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周前，我們曾經發布過一期以人際交往中的“圓滑”為話題的集體寫作，以精彩片段的形式，分享了許多朋友的見解。為了彌補“未窺全豹”的不足，我們在那篇文章的末尾設置了一次投票，鼓勵讀者們選出自己最想看到全文的篇目。

　　在大家的熱心支持下，我們整理了票數前三名寫作者的全文，將它們完整地呈現出來。這三篇短文都從自己的真實經驗出發，探討了自己對“圓滑”的理解和態度。@阿目將“圓滑”視作一種現實中的策略，肯定了它的工具價值，但同時提示我們警惕“圓滑”蘊藏的“墮落的危險”。在此意義上，群體成員相互幫助和警醒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鈍感超人光波則直白地告訴我們，不必過于擔憂“圓滑”會損害“自我”的某種“純潔性”；在真正的工作場域中，我們的適應能力會大幅增強，完全有可能逐步靠近一種為人純粹，處事圓滑的平衡狀態。而@勒塞河的無盡區仍然強調代際之間“圓滑”教育中“自我”的能動性：我們需要對某些話語保持著一種可能有時“過激”的警惕性，這種警惕既是某個場域中弱勢者的專屬，也是逃逸以至反抗的可能性所在。

　　“圓滑”作為一個有些抽象的詞語，本身指涉著很多紛繁復雜甚至自相矛盾的內容。因此，對它的認識和應對方式也很難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守則。每個人基于自己的具體處境，需要具體地判斷怎樣“圓滑”或“不圓滑”地處理問題。集體寫作的意義正在于此，每位寫作者都是立足于自己的經歷和認識，與我們分享看法；而讀者也可依照自己的境況，閱讀復數的答案，理解更多的可能，并在放下這篇文章后，轉頭去摩挲“圓滑”與“自我”之間的尺度。

文｜叁零柒茶座

　　@阿目.

　　原子化的個體通常難以擺脫環境的強大力量，需要社群與志同道合的伙伴間的支持、互助和行動，才能一定程度上讓個體的“圓滑”納入到進步的實踐中。

　　我想從一個很小的切入點談談“圓滑”。其實與很多伙伴一樣，我覺得“圓滑”這個詞的總體貶義色彩挺重，能換個詞或許更好，但這樣的特性也提供了討論的空間。

　　關于“改變世界”，總有一個悖論：我們只能從要變革的現狀出發，總得在“想要改變的現實”中行動。這其實也可以推廣到生活中任何的“創新”上。既然只能從現實出發，就始終離不開對已有規則的理解甚至踐行，以獲得資源、支持等為做成某事或實現改變鋪平道路。相反，若完全以抽象的理想社會的倫理理念進行思考和實踐，容易變成對改變的束縛。

　　我會在此狹義的角度一定程度上正面地理解“圓滑”。“圓滑”可能是一種方法，通過對現實中的規則的深刻理解和實際踐行，從而保證某些超越現實目標能夠實現。從歷史看，實踐者往往需要“圓滑”的政治斗爭技巧和群眾工作方法，爭取多方力量支持，瓦解統治階級的聯盟等，以實現目標；從現實中小的工作看，除非你已是主流秩序中認可的“大佬”且在做主流的業務，否則同樣需要運用“人情世故”獲取資源，把事兒辦成。

　　但若這樣看待“圓滑”，其中的“目標”就變得非常關鍵，其必須具有進步的內涵或明確關聯上更廣泛的進步性的行動。最理想的狀態，我們能通過“暫時的圓滑”創造出“不必再圓滑”的條件。但“圓滑”的負面效應，或墮落的危險亦蘊含期間。圓滑中既有人際交往中應有的共情、尊重，也有許多由上位者/統治階級所制定或把持的糟粕，且后者絕不在少數。在長期的實踐總有逐漸“認同”的危險。一方面，踐行既有規則順手，總能“成事兒”，這本身就是一種激勵；更何況技能傍身，一轉用在壓迫性的事業上，盆滿缽滿，豈不美哉？另一方面，如果總是圓滑處事，人脈漸增，朋友圈層中難免越來越多同樣圓滑但“沒有靈魂”的人。置身染缸期間，難免逐步同化。這樣的例子在歷史和現實中都不少見。

