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毛主席整我們姐弟嗎？誰整我們難道我們心里沒數嗎？毛主席是愛護尊重廣大文藝工作者的！這個我比你清楚啊！

　　楊子榮經典形象永存心間，童祥苓老同志，千古！

　　1

　　1956年9月，八大召開。

　　主席會上致《開幕詞》，少奇同志作《政治報告》，恩來同志作《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設的報告》，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小平同志則作《關于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

　　在八召開的四年之前，主席就有過判斷：

　　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自1953年斯大林同志后、蘇聯國內國外出現了一絲混亂開始，毛主席有了“退居二線”的想法，中央一線工作也逐步依靠他想培養的兩位接班人主持，國務院工作則由總理負責。

　　八大期間，主席在接見外國友人時還說：

　　這次開會我是跑龍套，唱戲的是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同志。

　　在大會上，時年53歲、正值政治生命壯年的小平同志嚴正指出：

　　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發展社會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滿足人民的經濟文化需要。根本任務已經是在新的生產關系下面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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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從1957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

　　二中全會上，主席向同志們發言：

　　生產關系搞得不對頭，就要把它推翻。上層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輿論)要是保護人民不喜歡的那種關系，人民就要改革它。

　　上層建筑也是一種社會關系。上層建筑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所謂經濟基礎就是生產關系，主要是所有制。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

　　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到教訓的！

　　學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樣的事情，同志們要看作是好事。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

　　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說革掉很好，應當革掉！

　　次年4月27日，中央公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

　　這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黨的建設的正常步驟，也得到了廣大群眾、黨外人士和廣大黨員的積極響應，開始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員干部的作風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建議。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支持用心良苦的毛主席…

　　根據戚本禹的回憶：

　　一個講話，造成這樣一個寬松的氣候，出現這樣一個百家爭鳴的局面，這本是好事。可是，黨內高層一些人本來就怕這怕那，這個時候都在底下說‘毛主席不好‘。

　　據我當時在辦公室聽到的情況，………他們就說：‘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沒有經過討論就出去了，以往什么事情都是先黨內后黨外，毛主席這次是先黨外后黨內了，一樣的內容，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然后才在黨內宣傳工作上講……’ 他們攻擊毛主席違反程序，把黨弄得岌岌可危，把國家也搞亂了。

　　黨內有相當一部分人跟著他們這樣看、這樣說，埋怨主席不該放開，不該讓什么人都出來提意見。

　　有人甚至說，主席剛剛講完‘謙虛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自己就不謙虛了。這些人都要求主席改變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的那個方針…

　　隨著部分民主黨派人士的建議與黨的領導地位和人民民主產生了極大矛盾（比如儲安平之流），1957年5月15日，主席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要求認清階級斗爭形勢：

　　注意右派的進攻。

　　6月8日，中央發出《 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為什么？》的社論。

　　那年夏天，中央召開青島會議，江同志陪同主席一同前往。

　　青島海景風光好，主席本該心情愉悅……

　　然而，根據江同志后來對戚本禹的回憶，主席那一個夏天都是悶悶不樂：

　　還不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結果弄得黨外進攻，黨內不滿意。

　　我在現場聽過主席的那次講話，也看到了那之后黨內和社會上發生的種種事情，非常理解主席為什么心情不好。

　　一方面，正是因為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了話，讓大家暢所欲言，才出現一個全國性的大鳴大放的寬松的政治氣候。等這個氣候出來了，黨又要把它消滅，還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報告來做成槍炮把它消滅。這不等于是讓毛主席自食其言嗎？何況黨內的官僚主義作風還沒有解決！

　　另一方面，他那個時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講話出來后，社會上的確是出來各種言論，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在中國的確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

　　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來的民主氣氛壓制下去。這是一種黨內外夾擊的復雜局面。群眾意見、民主黨派友好人士的意見以及右派的攻擊，其實還是好處理的，難的是黨內高層的批評意見不好處理……還有大批同志跟在他們后面，也一樣對毛主席的講話有這樣那樣的埋怨。這些能都不管嗎？這樣一來，主席自然就沒有心思游覽青島的風光了。

　　由此，在主席“全國有約五千右派”的正確指示下，開始了大規模的反右斗爭。

　　在當時的形勢下，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這是正確且必要的。

　　從政治層面，這對于分清大是大非、穩定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與人民政權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只不過，一切伴隨著“擴大化”的發生，正向性戛然而止。

