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去美元化”背景下美聯儲縮表的玄機

　　清湖漁夫

　　今年以來，有關美聯儲縮表的輿論聲音一直不絕于耳。所謂美聯儲縮表，是指作為美國中央銀行的美聯儲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的行為;美聯儲通過直接拋售所持債券或停止到期債券再投資的方式，可實現通常而言的貨幣回籠或者說基礎貨幣存量縮減。反之則是美聯儲擴表，也就是通常而言的貨幣發行或者流通過程中貨幣總量增加。通過對種種的輿論流傳的觀察，我們可以發現，絕大多數對美聯儲縮表的解釋，一般而言都是從西方經濟學的范疇及其邏輯語境出發，這些解釋無非還在為美聯儲這個逐步褪去神祇光環的市場機構吹捧甚至涂脂抹粉。輿論或許在宣示真相，但是因為輿論制造者背后的動機差異，我們未必能夠透過輿論的迷霧看到真相。因為這種刻意誤導的輿論氛圍，恰恰掩蓋了美聯儲縮表背后的玄機。人們依然聽到的是美聯儲這個神祇似乎神勇無比，但是卻很少看到欲遮還掩的美聯儲縮表背后的無奈與糾結。

　　作為美聯儲擴表的量化寬松

　　要想了解美聯儲縮表背后美國華爾街資本的企圖和縮表本身的玄機，我們得從美聯儲的量化寬松說起。作為美聯儲非常規貨幣政策的所謂量化寬松(QE)，是在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勝而不利、以次貸危機為名目的對中國和歐洲的金融欺詐未能達到預期目的的背景下發生的，也就是美國資本勢力集團企圖通過發動金融戰從其他國家進行掠奪，填補金融黑窟窿，以彌補戰爭損失和挽回戰爭對美國經濟的傷害。

　　在美國產業空心化和美國經濟金融化的背景下，美國金融資本勢力通過量化寬松，主要達到三個目的。量化寬松的第一個目的，就是為了拆解美國金融市場地雷和填補美國金融黑窟窿，以緩解美國迫在眉睫的債務和金融危機。隨著次貸危機的發酵，2008年9月18日，時任財政部長的鮑爾森在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的支持下，向國會申請緊急資金以阻斷危機的蔓延。在雷曼兄弟破產兩周后，國會批準了7000億美元的“不良資產救助計劃(TARP)”。在資金的使用上財政部提出了四個方案，鮑爾森最終決定采用直接購買銀行股權的方式。10月12日，鮑爾森召集美國最大的9家銀行CEO，并告知他們，財政部將通過購買銀行優先股的方式注入資金。其中花旗銀行、摩根大通和富國銀行各獲得250億美元資金;美國銀行獲得150億美元資金;高盛、美林證券和摩根斯坦利各獲得100億美元資金，全美共有超過500家銀行獲得了財政部的資金支持。

　　量化寬松的第二個目的，就是購買美國國家債券，維持美國政府的財政能力，除了穩固美國社會和市場之外，重點保證美國的軍事能力。在美國經濟金融化的前提下，軍事和金融是美國霸權運行的兩個車輪，美國資本控制國家政權和操縱政治過程的一個重要途徑就是在財力上加強對美國政府行為的控制，推動美國政治過程商業化。舍棄美國的科技研發投入和放棄保持美國的科技領先優勢，將政府財力向維持鞏固軍事優勢方面傾斜，通過軍事政治手段推動全球各地地緣政治緊張和社會動蕩，直接服務于美國金融資本集團掠奪海外利益的需要。

　　量化寬松的第三個目的，就是極力擴張美國金融資本勢力的名義資本規模。這些擴增的美國貨幣資本，一方面鞏固美國金融資本在本土金融市場的壟斷操縱能力和市場控制力，強固美式金融絞肉機對非美資本的絞殺功能。另一方面就是美元資本大肆涌向全球市場，通過金融戰(主要是市場投機)掠奪這些國家的財富，為美國金融資本提供利潤和將經濟危機轉嫁給這些國家。在金融危機期間的數年，美聯儲每月購買美國公債及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的規模高達850億美元，之后有所放慢。經過三輪QE，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擴張至危機前的近5倍至4.52萬億美元，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其中中國成為美聯儲量化寬松的重點，美國金融企業將驟增的美元資本，透過中國的外匯體制，大舉進入中國市場投機，一方面，中國人民銀行人民幣發行的外匯占款猛增，中國外匯儲備也從量化寬松前的不到1萬億美元短短數年內猛增至4萬億美元;另一方面，這些美國資本將自身的美元馬甲換成人民幣馬甲，進駐我國日常生活消費品流通各個環節、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生活消費品和房地產市場價格在境外流入資本主導和境內資本的推波助瀾下飆升，同時我國股票和債券的交易規模出現跳躍性增長，市場波動幅度加劇。

