，“特殊利益集團”的勢力坐大，高調擴張，并尋找政治代言人。” 房地產商當然是改革開放的產物。房地產商同地方政府結成利益共同體，同樣體現了權貴資本主義的特質。而周某人由此得出結論，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才適合自由資本主義發展。

（房地產商已經徹底臭掉了，連周瑞金都不敢再替其辯護，并將房地產行業問題的存在當做引入美國政治體制的借口。問題是，當年正是周瑞金極力反對社會性質的大福利政策、反對免費的教育醫療住房，大搞房地產行業的市場化產業化。當初早就有人告誡房地產行業的市場化將導致一個暴富階層的出現，這個新興的暴富集團將能量巨大，必然要控制政府權力。中國人民住房問題應按照社會主義原則解決，住房應當做人民福利、基本人權保障，由國家免費提供給人民，而不是讓地產商、資本家進入，大發橫財，剝奪人民。在任何私有化的市場經濟里，即便是理想化的自由競爭狀態也無法持續，最終的結局一定是出現少部分資本家壟斷了市場并控制了政府權力。房地產行業必然服從這個規律。可見房地產行業的惡果正是周瑞金們鼓動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結果。現在，在大力推進私有化市場化的每一個行業、每一個領域，都和美國一樣，出現了一家或者幾家資本寡頭（以外資為主）壟斷市場，并腐蝕了相關政府權力的現象。比如，比如造紙行業被芬歐匯川、斯道拉恩索、印尼金光集團瓜分，日化洗滌品行業被美國寶潔等瓜分， 碳酸飲料被可口可樂等壟斷，高盛并購了雙匯，凱雷差一點吃掉徐工。此外大豆行業、食用油行業等行業也都類似，由于與老百姓生活相關，也引起了一些不滿。煤炭產業的私有化由于血債累累、代價慘重被中止。只不過，房地產行業的市場化產業化對老百姓的傷害更大，所以引起民憤更大而已。房地產就像一灘臭屎，正是周瑞金等人自己拉的，因為奇臭無比引起了公憤，周瑞金也回過頭來假裝與自己無關，大罵此屎臭不可聞。世間竟有如此之人！資本控制權力控制社會，是市場經濟的普遍現象，必然現象。跨國資本集團早就已經控制了美國政府權力。等他們控制了中國政府權力，那么就徹底殖民化了中國。）

周文還引用了兩組數據：一是“據世界銀行報告稱，擁有百萬美元以上金融資產的家庭數量僅占中國家庭總量的千分之一，卻掌握了全國41·4%左右的財富”；二是“全球咨詢業巨頭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發布的另一組數據表明, 在中國,0·4%的家庭占有70%的國民財富”。這些數據說明這些巨大的財富集中是剝剝和掠奪造成的; 是改革實行高薪階層政策的結果；并不是勞動所得分配不公的結果。可是周某人在引用上述數字后說：“在特殊利益集團的另一端, 是生活陷入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的弱勢群體。” 并且說是“多數非公職就業者的工資沒有與經濟增長同步……。” 至于如何與這些“特殊利益集團”切割？周某人提出要“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大力推動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和民營經濟的發展，縮小壟斷行業的空間，減少官商勾兌的機會……。” 說到底還是在為私營經濟擴大空間奔走呼號；為自由資本主義張目。試問，房地產開發商并不一定是壟斷行業，但在地方政府的權力尋租同開發商勾結在一起，房價飛漲，難以控制，強行占地，不給適當補償，一個月內就發生了兩起自焚抗拒暴力拆遷的命案。房地產業是高超額利潤，富豪榜上有多少房地產業的老總，你周副總編不是不知道吧！不消滅這種慘酷剝削和野蠻掠奪，兩極分化只能有增無減！

（周瑞金應該知道，即便是美國也是一個兩極分化極其嚴重的國家，壟斷資本寡頭如洛克菲勒財團、摩根金融財團、軍工集團等控制了國家經濟命脈，也控制了美國的立法、司法、行政、軍隊、媒體等權力，甚至影響控制了工會。中國經濟領域的市場化、私有化已經讓本土新生的暴富的資本家、及跨國資本壟斷了許多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并腐蝕、控制了相當的政治權力。許多地方政權，如人大、政協、政府已經被暴富老板們控制。國內外資本家們控制了經濟命脈后，必然控制政治權力。所以，私有化市場化必然加重官商勾結。周瑞金則希望中國進一步放棄人民民主專政、放棄社會主義制度及毛澤東思想，大力學習美國，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這樣的結果只會增加國內外資本家控制立法、司法、行政、軍隊、媒體的空間，不僅不會縮小兩極分化、只會進一步增大兩極分化。）