　　主席點明“約五千名右派”，后來卻打出了五十五萬人之多……

　　還是在他的親自指揮下，超過二十萬“右派知識分子”被成功摘帽、恢復了名譽。

　　同時，吸收黨員的標準也開始側向技術性人才。

　　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時就指出：

　　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

　　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是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于擴大化。

　　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確實處理得不適當，太重，他們多年受了委屈，不能為人民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但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是整個國家的損失。

　　……我們是積極分子，擴大化我就有責任。

　　在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小平同志的回憶顯然是極為客觀又真實的。

　　江同志在日后還曾告訴過戚本禹一件事，說主席在青島的時候對她還說過這樣的一番話：

　　別人說我引蛇出洞。我沒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陽謀。毒草出來了不要緊，大鳴大放，百花齊放，總會有些問題，不要緊。我都說了，農民種地也有毒草的嘛。花點藥，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陰謀，我是陽謀。

　　主席這個意思很明確，就是批判許多人強加給他的、實際上是莫須有的所謂“引蛇出洞”。

　　這也就是戚本禹后來曾憤怒駁斥的

　　……可是，后來寫歷史的人，竟然就說是主席自己都承認搞什么‘引蛇出洞’……實際上，主席是真要群眾民主的……群眾講話了才能穩定，才能避免出現‘匈牙利事件’，當時要不是主席的講話出來，讓群眾的情緒有一個發出的地方，那群眾就可能因為對官僚主義的不滿上街去，真出現‘匈牙利事件’也是難說的。

　　哪知主席講話，是在蘇聯二十大以后，他一講，群眾動了，右派也動了，黨內還就是利用這些事說‘主席把國家搞亂了‘……

　　主席真是好心啊，……卻不像話，不檢討，還把屎盆子扣給主席頭上……

　　主席不同意打成右派的，他們也打了很多……不愿意給錯劃右派平反的阻力不在主席這里。

　　主席是實事求是，從來不離開這個方針的。右派錯劃了，就該平反。我們秘書室是一直給主席送信，反映錯劃右派要求改正的事。主席看到了就叫我們調查處理，但是我們當時沒有看到中央給錯劃右派改正的文件。

　　文革中才知道，統戰部收到我們轉去的一些申訴信以后，原準備搞一個給右派平反的文件提交中央，但…告訴統戰部的部長：“右派一律不能平反！有什么問題以后再說，現在不宜平反！”

　　……這個右派不能平反的指示違背了中共中央1962年8月對于搞錯右派應于改正的指示，也違背了毛主席的認真處理右派申訴的意見。

　　……把不平反的屎盆子、罪名往主席頭上蓋。要么是亂批、亂斗，按主觀臆想的比例亂劃右派，制造大批冤案；要么是統統一風吹，全國除了保留幾個象征性的右派，其他右派全部平反，把大量瘋狂攻擊社會主義的、堅決不改的鐵桿右派也當成好人。

　　現在有些人把反右擴大化的錯誤都歸到主席身上，這是不對的。就是反右派，主席也沒有想那么大規模，‘按指標打右派’不是毛主席說的！

　　歷史是極為清晰的，1957年6月29日，正是主席在審改《中共中央關于爭取、團結中間分子的指示》時，曾改寫和加寫了一條極其重要的政策界限：

　　對于那些僅有右派言論，但并無右派行動的那些人，應把他們和既有言論又有行動（許多人還有歷史上的劣跡）的那些極右分子區別，在對前者進行批評的時候，要完全采取說理和與人為善的態度，不要輕率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2

　　前文提及的主席曾說的“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主席后來在1964年6月27日對宣傳部《關于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所作的批示中再度談到：

　　這些協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據說有少數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

　　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

　　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回想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首要考慮的就是在軍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方面如何鞏固和建設新中國、穩定工農階級統治的問題。

　　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和抗美援朝，都使黨在經濟、政治以及軍事上得到了極大鞏固。

　　然而，毛主席也深知文化建設鞏固的重要性，以及作為有幾千年封建傳統文化與半個世紀現代資本主義侵蝕的國家，國內思想文化的毒瘤仍然有待鏟除。

　　應當說，如何讓馬克思主義文化成為新中國社會的指導文化思想，是主席和那一代共產黨人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

