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平凹是個很扎實的作家，扎扎實實地生活，扎扎實實地寫作。然而，這說的是賈平凹十年之前的創作。自從他不小心寫了個《浮躁》之后，似乎心理就受了自我暗示，一天天浮躁起來。一部《廢都》名滿天下，可是賈平凹這個人，仿佛從此也就算廢了。他此后的什么《白夜》，什么《土門》，什么《高老莊》，越來越遠離他扎扎實實的生活，開始裝神弄鬼，開始追逐迎合，開始呈現“大家風范”。這也沒辦法，欲練神功，引刀自宮么。要想把別人都廢了，先廢掉自己大概是個必要的程序。

　　不過實事求是地講，這幾部作品仍然保持著中等以上的藝術水準，賈平凹深厚的生活積累仍然使他經常能夠“下筆如有神”。他不是一個早晨就走火入魔的，而是“撒尿”東籬下，“墮落”細無聲。西安的“賈三包子”、“老孫家泡饃”之類的飯館，經常懸掛著賈平凹的照片，賈平凹的墨寶也越來越身價看漲，賈平凹文學以外的逸聞趣事也越來越多。

　　陜西是華山派的大本營，當年卓爾不凡的岳不群先生就是一天天脫落了胡須，最終橫掃武林，登上了“五岳盟主”的寶座。賈平凹遠非岳不群式的偽君子，但這樣不嚴格要求自己，終日與魔教中人來往，心旌搖曳，六根失禁，導致體內毒氣攻心，終于結石成今天這本《病相報告》。

　　《病相報告》寫的是延安時期的一對戀人幾十年間的悲慘命運，試圖通過人物的辛酸坎坷來展示時代的荒謬。就如該書的封襯上說的：

　　“胡方和江嵐的愛情之所以是苦難的，那是因為時代病了，社會病了。而數十年的中國，各個時期有著各個不同的病，這就是作者要報告的事。”

　　且不說這段話在語法和邏輯上的不通，單看這種觀念，也已經夠陳腐了。雖然賈平凹在后記里透露故事是有真實原型的，但有原型并不能保證作者就不脫離生活，并不能保證作者就不會走上主題先行的捷徑。

　　從書中不難看出，賈平凹對于老一代革命者的生活經歷是相當隔膜的，他不但對延安的生活和新中國成立后革命干部的生活了解甚少，連這方面的書也讀得不多，對一部中國革命史也只熟悉到普通大學生的水平。書里寫得很有神韻的和很精彩的段落恰恰是跟革命無關的地方。

　　例如寫現在陜南小鎮上的妓女，外面穿一件粉紅的風衣，見了男人突然把風衣一張，里面是白生生的身子，乍著一對奶，張口就問道：“娛樂不？”男人說：“我怕病哩！”妓女說：“開水燙了的！”這樣的描寫才是賈平凹的拿手好戲，這里顯示出賈平凹對當代下層生活手到擒來的熟悉和高度的提煉能力。

　　而一寫到革命的部分，就幾乎沒有任何獨特的細節，寫來寫去，無非是革命與人性的沖突，無非是說革命隊伍里有許多骯臟的人和骯臟的事，無非是說那幾十年里中國人都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這些觀念都不是賈平凹發明的，而是高深莫測的“學術界”、“思想界”傳染給賈平凹的，賈平凹企圖用自己比較豐厚的生活積累，去迎合和證明這些觀念，然而他換來的，只是故事的蒼白和境界的膚淺。如果說該書在局部上還頗有價值之處的話，那仍然是賈平凹所擅長的情欲對人性的折磨和濃厚的陜西風俗人情。

　　不知賈平凹是否自揣難以駕馭這類根據觀念捏造的故事，他老狐貍般采取了一個掩人耳目的手法，讓作品中的幾乎每一個人物分別用第一人稱輪流來講述這出冗長的鬧劇。這種“眾聲喧嘩”的多聲部寫作技巧，其實在小說界早就用濫了。高明者借助這一技巧可以加強故事的“復調效果”，引發復雜的審美趣味。而拙劣的邯鄲學步者往往以此遮掩自己寫作基本功的欠缺，把胡寫亂畫標榜為現代派。賈平凹當然寫作功底深厚，這次故意賣個乖，以表示自己既傳統，又現代（見《后記》），這就已然透著心虛了。

　　可是小說的敘述效果卻不那么盡如人意。七八個講述人亂哄哄地七嘴八舌不停口，但是并沒有顯露出他們之間有多少本質上的不同，好像他們都在寫小說，又好像他們都在寫回憶錄，又好像他們都在擺龍門陣，又好像他們都在內心獨白。其實都是賈平凹在擺弄他們的舌頭，他們的話沒有身份的區別、職業的區別、年齡的區別、地域的區別和性格的區別，尤其重要的是，他們所講述的故事沒有“復調效果”，給人一種“湊夠了字數算”的感覺。