遏止基層權力的失控。這是周文提出的第四個”高招”。 周副總編所說的基層權力失控，指的是“一些基層政府, 比如群體事件高發的縣城和縣級市政府, 對于民眾特別是一些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基本人權, 表現得麻木不仁, 甚至胡作非為, 到了驚人的地步”。他列舉了湖北巴東鄧玉嬌案，貴州習水縣嫖宿幼女案，湖北石首市和貴州甕安縣兩起官民對峙、警民對抗事件，深圳一名官員林嘉祥猥褻幼女案，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面對媒體追問“經濟適用房用地為什么蓋上了別墅”時,脫口而出質問記者“你是準備替黨說話, 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請注意,這些都是改革第三十年中發生的事情。難道說三十年來只管招商引資？只管“發展經濟”？“只管為新社會階層優惠”？“只管為非公營經濟保駕護航”？其結果是: 賣淫業興旺了，鄉招商辦主任將良家婦女當成賣淫女強奸（未遂）；嫖宿幼女；長期不為民辦事，治安狀況惡劣，還要掩蓋真像，引起民憤眾恕；甚至說出把黨和人民對立起來的混賬話。難道這同推行私有化、實行背離四項基本原則，允許共產黨員當資本家，導致丑惡現象沉渣泛起、金錢崇拜等資產階級思想泛濫的改革開放沒有一點關系嗎！　　

周文主張怎么遏止呢？他講了己經采取的集訓縣委書記和公安局長、法院院長；加強和改進自上而下的培訓和監察；還提出發揮選舉機制，一步一步掌握民主操作方法……等。其實周某人只是就事論事，把責任推給基層，這是不公平、不誠實的。當然，基層有基層的問題；基層也有基層的難處。例如，上面考察政績要求“零上訪”，并且“一票否決”。那么，基層必然就會采取堵、截、卡、接、遣，甚至扣壓手機、身份證、限止人身自由、打罵……等暴力措施。“問題在基層，根子在領導”。上面的政治上思想上的路線錯了，還要求下面保持一致。這樣，自然會問題層出不窮，防不勝防，堵不勝堵。　　

反思維穩邏輯，唯求長治久安。這是周文提出的第五個“高招”。說來周某人明明知道“改革和社會轉型期的各種矛盾凸顯和疊加”；“各地城鄉突發公共事件此起彼伏，有的甚至釀成群體事件”。雖然，周文講述了維持穩定的三個層次：事發之前爭取不出事或快平息；事發后認真對待和調節當事人和民生權益；事后要促進官民協商對話，增進社會和諧。　　

但是，周副總編并沒有講到問題的關鍵和要害。例如：政府的公信力為什么會被質疑和傷害？公權力為什么會對強制手段的濫用？各種公共突發事件和群體事件矛盾的焦點集中在黨委、政府和群眾的關系上？問題的關鍵和要害是黨和政府是為人民利益服務，還是為少數權勢和權貴服務的問題；是為工農勞動人民服務，還是為少數富人服務的問題；是保持還是改變共產黨的無產階級性質的問題；是堅持還是拋棄四項基本原則的問題。　　

為什么這么說呢？我們可以從周文提出的高招中看出。周文提出的維穩邏輯和唯求長治久安“高招”：　　

一是提出一個“維穩成本”問題。“等到小事拖大，大事拖炸，以暴易暴”會增大成本；“人民內部矛盾要用人民幣來解決”，“強制和贖買這兩手，花的都是納稅人的錢。” 　　

二是政府要發揮社會力量共同管理社會。周文所說的社會力量指的是“市場中介組織、社會中介組織，以及職業道德、行業規范、公民倫理，本可成為調節矛盾的第一道防線”。　　

三是警惕“地方和職能部門常借維穩之名, 任意夸大社會上某些不和諧、不穩定因素, 以恐嚇和綁架上級, 換取更多的財政收入, 制造政績。　　

四是要防止“在維穩防亂的旗幟下把那些普通而復雜的利益矛盾政治化, 上綱上線, 超常規地強化各種傳統的管理機制, 遏制普通老百姓正當的利益訴求。” 周副總編稱此為要防止“固守革命黨的傳統思維”。　　