　　量化寬松的三個目的是相輔相成的，由此美國的軍事和金融緊密結合，一方面通過軍事政治手段制造全球地區性局勢動蕩，比如戰爭和恐怖襲擊。通過地緣政治緊張和社會動蕩帶動金融市場動蕩，在金融杠桿的輔助下，推動全球金融市場暴漲暴跌，為美國金融資本進行全球性市場投機提供條件;另一方面，通過金融戰的所獲，為美國軍事機器的運轉提供財力和動力。這也是美國成為“全球麻煩制造者”的經濟與政治根源，更是量化寬松“非常規化”的實質。

　　全球“去美元化”局面的形成

　　美國金融化生存的模式選擇，始于上個世紀美國在“廣場協議”后對日本、德國等盟友的金融掠奪，美國金融化生存的模式選擇的最終確立，則是在世紀之交的俄羅斯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結束后。美國金融資本通過金融煉金術，從這些國家大肆剪羊毛，收割這些國家的國民財富。金融危機是美國金融資本一手導演和執行的，對這些被掠奪的國家是“危害”，對美國金融資本而言是“機會”。

　　在市場化的經濟體制中，貨幣的功能發揮，以貨幣資本作為最為廣泛的形態;換言之，貨幣作為貨幣資本在最終消費環節之外的市場存在的，成為資本循環的起點，也是資本循環的終點，因此組織人類市場化的生存模式。美元在世界市場也是以貨幣資本的物化形態存在的，其人格主體的貪婪也就被灌注到美元的日常運動之中。美國前財長康納利曾說過:美元是我們的貨幣,但卻是你們的問題;這句話在資本的意義上可謂恰如其分。

　　美國在確立金融化生存模式的同時，這種模式所依賴的美元資本危害性，也被世界各國所認識，美國金融資本在全球市場頻繁發動金融戰的企圖和動機因此也被世界各國所醒悟和悚惕。一方面，世界各國開始改善本國金融市場的監管，扎緊籬笆墻;另一方面就是各國開始廣泛而形式多樣的國際金融合作，聯手應對美國金融資本發動的金融戰。世界各國不僅對美元的警惕性提高，對美聯儲量化寬松企圖的洞察以及對美元的信任度因為美國企業的肆意妄為而不斷降低，全球“去美元化”的進程開啟，美元在世界市場的份額開始下降，甚至退出一些反美國家的市場區域。

　　美聯儲縮表的時代背景

　　因為美國經濟的金融化，美國經濟的實體層面和金融層面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起，就已經相互脫離和各行其道，所以關于美聯儲量化寬松刺激美國經濟增長的論調，也就成為奉信西方經濟學的囈語。關于美國經濟復蘇穩固和接近充分就業的所謂美國經濟形勢判斷，同樣是一個傳說。支持這種論調的所謂數據來源，也是缺乏可靠性的。次貸危機以來，美國政府機關玩弄會計和統計魔術的伎倆，早就不再新鮮;眾所周知，在世紀之交美國經濟繁榮，其基礎支撐在于美國金融資本對俄羅斯和東南亞國家金融戰大獲全勝，掠取了數以萬億計美元的財富，而且當時美國經濟周期正處于網絡科技所帶來的經濟周期繁榮高點;即便如此，美國的失業率也才只有4%左右。在美國總人口和工作人口保持穩定的前提下，能達到4%左右的失業率，支撐的可不僅僅是經濟復蘇，而是經濟繁榮。但是美國經濟如今繁榮了嗎?

