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民間借貸市場及其利率機制　　

       清湖漁夫　　

內容提要：本文從行為經濟學的視角闡述了利率的市場機制，透視了民間借貸市場的一般過程。信用資本化和信用循環對資本循環的依附性是信用市場過程的前提。民間借貸機構控制和操縱著市場運行。利率和價格一樣，產生于資本主導的市場大眾行為過程，高利貸在民間借貸市場的普遍性是資本炒作的結果。在市場過程中，民間借貸機構對資金供求雙方進行控制和匹配，利率、資金供給和資金需求在市場中同向運動，利率波動的資金供求理論缺乏實踐基礎。市場利率和官方利率的差異導致了部分市場套利行為和信用脫媒。利率的高低是資本循環過程的一個結果，與所謂的“風險”無關。處理民間信貸問題首先要轉變觀念，克服經濟自由化和金融化思想傾向和對私營經濟的歧視，其次要改革金融體系和金融機制，再三要在對市場投機暴利征收超額累進稅的前提下，實行債轉股。　　

正文　　

以“溫州危機”為代表的民間借貸危機為我們重新考察借貸市場及其利率機制提供了一個機會和一個研究的范本，我們可以由此重新看待和探討借貸市場過程中的諸方面，包括已經被我們注意到的和迄今為止沒有被我們注意到的。這將為我們了解利率的形成機制、重構借貸市場、反思當前的信貸體制及相關政策提供新的視野和政策構想。錯誤的經濟思想源自于對現實過程的錯誤理解，因此也就有了錯誤的經濟政策。從資本視角出發，批判性地重新理解借貸市場的基本要素，仍然是行為經濟學一個現實任務。　　

貨幣資本化　　

市場價值是信用產生和存在的前提。市場價值的物化標準——貨幣的產生，推動了商品交換買賣雙方的時空分離，相對于商品的使用價值屬性——滿足人的生產生活需要而言，貨幣本身是一種社會性認可和托付，因此貨幣本身包含了信用的元素。在商品交換中低買高賣、以獲得商品交易差價為目的的投機活動所獲得的差價利益，被商人們稱為利潤，而商人手中積累的的貨幣或者物質財富因為追逐利潤，成為資本的最原始最簡單的形式，這也是資本的起源。資本獲取利潤，投入商品和貨幣，獲得更多的商品和貨幣，在此過程中價值實現增值，就成為資本的本性。資本和投機是與市場與生俱來的，支配了市場的運行與發展，推動著以大眾行為為特征的市場價格過程和市場價值的形成與變化。在市場中暫時讓渡一定數量的貨幣或者商品、收回更多的貨幣、實現從暫時讓渡價值到歸還更多價值的過程，也就是信用。信用因此構成市場投機過程的一種形式，在信用過程中的價值也因此轉化為資本。在這里，借貸關系或者說債權債務關系是根據信用授受的人們在過程中的地位而言的，授予信用者就是貸出者或者債權人，接受信用者就是借用者或者債務人。借貸利息——收回的價值超過讓渡的價值部分——的產生，依附于信用授受過程，成為利潤在信用過程中的特定表現形式。我們將以到期支付貨幣為條件實現的商品授受稱為商品信用，將以約定時間償還貨幣為條件進行的貨幣授受稱為貨幣信用。　　

信用作為資本最廣泛、最炫目和最一般的現象形態，依賴于貨幣的資本化。貨幣是否資本化的界限在于從貨幣作為價值貯藏手段走向貨幣因為追求利息而重新參與資本增值過程或者說資本循環過程。因此各種各樣的存款，包括最小額的儲蓄存款，實際上已經成為社會信用和資本總額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有助于我們確立一個分析起點，純粹我們看問題的資本視角。溫州人進入“炒錢”時代，以及我國民間勃興的借貸活動，實際上是資本借貸或者資本信用的階段性現象。　　