　　早在革命戰爭年代，主席本人就非常注重思想文化的改造，在延安，他的文藝思想和政治思想曾廣泛影響了一代邊區人。

　　但那畢竟只是在黨領導下的解放區域，而現在則是整個中國呈現在自己的面前，這讓主席十分憂慮。

　　在這個巨大的文化教育工程中，執行的主體大多是文藝界與思想界的知識分子，他們的世界觀往往已經形成，對工農階級的“天然排斥”是主席對這部分“創作家”們格外注意的地方。

　　在主席看來，知識分子本身面對社會主義制度下新資產階級分子的腐敗影響，會更加脆弱、更容易喪失好不容易才建立起的革命信仰。

　　1950年6月23日，在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一屆二次會議的閉幕詞中，主席明確指出了今后的一項工作：對知識分子的改造。

　　當年度，《人民日報》連續發表了兩篇文章批評胡風“七月派”作家阿垅的文章，《光明日報》和《文藝報》也相繼批評胡風的新詩作《時間開始了》以及路翎、冀方的作品。

　　特別是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引起了文藝界的強烈震動。

　　在“清除文藝工作中濃厚的小資產階級傾向”的主旨下，文藝界拉開了轟轟烈烈的整風序幕，其主要內容為重新學習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領導地位。

　　隨后從1951年10月開始，對知識分子和文藝從業者的思想改造逐步由北京擴大到全國整個知識界和文藝界，并形成高潮。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運動即將勝利完成，中共中央開始考慮加快經濟和科學文化建設，但是文化藝術領域的狀況卻相對復雜。

　　一方面，剛剛經過大規模思想改造運動和一系列文化領域批判肅反，不少從舊社會走過來的人“心有余悸”，他們從思想深處難以理解黨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也對自己固有的文藝認知較為固守；

　　另一方面，在學習蘇聯的問題上，國內各界出現了嚴重的教條主義——也正是在這段時間里，蘇共二十大極不合理地批判了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斯大林同志，進一步引發社會主義陣營理論界的動蕩。

　　當時，蘇聯有位名作家叫格羅斯曼，他曾于1952年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為了正義的事業》，把斯大林時代歌頌為“沒有矛盾的天堂”。

　　然而就在斯大林去世后，根據新的領導集體的風向轉變，格羅斯曼的畫風開始跑偏。

　　后來僅僅不到十年，經受了蘇共二十大洗禮的他就于1961年寫成《生存與命運》，書中宣稱衛國戰爭是“兩個極權主義之間的斗爭”、“蘇聯不但稱不上正義，甚至極權主義的程度較之希特勒更勝一籌”……

　　對于正準備在1956年召開八大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很顯然需要再一次破除教條主義。

　　因為突破教條的目的正是為了保衛所謂“教條”中有益的東西，防止后世的反攻倒算盲目毀滅一切。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所做的《論十大關系》報告就論述了這個問題，也正是在探討《論十大關系》時主席提出了“雙百方針”：

　　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我看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

　　提出此方針的目的就是要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發展馬克思主義文藝，主席也有進一步闡述：

　　百花齊放是文藝界提出的，后來有人要我寫幾個字，我就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現在春天來了嘛，一百種花都讓它開放，不要只讓幾種花開放，這就叫百花齊放。

　　百家爭鳴是說春秋戰國時代，2000年以前那個時候有許多學派，諸子百家自由爭論。現在我們也需要這個。

　　在主席的文化理念中，百家爭鳴不僅是繁榮文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從而加強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界的領導地位的根本途徑。

　　新中國成立后，在黨的領導下經過《武訓傳》批判、《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學術思想批判、胡風文藝思想批判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學術思想領域“資產階級唯心論”已經受到削弱，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初步占領了主導地位。

　　不過，這種地位依舊不夠鞏固，需要進一步加強。

　　毛主席認為，意識領域的美與丑的斗爭、善與惡的斗爭、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香花與毒草的斗爭，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

　　他說：

　　真的、善的、美的東西總是在同假的、惡的、丑的東西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當一種錯誤的東西被人類普遍地拋棄，某一種真理被人類普遍地接受的時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錯誤意見作斗爭，這種斗爭永遠不會完結。這是真理發展的規律，當然也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規律。

　　一年后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主席更是深刻點明：

　　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后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

