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大鬧世行發布會 要求世行滾回去
“獨立學者”大鬧世界銀行發布會，這讓世行《2030年的中國》(下稱《報告》)報告在華所引起的一些爭議找到了情緒宣泄口。
昨天上午9時15分，世行駐華代表處，姍姍來遲的世行行長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為自己嗓音沙啞表示道歉，慣常的寒暄讓在座媒體以為這又是一場中規中矩的發布會.
這個自稱獨立學者的奇男子名叫杜建國，他的慷慨激昂一度讓與會者手足無措。在幾名女性工作人員勸說無效的情況下，外籍男性保鏢登場拖走了他。
杜建國高呼國企不能私有化，痛斥華爾街都是騙子，依稀讓人看到了那些反對“1%”的“占領華爾街”抗議者的鏡像。
佐利克并沒有吹胡子瞪眼，而是說一份好的報告都會引起爭議。
佐利克所說的報告是指《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其中濃墨重彩地談到了關于中國國企改革的建言。
這引發了中國學術界的探討，也引來了杜建國。
當《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與他對話時發現，對于諸如“非公36條”這類宏觀經濟領域的術語，杜建國似乎并不熟悉。
然而，環顧左右而言他并不影響這名“擅長西方近現代史/經濟思想史”的獨立研究人士為“保衛國企”疾呼。
他“擅長媒體操作”
昨天，佐利克出席世行于北京召開的媒體見面會，介紹《2030年的中國》，這份課題報告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和世行27日共同發布。
佐利克剛剛講了個感謝的開頭，一名不速之客闖了進來。
“我還以為他是工作人員呢。”一名與會人士對本報記者說。
“我必須要打斷下發布會了。”杜建國高喊，“我們不需要美國那樣進行銀行的私有化，華爾街就是一群騙子，他們禍害了美國，現在他們又要來禍害中國，我們沒有理由接受他們的毒藥。我不能允許他們再來禍害世界。”(呂永巖按語：說得好。)
保安人員將他“請”出了會場，“我是獨立學者杜建國”余音繞梁。
和佐利克的淡定一樣，他身邊的女翻譯也全程盡職地把杜建國所言翻成英語。
佐利克調侃道，自己曾是美國貿易代表，對抗議司空見慣。
他說，中國的改革正在觸動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包括一些壟斷企業，因此引發反對很正常，“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報告》引起爭議，好的報告都這樣。”
但他強調，中國政府關心的是廣大人民的利益，改革的決策權始終掌握在中國政府手中。（呂永巖按語：這話很狂，也說得很到位。在政府，不是在黨。脫離黨和人民的改開，會是啥樣的改開？）
發布會開始照常進行，但杜建國并沒有離開，他在世行駐華代表處所在的國貿大廈2座樓下等待媒體。
他告訴本報記者，自己是山東淄博人，“雖然我沒有念大學，但是2008年~2011年在環保部下屬的《綠葉》雜志做編輯，是破格錄取，目前給兩家網站做顧問，擅長西方近現代史/經濟思想史，政治學，以及媒體操作。”
熱點話題
在杜建國的公開信中，其辯論的主要目標指向了世行在中國國企改革方面的建議。
《報告》指出支撐中國未來二十年發展的六大戰略，包括通過結構性改革鞏固市場經濟基礎，加快創新步伐，抓住綠色發展的機遇，讓所有人享有均等機會和基本保障，建立與政府職能轉變相適應的可持續財政體系，以及與世界形成互利共贏的關系。（呂永巖按語：看看股市吧，中國股民賠得稀里嘩啦，美國財團一賺就是幾倍、幾十倍，上百倍。這就叫“共贏”？）
《報告》提出，應加快推進國有企業股權證券化。
據其預計，國企在工業總產值中的份額可能將從目前的27%下降到2030年10%左右。為達到此目的，需要重組國有企業部門，拆除競爭性行業中壟斷和寡頭壟斷企業，在必須實行壟斷的領域中引入必要的監督，以確保市場力量不被濫用，亦不會成為對經濟的拖累，此外，還需降低所有企業的進入和退出壁壘。（呂永巖按語：就是讓外國財團任意大餐中國國企唐僧肉。美國為啥不降低一些企業的進入壁壘？）
“許多專家都有這樣的共識，即中國的國企從許多方面獲得了收益，例如其得到的廉價融資以及其收益留存等等，并提高了中國的儲蓄率，但并沒有使得老百姓受益。”佐利克表示，“所以要想降低中國儲蓄率，使大眾獲利，國企需要將紅利返還給社會，這樣做需要進行結構調整。”