信用循環與資本循環　　

信用授受活動是伴著產業周期或經濟周期進行的，信用的膨脹和收縮是與產業的擴展和收縮同步的。在產業的初創期，產業的資本流入基本是自有資本的冒險活動，在產業的成長期和繁榮期，會發生資本的加速流入，基于產業前景的社會樂觀氣氛，此時的資本流入伴隨著大量的信用授受活動，社會信用或者資本迅速向某個或者某幾個產業集中，資本被物化為設備、廠房、材料和工資等等物質狀態，然后通過生產過程向商品轉化；在此期間大量的物質財富被創造，商品到貨幣的轉化伴隨著大量的資本利潤的實現，越來越多的資本通過信用被動員起來加入到資本循環當中，直到新產品的消費達到飽和為止。在消費飽和以前，資本循環保持順暢，以還本付息為內容的信用循環同樣無阻。在消費飽和以后，由于消費的相對萎縮，實際消費回落到某個穩定水平，商品的價格進入一個長期的反復的下降過程，整個產業的資本循環不僅在規模上縮小，而且在時間上變慢，集中到產業的資本出現相對過剩。物化的資本，向貨幣回流盡管不會完全中斷，但是是以商品相對更低的價格和轉變為更少的貨幣量回流的，這些回流的貨幣，必須先行還本付息。如果集中到期的債務的還本付息，超過了貨幣的回流流量和速度，信用循環就會發生阻滯。違約行為如果只是偶爾產生，參與授信的人們認為不過是個別現象，除了當事者之外估計很少人關心；如果發生的頻率過高并且在一定的人群中頻繁發生（這具有必然性），就會引起人們的警惕，在新的授信活動中更加謹慎，對已有的授信會加速到期；由于信用來源的縮減導致了借舊還新的困難和縮減，同時追索債務行為更多的發生，會使越來越多的授信人加入到討債的行列。這是一個自我強化的過程。隨著信用的收縮，商品到貨幣的轉化的萎縮，大量的被物化的產業資本會越來越多地閑置；同時由于這些閑置的被物化的產業資本再也難以進入相應的市場過程和失去轉化為貨幣的機會，其價值會逐步喪失，產業資本也同時滅失，物化在這些產業資本上的信用資本也會逐步滅失，相應的債權債務可能成為廢紙。盡管會有許多保障授信人的擔保措施，可能會出現這些被物化的產業資本或者財產的所有權的轉移，使得自有資本的滅失更加早于授信資本，但是如果這些被物化的產業資本不能重新進入相應的市場過程，授信資本的結局和自有資本不會有什么兩樣。　　

民間借貸活動的興旺以及借貸利率的上升，是與興旺的投機活動緊密相連和相互促進的，資本逐利動機推動著民間借貸的冒險。人民銀行的報告顯示，溫州民間借貸的規模為1100億元，其中僅有35％，也就是380億元的資金進入了實體經濟的一般性生產經營，較2004年90％的比例嚴重下降。而其余的65％資金則進入到了房地產投資、集資炒房、糧食、食品蔬菜、股票與期貨等等炒作領域。投機活動的暴利是民間借貸還本付息的基礎，資本炒作的暴利為民間貸款人不斷地加息提供了空間，同時也為民間借款人競爭獲得民間資金而不斷加大財務杠桿的資本使用提供了可能，利率提高的背后，是逐利資金不斷涌入投機行業參與爆炒活動，行業資本流入畸高，同時因為資本流入，也強化了被炒作的商品價格的繼續暴漲，比如房地產價格節節攀升。2005年以后，中國樓市開始金融化，亦即大部分買房不是為了住房，而是為了投機升值。2007年房產價格達到一次頂峰，在西方次貸危機影響過后2009-2010年又形成第二次房地產投機高潮。2009年住房銷售4.3萬億，2010年銷售4.7萬億，而同期房價基本翻了一番，2011年更是出現了房價上漲從中心城市到二三線城市、從市中心向郊區蔓延的現象，外圍房價水漲船高又反過來抬升了中心城市和中心區房價的上漲。房地產成為中國投資回報率最高的行業。資本流入、房價和利率上漲相互強化，并行不悖。諸多投機性行業的炒作，市場的暴富神話，為高利貸的區域發生打開了空間。　　

隨著民間借貸利率的上漲，首先惡化了做實業的中小企業的融資環境。在溫州做實業，大多數中小企業的毛利潤不會超過10%，一般在3%-5%，今年上半年，溫州有20%的中小企業處于停產或半停產狀況。浙江省新增中小企業5萬多家，關閉的也有1萬多家。廣東中小企業中50%處于虧損或利潤率在2%以內，僅有22.2%的企業表示利潤率在5%以上。偏高的利率也就意味著做實業的中小企業利用民間借貸只能是飲鴆止渴的行為，最多用于企業的短期生產周轉，保持最起碼的資本循環，一旦利用民間借貸長期化，就會走上死路。而為了企業和自身的的資本生存下去，資本向房地產等炒作行業流動也就不可避免；在溫州如今大批企業逐漸放棄實業，轉向流通領域炒作，緩解生存壓力，價格的暴漲暴落也埋下了危機的伏筆。部分實力雄厚點的企業選擇多元化炒樓炒錢炒地，實力不濟的企業則選擇信貸過日。以打火機企業為例，2001年時溫州擁有近4000余家打火機企業，占據了全球金屬打火機80%的市場份額，而十年后保留下來的企業卻已經不足100家。溫州炒房團從1998年就名聲鵲起。資本從一般生產領域向流通領域轉移，也就意味著生產領域的資本循環更加脆弱，實業領域被資本棄如弊履。融資難和中小企業生存艱危同樣在相互促進。　　

