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錫良：“溫州調研”注定難出實事真相，警惕某件事！　　

據說周小川、謝旭人等高官前往溫州調研民間借貸的真實狀況，我為有關方面親力親為的動作而感動，我為他們事必躬親的作風而高興，當然也希望調研能有助于中國看清某些問題的癥結所在。

然而，我必須事先估計一下“溫州之行”的結果：高官和他的顧問班子在溫州注定是白跑一趟，注定聽不到真話，不管別人信不信，我本人是相信的，盡管我希望自己是錯的。

為什么不可能聽到真話呢？主要有以下幾個理由：

第一、給中央高官作匯報的只有三類人，一類是官員，一類是商人，一類是銀行領導。這三類人大家難道不清楚他們的作為？大家難道不清楚他們的利益關聯性？穿同一條褲子的人有可能說兩家話嗎？不可能。

第二、“溫州模式”曾經如“小崗村”一樣成為改革開放的標志性宣傳對象，這個典型是不能隨便就垮下去的，溫州神話破滅了，改革神話也會破滅，這是很多人絕對不允許的，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保持神話的延續，必須保證“奇跡”能夠具有效仿性，溫州倒了，會有不少人臉上無光。

第三、溫州地方政府已經介入到銀行當中，該做的事已經做得很有層次了。銀行要在某個地方做好事情，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這是中國的特殊國情所定，沒有人敢于逆地方意志而為，該說的話能說，不該說的話得放在心里，銀行與地方政府的默契是毫無疑問的結局。

第四、中央政府也不會讓“溫州模式”失靈。即便有關方面能夠講出部分真話，也必須在某個層次內部“陰干”掉，絕不會讓它公之于眾，因為，實事的陽光化會讓很多人難堪。涉及到金融業的所有各方都可能成為罪責方，涉及到房地產的所有各方都肯定是罪責方，涉及到公檢法的所有各方均是間接罪責方，真要把實事全透露出來？誰將為之擔責？誰敢為之擔責？誰能為之擔責？

溫州調研最后基本會是這樣的結論：問題不少，但前途光明，溫州總體上仍是很好的，只是少數地方出了問題，中央會一如既往的支持溫州堅持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中央會幫助溫州度過難關。（大家走著瞧！）

作為一介平民，我不太在乎調研的結果，更不在乎有關方面后續的評論文章（大家都知道），因為很多老百姓根本不用調研就知道溫州發生了什么，就知道溫州問題出在了哪里，就知道溫州之于中國的縮影關系。

如果真正想讓溫州和中國重新復活，走一條健康發展的道路，我認為至少應該做好幾件事：

第一、調研的主體對象應當是平民百姓，而不是官、商、銀。百姓的長期觀察絕對要比官員短短幾天的調研要真實得多，只有讓更多的平民意見和數據能夠在陽光下得到體現，調研才具有樣本意義，否則，級別再高都難獲群眾信任。現在是信息時代，溫州的行為早已經被人民記下，不要一看網絡資料就歸類為“謠言”，歷史反復證明：群眾的絕大部分“謠言”最后都被證明為實事，相信群眾吧！

第二、調研需要以調查數據為主。中國的調研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聽匯報，這是很主觀的調查方式，很難有科學結論，對于溫州民間借貸的破滅，最好、最科學的方式是用數據說話。必須對溫州目前的民間借貸關系進行數據清理，多少企業參與了高利貸？他們為什么要借高利貸？他們為什么會以自己的企業作擔保為別人借高利貸？他們的高利貸到底流向了何處？房地產跟他們的關系到底有多大？溫州老板們到底在全國擁有多少房產？這些問題都是可以拿出數據的，只有拿出了可信的數據，才能知道溫州民間借貸的真相，不要籠而統之地把民間借貸歸罪于銀行收緊對中小企業的貸款。

第三、調研一定要著眼于全國，而不是著眼于溫州。如果為了維持國人對國家的信心，進一步粉飾溫州的問題，那么，我們這個國家就會出大問題，溫州的問題絕不是地區現象，如果為了救溫州而作出非理智政策調整，那中國的問題將會越滾越大，粉底打得再厚，遲早都是要洗掉的。對待溫州，必須徹底曝光其所有問題，必須讓其冷卻，這是對全中國其它以投機為生地區的最嚴重警告：國家不支持投機取巧，國家要求振興實體經濟。

最后，我要非常嚴肅地提出一個注意事項：

掩蓋溫州的真實情況，借“溫州危機”開啟銀行業私有化的大閘門，滿足資改派多年來的心愿，達到全面私有化國有資產的目的，前一次所謂的“溫州模式”是失敗的，希望不要因其失敗又帶來中國另一次借失敗之機大改革的失敗，利益集團等了多年私分銀行的愿望恐怕快要實現了，中國有識之士一定要認真思考這個問題，中國的未來到底是不是只有私有化一條路可走？？？。

——孫錫良（轉載須署名，匆忙之間，可能會有些錯漏之處，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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