　　他們知道，共產黨在這些方面不如他們，情況也正是如此。

　　大量的反動的烏煙瘴氣的言論為什么允許登在報上？這是為了讓人民見識這些毒草、毒氣，以便鋤掉它，滅掉它。

　　3

　　1957年3月17日，毛主席在天津黨員干部會議上講話，從擴大《參考消息》發行范圍問題講到黨內黨外都應該同那些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作斗爭：使馬克思主義發展起來：

　　中國辦事情，如果我們不發展馬克思主義，那么事情就辦不好。把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拿到中國來實行的時候，就要帶有中國的色彩，就要按照具體情況解決具體問題。

　　馬克思主義要跟非馬克思主義作斗爭才能發展起來，‘百家爭鳴’之所以需要，就是這個道理。

　　對有同志提出“馬克思主義能不能批評、文藝創作能不能公開討論”的問題，毛主席也作了明確回答：

　　馬克思主義者不應該害怕任何人批評，相反，馬克思主義者就是要在人們的批評中間、就是要在斗爭的風雨中間鍛煉自己，發展自己，擴大自己的陣地。

　　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并不會削弱馬克思主義在思想界的領導地位，相反地正是會加強它的這種地位。

　　至于如何在百家爭鳴中處理、運用好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主席則認為發展馬克思主義不是自然而然就會實現的，實行“百家爭鳴”更不是對各種不同的思想任其自由發展：

　　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界必須力爭占統治地位，‘統一物的兩個互相對立、互相斗爭’的側面，總有個主，有個次。

　　在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里，當然不能讓毒草到處泛濫。

　　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界、文藝界，主要的和占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

　　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只能處于被統治的地位。從這樣的觀點看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有益無害的了。

　　而如何對待文藝領域中的非馬克思主義作品與現象，主席亦有指出：

　　對于錯誤的思想，比如對于辯證唯物主義的對立面——唯心主義，以及文藝作品中反映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東西，應該給予批評，不批評是不對的。

　　但同時，主席又強調：

　　對待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對待精神世界的問題，用簡單的方法去處理，非常有害。

　　因為一方面，不讓發表錯誤意見，結果錯誤意見還是存在著；另一方面，正確的意見如果是在溫室里培養出來的，沒有見過風雨，沒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錯誤意見就不能打勝仗。

　　因此，只有采取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理的方法，才能真正發展正確的意見。

　　所謂‘香花和毒草’，各個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也各有自己的看法。因而百家爭鳴是有階級性的，是無產階級的方針，這是我們黨和國家的性質決定的。

　　1962年9月，毛主席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向全黨同志告誡：

　　現在可以肯定，社會主義國家有階級存在，階級斗爭肯定是存在的。列寧曾經說，革命勝利后，本國被推翻的階級，因為國際上有資產階級存在，國內還有資產階級殘余，小資產階級的存在不斷產生資產階級，因此被推翻了的階級還是長期存在的，甚至要復辟的。

　　我們這個國家，要好好掌握，好好認識，好好研究這個問題。要承認階級長期存在，承認階級與階級斗爭。

　　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眾，教育中層和基層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不然，我們這樣的國家，還會走向反面。

　　道理就是一條，就是階級斗爭問題。

　　一年后的5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前十條》，并向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發了通知，要求立即按照決定中的規定，定出計劃、經過試點、分期分批推行，爭取在兩三年內全部辦到且力求辦好，以開展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城市新“五反”運動為內容，抓好階級斗爭。

　　這本是毛主席苦心孤詣的防修反修綱要，然而轉眼，黨內就接連在四個月后和一年后分別發表了一篇《后十條》和一篇《修正草案》，其內容直接反對毛主席、反對群眾……

　　由農村問題和宣傳問題的失控，主席同時也逐漸意識到國內文藝界自上而下彌漫著的不良風氣，它是政治風向的輔佐，也是決定人民群眾階級意識的湯藥。

　　嚴格來說，當時我國的經濟基礎早已變化，公有制早已根基穩固，那么上層建筑也應當相應變化才能鞏固經濟基礎——可是作為上層建筑一部分的文化藝術部門，似乎建國以來始終沒有跟上步伐。

　　這就讓毛主席深為思慮：如果這些部門不革命，那就會瓦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動搖人心向背。

　　1963年9月，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嚴厲指出：

　　戲劇要推陳出新！不應推陳出陳。光唱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和他的丫頭保鏢之類！

　　兩個月后，主席又對《戲劇報》作了兩次重要指示，批評得十分厲害：

　　《戲劇報》盡是牛鬼蛇神，文化部也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將相、才子佳人很多，文化部不管。