信用循環是以資本循環的順暢為前提的；一旦資本循環發生阻滯，這種貨幣的回歸就會發生阻滯，或者回歸遙遙無期。一般而言，受信者接受信用，并且承諾到時還本付息，是以能夠將授信所得的資本參與資本循環從而獲得更大的利益作為假設的。只有及時將資本循環中的資本轉化為貨幣，才能按時還本付息。商品轉化為貨幣是驚險的一跳，如果這一跳沒能成功，摔壞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所有者；如果這個商品所有者還是受信者，商品所有者在摔下的同時還通過信用捆綁了別人的資本，那么這個商品所有者和受信者會摔得更重！毫無疑問這個商品所有者作為受信者會受到授信者的追索，受信者被要求還本付息，直到所借的貨幣的本息全部付清為止。就房地產行業而言，因為資本流入和房價交互推動上升，勃興了房地產流通領域，但是資本循環的成功總是依賴于最終消費，房價的飆升意味著能夠買得起房的人也會越來越少，同時國家對房地產業的宏觀調控政策盡管沒有直接打擊投機炒作活動，但是不可避免會形成一些關于房價會轉向下降的預期，也就導致了更多的買房人的持幣待購和場外靜觀，房地產業的資本循環也就進一步停止。這也就意味著高價處的買房者或者說投機活動的最后接棒人越來越多地變成了投機者自身。作為債務人的房地產投機者又面臨到期還本付息的壓力，一個違約案例會引發擔憂，一再的違約案例出現就會引發恐慌；如果有加速到期條款，這種條款會被馬上執行；已到期的借貸會竭力追索；未放出去的款子會惜貸。于是行業投機轉向，賣出競爭和降價拋售逐漸引發房地產價格的崩潰過程和債務鏈的崩解。債權人催收、房地產成交越來越門可羅雀、房價下降會交互促進，引起一片傷，于是“跑路潮”就發生了。有統計數據顯示，溫州近半年已有超過80起公司老板“跑路”事件；高額借貸壓力以及資金鏈的斷裂是促使這些老板“遠走高飛”的主要因素。　　

我們還有必要提到的是流行的關于利率波動調整和優化經濟結構的論調，現實的情形表明了這種論調的荒謬性。利率只是資本循環過程中的一個要素，它是在資本循環過程中產生的，與資本循環過程中的其他要素相互作用和促進。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利率上升過程中的資本在行業間流動的一個例子，這個例子恰恰說明的是：資本在逐利自發性的條件下，因為向投機性行業的流動，削弱而不是加強了我們的實體經濟基礎。據9月初發布的《2011年中國工業經濟運行夏季報告》顯示，今年1至7月，在31萬戶規模以上企業中，虧損企業戶數為4萬戶，虧損面為12.7%，各月虧損面總體變化不大。但值得注意的是，企業虧損程度卻在逐月加重：虧損企業虧損額增幅由1至2月的22 .2%上升至1至6月的4 1 .6 %，1至7月又進一步升至46.9%；融資難正在成為壓垮中小企業的最后一根稻草，而高利貸滾雪球似地侵蝕企業利潤。以加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的政策陷入空調，市場利率的上升反而惡化了中小企業的生存環境，更減少了這些企業轉型的可能。資本的流動始終存在著現實的社會路徑，無視這些現實環境因素，任何政策都是徒勞的。    　　

民間借貸機構　　

商品交換和流通的發展為信用授受行為的頻繁發生提供了可能。但是因為彼此尋找和等待的時間、相互之間缺乏了解和信任、彼此間貨幣授受的條件差異等等，授信者和受信者之間達成信用行為存在著諸多困難，因此，這些信用行為就有零散的和偶爾發生的特點，關于利息的約定也就存在較大差別。在諸多授信活動中利息的差別，為資本在信用過程中開展新型的投機活動提供了可能，在信用領域的資本積累，以獲得貨幣利息差別的投機就會發生，投機的資本一方面作為受信者，接受較低利息的貨幣授信，收集貯藏的貨幣，同時將之資本化，另一方面作為授信者，提供較高利息的信用貨幣，面對接受較高利息的受信者，將收集來的原本貯藏的貨幣貸放出去，從而賺取利息的差額。這樣，在信用過程中的投機活動為資本帶來新的利潤源泉，這是貨幣經營業出現的社會動因。信用領域的投機活動，催生了貨幣經營業，貨幣經營業是現代銀行業的起源。為了計量和比較的方便，貨幣經營業采用了利息額相對于資本的比率的方式，這就是利率，利率是資本用于授信的價格，只不過這種價格采用相對比例關系的形式。貨幣經營業逐漸克服了信用授受者之間彼此尋找和等待的時間、相互之間缺乏了解和信任、彼此間貨幣授受的條件差異等等的諸多困難，將最初的授信者和最終的受信者最大限度地聯接起來，形成一個有組織的信用市場，同時也推動了資本通過投機主導的市場過程的擴展，市場更加組織化，運行更有效率。　　

