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我寫了《國家的元素》一文，主要談土地與人民，沒有涉及到任何社會性、政治性組織，甚至也未提及政府。
土地，現在又習慣稱領地，已經從傳統的陸地擴展到領海、領空和領土三個部分，它們都是物，是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支撐。
人民，或稱國民，或又稱公民，是國家組成中帶有感情的元素，亦是土地元素的守護者。
因為國家間有競爭，導致了世界的紛亂，中國在經歷一個特殊幾十年的演變后，人民的思想發生了認知上的錯感，相當多的人對“國家”二字產生誤讀，甚至把“愛國”視為一種愚昧，當中美關系面臨困境后，“中國好還是美國好？”被擺在了輿論導向的桌面上。
若問一萬次這個問題，我的答案都是“中國好！”
自己問自己，答案是“中國好！”
別人問我，答案還是“中國好！”
我沒有去過美國，就這么武斷地下了結論，一般來講會被人質疑為無知。
然而，我不在乎別人的看法，因為我有自己的思想基礎。
小時候，家里窮，父母帶我去親戚家參加喜事，白天，有吃有玩，高興得很，喜事結束，親戚讓留宿，父母都同意，可一到晚上，我無論如何都不肯睡覺，哭著鬧著要回家，無奈之下，父親只能依了我。
等我在城里定居后，雖生活早已無憂，但各家各戶之間也總有差別，孩子小時候去別家玩，能看到同學家里有更優越的條件。不過，一問起“是同學家好還是我們家好？”時，孩子會毫不猶豫地回家：“我們家好！”
“好”這個字不能簡單理解，它既有指標性判斷，又有非指標判斷。
對比人均GDP，對比科技創新能力，對比生活條件，是美國好還是中國好？
一家五口人，是住200平米房子好還是住50平米房子好？
上北大清華好還是讀個中專好？
是5G手機好還是2G手機好？
回答這些問題都不難，好，不好，都有確定的指標擺在那里。
但是，“好”的背后不只有指標，它還有情感。
別人家再好，也不如自家好，這里的“好”，好在別人家無法提供給你心中需要的那種寄托，一種可以從小就能感悟到的靈魂安全感，一種室內空氣中都能飄著愛的溫馨感，這些感覺，都不能用數據指標去量化。
如果把小家擴大為國家，如果把國家與人民之間的關系完全人格化，對于解決公知們幾十年來給中國人制造的思想混亂并不困難，“中國好還是美國好？”根本就不是一個問題，而是一個陷阱。
我們經常會提到“國格”二字，以為國格是一種抽象的概念，是一種只與少數人相關的政治門面。
其實不是。國格，本質上就是人格，一個國家所有人的人格總和就是國格的整體構成，一個人，在外國人面前不講人格，他喪失的就是國格。
當整個中華民族被日本人蹂躪的時候，汪精衛卻跑到日本參加“東亞共榮會議”，他在會上恬不知恥地歡呼：“我們要共榮！我們要勝利！”
換個人就不一樣，日本外相松岡跟斯大林談判的時候威脅說：“你如果說謊，我一定會取你的腦袋。”斯大林回答：“對我的國家來說，我的頭是重要的，但你也要小心地讓腦袋長在自己肩膀上。”松岡聽后，馬上笑著說：“我們都是亞洲人，讓我們為亞洲人干杯吧！”
汪精衛得到了什么評價呢？東條的評價是：“這樣的人頭腦簡單，不配受尊重。”
在外人面前，你丟失了自己的人格，同時就喪失了國格。
汪精衛日本獻丑后的兩周，羅斯福以高度熱情填補了蔣介石的失落，召集他去開羅跟丘吉爾三人會面，因為斯大林拒絕讓其參加著名的“德黑蘭會議”。然而，到了開羅，丘吉爾并不尊重蔣先生，他對羅斯福講：“蔣介石的主要興趣是打敗共產黨，使自己成為中國唯一領袖。”
無論斯大林還是丘吉爾，都對蔣的個人人格魅力極不欣賞，都不愿意把中國看成大國，領袖的人格低，中國的國格不可能高。
再換個時代，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成為全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喬冠華的那個仰天大笑被全世界廣為傳播，跟美國代表們的垂頭喪氣形成鮮明對比，整個會場為中國代表歡呼，那是最有尊嚴最有國格的一次演出。這種國格來源于哪里？來源于中國人的不屈人格。
