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已在岷州會議決定上簽了字的張國燾心有不甘，遂于20日連夜策馬趕往漳縣前線。

　　陳昌浩回憶了那天晚上的情況：

　　……他（注：指張國燾）最后以總政委的身份決定西進，決定后就調動部隊。那時，我和朱總司令、劉伯承都談過了，無論如何要會合，會議的決定不能在半路上違反。向前那時不在，可能他先到的漳縣。我認為張國燾的決定是錯誤的，我有權推翻他的決定，即以四方面軍指揮部名義下達命令，左翼部隊停止西進，準備待命；右翼部隊也停止西撤。

　　命令下后，張國燾就知道了。他深夜三點多鐘找我來了，談幾點：⑴我無權改變他的計劃；⑵命令是錯誤的，今天革命形勢應該保存四方面軍；⑶會合后一切都完了，要讓我們交出兵權，開除我們黨籍，軍法從事。說到這里就痛哭起來。我當時表示：⑴誰有權決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決定是錯誤的；⑵必須去會合，會合后就有辦法了，分裂對中國革命是不利的。我們是黨員，錯誤要向中央承認，聽從中央處理，哭是沒有用的。談到這里張國燾就走了。我以為他回去睡覺了，準備明天再去漳縣對向前說明。但哪知當天晚上他就連夜到漳縣了。我知道后立刻騎馬趕了去。……[1]

　　21日，趕到漳縣的張國燾召集徐向前、李先念等前線軍事指揮員重新計議。計議的結果是“槍桿子指揮了黨”：推翻西北局岷州會議決議，紅四方面軍全軍掉頭折返，在永靖、循化一線渡河西進——也就是徐向前15日建議內容。更有甚者，張國燾還電令岷州的紅軍總部通訊部門負責人：“未經我簽字的電報一律不準發出”[2]——封鎖朱德等向黨中央匯報的渠道。

　　《歷史的回顧》對張國燾趕赴漳縣游說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的過程是這樣陳述的：

　　我們正忙著調動隊伍北進．張國燾匆忙趕來漳縣。進門就把周純全、李特、李先念等同志找來，說，我這個主席干不了啦。讓昌浩干吧！我們大吃一驚，莫名其妙。問了問情況，才知剛開完岷州會議。會上陳昌浩和張國燾的意見不一致．陳昌浩得到與會多數人的支持，張國燾的意見被否決，分歧的焦點是：陳昌浩主張立即北上靜、會地區，會合一方面軍，與敵決戰。張國燾則認為，既然一方面軍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軍獨力在西蘭通道地區作戰，十分不利。主張西渡黃河，進據古浪、紅城子一帶，伺機策應一方面軍渡河，奪取寧夏，實現冬季打通蘇聯的計劃。這是張國燾與陳昌浩共事以來，第一次發生尖銳爭論。加上他有個另立“中央”的包袱壓在身上，所以情緒很激動，還掉了淚。他說；“我是不行了，到陜北準備坐監獄，開除黨籍，四方面軍的事情，中央會交給陳昌浩搞的。”我覺得陳昌浩在這個時候和“張主席”鬧得這么僵，似乎有點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適。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勸了張國燾一通。關于軍事行動方針問題，我們說，可以繼續商量。

　　張國燾來了勁頭，指著地圖，邊講邊比劃。大意是說，四方面軍北上靜會地區，面臨西蘭通道，與敵決戰不利；陜甘北地瘠民窮，不便大部隊解決就糧問題。如果轉移到河西蘭州以北地帶，情形會好得多。從軍事觀點看來，我們都覺得張國燾的意見，并非沒有道理。于是，當場制定了具體行動部署：四方面軍以兩個軍從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搶占永登、紅城子地區作立腳點；以一個軍暫在黃河渡口附近活動，吸引和牽制青海的馬步芳敵；以兩個軍繼續布于漳縣、岷州地帶，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這三個軍再渡河北進。主力出靖遠、中衛方向，配合一方面軍西渡黃河，共取寧夏。這個方案，一是避免了在不利地區同敵人決戰；二是吸引了胡敵南向，減輕了對一方面軍的壓力；三是并不違背中央關于兩軍先取寧夏、后取甘西的戰略企圖；四是便于解決四方面軍的就糧問題。部署既定，張國燾即電朱德、陳昌浩，要他們來漳縣會商。同時，令部隊調動，準備循化地區渡河。[3]

