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認為，張國燾對這個中央“分攻寧、青”計劃響應積極的原因有三——
其一，要在當年[1936年]12月執行“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任務的前提條件，就是必須在甘南地區建立相對鞏固的根據地以為后方，這對剛走出草地來到這片相對安定和富裕地區的紅四方面軍將士來說，是一個極其難得的舔傷裹創休養生息之所在。
張國燾就曾在《我的回憶》中留下過這樣的回憶文字：
8月間我軍從岷縣西南，走出崇山峻嶺和草地，全軍皆大歡喜，岷縣一帶是甘南較富庶之區，集鎮村莊，星羅棋布，人煙稠密。吃厭了青稞牛肉的我軍，這里可以大嚼面粉疏菜，自是特別愉快，而且幾百里地區，敵軍防務相當空虛：駐岷縣的魯大昌部系雜牌部隊，戰斗力薄弱，只能據城防守；駐天水的胡宗南部，又為我右路軍牽制，因此，軍中就有人發生留戀這個地區的念頭。[1]
這不就是毛澤東浪漫詩句“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之張氏散文版么？
張國燾如果不是那么健忘的話，他也應該有“悔不當初”之愧嘆：要是年前就按“建立以岷州為中心的根據地爾后向東發展”的《夏洮戰役計劃》行事，兩大主力紅軍共同北上，在這方天地打一片局面出來，中央何致落荒而走，自已也不致南下碰壁，現在又該是何等光景？——那時節，徐、陳所率的右路軍距此間不過幾天的行程，卻戛然止步，掉頭南下，真是令人扼腕！而那會兒的自己哩？還預言人家“不拖死也會凍死”，可笑啊！……
這當然是夢境中事了，張國燾是從來不會作這種反思的，要不他就不是張國燾了——他在同一篇回憶文字中是以這樣的理由為自己“南下”開脫和辯白的：“如果在一年前我軍果真全部自毛爾蓋去到陜北，恐怕早就要餓死人了……”[2]
這個辯白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即或從“無過推定”的前提出發而不對此言作“立場”和“路線”方面的過多批評，這位“張主席”也實在是太健忘了——或許因為身在國外無法查閱當年的原始文獻資料作參照之故？當時黨中央在沙窩會議和此后毛爾蓋會議上擬定的“北出陜甘”的方針是一個“川陜甘計劃”，具體而言就是全軍進至夏河洮河流域與敵決戰并建立以岷州為中心的根據地的方針，向陜北或陜南或川北發展只是夏洮戰役計劃實現后依托“以岷州為中心的根據地”的“下一步方針”。當時這個地域敵軍力量薄弱，人口較多產出相對豐富，紅一、四方面軍集全軍之力打出實現這個計劃的勝算極大，相較于“南下”或“西進康北”，“吃飯問題”也更容易解決！而黨中央在俄界會議上之所以決定直奔陜北，那是因為僅幾千人馬的中央紅軍一、三軍團已無法獨立完成“夏洮戰役”與敵決戰的計劃，落難之人投靠窮親戚那是別無選擇！
再者說了，“張主席”為何就不想想：雪山草地間的幾度徘徊，“早就餓死了”多少人？
其實更為可悲和可笑的還是當代人：有些研究者不從“全部事實的總和”中去細作研判，卻在“張主席”可悲又可笑的自辯中尋章摘句，偏偏挑這句話為“張主席”洗清“冤枉”，還印成了鉛字兒，擺出一副要“還歷史于本原”的公允面目，有意無意地硬要把“張主席”的頑冥不化固執已見與紅四方面軍廣大將士奮斗經歷混作一談！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面對紅四方面軍留在雪山草地中的那些紅色英靈的——這當中好多就是紅四方面軍中最能打仗的一批人！
可嘆啊可嘆！
其二，執行該案，就意味著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要各自完成自己的戰略任務后才能會師，這對于剛走出失敗陰影的紅四方面軍將士來說，既能在會師前的相對獨立的創業過程中獲得重新證明自己的機會，又不致于與國民黨軍中央軍主力硬碰，那當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
更何況，這也是張國燾本人圖謀已久的“最佳的退路”[3]。
其三，對于年前力主“南下”而且摻和了“另立中央”的許多人來說，這樣可以暫時避免雙方再次會面后的尷尬。待到各自任務達成后再照面時，大家都帶著各自的功勞苦勞，大家都執行的是“國際路線”，湊足了本錢再說話，誰也不比誰矮三分，過去的一切不快也必將被時間沖淡，誰還好意思去“清算”誰的“錯誤”？……
據諸多當事人回憶，此間的張國燾，就是“以四方面軍獨立進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聯系新疆邊境”最積極的鼓吹者——當然也是作為該案前提的“甘南根據地”的積極主張者——他的糾結心理，應該是所有人中最為嚴重甚至最為極端的：“另立中央”是個什么性質的“錯誤”，這個“錯誤”有多嚴重，他心中非常清楚明白！如此，只有在會師前盡力自創一片天地，才有可能獲得以實力說話，“誰也不比誰矮三分”的對話地位——也就是在黨內斗爭中保全自己的地位！
他自己留下的回憶文字或可佐證一二：
……四方面軍的同志，也覺得河西走廊將是未來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們可以大顯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與一方面軍擠在一塊，再發生磨擦。
……
關于解決黨內爭端問題。多數（人）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陜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后再談黨內問題，……我也說到共產國際已知道我們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策略，又批準了我們的西進計劃．兩個中央對立的形勢也已解除了，四方面軍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腳，莫斯科仍會照原議支持我們，并不會將我們視作是反共產國際的分子。[4]
