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今天，我們幾乎不再聽聞“買辦”這個詞匯。盡管“買辦”一詞已不常見，但在大多數中國人心中，它依舊是一個帶有負面含義的詞匯，常常與“洋”字相連，成為“洋買辦”，指的是那些幫助外國人在中國謀取利益的人。
這種負面的解釋源自教員，他在其著名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一文中對“買辦”進行了定義，這一界定后來成為了共識，并在中國的影視作品中塑造了“買辦”固定的負面臉譜形象。
然而，到了1996年，像梁曉聲這樣的知識份子開始對這類人群的傳統定義提出質疑。通過親身接觸那些“為外國人在中國工作的人”，他發現“買辦”并不像電視上描繪的那般可怕。
甚至有一段時間，社會上流行著一種認為“買辦”比一般中國人更優越的風氣。這讓冷月感到很困惑，雖然每個國家都有代表外國利益的本國公民，但很少有國家像中國這樣，讓本國公民如此熱衷于這一角色，甚至感到自豪。
一個可能得原因是因為外國企業提供的薪酬和福利遠超過本國企業，正如當時為日本經濟利益服務的歐洲人在西方也是少數。
這在當時的確是現實。
1996年，隨著西方企業紛紛進入中國，他們感受到了這個人口最多國家對他們的熱情，也看到了市場的巨大潛力。但同時，他們也聽到了許多早期進入者的抱怨，即“中國人的真誠和熱情是一回事，但中國人的工作效率是另一回事”。
因此，大多數進入中國的企業都需要一些對本地市場極為熟悉的人來為他們開路。那時，為西方人工作不僅能獲得比在本國企業多得多的回報，有些人還能獲得雇主國的居留權，這是那時甚至直到今天是許多中國人夢寐以求的。
所以，新一代“買辦”，就在那個時刻閃亮登場了。
在1996年，新式的“買辦”主要有三類人：
1、中國部分官員的子女（不是指全部）；
2、久居海外但在中國大陸有深厚國際人際背景的華人；
3、雖然“改革開放”以后才初到國外卻立志從商渴望相遇外國“明主”的中國人。
他們之中有一部分人本身就是中國官員的子女。在1997年新年前夜，梁曉聲接受邀請參加了“在京外國商務代表聯誼會”，在那兩三個小時里，他與眾多“代表”進行了極為親近的交流，這種情景如同一場生動的紙上戲劇。作者提到，他們得到兩位外籍嘉賓的稱贊，仿佛這意味著他們在市場上的名牌地位。
他們竭力向外國人展示自己并非對方想象中的典型中國人。他們大多數人都持有外國居留權。他們中的男性擔憂自己在外國年輕女性眼中僅僅是被外國人雇傭的高級“中國勞工”，他們相信外國人更偏愛中國的知識分子。
他們中的女性已經看不上一般的中國男性，期望自己能嫁給外交官、科學家、學者、著名教授。隨后，隨著西方企業對中國市場的深入了解，“買辦”這一角色逐漸淡出歷史，轉而成為了西方企業的“中國員工”。
王震同志說，教員比我們這些人早看五十年！
劉少奇夫人王光美同志后來也說：看今天的社會，教員當年是對的！
相信少奇同志如果泉下有知，也會認可光美同志的這句話的······
至于當前是否仍有“買辦”存在，那就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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