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徐向前在其回憶中卻稱,當時他就對朱張陳此案不以為然,且頗有“微辭”——
我仔細考慮了這個方案(引者注:即西北局朱、張、陳9月13日的建議),認為主要問題是在西蘭通道地區與敵決戰,我們占不到便宜。據情報說,胡宗南的第一師、第十八師十八日即可抵咸陽,第四十三、四十七兩師隨后跟進,再加上王均第三軍和毛炳文師及馬家軍的兵力,敵優我劣的態勢相當明顯。而戰場選在西蘭公路附近,敵人運輸方便,調兵迅速,我軍南北夾擊不成,反會遭到敵人的左右夾擊。同時,三個方面軍都向陜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糧困難,不便大部隊久駐,也是嚴重問題。[1]
如徐向前所述,當時他對朱張陳“三個方面軍協同作戰之建議”的“微辭”是基于這樣兩個理由:
?、灞本种鞆堦?月13日建議的“主要問題是在西蘭通道地區與敵決戰,我們占不了便宜”;
?、?ldquo;三個方面軍都向陜甘北集中,那里人口稀少,就糧困難,不便大部隊久住”。
然而我們在朱張陳13日建議及同一天里張國燾致徐向前、周純全電報的原版文字中,無論如何都讀不出“在西蘭通道地區與敵決戰”或“三個方面軍都向陜甘北集中”的意圖來:朱張陳策劃的“三軍協同作戰”,實際上就是一次襲擾遲滯敵軍的行動——“截擊交通與解決資材”,動用兵力及規模都有限,而且也看不出有“三個方面軍都向陜甘北集中”的意思……
那么,徐向前的“微辭”,究竟是對什么有感而發的呢?
如果我們能夠確認徐向前的這些“微辭”的確就是他當時所思所想的話,那倒更像是針對中共中央領導人于1936年9月14日18時致西北局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的內容——也就是中共中央將“分攻寧、青”變作“合取寧夏”的那個電報的內容。
9月15日,收悉了西北局13日建議后的中革軍委復電朱德、張國燾、陳昌浩,更進一步強調:“彼此意見大致一致,惟我們意見四方面軍宜迅以主力占領以界石鋪為中心之隆、靜、會、定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區,不讓胡敵占領該線,此是最重要著……”,“我們已派一個師向靜寧線出動。如此當可滯阻胡宗南之西進,而便于四方面軍之出到隴定大道,并準備作戰。一方面軍主力如南下作戰,則定、鹽、豫三城必被馬敵奪去,于爾后向寧夏進攻不利,故在未給馬敵以相當嚴重打擊以前,不宜離甘寧邊境。對東敵作戰宜以二、四方面軍為主力,一方面軍在必要時可增至一個軍協助之。”[2]
同日,中革軍委還致電西北局,建議“四方面軍宜在五天至七天內以主力出至隆德、靜寧、會寧、定西大道,控制以界石鋪為中心之有利基點,遲則界石鋪通渭大道有隔斷之虞。”[3]
中央這兩天前前后后三個電報,有兩個字強調得最多——主力!
這也是中央部署與西北局朱張陳建議最大的不同之處——這才更像是要組織“決戰”(其實中央并無此意——幾天后中央即有專電釋“決戰”之疑),這才更像是“三個方面軍都向陜甘北集中”(其實也不是,當時中央部署說得很清楚——雖然后來因形勢及敵情變化作出了改變:“當一、四兩方面軍奪取寧夏時,二方面軍仍在西蘭大道以南,包括陜甘邊與甘南,擔負箝制敵軍之任務”)!
而中央的這個“部署調整”,與張國燾對“西進”執著糾結的心態,肯定是對不上榫頭的。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證明了這一點。
1936年9月15日19時,在漳縣前線的徐向前提出了一個向相反方向行動的建議:
朱、張、陳:
A、據二十三年度甘省建設月刊載,永靖之蓮花渡有浮橋和渡船,各縣人口河州二十七萬、靖遠六十一萬、古浪十三萬、民勤十三萬、永昌五萬五千、涼州二十萬。
B、建議我軍出青馬敵后,宜速集兵取或圍河州,搶蓮花渡,便爾后行動。敵騎宜活動地區,我步兵不便游擊,應速擴展騎兵活動。
C、已令宏坤大部集磅[榜]羅永辛,九團兩營今日出動,令芳趕回集山丹。
D、已令先念派一個團往首陽集、汪衙,九軍特(務)團不知住何處,已令王全齊集大砦子待命抵擋王均。
徐[4]
這個建議比較簡潔扼要,基本上沒有言及戰略方針問題??梢哉J為,這是作為軍事指揮員的建議者是根據自己所處環境以及能夠得到的信息,所作出的他自己認為最合理的行動方向選擇的建議——建議者本人一直在前線,并沒有直接參與西北局朱、張、任、陳與中共中央之間關于紅軍戰略行動方針的醞釀磋商。
《歷史的回顧》中稱,徐向前的這個建議,是針對西北局朱張陳13日電的內容提出來的,而中共中央通報共產國際指示及相應部署調整的電報都是發給西北局朱張任或朱張陳的(有的電報包括賀龍、劉伯承),所以筆者暫時還無法確認:正在漳縣前線的徐向前在如此動議之前,是否已得悉中央部署調整的基本內容?其動議究竟是針對中央部署而提出來的?還是如其數十年后的回憶文字所言,是針對朱張陳“三個方面軍協同作戰之建議”而提出來的?……
然而,徐向前這個建議的確是出自于中央部署調整傳達至西北局之后(考慮到收譯電文的時差,這個“部署調整電”不一定能在15日就傳達到了當時正在漳縣前線的徐向前)。
隨即,產生了兩個后果:
其一,如果遠在漳縣前線的徐向前確實不了解中央“部署調整”及調整緣由,由此帶來對中央的誤解進而結下的難了心結,也就順理成章了。
其二,徐向前的建議,馬上被懷揣著小九九的張國燾利用了。
張國燾,他變臉了!
注釋
[1]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3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2]《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于滯阻胡宗南部西進對三個方面軍的行動部署復朱德等電(1936年9月15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2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另:《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8月第2版,第362頁)和《中國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第695頁)將該電簽發時間誤判作“1936年9月13日”。
[3]《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關于紅四方面軍宜以主力控制隆靜會定大道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年9月15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68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4]《徐向前對作戰部署的意見致朱德、張國燾、陳昌浩電(1936年9月15日19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69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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