　　自從奧巴馬時期以來，美國兩屆政府都提出過“再工業化”宏偉計劃，但是因為人工成本高企和美國產業工人和工程師隊伍斷代，美國“再工業化”計劃在八年后依然停留在紙上。在美國經濟金融化的前提下，美國經濟的繁榮與復蘇，高度依賴于美國的主導產業——金融服務業的繁榮，因為非美資本對美國金融市場的絞肉機敬而遠之，美國金融業迄今為止仍在蕭條泥潭里掙扎。美國軍工業和石油業在美國經濟中的比例較小，因為諸多原因目前境況尚可，但是遠遠挑不起美國經濟復蘇的大梁。

　　以量化寬松為支撐，美國金融資本在全球市場頻繁發動金融戰和剪羊毛，因為世界各國的認識清醒，這些行動再也難以達到俄羅斯金融危機和亞洲金融危機那樣的效果。雖然美國金融資本從全球市場持續獲得利潤，但是卻遠遠不能給美國國內金融業的重新繁榮帶來幫助，美國本土市場的金融絞肉機仍在空轉之中，由此帶來的債務問題、失業問題和各種社會問題依然懸而未決，甚至在持續惡化之中;美國財政赤字擴大，國家財力來源無法支撐美國政府的變革雄心和全球軍事能力，民粹化的特朗普政府只會讓美國的這個爛攤子越來越爛。

　　美聯儲擴表或者量化寬松，是美式全球化在金融上更進一步的開端，它與美聯儲縮表一起，自然構成美式全球化在金融上的又一個輪回。量化寬松對美式全球化的第一個意義就是美國金融資本在全球各國市場發動金融戰，實現財富由世界各國向美國的國別轉移，同時美國金融資本利用其更新更強的資本優勢和軍事優勢，逼迫這些國家向美國金融資本進一步開放金融服務業，自行拆除市場壁壘，在經濟制度上向美國模式并軌，拓展美國金融資本的全球市場范圍和實際份額。

　　量化寬松對美式全球化的第二個意義在于，通過掌控的金融市場定價權，不僅掠奪金融投機利潤，而且在這些國家竭力制造金融危機，在金融市場的底部對這些國家的命脈產業實施低價并購和控制，以進一步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針對中國的金融戰，2014年到15年的中國A股市場大起大落就是最鮮活的版本。

　　而美國對中國這個最大的戰略對手的屢屢金融暗算被中國政府的針對性反擊所阻止和瓦解。在金融體制上，中國政府推行國企改革以增強中國資本對市場的壟斷程度和控制力，持續整頓金融市場，變革制度，強化監管，清除美國培植的“金融木馬”，在針對性地扎緊金融籬笆墻的同時進一步創建對世界開放的新金融體制。在社會資本管理上，查處“地下錢莊”，罰沒和驅逐非法入境的外來資本，金融市場去杠桿，徹底打消美國資本企圖在股市崩跌之后、趁中國金融和經濟混亂進一步大舉并購中國支柱產業和重點企業的企圖。在國際金融制度上，中國開啟另起爐灶的進程，通過亞投行和絲路基金、金磚銀行和金磚基金、貨幣互換，構建人民幣跨境結算體系等等合作機制，不斷促生和豐富中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新體制。隨著2015年對華金融攻擊的被瓦解和中國在國際金融上另起爐灶的力度越來越大，涉及和影響的范圍越來越深廣，以金融為主要領域的美式全球化也被西方世界宣稱終結。

　　美聯儲縮表的真實動因

　　美聯儲縮表表面上看是美式全球化在金融上的又一個輪回的收束，但是這個收束并未實現美國資本對中國經濟收割和徹底控制的主要戰略目標，換言之，美聯儲縮表并未發生在通過操縱中國金融市場大起大落獲得暴利、又用這些暴利并購中國產業體系成功之后。按照資本循環一般過程，量化寬松的超常規的貨幣資本，并未完成一個大循環的所有階段。很顯然，這種“去非常規化”的美聯儲縮表，并不是美國金融戰略得到正常執行的產物，其內在根源卻反而要從美聯儲擴表和縮表的正常貨幣政策邏輯之外去尋找。

　　自從牙買加協定后，美元開始自由浮動，并且通過與石油掛鉤，控制石油輸出國的歐佩克組織，造成全世界工業化國家對美元的依賴，從而形成石油美元本位制。不過這種貨幣體制，目前在各種沖擊下消解。自從俄國以敘利亞為陣地對美國進行戰略反擊以來，俄國在中國策應下，逐步擴大在中東石油出口國的戰略影響力，通過與世界石油輸出大國合作的方式，逐步瓦解和顛覆歐佩克組織，并開始在國際上形成新的石油貿易合作體制，比如各大石油出口國的減產協議機制，從而不斷沖擊石油與美元定價結算的政治經濟基礎。