在我國，目前的借貸活動處于兩種體系并存的狀態，即以銀行業為主的資金融通體系和民間自發形成的信用授受體系。在這里，民間借貸是我們關注的重點，銀行信貸在論述必要的時候會被提及。溫州的民間金融一向發達，最具特色的是合會。“會”本來是溫州民間盛行的具有互助性質的民間金融活動。“會”的最初內涵，是急用一筆較大的款子的一戶人家出頭組織一個“會”，邀集親友、鄉鄰參加，相當于認股籌資，先取用辦事，之后定期支付本息。對參會的每一個人（俗稱會腳）來說都能獲益，急需用錢者先得使用會款，有閑錢者后得會有利息。使用的先后，第一次交給會頭，同時“起會”。以后一般需要競標，稱為“標會”。通常具有互助性質的“會”，利率不高，各有利弊，各取所需，形成民間自發的合作、互助關系。參“會”的人可以另外起會，一戶人家可以參加多個“會”。信用依靠的是熟人圈子里的知根知底和個人信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會”是溫州民間典型的融資方式，規模不斷擴大，種類增加，形式不斷翻新，在1986年溫州也發生過一場地域性金融危機，曾造成較大社會危害。大概在1985年，溫州樂清縣出現了“抬會”。“抬”的意思，大概是抬高利率。抬會則以高利率為誘餌，大多變成了具有金融詐騙性質的活動。從1985年八九月間到1986年年初，“抬會”在溫州樂清全縣迅速蔓延擴散，參與抬會的群眾有5萬多戶，約占全縣總人口的23%，參與人數多的鄉鎮，甚至超過總戶數72%，涉及資金22億多元，1986年3月倒會。抬會現象到目前仍然存在，近年仍不斷有大案發生。　　

既有的人際關系和利益驅動是民間金融中介產生和生長的的土壤。溫州的各種會也向民間金融機構轉頭換面，各類擔保公司、投資公司、寄售行、典當行、 舊貨調劑行共1000多家，其中部分機構假借經營之名，違規辦理墊資業務，收取高額傭金及利息。中國其他地方本來沒有私人融資渠道，但因為利益的驅使，大量所謂“中小企業擔保公司”應運而生，一些公司甚至有官方性質。擔保公司的錢不是自己的，基本都是從民間借款來的，一般是普通家庭把錢交給中間人，中間人再把錢交給公司，形成層層上交的金字塔形式。　　

和早期銀行業擠兌潮相比較，這種民間性質的金融機構的死亡也就有自己的特點。一個民間金融機構的老板或者“會頭”跑路后，許多普通家庭的借款就血本無歸。溫州出現的老板“跑路潮”一度讓民間借貸和放款者風聲鶴唳。有記者近日探訪青島民間借貸市場和中小企業了解到，有30-50家民間借貸企業無以為繼，只好關門或轉行，占到了民間借貸企業的20%。溫州公安部門報告顯示，今年前8個月全市非法集資立案17起，涉案金額達5 .5億元，同比上升30 .77%，且這些非法集資案大多與民間借貸有關，因民間借貸擔保糾紛引發的違法犯罪案件共71起，同比上升16.39%。　　

