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將“旅游文學”定義為后現代社會的產物,還是歸納為古已有之的文學范疇,我們都可將之視為一種依托于人類的旅游行為而產生的文學,當然也可以說是文學在旅游領域的延伸。

　　今天我們生活在一個“旅游時代”,由于交通工具的發達,人類遠行能力的提高,加上消費社會的宣傳誘導,旅游成了當代人類生活內容的重要構成之一。

　　不過大多數人其實并未去深思,“到底什么是旅游”和“應該怎樣旅游”。大多數服膺于現代秩序的良民,只是依約付款,把自己交給旅行社,然后讓自己的身體被人家按照組織程序,運載到某些地方進行了某些規定動作而已。

　　有人調侃當今的旅游是“上車睡覺,停車撒尿,下車拍照,回來一問,什么也不知道”。這樣的旅游,可能還不如高臥家中看電視里的旅游節目,因為旅游節目會更精煉地傳達給你那些普適性的關于旅游勝地的知識,使你能夠侃侃而談勝過親歷。

　　而要想創作出真正具有“旅游”精神的文學,就必須對“旅游”這一概念進行思考和分析。

　　同樣是生命,動物為什么不旅游?老虎在山上呆煩了,為什么不想到海邊去逛逛?大雁寒來暑往,征程漫漫,但那并非旅游,那是這種飛禽生存的需要。可見“旅游”的核心在于“游”,其最高境界可能就是莊子的“逍遙游”,普通境界也應該達到“游山玩水”。這是針對個體而言,那么作為整體的人類,為何要進行超越基本生存需要的旅游呢?因為人是“符號動物”,人是通過符號來征服世界的。旅游到某處,那個地方便在旅游者心中成為一個符號,被放到“去過了”的檔夾中,人們從中體驗的是一種征服世界的愉悅感。

　　人類是依靠“ 想象” 互相連接起來的。東北虎絕不知道世界上還有華南虎和馬來虎,從而也就不知道自己是“東北虎”。這是動物與人的不同。似乎盡人皆知,地球上有60多億人,中國有13億人。一個人為什么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為什么認為自己是地球人?他并沒有逐個看見這13億人和60億人,這個認同是如何完成的?地球如此之大,跑遍所有的國家,也不可能看全。

　　新加坡作家尤今女士是個勤奮的旅游者,她跑過80 多個國家,但她也只是跳躍在每個國家的某些點上,那個國家的多數人和多數地方她也是見不到的。但是她通過如此之多的跳躍,建立了如此之多的“想象生長點”,這樣她的想象就比一般人的要豐富。最終,人類是靠想象“打成一片”,想象完全超乎自己感官接受能力的龐大的族群、國家乃至全人類。

　　今天各國聯合宣揚的這個所謂“地球村”,也是人類借助符號,通過想象來完成的。這正是人類能夠戰勝其它動物的最根本原因,動物是通過自己的肉體直接去證實世界,人類在肉體方面跟動物無法相比,人類的偉大在于通過符號征服世界。

　　在所有符號中,文學是最具有想象力的一種文化符號系統,所以,文學是文化的中心。在人類各個層次的“圓環套圓環”共同體中,想象都發揮著極大的作用。但是造化預設了人們的想象是彼此相異的。各地之人對于香港的想象,對于中國的、對于世界的想象,各有各的圖案。冷戰時期,海峽兩岸的人民互相進行妖魔化,這個妖魔化不但通過政府和傳媒,而且通過詩歌小說等各種文學體裁,通過這些文字符號來建立。當時海峽兩岸的多數人,都認為對方過著非人的生活。大陸人是這樣,后來知道臺灣也是這樣,兩大集團都在互相進行“劣性想象”,而且這個影響一直持續至今。中國大陸的人,如果出國旅游,在許多地方會遇到如何解釋中國的問題,因為很多外國人依然保持著冷戰教育時所獲得的“中國想象”:你們是在共產黨領導下長大的,一定是又貧窮又落后又愚昧,沒有肉吃,沒有水果吃,每天做苦工,動不動要被殺頭……而冷戰時期大陸民眾想象的臺灣,也是水深火熱,大陸民眾想象著要去解放臺灣人民,有一首歌叫《臺灣同胞我的骨肉兄弟》,歌中深情地唱道:“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蕩漾,阿里山林濤在耳邊震響”。這種解放臺灣人民的熱情,今天臺灣的知識分子聽了,一定會有特別的感觸。