　　隨著世界新能源技術的出現，新能源革命開始出現曙光，工業化國家對石油的依賴程度也在不斷降低，加上歐元和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地位提升，給世界各國提供了除美元之外的新選擇，在美元量化寬松一輪接著一輪的市場沖擊中，世界各國對美元的疑慮和擔憂逐漸滋長，減持甚至拋棄美元、以免深受其害的市場行動也越來越多，特別是中國大量拋售美元外匯儲備，全球“去美元化”進程也在深入發展中。就這些國家的現實需要而言，在泛濫全球的美元總量中，越來越大的部分顯得“多余”。

　　全球“去美元化”進程的開啟，導致世界市場的美元向美國本土市場回流。這種回流卻并不是美國所希望的。因為這些回流的美元資本，其中的大多數既不參與美國金融市場的投機賭博活動，從而成為美國華爾街資本的絞殺對象，這也是美國證券期貨業至今不景氣的原因之一;又不流向美國實體經濟和產業以助推美國的再工業化;美國經濟本身缺乏新的增長點，可投資的地方卻并不多。這些美元資本在回流美國之后，囤積在美國銀行系統，給美國銀行業造成壓力;美國銀行業在新增大量存款后，卻無法為這些存款找到新的足夠的貸款運用渠道。拒絕對存款付息甚至倒收手續費，或者改變貸款利率結構，會嚴重沖擊美國銀行業現有的資產負債結構，窒息美國銀行業的生機，從而引發美國金融體系混亂和動蕩。大量美元回流美國，囤積銀行系統，加之對美元的信任脆弱，一旦出現打擊這種脆弱心理的因素和事件，就會引發沖向美國本土商品市場的洪流，對商品的搶購潮就有可能引發美元崩潰。隨著大量美元向美國回流，這種潛在風險也在迅速累積中。

　　美聯儲縮表恰恰是在這種全球“去美元化”壓力下發生的。美聯儲對縮表種種政策提議和暗示，也是現有條件下應對這種風險的必由之路，隨著美聯儲基準利率的緩慢爬升，美國銀行業在存款堆積的壓力下，不得不開始償還從美聯儲獲取的再貸款。美聯儲也不得不將持有的債券到期消解和停止再投資，從而將持續回流的“多余”的美元回籠。美聯儲縮表的真實動因，既不是因為“去除非常規化”而給世界一個交代，也不是為了所謂的刺激美國經濟復蘇，而是為了防止美國金融系統的紊亂、美元可能到來的崩潰和美元全球體系的迅速瓦解。

　　進退維谷的美元保衛戰

　　美元暫時還作為世界貨幣，是因為美國資本控制和操縱的全球美元體系的存在和支撐。但是這種體系目前開始受到全球“去美元化進程”的沖擊和消解。而要維持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其中兩個因素不可或缺。其一，就是美國經濟的總體實力和其他大國相比，居于絕對的優勢地位，但是這種絕對優勢地位因為中國的快速崛起和反超，目前在顯著消失。美國對華戰略遏制，已經陷入了美國越遏制、中國經濟越強大的死循環。美國經濟復蘇成為神話，美國離再次強大的夢想可謂越來越遠。其二，全球市場的人們對美元的接受和放心使用。這一點顯然因為美聯儲三輪量化寬松的居心叵測和收效甚微、全球“去美元化”的進程，也在逐漸消減。

　　美聯儲縮表迄今為止還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美聯儲通過種種政策建議和暗示，對市場吹風和試探，也是事出有因。金融危機前后美聯儲資產端主體都在持有證券部分(危機前占比81-85%，目前94%)，但持有證券的種類卻發生了明顯變化：(1)危機前持有證券大部分則為國債，占比大致在81-85%，不存在MBS，其他資產主要分布在正回購協議(4.5%左右)、財政部發行的貨幣(4%)、其他聯儲資產(4.4%)以及外幣計價資產(2.3%).(2)經過三輪QE，目前的資產結構發生明顯變化，持有證券仍是資產主體(占比94%)，但國債占比下降至55%(2.46萬億美元)，MBS從無到有、占據39%(1.77萬億美元)。