佐利克還認為，中國經濟三十年來已經從出口部門獲益，但服務業需要進一步改革調整，這樣才可以打破壟斷。（呂永巖按語：打破中國國企壟斷，讓外國企業來壟斷。這樣中國更沒好。）
“當然現有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對于這個會有抵制，這在日本、美國和歐洲都有先例。”他說，“但是我并不期望中國實現大爆炸(big bang)式的改革。”（呂永巖按語：好嚇人啊！美國和中國漢奸要出手了！）
佐利克表示，中國的改革歷程，都是從地方開始，再到更大方面的改革（呂永巖按語：更大方面，大概就是無所顧忌的徹底賣國吧？）。他相信下一屆中國政府還會推進這樣的改革。
對話杜建國
世行談到的國企返還紅利正是近年來外界對于“共和國長子”持續呼吁的核心。
根據預算安排，2011年中央國有資本經營收入即央企紅利為844.39億元，2010年央企實現凈利潤9905.02億元。
2007年底，國務院確定了央企按照企業合并報表凈利潤8%的綜合比例上交國有資本收益，其中資源類企業按10%、一般競爭企業按5%上交，軍工和科研企業暫緩3年上交(2009年度開始上交)，2010年11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擴大央企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實施范圍，將資源類企業上交比例提升至15%，一般競爭企業提升至10%，軍工和科研企業維持5%的比例。
按照財政部此前所提供的數據，2007至2009年，共收取包括國資委監管央企在內的央企紅利1572.2億元，其中2007年試行階段為139.9億元；2008年為443.6億元；2009年為988.7億元，包括電信企業重組專項資本收益600億元。
2011年，國資委相關負責人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稱，央企上交五成紅利行不通。
按照國資委的公開說法，國企資產實際上是屬于國家、屬于人民的一筆儲蓄，如果以后國家需要錢，完全可以取出來使用。
當本報記者與杜建國談起一系列爭議話題時，發現這是一場吃力的對話。
“兩會將至，很多代表提出央企并沒有將利潤惠及全民？”本報記者問。
杜建國的回答是：“國企老老實實地交稅，這就是惠及全民的一個表現……下一步，我們應該要求它們做得更好，還需要上交一部分利潤。現在政府對國企的政策不如私企，政府對私企偷漏稅基本是不管的。”
在回答“非公36條”落實難的問題時，他的回答更加發散。
“既得利益這個詞用在國企身上不太恰當，國企現在做大做強，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和競爭優勢，而不是政府的優惠和壟斷地位。”他說，“高速列車領域私人企業表現欠佳，沒有技術儲備，當然競爭不過南車北車這樣的國企啦？南車北車壟斷了中國的高速汽車領域，因為人家就有這樣的實力；潘石屹能去造飛機嗎？不讓你去造嗎？你沒本事嘛！”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瑞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這份報告有一些合理的地方，比如強調了對國企的監管，對于國有資產改革的推進。
“但提出通過國企重組搞大規模的非國有化，仍需要警惕，當前的國企確實要做結構性的調整，但不可能做大規模的退出，以往造成國有企業退出的國企與市場經濟不適應的問題其實已經解決。”劉瑞表示。
國企在哪些領域應該退出，這并非佐利克所能操心，他能說了算的就是自己要退休了。
在這個世行行長換屆在即、“美國人世襲”引發他國不滿的時點，佐利克在發布會上再度審慎回應這一話題。
他表示，自己要全力以赴地在任期結束前完成好工作，而世行的執行董事會已經開始了繼任者的遴選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首先會有提名，大概在未來四周的時間里，由股東國通過投票的方式來選擇下一任行長。
關于是否同中國政府交流了看法，佐利克表示，那需要中國政府來表達。
2月28日上午10點，北京國貿2期16層世行會議室座無虛席。數十家中外媒體代表就座，四家攝影機架起，主席臺前架滿了話筒。
人們正在等待著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出現。他將就世行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推出的報告《2030年的中國》發表演講、回答提問。此前一天，該報告中部分內容已在網上引發熱議。