近些年，西方國家還在繼續妖魔化中國，從國格上抹黑中國，這有西方人故有觀念的原因，更是國內部分喪失人格者到國際上自我矮化的結果。
有人，在西方領獎的時候，極盡媚態，不惜用各種文學與藝術的手腕丑化自己的國家，當他們獲得心理滿足和得到西方高度評價之后，整個國家的國格會因其墜落，他（她），可能以為自己因此完美了人格，但事實上，洋人的掌聲里并不都是贊美，還有嘲諷你是一位合格的“洋狗工具”。
國家，是小家的組合，在人格化之后，既與小家有相通之處，但又不全是小家之理，國家有政治，小家里沒有政治，小家的人格主要集中在情感，而國家的人格涉及面要寬泛得多，故矛盾點也更為復雜。
有些人，不惜以喪失人格之舉來降低自己國家的國格，很大程度上就因為沒有正確處理好國家的人格矛盾，而這其中又以沒有處理好小家私利與國家公利之間的矛盾為主。另外，他們還沒有認清人民與國家之間的共生關系。
人民，只要國籍沒變，他必與國家共生。國體可以變，政體可以變，階級可以變，組織可以變，一切之變，都變在社會關系受人民委托構建出不同的政治體系，變的不是國家根本，根本變了，或亡國，或碎裂。抵抗八國聯軍，是人民愛著這個國家，打擊日本侵略者，也是人民愛著自己的國家，并非愛著其它的什么東西。
如果試圖以降低自己人格來獲得外人的尊重，進而借外力來提高所謂的國際國格，基本上等同于自取其辱，過去的人失敗了，現在的人同樣會失敗。
清朝末期，洋人大舉進軍中國，部分洋務派認為，只要委身于歐洲，歐洲便會接納中國，但“洋務運動”最后發展成為“洋貨運動”。我們的鄰居日本，一直被認為是洋務維新的成功范例。但事實上，它也沒有成功，時至今日，它仍然只配做美國的一條狗，它的人格與國格都沒有實現質的提高。
白種洋人，在征服滿清之后，對中國人曾經有兩個評價：
一說中國人溫良正直；
一說中國人身上有過多的動物性。
他們口中的“動物性”所指何來？
也是兩個方面：一指中國人帶有原始的野蠻性；二指中國人容易象動物一樣被馴服。
總而言之，中國人的人格形象在西方人眼中是很低級很低級的，動物，再被尊重，最多也就是被養成寵物，不可能有比這更高的待遇了。
如果中國人真正看清了這個事實，我們可以比較清楚地得出一個鐵的結論：
無論你把人格降到多低來討好鄙視你的人，最終只會讓你自己的人格更低，一直會低到你不配為人。
同樣，一群人格極低的人組成的國家，國格自然也會很低，反復地降低國格迎合強權，最后就不會有國格一說。
清末名人陳季同曾經給中國人進行自畫像，最后的結果是畫不出任何體面形象，因為這個國家的人民形象其時已經嚴重被扭曲。
今天，我們該如何對自己的同胞進行重新畫像？
如果讓我畫，我會給出以下三幅面貌：
一群高級動物，他們的額頭上都寫了“有人格的洋寵物”，他們洋洋自得地認為自己在國內是最有人格的高貴者；
一群低級動物，他們還很愚昧，他們渴望依賴那群高級動物來提高自己的人格；
一群大寫的人，這是中國人民的主體，是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是中國得以保全的依靠，他們用自己的人格在維護著中國的國格。
古董文人辜鴻銘曾經說過：“東就是東，西就是西，各走各路，互不相融。”
這話錯了，東是東，西是西，但東西都只是概念，不是禁錮，開放的時代，任何事物都可以融合，只要是人，就不可能完全互斥。當然，任何融合的過程都必須是人的自動自發，都必須是人的平等自主，最后再上升為國家間的平等、獨立、自主。
美國人，歐洲人，他們走到哪里都表現得較為自信，他們有先天性自提人格的偏好，他們也有先天性弱化他人人格的偏好，這是國家力量的外在體現，也是國家賦予了他們國內完整人格權的外在體現。
中國人，如何完善自己的人格？國家對個人人格權該盡何種義務？
這將是我今后要闡述的人權命題。
寫于2024年12月7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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