請看, 這都是在就事論事, 隔靴撓癢, 甚至是驢唇不對馬嘴。政府的公信力被質疑、被傷害, 甚至成了眾目睽睽之眾矢之的，你卻在講什么“維穩成本”！黨委和政府同人民群眾的關系己經不是水乳交融的魚水之情，而成了“矛盾的焦點”，卻還在胡說什么“換取更多財政收入，制造政績”；還誣稱這是固守革命黨的傳統思維！什么是革命黨的傳統思維？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階級斗爭，都是在完全、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說到底，這些所謂高招沒有什么一點新意，倒是暴露了改革的根本弊端。最后，周文主張：“要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經濟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的全面改革”。請問，改革三十年了，　　

越改革越分配不公、兩極分化；　　

越改革問題越多；　　

越改革越是出現特殊利益集團；　　

越改革利益格局傾敘越大；　　

越改革越加重基層權力失控；　　

越改革黨和政府的公信力越受到質疑和傷害；　　

越改革黨和人民的關系越成為矛盾的焦點;　　

越改革黨的無產階級性質越喪失;　　

越改革社會主義公有經濟制度越被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制度所取代;　　

越改革越是復辟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背離社會主義越遠……　　

這同“真正建設民主、富強、文明、和諧的小康社會是背道而馳的。這不是顯而易見、明擺著的事實嘛！　　

岳求珍   2009.12.20　　

附文：

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越來越大

2009-12-18  中國資深媒體人 周瑞金 訪談錄（SOHO中國內刊《SOHO小報》
）

（采訪時間：2009年10月12日，采訪地點：上海延安西路真鍋咖啡館，被采訪者：周瑞金）

不得不面對的問題：改革動力不足

問：作為一位老報人，您對共和國走過的60年歷程有什么感慨？

周瑞金：經過60年的發展，特別是近31年的改革開放，新中國成功地崛起于世界的東方。但是，人民共和國的60年并非一帆風順，現在的輝煌成就來自沉痛 的教訓。回避歷史教訓，只講輝煌60年，就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更重要的是，我們不能沉醉于既有的成績，而是要勇于直面現實問題。列寧說過，紀念偉大的歷 史節日，為的是解決和推動當前的革命任務。

問：這些年來，許多有識之士都在思考如何解決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大家感慨的是現在的改革動力不足。

周瑞金：深化改革的動力不足，確實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回顧歷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上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葉，執政黨和政府向全國人民讓 利、讓權，改革喚起民間極大的創業熱情，而當時大多數機關干部尚能安于計劃經濟體制內的福利，對利用所掌控的社會資源與市場勾兌尚有政治和道德的自我約 束。因此，前十幾年的中國改革和經濟增長成果，基本上做到了為全體社會成員所分享，老百姓從改革中得到最多實惠。

問：您曾經說“那是一個牧歌般行進的改革年代”。

周瑞金：當時社會各界普遍心情舒暢，改革如牧歌般行進。可是進入21世紀，特別是發生了對于市場化方向的改革爭論以后，另一種政策取向占了上風。一些同 志轉而強調擴大國企的市場份額和對國民經濟的控制力，認為只有強化國企特別是央企才能確保國家“經濟安全”。于是，在電力、交通、能源、電信、金融等領 域，出現了超大型國企，塊頭之龐大直逼世界500強企業（但經濟效益，如資源產出率等與之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它們不僅保持著經營高度壟斷，而且影響 到、甚至一手把持了市場定價權和政府的產業政策走向。與此同時，普通民營企業介入大中型國企產權改革的通道被基本堵塞，公司內部人收購辦法也被基本叫停。

問：2005年出臺的“非公經濟36條”承諾“允許非公有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禁入的行業和領域”，實際上并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非公經濟在金融服務、通訊電子、新聞出版等近30個產業領域仍然存在市場準入阻礙。

周瑞金：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從去年11月制定的4萬億投資擴大內需計劃，到今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9500億元財政赤字，如此巨大的“蛋糕”，輿論普遍擔 心大多被“國”字號切走，民營企業的流動性、市場和政策空間會受到進一步擠壓。在今年全國“兩會”上，不少民營企業界政協委員呼吁：讓民企共同參與國家4 萬億的投資，產業振興要多考慮民企，保增長和保就業的重點是保民營企業，因為數量巨大的民營中小型企業是中國最大的“勞動力蓄水池”。然而，與全國 “兩會”的呼聲背道而馳，今年受金融危機等因素的影響，民營中小型企業的日子很不好過，鋼鐵、地產等行業頻頻出現了民營企業因經營困難而被國有企業收購的 案例；而以“做大做強”或“安全整頓”為名，侵占私有產權的現象也在一些地方公然出現。