佐利克6月即將離任，此次見面將是他以世界銀行行長身份最后一次到訪北京。也因此，人們更多了些期待，希望他透露更多的信息。
誰也沒有注意到，會議室主席臺左側一位穿西裝的人正在等待著機會。
“世界銀行的報告就是對中國的一劑毒藥！中國的國有企業也不能私有化！”新聞發布會剛開始，佐利克感謝的話剛落，一位身穿西裝、自稱為獨立學者的人快步走到主席臺前，手拿稿子振臂高呼，引起現場一陣騷動。
不過佐利克鎮定如常，這樣的場面見得多了。
在保安將此人請出去后，佐利克稱，過去經常處理這樣的抗議和抱怨。希望將這種建議提出時，換一種商量的可以接受的方式。佐利克同時認為，好的報告肯定會引起爭議，希望引起更多的討論。而改革仍需要繼續。
“現有體制中既得利益者，是否會對變革抵制？我想會的。這種事情在美國、日本歐洲都有發生。”他說。
上述插曲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的一個縮影。盡管中國經濟目前仍整體良好，但是隨著可能發生的中等收入陷阱(一種從中等收入國家跨入高收入國家障礙)，中國加快改革的呼聲和要求越來越大。（呂永巖按語：誰的呼聲？人民的還是少數利益人的？想咋改？為國家和人民而改，還是為殺貧濟富、富外窮內而改？）
而《2030年的中國》由于建議中國加大國有企業的改革力度，引起巨大的爭議。本報記者獲悉，目前不少論壇已經出現了反對和支持的聲音，反對的學者不在少數。不過反對者似乎以口號居多，難以拿出有力的觀點。（呂永巖按語：這是為賤賣國企制造的謊言。）
佐利克認為， 中國還會繼續推動改革。但正如魔鬼在細節中，最終要中方自己來決定。他希望，這些改革經驗為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吸取。此前在2月27日的有關研討會上，包括非洲、印度等國的官員均在被邀請之列。
爭議
世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共同完成的上述報告認為，中國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2030年進入高收入國家，前提是要進行包括改革國有企業，加快創新步伐，發展綠色經濟等6大改革措施。
2月28日，佐利克表示，“國有企業有很大的收益，融資成本低，還有很多的收益留存，但是對中國老百姓并沒有什么好處。所以要想降低中國的儲蓄率，使中國老百姓更多獲益，就需要國有企業把利益返還社會，建立良好的社會保障體系。”
爭議由此而起。
據悉杜建國自稱為獨立學者，后經查為價值中國網編輯。而實際上有類似反對意見的不只是民間人士。
本報記者獲悉，世行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剛完成上述《2030年的中國》報告時，由于對國企壟斷筆墨過多，某部委給予逐條反駁。
部分質疑世行報告的人士認為，美國的銀行是私有的，但是也發生了金融危機，中國如果按照美國的辦法，加快民營行業進入壟斷行業領域的步伐，也會發生金融危機。
而且國有企業的對于經濟的貢獻很大，并且絕大多數領域對于民營企業不存在壁壘。“有些國有企業占據優勢，那純粹是國有企業表現優異。而不是不允許私營企業進入。”
不過這樣的看法不只是佐利克不愿直接回答，連中國社科院經濟所趙農也認為比較牽強。
趙農指出，去年他參加的課題組完成的報告認為，央企過去8年獲得國家補貼6萬億。主要在其少繳納的利息、地租、資源租以及獲得財政補等。如果把過去8年名義利潤總額中去除各種補貼等收入，2001年至2008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平均的真實凈資產收益率為-6.2%。“整體上國有企業是處在虧損的狀態。”
該課題組完成報告后，也有具有國企色彩系統的媒體組織采訪來反對，但最后不了了之。趙農指出，如果不是無數民營企業人士沒日沒夜辛勤操勞，早就出現了經濟增速大降的情況。“真正對經濟有貢獻的是民營企業。國有企業改革必須加快”。
世行方案引爭議：加快國企改革是新路徑
新改革路徑
佐利克指出，中國過去30年以出口導向和大力投資的發展模式需要調整。
過去改革開放30年，中國利用加入WTO組織，使得中國與基于規則的貿易體系相結合，這也為中國在過去10年通過出口導向和投資導向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發展到現在，中國想通過出口拉動經濟是不現實的。