利率波動與高利貸　　

貨幣化的資本，通過信用授受進行資金融通，成為金融資本，進入產業資本循環，通過商品市場完成產業資本的循環過程，對通過信用出讓的資本進行還本付息，從而完成金融資本的循環。一個個信用授受行為，構成了以市場為基礎的總體的信用活動，同時推動著社會信用觀念的形成和確立。眾多的授信者和受信者都在相互尋找、比較和談判之中，彼此的看法和觀念都在相互傳遞、交流和因應自身的需要而變化，并且根據這些變化中的看法和觀念采取行動，實際的信用授受行為的發生意味著信用授受行為雙方的意見達成一致，眾多的信用授受行為則推動著社會化的信用觀念的形成，社會化的信用觀念同時將這些信用授受行為聯接成一個市場。在眾多的信用授受行為當中，由于各自的條件和要求千差萬別，特別是利息和利率存在差別，會引發信用授受過程中的投機活動，以低利率接受信用后再以高利率授予信用。這種投機性中介，在民間金融市場就是各種形式的民間金融機構。民間金融機構一方面通過交易行為擴展自己的市場聯系，與越來越多的授信者和受信者交易，減少了信用授受雙方的尋找和等待時間，極大地擴展了信用授受成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民間金融機構在了解眾多信用授受者們的看法和判斷的同時，向市場傳輸自己的看法和觀念，從而對越來越多的信用授受者的行為產生影響，在投機過程中的信用授受行為增加的同時民間金融機構的看法和觀念也在這些信用授受者當中傳遞和被認可，從而推動了市場總體看法和判斷的趨同。民間金融機構通過越來越擴大的投機活動，主導和加速了社會化信用觀念或者價值的形成，利率成為這種觀念和價值的一個組成部分。這種社會化信用觀念在參與信用授受的人們中間逐漸深入人心，形成穩定的價值觀或者理念體系，又反過來影響和約束一個個信用授受行為。和市場價值一樣，信用觀念和價值同樣是一個社會化過程的產物。　　

作為投機的民間金融機構，存在著作為受信者壓低利率的要求和作為授信者抬高利率的要求，以便盡可能的擴大投機的利率差別。但是，這種利率變動或者調整能否成功，取決于新的利率能否被市場廣大的信用授受者們接受并且通過市場廣大的信用授受者們的行動來驗證；換言之，必須對目前市場廣泛接受的信用價值或者觀念體系進行調整，形成新的信用價值。民間金融機構因為長期而反復的信用授受行動，了解信用市場的人們的對信用的通常看法及其變動原因，會對投機活動進行總結，從而形成自己比較系統的的理念或者邏輯。同時這種理念和邏輯又通過大量的信用授受行為在信用市場傳播和交流，影響其他信用授受的看法和觀念，對信用的價值進行反復塑造和改變。對于一個新的利率而言，相對既有利率而言的變動，需要一個或者一些“理由”。這些理由，不是關于利率變動的邏輯和理論如何科學，而是這些理由在信用市場被如何接受和如何被隨后的信用授受行動所證明，相信這些理由的人越多，有關的信用授受行動越廣泛，這個利率的市場存在就越堅實。由于民間金融機構在信用市場具有中介地位，這種中介地位的優勢，不僅僅基于民間金融機構本身的資本優勢，而且更重要是基于以眾多的信用授受者作為市場的信用交易對手。一方面，民間金融機構可以提高或者降低利率，以新的利率在市場詢價；另一方面在詢價的同時，為利率變動制造某種理由和借口，通過民間金融機構自身的社會聯系渠道或者信用授受過程進行傳播，從而影響社會心理狀態和思維。這樣新的理念或者價值在傳播中被以新的利率進行的信用授受行為所“證明”，這樣經過“證明”的理由或者噱頭與信用授受行為的變動的利率的關系就建立起來。這種關系，是大眾參與的信用授受過程中的現實存在，信用價值和觀念的變化植根于大量的信用授受行動，同時又引導著信用授受行動的新發展。一次次的交易，形成一個個利率，在一段時間內，信用交易形成一組利率，這些利率高低有別，是信用市場中大眾行為的結果，也是信用的價值的市場表現。隨著產業擴張過程的推進，商品價格的上揚過程的自我強化，信用領域的新邏輯或者新理論與提高的利率的信用授受行為的關系也被反復證明，利率提高的過程同樣會出現自我強化的傾向，新興產業的資本集中過程會大大加快，利率持續提高，信用出現膨脹式地擴大和日益頻繁的信用交易；直到產業的擴張過程結束。隨后出現的是伴隨著產業內資本流入的停滯和商品價格下降的利率下降過程，這個利率下降過程同樣具有自我強化的特征；在這個過程中，參與資本的循環的信用貨幣回流會發生更多的阻滯，舊的借貸被催收，產業興旺時期的大把放貸機會消失不見，找不到自己認為可靠地授信機會，利率也一降再降，信用交易成功的次數越來越少。盡管是處于兩個市場，利率和商品價格一樣，都是基于同樣的市場大眾行為過程，都是這個過程或者產業周期中資本運動的結果和表現。　　