　　那如果一定程度的圓滑是在現實中做出改變的必要條件，又有著墮落的危險，該如何是好呢？堅守目標/堅定信念是直接的答案，但也等于什么都沒說。原子化的個體通常難以擺脫環境的強大力量，需要社群與志同道合的伙伴間的支持、互助和行動，才能一定程度上讓個體的“圓滑”納入到進步的實踐中；同時，個體亦有空間跳出壓迫性的現實實踐環境，得以喘息和澄清行動的意義，也能夠療愈長期“被迫”踐行自己理念上不認可的“圓滑”所經受到的精神創傷。

　　@鈍感超人光波.

　　只要真正邁進社會謀生，不出三年，就能讓“學習圓滑”變成身后的小山坡，就能做到毫無包袱地擁抱真實的人民。

　　“圓滑”原本僅是處理客體對象的方法，但將它上升到主體氣質的層面，恐怕是當代一類中青年面對的特別難題。我們這類人大抵是獨生子女、職工（或重讀書的農民）家庭、受教育時間長，青少年時代適逢新自由主義的人本主義在中國大行其道，我們被家庭很好地保護在社會泳池岸邊的熱身區，但同時又極透明地與社會評價互相對望，社會于我們而言似一個“透明的黑箱”。那是一個夢幻的年代，政府不假思索地投資基建，家庭不假思索地投資房產，個體不假思索地投資“自我”……最理性的投資（也即負債）策略是定投增持、延緩變現，直到“緩”掉了小半輩子。

　　誰能抵御“自我”的勒索？我們被馴化出的思維是，每一樁事情、每一樣工具乃至每一記念頭，都會內化構成一種叫“自我”的東西，它還有一些證身化身諸如“人格”、“素養”、“靈魂”、“個性”、“特色”……所有愛好志趣，無外乎是為了奉養它；喂錯一樣飼料，都是對它極大的玷污。事事須要如履薄冰，因其皆能直達人本。如此儀范之下，“圓滑做事”自然是跟抽煙喝酒差不多的越軌之舉。我曾以為同齡人皆奉此法門，直到結識了妻子。她生在一個多子的小商戶家庭，很少跟書籍做朋友，反倒是同代城鎮兒童中勞動和社交鍛煉最多的。她居然能毫無內耗地，一邊圓滑處置生活中的麻煩，一邊保持對每個人單純的善意揣測。我逐步探明她的秘訣是：不太關心自己或別人是什么樣的人，做成好事才重要——啊，她是這樣一個人本主義之敵，又是這樣一個人間大眾之友！

　　也許有一種可能，因擔心“異化”而步步躊躇的人，已經被一種灌輸來的“自我”所異化？也許有一種可能，我們在千方百計維持“自我”這樁事上，已經做到了前無古人的圓滑？歷史上還有哪一代人比我們更擅長左右找補、層層疊甲？因此，就算我們對自己再失望，也要相信自己向“大手”低頭的能力。只要真正邁進社會謀生，不出三年，就能讓“學習圓滑”變成身后的小山坡，就能做到毫無包袱地擁抱真實的人民。唯一需要克服的障礙是：別因一次小事處理得不夠圓滑，就急于推論自己是個不能圓滑的人。

　　@勒塞河的無盡區.

　　我相信，交往不是“我（們）”與“他者”的交往，而是“我”與“你”的交往，“我們”在這個意義上是通過一個個雙邊關系組成的社群網絡。

　　我一直對“圓滑”這個概念抱有疑惑。首先它當然代表了一代人的生存經驗，這種生存經驗是嵌套在他們自己的身體里的，它是一種規范在這些人身上的表達，或者用更理論化的方式說，是一種“述行”（performance），也就是說，它實際上是一種“教育”。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常常是被上一代人教育要“圓滑行事”，這表面上看（或者從某種角度說）是一種善意，但我們輕易就可以察覺這背后的意圖，一種想要將你整合進既有的社會合理化習慣之中的意圖。當然，我們常常面對的選擇是，我通過這種合理化的方式換來了怎樣的利益，所以我們把它當做了一種可以不“下水”的交易，我和它保持著一種理性的距離，但這個距離很可能是虛假的。我常常對這種從無意識透露出的規訓意圖感到恐慌，當從你身邊最親近的人口中說出這些話時，你仿佛看不清它們的模樣，用左翼耳熟能詳的術語說，你就是感覺身邊出現一架活生生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AIE）。