而如果加快國有企業改革，可以進一步加大競爭，并帶來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帶來更高的居民工資收入，增加服務業對于經濟的貢獻。此為下一步發展的新增長路徑。（呂永巖按語：馬明哲不是國企，給自己定年薪6616萬，員工收入有的為零。富士康十幾連跳。這就是外企、私企的范例。）
“中國的出口部門已經收到了比較大的收益，但是服務業還需要比較大的調整，而且從改革中受益。”他說。
數據顯示，改革開放30年以來， 中國經濟年平均增速在10%左右。加入WTO之后則更快，年經濟增速在11%以上。不過到了2010年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大出口國，第二大經濟大國。
2011年凈出口對于經濟的貢獻變為負數。而消費對于經濟的貢獻，僅僅在40%左右，低于發達和發展中國家的比例。中國服務業占經濟總量的比重仍只有40%左右，低于世界幾十個百分點。
佐利克強調，上世紀90年代，中國領導人利用WTO推動中國國內的改革。下一步改革措施就像此前想推動的改革一樣。“中國國內的改革可以通過國際合作來推動，比如投資政策、知識產權、金融部門、金融服務業的發展都可以實現互利共贏的結果。所以有一些可以平行推進的議程。”他說。（呂永巖按語：就是對外輸出利益。股市富外窮內，表現得再明顯不過。）
世行報告建議，下一步需要改革和重組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發展民營部門，促進競爭，深化土地、勞動力與金融市場改革。這些可以提高投資效益。
該報告指出， 政府職能及政府與市場和民營部門的關系均需進行深刻調整。在企業部門，應重點關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民營部門，減少進入和退出障礙，加強包括戰略性和支柱性產業在內的所有部門的競爭。（呂永巖按語：戰略性和支柱性要是改開了，中國就徹底完了。美國這方面為啥要控制，不開放？）
據悉，央企現在有27萬億的總資產，凈資產10.5萬億，2011年的凈利潤不到1萬億，平均凈資產收益率約8.4%，剔除息稅后的總資產回報率約3.2%，還不及銀行的1年期基準存款利率3.25%高。
世行認為，民營企業的投資回報率要高。1978年和2007年間，中國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比(一個衡量國有部門效率改善的指標)只有一個私營部門的三分之一。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長夏斌認為，目前需要消除一些私有化定義的誤解。因為 “股份制銀行有個人股份，是否算私有化？！”
他認為，美國經濟危機的原因并不是個人股占有或私有化，也不是因為華爾街的貪婪或監管不力，根本的原因是美國政府執行了錯誤的宏觀政策，加上有缺陷的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所以才會造成如此大的危機。
美國的宏觀政策失誤表現在2001年以來連續13次降息，因為降息擴張信用，從而刺激房地產和刺激消費。所以當房地產泡沫破滅時，才會產生這么大的危機。
改革料仍將大力推進
佐利克近期將到內蒙古等地進行調研，就中國經濟未來動力尋找良策。
他認為，盡管中國存在既得利益集團的改革阻力，這個阻力過去日本、歐洲出現過，但是中國仍在積蓄改革的新力量。下一步中國政府還會推動改革。但正如魔鬼在細節中，最終要中方自己來決定。
而目前由于出口增速下滑導致變革的需求在增加。“實際情況，讓我感覺改革的勢頭還在積蓄。我們也在尋找信號，比如人民日報的社論或者人民銀行的報告。”（呂永巖按語：就是人民日報“寧要微詞，不要危機”文章，原來是內奸外鬼里應外合。真是不打自招。）
近期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指出，“寧要微詞，不要危機；寧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機”。并強調，“無論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總會引起一些非議：既得利益者會用優勢話語權阻礙改革，媒體公眾會帶著挑剔目光審視改革，一些人甚至還會以烏托邦思維苛求改革。對于改革者來說，認真聽取民意，又不為流言所動，既需要智慧和審慎，更要有勇氣與擔當”。
而盡管像目前阻撓改革的人仍會興風作浪，但改革的趨勢將不可阻擋。