溫州甌海區曾對105家中小企業進行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在企業初始資金來源中，僅有15家企業完全靠自有資金，其余90家企業均涉及民間借貸，其中有32家完全通過高利貸融資。據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對其協會內部企業的調查，遭遇資金緊張的企業數量高達80%。許多急需資金救命的中小企業，無法通過合法的主流金融體系獲得資金，只能求渴于民間。在出口受阻、成本上升、利潤下滑的大環境下，相當大一部分老板都選擇了來錢速度更快的民間借貸，把盈利的目光放到了借貸市場，“做實業虧了，再用小貸公司的高額利潤去填補”，參與炒錢活動。溫州當地很多擔保公司和中介公司都不做擔保，而是以每月2～3分的利息代客理財變相吸儲，然后再高息差放貸出去。轉貸的次數越多，民間信貸的鏈條越長，資金緊張而借不到錢和貸款人的利息提高都成為利率層層加碼的借口，溫州民間借貸的利率也就水漲船高。人民銀行的報告顯示，溫州地區年化平均民間借貸利率為24.4％，折合月息超過2分，比去年同期上漲了3.4個百分點。其中社會融資中介的利率為38％左右；小貸公司的利率則為20％左右，不超過銀行基準利率的4倍。在鄂爾多斯，整個財富的發動機是煤炭，而房地產是財富的儲蓄罐，中間環節則是靠高利貸支撐。以前鄂爾多斯的高利貸鮮有中間環節，都是在融到錢后直接投向實業或其他領域，但現在逐漸生出了“錢炒錢”的概念；從資金所有者手中融到錢，用于轉貸獲得更高的利息。　　

資本追逐利潤，永無止境地進行資本增值是資本的強烈渴望和貪婪本性。在信用領域中，高利貸信用作為貨幣信用的古老形式，貫穿了資本的發展史。高利貸只不過是資本本性最露骨、最極端的表現形式之一，只要具備資本增值不受約束的條件和土壤，高利貸信用就會一如既往地在它自己的領地演繹資本的本性和貪婪，高利貸信用也就生生不息。人們選擇性地忘記了資本的本性，也很少探究高利貸信用為什么至今仍然存在于市場的某個角落的原因。民間借貸活動中的高利貸現象死灰復燃，有著特定的經濟背景；在我們這里，因為借貸市場的利率炒作活動，使得高利貸重新統治了部分市場，由以前偶發的個案成為比較普遍的現象。　　

雙重利率機制與信用托媒　　

利率是信用的價格，在市場中存在經常性的變動，這種變動過程是由于資本通過投機主導的大眾行為過引起的，資本追逐利潤，成為利率變動的原始動力。利率固定或者利率管制———將利率在一定時間內固定的某一個水平，是和資本的逐利自由相沖突的。信用授受者們有選擇市場對手的自由，這也是資本的自由。利率管制，對市場的大眾行為會產生影響，并且改變大眾的行為方式；如果資本和信用的提供者的利益受影響不大，他們不會脫離信用中介；如果利率管制的結果限制了資本增值，情況就會變化。如果授信利率和受信利率的差別過大，或者因為利率管制，使信用的最初提供者和最終使用者的利益受損或者被壓抑，信用的最初提供者和最終使用者就會繞過中介直接進行信用授受的行為，我們稱之為信用脫媒。信用脫媒行為會使固定的利率失去的市場大眾行為的基礎，偏離利率形成的社會化過程。　　

目前國家相關部門對民間借貸利率的規定是不超過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4倍，最近一次加息后，銀行一年期貸款利率為年息6.31%，其4倍就是年息25.24%，分攤到12個月，月息2.1%，即民間借貸公司的放款利率不應超過月息2.1%。現在民間融資實際月息達2到3分，幾乎是同期一年期存款利率的10倍以上。目前愈演愈烈的民間融資，漸漸成了居民新的“投資渠道”，不少人把存款或者從銀行套出的貸款，借給個人、公司或擔保公司，獲取高利率，儲蓄從銀行分流。9月份前半個月，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存款比8月末減少了大約4200億元，出現了罕見的天量負增長。據有關報道，溫州、東莞、福州等地民間借貸火爆導致當地銀行存款頻亮紅燈。由于存款顯著減少，部分中小銀行日均存貸比已接近或超過75%的監管紅線。　　