　　與此同時，蒙在鼓里的朱德還以為已經在岷州會議決定上簽了字畫了押的張國燾此去漳縣是落實“北上”部署的，20日那天晚上他還電告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甲、張于本日已北進，我明日率總部行動。乙、每晚請通知敵情一次并切實聯絡。丙、親譯密電悉，已釋疑慮，現迅速取得會合在會寧道上以便消滅胡敵。丁、請大大動員擁護這一會合[4]”。殊不知這才僅僅過去一個晝夜，張國燾就翻了臉，不但成功地忽悠了紅四方面軍主要將領把原則之爭當作哥們兒之間的“權位之爭”，而且還要剝奪他這個“紅軍總司令”向中央發電報的權力！

　　幸而紅軍總部還有黨性未泯的領導人，幸而總部通訊部門還有黨性未泯的負責人，幸而朱總司令一年以來身處逆境卻依然忍辱負重顧全大局的度量胸襟感動感染了諸多紅四方面軍將士，朱總司令終于突破封鎖向黨中央匯報了這個重大變故——更重要的，是表達了西北局乃至紅四方面軍內部擁護中央部署反對張國燾“變臉”的意見：

　　英、洛、毛、周、彭、賀、任、劉（指人密譯）：

　　（甲）西北局決議通過之靜、會戰役計劃，正在執行，現又發生少數同志不同意見，擬根本推翻這一原案。

　　（乙）現在將西北局同志集漳縣續行討論，結果再告。

　　（丙）我是堅決遵守這一原案，如將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負此責任。

　　朱德[5]

　　然而，獲得了徐向前等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支持而有了底氣的張國燾這回是鐵了心！朱德總司令突破封鎖迭電勸阻不果，趕至漳縣勸阻仍不果，紅二方面軍任、賀、關、劉首長來電勸阻還是不果，中央迭電再陳利害仍然不果——張國燾擺出的就是一副“九頭牛都拉不回來”的架勢（竟然還聲稱是因為“完全同意國際指示”）！大概他覺得此番出走已成定局，又跟年前草地分裂前一樣，勁頭很足，口氣也很沖，一口一個倘如按中央意圖辦就要“斷送紅軍”……

　　《歷史的回顧》中對漳縣會議這段史實只有簡單的一段話：

　　次日一大早，陳昌浩趕來，見這邊都同意張國燾的方案，他也不再堅持原來的意見。朱總司令到來后，亦同意照此決定行動（？？？），并提出應報告中央。張國燾一面起草電報向中央報告，一面令部隊開始行動。[6]

　　而另一位與會者傅鐘的回憶則詳實清晰得多：

　　到了漳縣城外的三岔，見到前敵指揮部的徐向前總指揮、周純全等同志。接到通知的委員們也先后到達了。這時我才知道，張國燾到漳縣之后大發陳昌浩一通牢騷，說四方面軍就讓陳昌浩干吧，我到陜北坐班房，根本不提會議的決議，似乎只是他和陳昌浩之間的個人意見分歧。再加上僅從四方面軍這個局部看，可以避開胡宗南這股強敵，西渡黃河也有好處。他爭取到前敵指揮部同志的同意，就下達了停止北上，轉頭西進的命令。部隊已經行動，朱總司令“停止一切行動”的命令并沒有執行。看來木已成舟，難再挽回了。

　　這次開會張國燾情緒又很好，氣也消了，牢騷也沒有了，也不提辭職的事，查著地圖講了很多。因為有人說他擅自改變會議決議，不合組織原則，他首先為自己辯解，說上次討論不充分，有的委員沒有參加，這次詳細討論也不能算錯，定出好的文字，減少部隊損失，是件好事，等等。更多的還是講他那個西進方案的“優越”。他說：西進的地區人口稠密，部隊供應容易解決，過黃河的困難也不大，青海、甘北的馬步芳、馬鴻逵（注：應為馬步青）總比胡宗南好對付，從那里也可以和一方面軍會師。再說，北上靜會作戰也要充分估計我們的能力。部隊剛剛走出草地不久，到甘南又連續作戰，沒有休整，相當疲勞，人員彈藥都不足，單說五軍，炸彈十個有五個打不響。胡宗南呢？近年幾乎沒有多少戰斗消耗，人員裝備齊全，且供應充足。兩下一比，我們不得不作萬一之想。上回我說北上會靜是斷送紅軍，不是嚇唬人的。