問：如果說，在90年代的“國退民進”中，人們擔心的是“掌勺者私分大鍋飯”，搞不公平的私有化。現在的趨勢倒過來了，是“國進民退”，民營中小企業受到損害。

周瑞金：“非公經濟36條”貫徹乏力，“國進民退”的新格局，暴露出普通民營企業的發展困境。但是，這并不妨礙某些掌握社會資源配置權力的官員親屬以民 營企業身份，通過公權力，以各種瞞天過海的手法大肆攫取國有企業財產，大肆攫取各種公共資源。例如，在工程建設、房地產開發、土地管理和礦產資源開發、金 融等中央紀委反腐的“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都有他們長袖善舞的身影。伴隨國家資本主義增強的趨勢，這些具有特殊權力背景、“高舉高打”的民營企業，廁身 其后的官員親屬及其“特殊關系人”群體，也包括像黃光裕這樣出身寒門但精通官商勾兌的商人，從中獲取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賺得盤滿缽滿，引起社會民眾對民營 企業的反感與誤會。

問：與“牧歌般行進的改革年代”比起來，現在的利益格局出現了巨大的變化，出現了不同的利益集團。

周瑞金：隨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過去高度整合的利益格局逐漸發生分化，出現不同的利益集團也是難以避免的。不同利益集團的分化和相互競 爭，不僅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正常現象，而且是市場體系發育成熟的一種標志。但值得警惕的，是以公權力為背景的特殊利益集團的出現和日益壯大。

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越來越大

問：特殊利益集團是怎么產生的呢？

周瑞金：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在推進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中，在房地產業、礦山資源產業、金融證券業以及能源產業等領域，政商勾兌尋租成 為一個相當普遍的現象。進入新世紀，伴隨“國進民退”和普通民營企業受到貶抑，部分國有壟斷企業，以及不少具有官員背景的強勢民營企業，以公權力為靠山和 保護傘，肆無忌憚地賺取超額利潤，甚至尋求非法資本回報。

問：近年來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反復強調要嚴重注意防止中國走上權貴市場經濟即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

周瑞金：這絕非無的放矢，而是有著尖銳的現實針對性。不妨看看房地產行業。一些房地產商和地方政府結成利益共同體。據全國工商聯在今年全國政協會議上的 一份大會發言《我國房價為何居高不下》稱，一項針對去年全國9城市“房地產企業的開發費用”調查顯示，在總費用支出中，流向政府的部分（即土地成本＋總稅 收）所占比例為49.42％。中國的房地產行業可能是世界上最典型的政府與民爭利產業，而且是腐敗高發領域。從征地拆遷、土地出讓、調整土地用地性質、規 劃審批，到項目選址、施工監理、工程驗收、調整容積率、產權登記等環節，充斥了權錢交易。近來各地相繼爆出了一批身價越來越高的“地王”，紛紛囤積級差地 租最高的地塊，已經引起各方面的強烈關注。由于房地產收入是地方財政增長的最重要來源，在世界金融危機中，一些地方政府頻頻出現房地產救市的聲音和土政 策。那位因一盒“天價煙”而丟官、后又因為受賄而被判刑的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長周久耕，不就曾經揚言懲處敢于降價銷售樓盤的開發商嗎？當普通百姓眼巴巴期 待遠遠背離實用價值和國民收入水平的樓市大降價的時候，地方政府卻能從扶持、提振房地產行業中收獲GDP政績，而一些官員則可以繼續中飽私囊。

問：耶魯大學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對70個國家經濟數據比較的結論是：非公經濟條件下4%的GDP增速能給社會帶來的消費和欣欣向榮程度，比中國8%、10%的GDP增長速度所帶來的欣欣向榮程度還要高。