原因是，中方目前已經充分認識到了存在的問題。比如環境成本問題，城市化問題，人口老齡化，社會差距問題，他們也意識到要采取一些新的方法來解決。另外在與中方官員非正式的討論中，感到有一種希望，下一步中國政府還會推動改革。（呂永巖按語：誰的政府？）
佐利克認為，世行的報告會引起爭議是正常的。下一步會就一些問題繼續展開討論，并對一些人提出的問題進行回答。
他指出，把養老金的待遇和企業、地方政府脫鉤。在很多的發展中國家，都建立起養老金的儲蓄機制，使人們通過自己繳費可以支付養老金。中國的高儲蓄率一部分來自企業大規模的收益留存，所以這里需要建立財政收入的體系來建立養老金，其中一部分可以來自企業的紅利。
世行報告認為，目前中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了5000美元，即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的行列。中國采取加大改革力度，才有可能使得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2030年進入1.6萬美元人均GDP的高收入國家。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楊其靜認為，世行的報告暗示了“中國經濟可能在沒有征兆的情況下出現衰退”的可能性，非常微妙。
因為經濟各方面都是由國家政策支撐，但是資源總是有限的，支撐到一定的時候，這種繁榮可能就支持不住。
楊其靜認為，那種“放開民間投資會帶來混亂例如民間集資案”的觀點是錯誤的，恰恰相反，是政府沒有放開民間投資，利率沒有市場化，民營企業無法獲得資金，為了求生存才出現了類似非法集資的問題。但從企業的角度是不得已而為之。
趙農也認為，世行的說法不是危言聳聽。實際上目前中國經濟表面上可以，但是一旦人口紅利等優勢喪失，“經濟可能不是緩慢下降，而是直線下降，那個時候想救都來不及了”。(21世紀經濟報道)
“世界銀行的報告對中國是一劑毒藥，對中國社會和人民不會帶來任何益處，相反會危害中國的利益。他們禍害了美國，今天還要來禍害中國。”
昨日(2月28日)早上，在北京國貿寫字樓2座16層舉行的世界銀行記者會上發生出人意料的一幕——自稱“獨立學者”的杜建國在會場憤怒地打斷了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的發言，并作出上述嚴厲的指控，同時當場派發他的文章——《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
一石激起千層浪。一天前還名不見經傳的學者杜建國及其行為立即引起公眾的激烈討論，并由此迅速上升至關于國企是否應當私有化等關于中國改革前途的大論戰。
/現場直擊/
獨立學者鬧場發布會斥世行建議為“毒藥”
昨日上午，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在北京召開媒體見面會，并探討中國改革與國際經濟體系相結合等問題。
會議剛開始不久，在北京國貿寫字樓2座16層的現場發生意外一幕。《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注意到，當佐利克剛開始演講不過兩三句的時候，自稱“獨立學者”的杜建國從會場中站起身來，憤怒地打斷了佐利克的發言，指控世界銀行的報告對中國是一劑“毒藥”，并當場派發他的文章——《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
在杜建國打斷了發布會以后，馬上引起了會場的騷動，中外記者紛紛圍住杜建國拍照和錄音。與此同時，佐利克并沒有表現出太過驚訝，而是在座位上仔細聽著譯員對杜建國言論的同步翻譯。
不到一分鐘，杜建國即被帶出會場，現場恢復秩序。此時佐利克笑稱，“大家可以看到這份報告在中國引起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爭論，這也反映了任何一個好的報告可能都會有這樣的結果。”他還表示，世行報告中提出的關鍵思路就是，應該能夠允許這些公開討論，允許公眾參與討論。
其后的一個小時，杜建國一直在會場外等待，遇到記者便派發上述文章。
世行建議惹起的憤怒
本周一，世行聯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了名為《2030年的中國：建設現代、和諧、有創造力的高收入社會》的報告。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獲悉，世行的上述報告對中國的改革提出了許多建議，包括重新界定國有部門和私營部門的作用，完成向市場經濟轉型等。其中，報告特別建議重新界定國有企業的作用，打破某些行業的壟斷，實現所有權結構的多元化。