　　……

　　朱總司令作了長篇發言。他語氣緩和，詳細地、有分析地比較了兩個方案，輕輕帶過張國燾擅自改變黨委決議的錯誤，也沒說張國燾的西進計劃反對中央統一部署，只說原來方案比第二個好處更多。朱總司令用心良苦，他在盡量緩和空氣，消除對立情緒，以求爭取他們執行原來方案。

　　他說：原來方案最大的好處是三大主力紅軍早日會師，統一領導，統一指揮，增強紅軍力量，使蔣介石阻止紅軍會師的企圖破產。這個局面，會增加張學良等主張抗日的國民黨軍隊將領的信心，和我們一起迫使蔣介石放棄內戰，進行抗日。共產國際有這個要求，黨中央也是這樣部署的，目的是早日實現全民族抗日統一戰線。從軍事上也是可行的，僅從四方面軍看困難確實不少，三個方面軍相互配合，協同作戰，困難可以克服，如果先胡宗南之前占領會靜地區，那形勢就更為有利。這個戰機萬萬不可失之交臂。第二個方案，很明顯三個主力紅軍會師不知何年何月，至少要推遲，這就會影響張學良決心，實現抗日統一戰線要延誤，一、二、方面軍的側翼也要暴露，處境艱難。所以我堅持第一方案，從抗日全局看，第一方案優點多。

　　陳昌浩比我們早到漳縣一步，可能已經受到指責了，情緒不好，也表示不想當方面軍政委。他在會上只是表露個人感情，對方案本身談得不多。

　　我除了表示同意朱總司令的分析，并說向北是對的，往西是不對的。同時還對一些人對岷州會議提出的質疑作了說明，也勸陳昌浩不要辭職，不管怎樣，都需要同心努力做好工作。　　

　　這次會上，在前敵指揮部的同志談得較多，表示支持第二方案，而且部隊已經行動，讓張國燾收回成命是不可能的。　　

　　再僵持下去更會延誤時間。朱總司令無可奈何地說，那就暫照第二方案執行，大家作好工作，減少損失。我建議向中央報告，如中央不同意，就堅決執行第一方案。[7]

　　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的《朱德年譜（1886～1976）·上》（新編本）記載：朱德在這次會議上幾次發言，堅決維護岷州會議關于北上的方針，闡明紅四方面軍和紅一方面軍會合對整個形勢是有利的。他責問張國燾：現在迅速北上，可以不經過同敵軍決戰而實現會合，“可能會合為什么不會合？”

　　他還說：

　　岷州會議的決定是西北局成員集體論討論作出的，作為西北局書記，已簽字同意北上計劃，但未經西北局重新討論，又馬上改變計劃，是不允許的，即使是黨的書記也要根據決議來工作，這是關系到組織原則的嚴重問題，應當弄清楚。改為執行西進計劃，是要受到重大損失的。[8]

　　雖然會議最后采納了張國燾西渡黃河的意見，朱德還仍堅持岷州會議原案，要張國燾對這個改變負責，并向陜北報告。[9]

　　為了解除張國燾、徐向前等“四方面軍主力將獨立迎擊胡敵”的顧慮——《歷史的回顧》曾經有過表述[9]，彭德懷還于1936年9月25日電請毛澤東轉致朱德、張國燾：“奉毛主席電令，一方面軍主力配合四方面軍夾擊胡宗南北進部隊，二十七日開向將軍鋪、單家集出動。[10]”。

　　可張國燾仍然要一意孤行。

　　注釋

　　[1]陳昌浩：《北上和西進的爭論》，《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6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張國燾關于未經他簽字的電報一定不準發出致周子昆等電（1936年9月21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4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1版。

　　[3]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33～第33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4]《朱德關于北進會合致中革軍委電（1936年9月20日21時）》，《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1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朱德關于少數同志擬推翻西北局決定之靜會戰役計劃原案致林育英等電（1936年9月22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14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第1版。

　　[6]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34～第33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7]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84～第78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朱德在漳縣中共西北局會議上的發言（節錄）（1936年9月23日）》，《朱德年譜（1885～1976）·上》（新編本）第58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9]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33頁，第31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10]《彭德懷關于配合紅四方面軍夾擊胡宗南北進部隊致毛澤東轉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9月25日）》，《鞏固和發展陜甘蘇區的軍事斗爭⑴》（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2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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