民間金融機構對資金供求的雙向控制和匹配　　

按照資金供求理論，民間借貸的利率高低會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利率升高，對應的是資金供給減少而需求旺盛。按照國務院研究室宏觀司的估計：目前的貨幣狀況，雖然M1和M2都降得很低，M1只有11%多，M2只有13%多，但是央行做了一個內部統計，他們認為今年有大量的銀行表外資產，實際都應該加5個點上去，那么M1是16%，M2是18%，是一個中間水平，所以社會上資金還很多，并不缺錢。日前，央行研究局的一份調查報告也指出，在去年我國民間借貸市場開始抬頭之時，這一市場的資金存量就已超過2.4萬億元，占當時借貸市場比重已達到5%以上。而近兩年來，我國民間借貸資金量逐年增長，存量資金增長超過28%。另據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最新公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顯示，目前溫州民間借貸規模僅有1100億元。這里的問題在于：就龐大的國內社會資本規模而言，即使只是社會資本總量的千分之一向溫州流動，也會很快將高利率打壓下來，或者溫州老板們因為可以借到較低成本的資金對高成本資金進行替換而不必發生“跑路潮”；出于供求關系論者意外的是：在區區1100億元的借貸市場，高利貸現象和“跑路潮”還是相繼發生了。　　

對此我們有必要明確一點的是：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市場，是以人作為主體的，在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和聯系中，市場聯系只不過是其中一種。就民間借貸市場而言，區域性的社會規則、習慣、風俗在市場組織中起著重要作用，從而也就規定了資本流動和具體的運用方式。我們知道，在溫州、鄂爾多斯和其它地方，民間借貸常常在熟人之間發生，也就是說，是在一個人際圈子中演繹它們自己。在被稱為內地民營企業之都的溫州，幾乎所有的企業主，無論大小，都利用地下錢莊作為公司缺錢時的一個有效的融資平臺。溫州就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官員資金進入民間高利貸的情況也非常普遍。即使是一些上市公司和地方銀行參與這個市場，也是循著這種熟人路徑進入的。換言之，溫州和鄂爾多斯等地的民間借貸市場已經被地方性資本控制和運用，各種會以及這些會所改頭換面的各種民間金融中介，成為這個市場的實際控制者。根據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調查，民間借貸資金30%來自當地企業，20%來自當地居民，20%來自外地企業和居民，10%來自銀行。而中金公司估計，當地和外地的企業資金部分也來源于銀行，因此民間借貸約有30%-40%來源于銀行貸款。銀行資金流向民間借貸有三條途徑：一是企業或個人從銀行獲得貸款，用于民間借貸從中獲取差額利息。二是經一些信貸服務中介公司流向民間借貸。三是有個別銀行員工與民間借貸放貸者勾結，利用工作便利，截留或欺騙儲戶的存款進入地下高利貸市場。這些錢離開銀行伊始，毫無疑問都包含有各種隱性費用，利率層層加碼轉貸。　　

隨著“炒錢”活動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擴展，利率也就水漲船高。對于區域外資本而言，要么因為信息難于獲得而對遠方的事情一無所知，要么因為沒有市場人脈的原因市場套利不能得其門而入。中小企業融資難本是國際性難題，被稱為“麥克米倫缺口”。中小企業資金需求具有“短、頻、急”的特點，民間金融應這個特點而生。在民間借貸市場，中小企業常常借的都是“救命”錢，在央行抽緊市場銀根和銀行的貸款規范對私營經濟多少帶有歧視的情況下，用于臨時周轉需要的高息民間借款，逐漸被長期化，因為高利貸的利息積累和借舊換新的到來，資金爭奪也就更加激烈，中小企業只能上調獲取資金的利率。作為中介者的民間金融機構，在利差擴大、提供資金者不斷加息的情況下，一方面對供求進行匹配，另一方面也盡量抬高利差。在這個過程中，因為供求雙方被民間機構進行市場匹配，隨著利率升高，借貸活動日漸踴躍，借貸交易的筆數和金額與利率同向上升。實際上由于市場渠道的控制，在其他商品和金融市場，都存在同樣的過程；市場總是被資本操縱的，只有經過資本匹配的供求才是有效的；沒有資本對供求額匹配，也就沒有市場炒作，與資本利益無關的供求份額，常常處于市場之外。所謂利率供求的論調，在我國民間金融市場是沒有依據的。　　

利率與行為機制 　　

“如果有10％的利潤，資本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資本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資本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資本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資本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去冒殺頭的危險。”“信用風險”按照傳統理論是指授信的資本發生損失的可能性。信用是和資本循環以及市場大眾行為過程相聯系的。如果發生資本循環的阻滯，資本損失的發生不可避免，但是這種資本損失，是市場大眾行為過程的后果；就社會資本總體而言，大眾行為的市場過程會引起資本的再分配，從而對其中一部分資本進行打擊和掠奪；因為資本的利潤動機，資本反復不停地復制這個市場過程，復制一部分資本的滅失或者死亡現象；就資本總體而言，部分資本發生損失具有必然性，就個別金融資本而言，具有發生損失的可能性，因為總會有某些資本因為資本循環的阻滯而發生損失。信用形式的資本參與了資本循環過程，從而在市場中通過資本的大眾行為的市場過程既創造了部分資本增值，也讓部分資本走向滅失和死亡，這是一個社會化過程。因此，實際的利率水平，反映的是資本增值的欲望，與所謂的“風險”并沒有關系；西方的各種信用風險評估方法，實際上也就是一組虛幻的概念或者一種想象中的邏輯，在現實中被反復宣揚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掩蓋資本循環過程，轉移人們的視線和思維，讓人們陷入某種迷局而在迷局里面繞圈。　　