　　這種體驗構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些驚恐時刻，它不斷地向我言說和預言著，妄圖改造我，而我則處在一種妄圖與其割斷，但在割斷中相互融合的窘境里。我常常思考這種割斷意味著什么，它一定有更多的意義，雖然不像五四運動時期移風易俗般的意義，但它對于我們這代青年人來說一定會激起一種懵懂的政治意識。我是想說，對生活中各種“圓滑”的反思和反抗，無論是學校、家庭還是工作場所，都是我們所最為切近的政治場域。這實際上意味著，“圓滑”提示了一個被壓抑的政治空間，一個被和諧化了的、被一套主人話語整合化了的空間——用一個可能非常不恰當的說法是，這背后暗含著一種“法西斯式”的暴力，當然這需要限定條件，如果某種“圓滑”的話語妄圖聲明它能夠整合和消泯一切社會矛盾，那它不就儼然一臺生成中的法西斯國家機器嗎？或許這些顯得跳躍的、恐怖的聯想才能夠解釋在我生活中的那些驚恐的經驗，這些經驗實實在在地破壞著我個體的秩序和邊界。

　　另外，我們常常發現，“圓滑”的執行必須要有一定的社會條件，在一個良性的意義上，它是具有一定社會資源、社會資本的人在一個特定群體里表現出的游刃有余的交往方式。所以，如果你不能“圓滑”，大概率或許說明你屬于這個群體的弱勢者，你不僅缺失那種所謂的“教養”，還缺失能夠負擔起這份“教養”所應有的社會資源。因而實際結果常常是，“圓滑”可能對既得利益者有利，而對弱勢者不利。因而，或許應當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下分析，“圓滑”的話語究竟在發揮著怎樣的作用，如何將其運用為一種爭取弱勢者手段的工具，在這種意義上，“圓滑”或許可以由此反轉——它應當也將變得具有力量。

　　所以，我的態度是，對“圓滑”始終保持警惕，乃至攻擊性。這種攻擊性不意味著不分場合不分條件地釋放暴力，而是意味著一種敏感的察覺：察覺話語背后的意圖，究竟它在何種意義上踏入和改造了我的邊界（因此我必須給出一個交代，我為何要如此改變），但這往往是因為我敏銳地意識到，在這一處境中我的確是弱者，因而我必須思考清楚自己的邊界，否則可能會在一個群狼環伺的情況下被撕咬的不剩什么。當然我覺得，這完全是因為我們處于一種資本主義為我們搭建的鋼鐵叢林的結果，是一種迫不得已。“圓滑”則作為另一種手段和武器，我會認為它是有代價的，而且只有在認清其代價為何的前提下我才會選擇適當的“圓滑”，但它可能不會是我首先選擇的一種處事標準。這也不意味著我想要徹底拒絕與遵從那些所謂“圓滑”模式的人進行交往，“圓滑”對他人來說的確可能是必要的“潤滑劑”，但是在“潤滑”之前，請允許我用一個非常污的隱喻，這必須要有一個“性同意”的過程，那么如果沒有，我們必須用強硬的拒絕予以回應，讓一些人知道該如何做。

　　所以對于在面對此類問題時應該如何做，我也給出一個肯定的交代。交往對我來說意味著需要提供一種融合的空間，一個可以共建的現實烏托邦，這個空間絕不是哈貝馬斯說的那種被市場邏輯先驗地結構了的“交往理性”，而是我以更加具身、更加靈動地的方式加入到交往之中，我可以在這里交出乃至取消我，那么對方同樣也是的。所以我相信，交往不是“我（們）”與“他者”的交往，而是“我”與“你”的交往，“我們”在這個意義上是通過一個個雙邊關系組成的社群網絡。在這個意義上，那個高懸于群體之上的，用流行的黑話說叫作“大他者”的東西，我們先不說取消這種根深蒂固的想象，而是先學會從其中（也是從我們在舊的慣習里形成的交往方式中）逃逸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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