　　財政赤字問題是長期困擾美國政府、動搖美元信用基礎的夢魘;雖然美聯儲為私人企業，但是美元貨幣本身依然是以美國國家信用為抵押的。就美國為了維持霸權所需的財力而言，美國經濟和稅基已經不堪重負，增稅受到美國企業和大財團的抵制與反對，彌補赤字缺口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是美聯儲購買美國政府的債券，以籌集財政資金，但是這種持續削弱國家財政基礎的行為同樣會繼續降低全世界對美元的脆弱信心。在資本控制國家政權的前提下，美國壟斷資本化公為私、持續掏空國家財政根基的行為不會受到任何遏制，美國國債規模的膨脹依然會繼續下去。盡管當前美國國會在債務上限問題上依然在討價還價，爭斗的核心卻是在驢象兩黨將債務上限問題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和工具、爭奪美國聯邦政府從美聯儲借款所獲得的財政資金的使用份額上。

　　美聯儲被動拋售各種抵押證券，曾提出將以停止債券到期再投資的方式減持債券，毫無疑問在抽減美國名義社會資本的總規模，實際上是在削減美國金融資本的實力，同樣在削弱支撐美元全球體系的資本基礎。這種被動式縮表雖然能夠避免美元短期內迅速崩潰的可能，后果卻是美國資本勢力逐步從全球市場收縮，美元收縮所騰出市場空間，必然地被其他儲備貨幣所替代。而且可以指出的是，美元從市場收縮之后，想再次加入市場份額的爭奪并恢復原有的地盤，也成為不可能。美聯儲縮表既然是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那么美元被取代也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美元流通份額在全球市場收縮，還意味著美國的海外利益的失去和美國財政稅基的部分縮減。

　　為了保衛美元，美國華爾街不得不推動美元的市場升值、逐步緩慢加息，甚至到如今連壓箱底的縮表招數也想拿出來。顯而易見，美聯儲縮表的金融試探，是因為美元升值和美聯儲加息的市場效能大減，無法解決美國所面臨的金融戰略困境，無論是匯率戰還是利率戰，美國如今均無勝算。美聯儲在“縮表”問題上的小心翼翼，也彰顯了美聯儲的無奈和糾結。主動式縮表，毫無疑問會迅速摧毀全球市場對美元的尚存信心，刺激和引發美元回流本土的潮涌。作為一家曾經“領導”世界的中央銀行，其貨幣政策施行，無論擴表和縮表，在過去都是主動的，政策企圖生成，政策目標達成與否也是自己評估;而如今的“被動式”縮表的背后，則是全球金融環境和戰略窘境在壓迫著美聯儲不得不退讓，在美國的貨幣政策機制上無奈改變，這是數十年來美國金融霸權運行架構中的一種新現象。

　　很顯然，美聯儲在金融戰略上已經陷入進退維谷的境地。為了保衛美元的全球體系和美元穩定，美聯儲不得不縮表，自己種下的苦果自己吞。而由于美國財政窟窿的長期存在，美國國債規模膨脹過程不可遏制。為了維持美國國國家能力，美聯儲不得不為美國財政部墊款，使得美聯儲的擴表過程不得不繼續下去。美聯儲不得不在兩難中小心翼翼走鋼絲，維持一時是一時。這恐怕也是美聯儲縮表采取被動方式，緩慢進行的原因，

　　不過也要注意，美聯儲的縮表同樣也會成為新一輪金融戰的手段。這種欲遮還掩的縮表，和美聯儲的加息過程的艱難，有異曲同工之處。通過市場渲染，構造某種“美元荒”的虛擬景象，通過渲染“縮表”的種種所謂“神奇功能”，在市場心理上試探市場有關各方的反應，尋找國際金融市場、特別是是新興國家市場的容易攻擊的薄弱環節和對象。這種金融試探也是一種金融訛詐，同樣也在考較相關國家在金融抉擇上的應對;一旦應對出現缺失，相應的金融攻擊就會實際發生，定向打擊。最切近的例子就是美元債務問題比較突出的委內瑞拉。美國金融資本依然會困獸猶斗。

　　今后幾年的中國在金融戰略上值得注意的問題

　　先談談兩種思維的誤區。在觀察有關美聯儲縮表的種種輿論和觀點中，我們可以發現，至今的諸多金融思維，仍然停留在西方經濟學的語義和邏輯環境中，這種誤導性的理論邏輯還在推動對美聯儲這個逐漸褪去光環的神祇的膜拜，而罔顧當今世界種種革命性變革的新氣象。

　　在這些思維中，最讓人無語的是想當然地要對美聯儲“邯鄲學步”，似乎美聯儲縮表，中國人民銀行也必須來一個“縮表”，中國人民銀行不跟著縮表，就不自在。這種觀點完全無視中美兩國資本的相互競爭乃至可能最終相互絞殺和吞并的關系，因為美聯儲的縮表的一個潛在應對對象就是中國。