世行的上述建議引起了杜建國的高度關注。他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周一看到該報告后非常氣憤，他認為不應該將國有企業私有化，在中國的絕大多數領域并不存在所謂的“壁壘”，中小企業如果認真搞實業就能融到資金。
基于此，杜建國決定到世行發布會上，去點破世行報告的“居心不良”。
爭論焦點：該不該私有化
杜建國在《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一文中說，世行的報告把一些陳詞濫調當作靈丹妙藥推銷給中國，其中列首位的是要求國有銀行私有化。
“美國的銀行以私有化為主，但這些銀行并沒有去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與創新，反而去進行投機和詐騙，結果最后將美國乃至全世界拖入危機泥潭。”杜建國表示。
杜建國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他并未閱讀世行報告的英文版本，他的觀點來自于網站上的中文版梗概。記者查閱了世行網站上公布的上述報告中文版梗概，并未提出“國有銀行私有化”的建議。
對于報告中 “重新界定國有企業的作用，打破某些行業的壟斷，實現所有權結構的多元化”的建議，杜建國認為并不存在“壟斷”一說，“中國的國有企業現在運轉得很好，而且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競爭優勢，而不是政府的優惠和壟斷地位。”
對于這個觀點，佐利克昨日在現場回應表示，中國國企從很多方面獲得收益，同時持有大量收益留存，該模式提高了中國的存款，但并未使老百姓獲益。應當讓國有企業把更多紅利返還給社會，這需要實行結構調整和建立起良好的社會保障體制，如果能夠進一步加大競爭，就可以提高生產率水平，從而帶來更高水平的工資收入。
“中國的出口部門在競爭當中已經獲得了比較大的收益，但是服務業行業仍然需要進一步根據改革進行調整，從改革中獲益，這樣子才能夠打破壟斷。”佐利克同時表示，不期望中國實行大爆炸式的改革，應當從試點開始嘗試，再進行大規模推廣。
對此，杜建國則認為中國的改革不能私有化，而是應當加強監管，讓利潤在最大程度上惠及全民，同時提高基層員工的收入，縮小企業內部的收入差距。
杜建國是誰？
杜建國在打斷佐利克發言的時候，場下一位外國記者問：“你是誰？”杜建國回答說：“我是獨立經濟學家杜建國。”
記者在網上檢索到杜建國曾在某政經評論網站上發表過41篇文章。最新的一篇正是《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
杜建國告訴記者，他曾在《綠葉》雜志當編輯，目前已離職，不屬于任何機構。該說法并未得到《綠葉》雜志權威人士證實。
杜建國對記者坦言并沒有念大學。但杜建國的一位朋友告訴記者，他的理論水平很高，全靠自學，“杜建國是山東人，剛到北京的時候，杜建國常在國家圖書館一泡就是一個下午。”
世行的記者會結束后，佐利克讓世行員工將杜建國的文章翻譯成英文給他閱讀。截至昨晚，世行在會后并未對杜建國的觀點發表評論。
/學界反響/
非主流亮劍舉動引發對世行“藥方”反思
一語激起千層浪，杜建國火了。
學術無國界，但因持不同觀點而“砸場子”的行為卻非常罕見。《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針對這一事件采訪多位知名學者時，受訪者都不約而同回避評論這一話題。
“很多人都喜歡一語驚人，拋出一系列觀點，我無法評論這一話題。”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對記者表示。而知名評論人、經濟學家馬光遠也表示不方便對事件作出評判。
事實上，鑒于杜建國反對國企私有化等鮮明觀點，媒體將其歸為保守派學者，而他關于銀行私有化、收入分配等問題的看法，似乎并沒有太多學者認可。
盡管如此，在外界看來，他的這一舉動仍然反映出國內學界的一個重要態度，即反對國際經濟機構對國內經濟的干預，并對歐美的發展模式進行反思。
私有化改革之辯
國有企業和銀行的改革是世行給中國開出的最關鍵“藥方”。該報告的首條建議便是：中國需要進一步重組國有企業部門，拆除競爭性行業中壟斷和寡頭壟斷企業。