　　文化方面特別是戲劇，大量是封建落后的東西，社會主義的東西很少，在舞臺上無非是帝王將相。

　　文化部是管文化的，應當注意這方面的問題，為之檢查，認真改正。如果不改變，就改名為帝王將相、才子佳人部！或外國人、死人部！如果改了，可以不改名字。

　　對這些牛鬼虹神，把他們統統趕下去。不下去，不給他們發工資。

　　這個批示雖然只是對《戲劇報》的，但已指向文化部乃至整個文化藝術領域。

　　必須認識到，毛主席歷來對歷史和歷史劇是非常喜歡的，然而現在卻要把它們“統統趕下去”，足見老人家對文化倒退的憤怒。

　　一個月后，1963年12月，毛主席又作了一段更為尖銳的批示：

　　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治著啊…

　　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

　　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豈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3日，少奇同志召集文藝座談會，中宣部和文藝界三十多人參加會議，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周揚同志等都到會，周揚同志還作了中心發言。

　　會上，周揚同志談了對上一年毛主席文藝批示的看法和文藝方面存在的問題，如推陳出新問題、民族化問題、文藝工作者同工農群眾結合問題。

　　在會上，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等也作了發言講話，勉勵文藝工作者要好好地學習毛主席對文藝工作的批示，要求他們下鄉下廠，反映工農兵生活，塑造現代人物的形象，提出少演歷史劇、外國劇。

　　但是，究其本質，他們幾個人對文藝界狀況的估計，與毛主席在批示中說的并不一致，他們在內心深處沒有把文藝界的問題看得那樣嚴重。

　　很快，毛主席發現了這種“走過場”的做法，明確指示不準這樣做。

　　其實，主席對他們是很了解的，早在兩年前，中宣部和文化部就百般阻撓批判吳晗的《海瑞罷官》……

　　對此，毛主席悻悻然：

　　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

　　1964年少奇同志主持的那場文藝座談會還沒有完全淡去，便又發生了“迎春晚會節目庸俗化”的嚴重事件。

　　1964年2月3日，中國戲劇家協會舉行迎春晚會，但演出的節目革命氣息不濃，且極為庸俗低級，受到社會各界批評指責。

　　比如空軍文工團表演的《兄妹開荒》，用京劇中的老生、小生、花臉和昆曲的各種曲調來唱，觀眾表示“怪聲怪調”；

　　比如鐵路文工團表演的《梁祝哀史》，用真人學木偶動作，結果女的不停撲倒在男的懷中，觀眾表示“既糟蹋了演員，也糟蹋了劇本”；

　　再比如哈爾濱話劇院演出男扮女裝的《天鵝湖》，一個男演員脫得赤條條，只穿一條三角褲，披著薄紗，胸前安了兩個假乳“亂蹦亂跳”，報幕員還對觀眾贊嘆地說：“你們看，那腿是多么富有彈性啊”………

　　為此，中宣部不得不在3月下旬召開文聯各協會黨組成員、總支和支部書記會議，討論迎春晚會文藝節目的事故，并決定在文聯和各協會干部中開展一次整風學習運動。

　　到4月，全國文聯、作家協會等十個單位的全體干部都開展了整風，中宣部文藝局還起草了《全國文聯和各協會整風情況的報告(草稿)》。

　　這個報告由毛主席閱后，便在其基礎之上附上了本文開篇的批示。

　　這個批示，當時也稱為毛主席對文藝問題的第二個批示。

　　7月11日這個批示下達后，不僅引起了文藝界的震動，且使全黨風氣為之濁清，文藝界開始了第二次整風學習。

　　8月14日，中央書記處發布《關于公開放映和批判(北國江南〉〈早春二月的請示報告》，四天后，毛澤主席對這個報告作了批示：

　　不但在幾個大城市放映，而且應在幾十個至一百多個中等城市放映，使這些修正主義材料公之于眾。可能不只這兩部影片，還有些別的，都需要批判。

　　那年的上海會議后，毛主席曾問過許世友：

　　假如北京發生了政變，你怎么辦？修正主義不只是出在文化界，黨政軍中也會出，這是最危險的……

　　一年后的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發表了文元同志主筆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4

　　1942年5月，毛主席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提出了“文藝應該為人民服務”的思想。