周瑞金：因為在那種體制下，老百姓分享增長好處的途徑除了勞動收入，還有財產性收入，有資產升值的收益。而中國GDP增長對老百姓消費增長發揮的作用基 本上只有通過勞動收入這單一渠道，財富增值這個渠道被國有制封住了。比如中國的土地增值這么多，但是都通過土地財政或其他方式變成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可 以花的錢。中石油、中石化、中國移動等一年的天價利潤本可以轉移到老百姓的腰包里，可是在目前的情況下，這些轉移的通道是封住的。另外，公有特別是國有企 業，具有權力背景的強勢民營企業，對普通民企經營空間的擠壓，政府職能部門對民營經濟的市場準入限制和利潤盤剝，其嚴重的后果將是扼殺社會經濟活力。國務 院制定的“非公經濟36條”落實得并不理想，有人甚至斷言：各行業主管機關實施的審批制度或許可制度，成了扼制民營資本流向的無形之手，卡住了民企的脖 子。“每一個民企被限入的領域，都是民企和全體國民被迫向特殊利益集團輸送利益的管道。”只要權力配置資源的格局不改變，民營經濟要發展，像黃光裕那樣的 商人就會選擇買通權力，為自己獲得某種特權，同時向權力所有者輸送利益。強勢資本精英與強勢權力精英合謀和交易，左右政府的公共政策，瓜分鯨吞國有資產， 占據和揮霍本應屬于全民所有的公共資源，這才是典型的“特殊利益集團”！“特殊利益集團”的勢力坐大，不僅表現在他們對自然資源的“盤踞”，如壟斷性國企 和少數權貴對全國礦山資源的瓜分，而且表現在收買專家為其壟斷行為辯護，制造話語權。

問：一些行業的“專家”在網民心目中墮落為“有奶就是娘”的墻頭草和助紂為虐的無良書生。

周瑞金：但最為嚴重的一點，在于“特殊利益集團”對政法系統的滲透。我國現階段由于法律規范的不完備，給了法官相當大的自由裁量權，而現行體制對公檢法 機關和法官的監督力量十分薄弱，給貪贓枉法提供了不小的空間。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黃松有因以權謀私、嚴重經濟問題和生活腐化被免職，成為 1949年以來因涉嫌貪腐被調查懲處的級別最高的司法官員。法學家梁慧星教授說，“黃松有的案子動搖了社會對法治的信心”，“現在到了這樣惡劣的地步，令 我非常震驚，我這個搞了30年法學研究的人都感覺受到了侮辱。”還有一個危險的跡象，就是“特殊利益集團”在尋找政治代言人。在社會資源從權力配置向市場 化配置轉型的過程中，官場最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團”所裹挾，甚至被拉下水。

問：“特殊利益集團”的存在和發展，使中國確實面臨著“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

周瑞金：如果不進行改革，這種危險就會越來越大。

“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
周瑞金：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在《國家興衰探源》一書中，對所謂“分利集團”或“特殊利益集團”作了嚴肅的探究。他認為利益集團是客觀存在，并不是所有利 益集團的作用都是消極的，一種是“廣泛性利益集團”，在追逐個人或集團利益的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總收入的增長；一種是“特殊性（亦稱狹隘性、分利性）利益集 團”，他們孜孜以求的不是競爭而是瓜分，不關心增加社會生產率只希望坐收漁利，本質上是一種寄生性質的“分利集團”。“特殊利益集團”阻礙了資源的流動與 合理配置，阻礙了技術進步，卻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與官僚主義從事討價還價等活動的報酬，可以說是提高了社會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會經濟效益。有人形象地稱 他們不是要從社會經濟成長中“分蛋糕”，而是在從事有破壞性后果的“搶瓷器”。“特殊利益集團”在當下中國社會的高調擴張，不僅破壞了市場公平和社會公 正，而且嚴重打擊了中國社會的創新沖動，扭曲年輕人的價值取向，毒化社會風氣。

問：近年來大學畢業生往往削尖腦袋報考公務員和其他掌握豐厚公共資源的企事業單位，而少有人愿意到民營企業打拼或自己創業。

周瑞金：這恰恰證實了奧爾森的判斷：“增加生產的動力減退了，而企圖多占有一些產品的動力則增加了”，進而會“改變社會演化的方向”。

“特殊利益集團”的擴張，已經成功地給自己涂抹了一層意識形態合法色彩。他們對上打著保衛“國家經濟安全”、“產業安全”等冠冕堂皇的口號索取政策保 護，對下則玩弄“國際慣例”和“中國特色”這兩手盤剝消費者，上下要挾，左右逢源。他們對社會公平和普通民眾的傷害，對黨的執政宗旨的踐踏，對政府公信力 的玷污，正在造成嚴重后果。本來，社會主義的優勢是將重要的資源和資本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但這也帶來很大的風險和問題，就是權力、資 本和資源結合在一起，容易滋生腐敗，將會導致權貴集團粗暴地壟斷經濟增長成果，放肆地侵占平民百姓的利益。這恰恰又容易成為社會矛盾的爆發點。近年來，許 多有識見的領導干部和知識分子，之所以迫切地要求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正是看到了我國這種資源、資本、權力三者如此高度的集中，將導致走上權貴資本主義道路 的嚴重危險。