　　按照這樣的寫法，書中的妓女也可以來說上一章，書中的狗啊驢啊，都可以來說上一章。不過雖然賈平凹的這個敘述策略是失敗的，我們仍然可以從他的敘述框架里發現他沒有夾好的狐貍尾巴。在書前的“人物介紹”中列出的八個人里，唯獨韓文沒有作為敘述人出場。這個韓文在書中的作用是“破壞”男女主人公胡方與江嵐的愛情。他本是二人的朋友和戰友，在胡方離開陜北并據說犧牲后，他跟江嵐結了婚，但是江嵐并不愛他。

　　其實若從“復調”的意義上說，韓文的敘述恰恰是站在觀照胡方與江嵐真實關系的一個獨特視角。但是他卻被剝奪了敘述權，任由別人講述他的可笑的善良和可憐的無能。不論賈平凹是有意設計還是粗心疏漏，這都說明賈平凹始終不能進入革命話語內部去觀察和講述革命，而只能在革命的外邊和背后指指點點。形式上的花里胡哨，加倍表明了賈平凹面對“重大題材”的力不從心和不自量力。

　　作為一個聲望卓著的小說家，賈平凹的語言本是具有獨到魅力的。然而由于敘述手法的錯誤選擇，該書的語言極為混亂和馬虎。首先，書名就有問題。詞典里只有“病象”一詞，哪里來的“病相”？賈平凹或許可以紅著臉辯解說：“病相”是指病的“外部表現”，是“相貌”的“相”。然而在這里，“相”跟“象”是不能通用的。而根據小說內容和“病相報告”這個詞組的意思，賈平凹的本意就是“病象”。賈平凹咬文嚼字的功夫是很深的，卻犯了這么個錯誤，雖然沒什么大不了，可是錯在書名上，說明創作態度有“倨傲”之嫌。

　　人物介紹中，說胡方去陜南游擊大隊后，江嵐同韓文到了“東北戰區”，而書中這段故事的時間是延安整風，那時東北還是日寇統治下的“滿洲國”，哪來的“東北戰區”？江嵐情欲大發時命令韓文說：“你權當在強暴我”，須知那個時代“強暴”一詞還根本不能當作“強奸”用。還有胡方說因為身上有戒指，“現在是坐不成飛機了，一過安檢，儀器就會響”，那時“文革”還沒有結束，胡方怎么會聯想到飛機場的安檢？這分明是21世紀的賈平凹的想法。

　　還有把“公安局”說成“警察局”，還有抄襲現成的笑話，比如賣貓搭配貓食碗，相聲“扔靴子”的故事等等，如此之多的細節上的不認真，其實說明了賈平凹對故事整體的無法投入，大概連他自己也對這個故事缺乏認同感。怪不得賈平凹在該書還未寫完之前“就急不可耐地先寫了中篇《阿吉》”（見《后記》），他的潛意識里是盼望借這個吉利的名字來給自己打氣吧。

　　當然該書的語言還是有不少地方閃爍著賈平凹智慧的火花的，比如描寫鍘人后的斷頸，描寫人被槍斃后“血便在墻上噴出個扇形”，很有沖擊力。寫隊長“一邊走一邊掏著尿在路上寫字”，這是典型的賈平凹式的“厚黑幽默”。寫胡方等三人在青海的寂寞生活中既鉤心斗角又情深意長，這也是得益于以往生活的儲蓄。《病相報告》一書的得失說明，“觀念”不能提高作家的創作水準，離開了生活，作品就會有“病相”。賈平凹想說生活是有病的，其實生活從來無所謂病不病，認為生活有病的人，恐怕才是“病人”。

　　這樣嚴肅地批評《病相報告》一書，完全是因為賈平凹屬于當今最有創造力的小說家。賈平凹佳作很多，聲譽很高，每有新作都洛陽紙貴。但是《病相報告》在其作品里應該算是不及格者。題材上是盲人摸象，形式上是弄巧成拙，語言上是隨意涂鴉。若是一個青年作家的習作，倒是應該鼓勵幾句。既然出自華山派掌門的手筆，那就還是打擊為主吧。

　　賈平凹在后記里說，他在《病相報告》付印時“又要宣布對于《病相報告》寫法的厭惡”，我相信這是賈平凹的真心話，希望賈平凹走出“病相”，擺脫“寫法”的魔咒。希望賈平凹今后還是以小說享譽華夏，而不是以散文、書法和什么什么觀念。此致敬禮。■

　　（本文轉載自《賈平凹創作問題批判》湖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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