　　第二種就是中國有必要對美聯儲的縮表進行配合。這種思維同樣罔顧了中美之間的國家利益差別和戰略競爭;在美聯儲縮表的喧囂中，我們停止了拋出和置換美元外匯儲備，同時再次開始大批購買美國國債。實際上美聯儲的無奈縮表，其中一個重要的壓力來源就是中國拋出美元外匯儲備，促使大批美元回流美國本土市場。人民幣國際化的前提依然是中國資本對外輸出，有了中國資本的境外運動，才有了人民幣在國際市場的使用范圍擴大和人民幣逐步成為世界儲備貨幣。在中國對外資本輸出中，優先使用美元恰恰是因為我國美元外匯儲備過多，不得已而為之，長期而言這對人民幣國際化不是一個好事。

　　至于美國的財政困境，也不是我們非得去幫忙緩解不可。美國畢竟是一個百年強國，其經濟財富積累上的底蘊遠比我們厚實。公開數據顯示，從1776年美國建國到2007年金融危機之前，美國政府在230年間共發放9萬億美元國債，主要買家(47%)是美國政府內部盈余基金(Intra-Governmental Surplus funds)，包括社保基金(social security)、聯邦雇員退休基金(Federal Employees Retirement Fund)、聯邦醫保信托基金(Fed Hospital Insurance Trust Fund)、高速公路信托基金(Highway Trust Fund)和外匯平準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等。這些聯邦基金必須用超額儲備金(excess reserves)購買不可轉讓美國國債(GAS non-marketable Treasury)。剩余53%的美債基本由外國買家和國內機構買家平分，美聯儲持有小部分短期國庫債票(Treasury Notes)和短期國庫券(Treasury Bills)。自2008到2014年的美聯儲量寬政策期間，美國財政部在近7年的時間里發放了近9萬億美元國債，趕上了過去230多年的總額。我們有什么義務為別過自己制造的麻煩買單，去填這種不知所謂的黑窟窿??而且我們去當冤大頭，以美國人的無恥和狡詐，他們還未必領情。

　　以上兩種誤區都是將眼光局限于既有的美元全球體制，從而將中國的金融戰略置于被動和配合的位置;他們不想著如何增強人民幣的國際貨幣地位，反而不知所謂地“保衛美元”;他們認為只要跟著美國的腳步起舞，似乎就一切OK,這也是美國人最希望看到和最希望我們做的事情。

　　再說要提高兩種意識。一種意識就是金融的自主意識，也就是中國金融戰略是中國國家戰略或者全球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金融戰略構想、政策謀劃和制度建構，毫無疑問要服務于“一帶一路”戰略的執行，服務于中國的資本全球輸出、全球戰略部署和中華復興進程。這是中美金融戰略競爭和利益立場的根本性區別。

　　另一種意識就是我們處于一個新舊更替的時代的與時俱進意識。很顯然，目前的世界正處于國際經濟舊秩序向新秩序的過渡時期，中國主導建設的人類未來新體制和新秩序，恰恰是在舊體制中發端的，對舊體制有個逐步替代過程。我們要謀新體制建構之利，也要兼收舊體制仍舊發揮一些作用之惠。雖然我們仍然在美國主導的全球舊體制中，但是并不意味著我們要無底線地接受這種體制對我們的害處。在對待美國金融政策的積極應對抉擇上，我們同樣要注意趨利避害，在人民幣貨幣政策上保持我們的自主性、獨立性和提升主動性，避免被忽悠和誤導而自損。在維護中國利益的原則問題上，只能靠自己，從國家戰略需要和自身的利益出發，不能犯糊涂。中華五千年，我們是一路走過來的;隨著美利堅帝國的逐漸衰落和式微，中華復興之路只會越來越寬廣，越來越敞亮。

　　參考文獻：

　　全球“去美元化”進程聚焦系列，清湖漁夫;

　　《貨幣崩潰機制》，清湖漁夫;

　　《國債持續膨脹機制》，清湖漁夫;

　　《全球化的興替：對國際金融體制的另起爐灶》，清湖漁夫;

　　《“一帶一路”戰略和人民幣匯率下調的全球沖擊》，清湖漁夫：

　　《“美元升值”背后復雜的國際博弈背景》，清湖漁夫;

　　《  難產的美聯儲加息》，清湖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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