問：據世界銀行報告稱，擁有百萬美元以上金融資產的家庭數量僅占中國家庭總量的1‰，卻掌握了全國41.4%左右的 財富。全球咨詢業巨頭波士頓咨詢公司（BCG）發布的另一組數據表明，在中國，0.4%的家庭占有70%的國民財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亞等成熟市場，一般 是5%的家庭控制國家 50%-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超過了西方發達國家。

周瑞金：在“特殊利益集團”的另一端，是生 活陷入相對貧困和絕對貧困的弱勢群體。據統計，1999年至2006年，中國的經濟總量翻了一番還要多；但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全社會工資總額占GDP的比 重不斷下降，多數非公職就業者的工資沒有與經濟增長同步，提示很大一部分人沒有分享到經濟高速發展的成果。

問：如何公平地分配利益，如何平等地分享經濟成果，已經成為一個焦點問題。

周瑞金：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同志與弟弟鄧墾談話時指出：“中國人能干，但是問題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復雜，隨時都會出現新問題。少部分人獲得 那么多財富，大多數人沒有，這樣發展下去總有一天會出問題。分配不公，會導致兩極分化，到一定時候問題就會出來。這個問題要解決。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 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16年前，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就以其極具前瞻性、穿透力的政治眼光，看出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提 出要利用各種手段、各種方法、各種方案來解決這些問題。今天，為了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為了人民大眾的福祉，國慶60周年大典過后，是我們勇敢地正視這些 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的時候了！

問：但是許多人盡管認識到問題的緊迫性，面對現實卻充滿無奈，有些人甚至對前景悲觀，因為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復雜性、繁重性，一些改革領域出現的倒退局面都讓人們難以樂觀。

周瑞金：上個世紀初，維新志士梁啟超痛斥晚清政府拒不改革致使中國成為“制造革命黨之一大工廠也”。在“新政”已是大勢所趨，地方紳商人心思變的情況 下，載灃把持的朝廷只關心滿族特別是皇族在未來政治格局中的地位，組成“皇族內閣”，剝奪地方路礦權益，錯失了和平變法的最后機會。今天，黨內外有識之士 莫不對“特殊利益集團”尾大不掉而深感憂慮。這個問題不解決，再高的經濟增長也不能給民眾帶來普遍的幸福感和安全感，而只會帶來深刻的挫折感和被剝奪感。 不公平的增長甚至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甚至社會動蕩的導火索。當前迫切需要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大力推動資源的市場化配置和民營經濟 的發展，縮小壟斷行業的空間，減少官商勾兌的機會，嚴肅法制和政紀，堅決阻斷和嚴厲打擊強勢資本精英與強勢權力精英之間的交易與合謀，特別是給普通民眾的 就業、創業提供寬廣的市場空間和有力的政策后援。

北宋政治家范仲淹曾經義正詞嚴地告誡官場說情者：“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封 建政治家尚有如此的膽識和胸襟，今天為了人民大眾的福祉，為了中國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我們要勇敢地正視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我們更要痛下決心，與只圖眼 前燈紅酒綠而不管將來洪水滔天的“特殊利益集團”毅然切割，要像史書記載的那樣：“救一路哭，不當復計一家哭。”

（被采訪者簡 介：周瑞金，1939年生于浙江平陽縣，1962年畢業于復旦大學新聞系，歷任《解放日報》評論員、評論部副主任、主任、副總編輯、黨委書記，1993年 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兼任華東分社社長，1991年以“皇甫平”的筆名，主持撰寫《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評論文章，在全國率先提出搞社會主義市 場經濟的改革新思路，引起海內外廣泛反響。著有《寧做痛苦的清醒者》、《新聞改革新論》、《做清醒的新聞工作者》、《中國改革不可動搖》、《周瑞金腸蕩氣 集》、《現代科技新成就》、《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讀本》，編有思想庫文叢《用頭行走》、《大道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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