而這個很對張國燾心思的方案，后來的西路軍基本上踐行了——除了“進取青海”。
這種“心思”與“方案”的對接，表明幾個月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將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歸結于“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并非無中生有：雖然在這個時期，張國燾與中共中央之間似乎在“打通國際”的路線選擇上有了一定程度的共識，但用意卻完全不同——也就是“思想和路線”完全不同：中共中央的戰略重心在黃河以東而不是以西，張國燾卻依然揣著“向西退卻”的小九九。
關于這個時期的情況，傅鐘回憶道：
在西北局內部，張國燾同朱德、任弼時同志的爭論日益深刻和嚴重。從八月九日由救濟寺出發以來，黨中央對抗日統一戰線的發展形勢，對紅軍總的戰略任務和冬季作戰計劃，頻頻發來指示。而張國燾口頭上贊成統一戰線策略，實際上是另一回事。他不相信在日寇加速全面進攻和全民抗日運動繼續高漲的條件下，國民黨及其軍隊大部或全部有參加抗日的可能。見到《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他說這像是韓愈的《祭鱷魚文》，是不著實際的幻想；他還指責黨中央提出成立國防政府，是重復法國鎮壓巴黎公社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口號。弼時同志針鋒相對地駁斥他的謬論，批評他根本不相信統一戰線，不曉得如何估計階級力量的變動；給他指出，不能看到紅軍數量比過去少了就以為整個形勢都不好，只有向西撤退，這是機械唯物論的錯誤觀點。張國燾本來沒有一點理論，更不接受馬列主義理論，立刻搶白說：“機械唯物論總比唯心論好一些。”他不可救藥到這種地步。
本來，朱總司令是主張四方面軍不要在甘南停留而逕直跨過西蘭公路去會合一方面軍的。后來陳昌浩也提過，四方面軍向隴東北前進。張國燾則相反，想往西去，甚至不知羞恥地說：“打日本不是簡單的。我們現在的力量就是再增加十倍，也不見得一定能打贏它。我們只能將西方變為蘇維埃的后方，做前方抗日紅軍的后備軍。”朱總司令嘲笑他膽子太小了，說：“四川軍閥打仗是溜邊的，碰上敵人繞彎彎，見到便宜往前搶。國燾同志你莫要溜邊邊呀！我們長征是要到抗日的前進陣地，紅軍要成為抗日先鋒軍、模范軍。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向綏遠、寧夏進攻，敵情在北面吆，你老想向西去，當然打它不贏，只是跑得贏了！”[5]
如果對張國燾的這些說辭僅作表象上的靜態考量，可能會有不少人認為這是“實事求是”——張國燾并沒有說錯呀？符合事實也符合常識呀？然而共產黨人手中捧著的是“辯證法”的寶典！在這部寶典中，“一切都在運動之中，一切都在變化之中”，力量的對比不是靜態的而是動態的，是可以變化和重組的，也必定會變化和重組的！共產黨人就是要勇敢地參與這種“變化和重組”，積極地促進這種“變化和重組”，進而主動地引導這種“變化和重組”朝著有利于革命力量的方向發展，在這種“變化和重組”中發展和壯大的革命力量，尋求和造就強弱相互易位的客觀態勢，從而確立自己不可戰勝的地位，乃至取得最終戰勝對手的機會……
“南下”與“北上”的爭論，其本質就是“偏安”與“進取”的分歧。只要“偏安”與“進取”的不同主張存在，那么兩種方針，兩種路線和兩種戰略的斗爭就會存在！后來張國燾雖然被迫北上了，卻又與黨中央產生了“向西”還是“向東”的分歧，就足以說明這一點——實際上，就在張國燾與黨中央在“南下”與“北上”的產生爭論的前后，就已孕育著“向西”還是“向東”的分歧。
歷史證明了黨中央的遠見卓識，也證明了張國燾的鼠目寸光！
不可同日而語啊不可同日而語！
有西路軍幸存將士回憶，張國燾的這些說辭，陳昌浩等西路軍首長在西路軍西進河西走廊期間甚至“西安事變”爆發后，也作過類似表述，而且還直接影響到了相應的決策和行動——對此，陳昌浩在1961年5月10日的談話中，也予以了間接的證實[6]。
畢竟張國燾久為紅四方面軍的“第一把手”，要消除“國燾路線”的影響，絕非一朝一夕之功。
注釋
[1]張國燾《我的回憶（下）》第508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2]張國燾《我的回憶（下）》第521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3]張國燾《我的回憶（下）》第432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4]張國燾《我的回憶（下）》第505～第510頁，東方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5]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76～第77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歐陽毅《關于西路軍問題》（1937年9月26日手稿），原件存中央檔案館；陳昌浩《1961年5月10日的談話》，劉統《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斗爭紀實》第342頁，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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