對此，杜建國在其名為《世界銀行，帶上你的毒藥滾回美國去》的文章亮出觀點說，美國是要用私有化的毒藥毀掉中國的經濟，中國絕不能重復美國的老路。他的理由是，“中國的國有企業現在運轉得很好，而且主要靠的是自身的努力和競爭優勢，而不是政府的優惠和壟斷地位，同時，中國國有企業員工的待遇也稍好于私有企業。”
但這樣的觀點并未被很多經濟學家認可。對于國有企業是否需要改革的問題，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需要進行，它們有銀行的資金支持，資本成本比較低。（呂永巖按語：謝國忠是“獨立”經濟學家？放你娘狗皮！他是美國的代言人。）
但與此同時，“需要理順國營經濟和私營經濟的關系，僅僅依靠小的技術修補很難實現，路徑設置比較復雜。”
國企改革是最近學界討論的重要話題。出于上世紀90年代俄羅斯和拉美國企改革的教訓，國內關于改革的辯論也一直不絕，持保守觀點的人士大有人在。
杜建國無疑屬于這一行列。他認為，國企私有化后，將“打斷中國整體經濟迅速壯大勢頭”，并導致國有資產流失。同時，私有化的國企將變得唯利是圖，“把經濟搞得一團糟，最后卻要靠政府救助來擺脫困境。”
對于銀行私有化的問題，杜建國的觀點同樣明確。他借用美國金融危機的案例說明，私有化的銀行并沒有去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創新，反而進行投機和詐騙。
曾在國際投行擔任要職的謝國忠也不認同這一觀點。他說，美國出現“華爾街肥貓”，主要是銀行的運營和監管體制出了問題，說直白點便是CEO兼任董事長，而董事會則是CEO的朋友。他同時認為，銀行私有化、讓資本回歸民間其實并沒有錯。
世行“藥方”再遇尷尬
盡管佐利克很快對這一情況作出回應，但仍然難以掩蓋世行的尷尬。事實上，自成立以來，世行屢屢因立場問題而受到質疑，不少非政府組織和學者曾批評道，世行代表了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利益，施行有利于它們自身的經濟政策。與此同時，外界還批評世行往往過快、不正確地、按錯誤順序或在不適合的環境下引入市場經濟改革，這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反而造成破壞。
在接受《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采訪的經濟學家中，不少人認為，世行給中國開出的6個“藥方”并無新意，且體現出其對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缺乏了解。實際上，對于世行等國際機構提供的“建議”，國內多看作是一種觀點，而甚少真正采納過。
杜建國在他的文章中就多次提出，世行對中國經濟問題的不少判斷“不符合事實”。
引發國內學界反思
盡管被認為有“作秀”的嫌疑，在不少分析人士看來，杜建國的激烈反應仍然體現出國內學界的一種情緒：反對外界對國內經濟的“干預”，并反思歐美國家超前消費帶動經濟發展的模式。
金融危機的影響逐漸平復后，美國卻出人意料地爆發了“占領華爾街”運動，這表明美國國內對大型金融機構的運營模式和經濟發展模式開始反思。
而在中國，當改革開放進入到第30個年頭時，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已影響到關于改革問題的辯論。一部分人強調要繼續深入推進改革，化解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出現的一些問題；另一種觀點則以破壞穩定大局為由，反對過度市場化。這其中，既有學者開出與世行類似的“藥方”，也有不少人與杜建國持相似觀點。而后者的核心論據就在于通過歐美債務危機的實例，強調市場化的風險。按照杜建國的觀點，世行的建議“是企圖假借深化改革的名義，讓少數中國人和華爾街來掠奪中國人民。”
對此，馬光遠向記者表示，對于未來的不確定性，持有不同的態度是很正常的，改革不能聽少數幾個人的意見。（呂永巖按語：說得很對。不能按利益集團的想法，讓外資和富人繼續占便宜。）
但杜建國的觀點在國內經濟學界顯然不屬于主流之列。本月23日，《人民日報》曾刊發題為《寧要微詞不要危機》的評論文章，強調要不畏阻力，“繼續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創新”。
謝國忠也認為，目前世界經濟如此富裕，主要是市場經濟帶來的，盡管確實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但這不能說明市場經濟本身出了問題。（呂永巖按語：謝國忠是美國利益的維護者。沒少打劫中國。）