　　在延安那場載入史冊的文藝大動員中，主席慷慨激昂地說：

　　對于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

　　文藝應該為人民服務，這個「人民」指的是什么？

　　是占全國、乃至占全世界絕大多數的無產階級工農群體，還是占少數的、自古以來把持著生產資料壟斷權與社會秩序解釋權的地主階級/精英階層？

　　還是得去1942年5月的延安尋找答案，尋找毛主席給出的那個至今仍顛簸不破的答案：

　　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

　　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的，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

　　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

　　這就是為什么毛主席會對“老爺”“官僚”們恨之入骨：

　　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是斗爭的對象，革命的對象。

　　他會不斷追問有沒有“睡在自己身邊的赫魯曉夫”，因為蘇聯文藝界的亂象他看的一清二楚。

　　除了前文的格羅斯曼，擅于隨風舞動的蘇聯“藝術家”、“知識分子”們不要太多：

　　比如在1950年寫出中篇小說《大學生》歌頌斯大林、又在1976年將其改寫（主角與反派全數調個）為《濱河街公寓》的特里豐諾夫；

　　比如在衛國戰爭期間大寫各種抒情詩贊美斯大林和蘇聯紅軍、又在斯大林逝世后擔任《新世界》雜志主編時大罵斯大林的特瓦爾多夫斯基；

　　比如一邊自稱“列寧同志是我的全部生活準則”，一邊又在小說中大罵列寧與十月革命的田德里亞科夫；

　　比如一邊在蘇聯國營電影制片廠中領巨額公務薪金，一邊又大罵蘇共“殘酷迫害”的維索斯基………

　　文藝是一柄利器，西方世界和蘇修當局都輸門清兒。

　　而藝術家們的創作更是輿論戰中或雷霆萬鈞、或潤物無聲的重彈。

　　他們向來都是「無冕之王」。

　　跋

　　今日痛飲慶功酒，壯志未酬誓不休。

　　來日方長顯身手，甘灑熱血寫春秋！

　　楊子榮的聲聲怒吼，是一個磅礴時代的呼喚回音。

　　樣板戲以所謂“八大樣板戲”名垂青史，但實際上樣板戲遠遠不止有八部，直到1976年秋天即毛主席離去時樣板戲仍有20余部，其中超過一半攝制為電影形式放映。

　　包括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電影院也不止是放樣板戲電影，群眾進入電影院也并非只有樣板戲電影可看。

　　從1966年下半年到1969年這約三年各地進行運動化社會改造，沒有拍攝劇情類電影，但紀錄片均在正常拍攝，1966-1969年間電影院里主要播放的就是新聞紀錄電影和部分戰爭類題材的復映電影。

　　而從1969年4月九大上正式宣布“革命取得偉大勝利”開始，部分暫停的工作即開始按“九大”路線方針重新開展，1970年正式以拍攝樣板戲開始重新拍攝劇情電影，1973年開始重拍故事片類的劇情電影，自1973年至1976年10月這約三年里拍攝了至少八十多部劇情電影并公開放映。

　　所謂“八部樣板戲”之粗暴略稱，完全不可概述新中國的藝術成就。

　　1976年，童祥苓《智取威虎山》海報張貼于上海街頭

　　甚至在一些邊疆地區的少數民族聚集區，還會配備專門的翻譯員進行電影或樣板戲電影播放時的“同步翻譯”。

　　下圖就是1965年時，西藏拉薩的為方便藏族同胞看懂尚未有藏語配音的漢語影片的在放映現場進行藏語配音的電影放映員：

　　今年是毛主席批注文聯、作協、劇院等文藝宣傳部門“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整整六十周年。

　　一個甲子而去，今時童祥苓老同志的仙逝讓人更為共和國文藝戰線與史研領域的退步和亂象深感悲痛！

　　2004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演講報告中曾提出：

　　文化大革命雖然最后使得毛澤東以悲劇的結局而告終，但是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永恒的；同時，他通過他這樣一個不成功的探索給我們中國共產黨留下了永恒的課題、永恒的思考：就是如何保持中國共產黨的長期執政地位，如何保證黨的性質不變質。中國共產黨不能成為一個富人俱樂部，中國共產黨必須始終和人民群眾站在一起。

　　現在各種各樣的情況的限制，有些東西不太好寫。不好寫的原因，不是因為說出來有損于毛澤東，而是說對現在有些人不利……這還是有一些禁區的。

　　寒窗拂頁百年風，聽雨已是燈熄時。

　　沉痛悼念，敬承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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