了解信用循環過程的實質，是我們開展各種信用活動、實施借貸管理的起點，資本循環過程、市場過程和行業周期過程的分析和預見應該成為我們銀行信貸管理和考察民間借貸問題的必要前提。對中小企業的貸款抵押管理，從事實務的人們應該能夠理解抵押品價值隨著價格波動變化而產生的變化、多方抵押的困擾和資產專用性的限制，即使對一個企業資產的全部沒收，懲罰了企業主，但是未必能夠保障貸款者的全部利益。資產負債管理也只是一種貸款人內部數量標準，這種數量限制背后的理論基礎是否科學不得而知，而且數量限制也有隨意剪裁紛繁蕪雜、變動不已的市場現實的嫌疑，與實際的信用循環過程毫不相干。新的資本信用管理模式的產生，我們應該從市場的行為機制出發考慮資本循環及其市場過程，由此推動信用管理的改革。　　

民間借貸問題的基本對策　　

我們首先要轉變觀念。溫州危機發生和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存在，與我們在經濟工作中存在的諸多錯誤觀念是分不開的。學習美國經驗、走經濟自由化金融化的道路的觀點和一些政策傾向，導致了我國社會資本與境外資本向流通領域和金融市場的過度集中，最明顯的是房地產業和糧食產業的金融化，本該受到抑制的資本的利潤追求和冒險動機更加肆無忌憚，諸多市場的炒作活動和資本暴利催生了高利貸區域內普遍發生，同時境內外資本勢力發展到了對抗國家宏觀調控的地步；經濟的金融化意味著社會資本向財富分配領域集中，加速了社會財富向少數人流動的過程。許多高利貸鏈條的另一端竟然很多是低收入人群，一些退休職工省吃儉用，將養命錢投入到這股濁水之中。抑制市場炒作活動，必須對資本炒作暴利征收重稅，對投機和高利貸暴利都應該征收超額累進稅。遏制資本的暴利動機，才能穩定物價水平、防止經濟的大起大落和實現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　　

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的產生的一個原因是對資本的憎惡和對私營經濟的歧視和錯誤地認定資本以及市場經濟的歷史和社會地位。在市場經濟中，市場是資本產生和發展的土壤，私人資本不可避免地在市場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就中小企業而言，它們雇傭著我們80%的就業人口，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來自于中小企業，在經濟產業鏈條中的各個環節都離不開中小企業的配套，經濟才得以正常運行，發生中小企業倒閉潮的后果就目前而言是我們無法承受的。中小企業的資本和財富，也是我們國民財富的一部分，我們需要的不是反對和毀滅，而是如何管理與運用。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另一個原因在于央行的抽緊銀根政策，由于保國有企業的信貸，銀行貸款收縮就主要面向了中小企業，中小企業的資本循環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中小企業不得不面向社會融資，在經營環境本已惡化的情況下保障最起碼的資本循環，這就導致了高息借款的發生更加頻繁和使用時間延長，也就引發了以增加手續費等各種隱性費用方式的銀行貸款的利息炒作，成為高利貸普遍發生的一個誘因。　　

其次，我們應該著眼于經濟全局，對金融體系進行改造，按照中小企業的金融特點，構造適應于這些企業的金融機制，切實實現金融市場的全國統一。以資本循環和市場過程為著眼點，重建我們的金融方式和信用機制，而不是畫地為牢，試圖割裂國有資本和私人資本的聯系。　　

再三，政府干預和穩定人心只是第一步；做好調研統計和摸底，在針對市場投機暴利及高利貸征收超額累進稅的基礎上對中小企業進行債務重組，可以考慮“債轉股”的手段，降低企業的財務杠桿率，抑制資本冒險，配合其他措施以防止民間借貸市場的急劇崩潰，社會因此一片傷；同時打通中小企業融資渠道，對貸款流向實時跟蹤監督，支持中小企業的實業運營；大力改善中小企業運營的社會環境，為企業轉型和產業升級創造條件，構建新的經濟增長點。　　

參考文獻：　　

《論信用》，清湖漁夫，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302e4d80100t3jc.html　　

http://blog.people.com.cn/blog/c3/s420899,w131405791737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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