/對話當事人/
杜建國：國進民進國企對國家貢獻大
在昨日早上到世界銀行新聞發布會上鬧場之后，杜建國立即因該事件成為焦點新聞人物。他反對世行建議的背后究竟有著怎樣的一種思考？他對中國改革又持怎樣的態度？
針對以上問題，《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專門對杜建國進行了采訪。
世行沒資格教導中國
NBD:杜先生您好，請問您今天為什么要到世界銀行記者會發表您的觀點？
杜建國：因為我昨天看到世行的報告后非常氣憤。第一，這個東西是毒藥；第二，明明知道是毒藥，世行還非得要讓我們喝下去。所以說世行是居心不良。
NBD:您為什么反對華爾街？
杜建國：我覺得幾乎沒有幾個人覺得華爾街好，連美國人都去抗議了。華爾街除了騙別人的錢，把美國給禍害了，把世界禍害了，還干過什么事呢？
他們把經濟搞砸了，快要破產的時候，就不反對國有化了，還要求政府給他們注資，暫時實行國有化。等情況好轉之后，他們又會要求回到私有化的狀態。這樣反復無常難道不應該反對他們嗎？難道他們不是騙子嗎？
NBD:那世界銀行呢？
杜建國：世界銀行也一樣啊，主要是(受)美國(影響)的嘛。現在的行長佐利克原來就當過高盛集團的副董事長，高盛集團的一些行為讓美國人也感到痛恨。他們有什么資格來教導中國？
中國企業形勢世界最好
NBD:您反對國企私有化，您對現在的國企有什么看法？
杜建國：目前中國不存在國進民退的現象，而是國進民進，國企和私企的日子過得都不錯。所謂國進民退，國富民窮，是很多學者和媒體刻意炒作出來的話題。
國企也不只靠壟斷和政策優惠。就拿央企來說，100多家央企里面純粹的壟斷企業是非常少的。多數央企做大做強都是憑著自己的本事和自己的努力。比如說飛機，政府發文不讓私企去搞了嗎？沒有吧？私企為什么不去做呢？因為私企搞不了，沒有這個技術積累。這你得承認。
現在好多人提私有化，其實是想進到國企里面占有股份，實際上就是眼紅，這當然不能支持啦，怎么能我做大做強之后就有人來插手呢？
NBD:您覺得私企的日子也過得不錯，那您怎么看去年的“民間借貸”問題？
杜建國：真沒那么困難，你沒看到剛過完春節，各地都說有民工荒嗎？這證明很多企業已經開足馬力生產了。
如果真生存困難，企業就不會請工人來這里就業。因為如果沒訂單，工人就不用來了。現在有訂單，生存狀況還算不錯。不過也不是說完全沒有困難，小型企業這么多，肯定有些是不行的。但是從整個基本面來看，中國的企業形勢是非常好的，在全世界是最好的。哪有什么企業不行的呢？總是聽風就是雨，倒閉一兩家小企業不是很正常的嗎？大家就是喜歡渲染。去年溫州跑路的時候，好像末日降臨了，哪有這么回事，不就是幾家人跑路了嗎？
NBD:那您認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該怎么解決？
杜建國：銀行沒有刁難民間企業，國企有國企的優勢，比較安全，所以銀行能放心給他們貸款。比如說溫州有些企業，動不動就跑路，銀行怎么敢向他們貸款？
另外，如果你認認真真搞實業我不相信貸不到錢。中國私有企業非常多，參差不齊，魚龍混雜，銀行當然要篩選一些，不過政府周期性收縮銀根也有影響。
國企和私企在這個問題上當然有些差異，但是沒必要夸大這些差異。
中國經濟需要惠及全民
NBD:您對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有何預期？
杜建國：中國經濟就是國進民進，現在發展勢頭都很好。那些天天忙著搞研發的人，人家的企業很好，人家不抱怨。你看都是些什么人在那里抱怨？都是些媒體學者和房地產商。人家真正搞實業的，天天搞研發，也賺了錢，沒有像他們這樣子成天出來怨聲載道的。
NBD:那您覺得中國按照現有的模式發展下去就沒有問題了嗎？
杜建國：當然不是。不過經濟的基本面是挺好，但是還是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比如說中國發展這么快，蛋糕做得這么大，應該盡最大可能地惠及全民，把蛋糕多分給這些白領藍領打工的人。過去是老板錢掙得非常多，現在要改善工人的生活，要給他們漲工資，改善他們的待遇。國企的員工待遇不是比私企要好嗎？人家在這方面做得比私企要好。
國有企業老老實實地交稅，這就是惠及全民的表現，就是對國家很大的貢獻。除了交稅，它還上交一部分的利潤，下一步我們是要監督它進一步做得更好。但并不是要求私有化。(每日經濟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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