　　而恰恰就在那個海峽兩岸尖銳對峙的冷戰時期,香港出現了一個具有意識形態超越性的作家金庸。金庸的小說以文化的立場,整合了全世界的華人,無論你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無論身在美洲還是歐洲,都能通過金庸的小說想象到“我們是一個整體”。筆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曰《金庸與國民文學》,探討金庸在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文學格局中到底發揮了何種作用。無論讀者是什么人,讀了他的小說,就會跟著書中的郭靖段譽張無忌蕭峰在遐想中去行走。

　　這是一種文化的旅游,從嶺南到塞北,從水鄉到大漠,到周邊國家地區,讀者由此想象出中國文化的博大,想象出中國文化在層次上的豐富多彩,從而認同了自己的族群。無論我是共產黨國民黨,原來我跟郭靖黃蓉是一伙的,我跟他是同一族群,我跟蕭峰張無忌令狐沖是同屬一個團體的,所以金庸的小說在紙背建立了一個博大的文化中國。

　　一個民族國家的歷史構建,文學所發揮的作用至關重要,其中旅游文學尤其可以構成對國家景觀的想象。很多人,包括金庸小時候,最喜歡讀游記。從那些游記,想象那些國家。西方早期的冒險家所寫的那些東方游歷,直接激發了殖民主義的產生,因為他們所寫的東方,充滿了黃金珠寶香料絲綢,在那些優美的文字背后,躍動著征服和掠奪的欲望。中華書局出版過一套“近代日本人中國游記”,從這些游記中,日本人建立的想象是:中國山川秀美,地大物博,但是中國人愚昧骯臟,野蠻可憎,所以中國這么大這么好的土地應該由優秀的大和民族來占領和統治才是合理的。那么后發國家自己的游記,產生的是怎樣的功用?例如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五六十年代,有一大批色彩明亮的抒情散文,秦牧楊朔劉白羽,成為文壇上新的亮點。他們的散文,觸發了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建立起一個雄偉壯麗的中國想象。他們寫的蘇聯、東歐、朝鮮,也是陽光明媚,鮮花盛開的。而同樣一個國家,不同地方的人對其擁有的想象是不一樣的。在朝鮮戰爭中,中國志愿軍早期俘虜了一大批美軍,發現他們每人身上都有一個銅碗。原來他們都讀過一篇小說,里面描述朝鮮盛產黃金,他們到了朝鮮老百姓家里,便每人搶了一個銅碗,以為是黃金的。打了很久以后才發現不是金的,原來朝鮮盛產的是銅。

　　旅游文學的一個功能，是給那些未曾親歷者描述一個世界。但很多時候，親身去過的人，寫旅游文學的人，仍然是戴著眼鏡在看、在描述的，真正能做到獨立思考、獨立感悟的人，少而又少。中國從改革開放之初，就有大批官員擁到西方去旅游，他們去了能看到什么呢?他們看到的，都是他們去之前就已經知道的。他們知道美國很富有，回來之后就寫美國的高樓大廈。他們如果聽說某個國家很貧窮，去了之后就看到那里的孩子吃飯多么可憐，以為吃饅頭就不如吃面包。沒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是看不到獨立的風景的。去巴黎之前就知道那里是所謂“藝術之都”，到那里要看艾菲爾鐵塔，要看時裝表演，要看的東西跟別人完全一樣。北大的陳躍紅先生有一本《歐洲田野筆記》，他到的歐洲跟別人的就很不一樣。比如他寫過一篇《巴黎的尿騷味》，他說我不知道那么多中國人到巴黎，怎么就沒有聞到大街小巷充滿了小便的味道，你們都以為巴黎多么的美，其實巴黎的公共衛生非常的差，你們為什么沒有看到?

　　從巴黎我們還可以聯想到北京上海，到那些高樓大廈背后去看一看，馬上可以看到另外一個世界。而一般人不要說去看，他們連這個想法都沒有。因為旅游在某種意義上，是人在意志空間的行走，喻大翔先生稱之為“行在”。通過這樣的意志行走，就擴大了自身掌控的空間，最后是擴大自己心理的空間。然而人不能在同一時間處于多個空間，那就必須通過“記載”來擴大自己的旅程。老虎走過的地方，往往在那里撒一泡尿，表示“本少爺來過啦”，這是老虎的“旅游文學”。人類則有更先進完善的方式來記敘，通過形形色色的文字圖畫來征服世界。所以說，旅游文學建立起一個想象的網絡，人們以此來溝通和交流，包括引發貿易和征戰。

　　旅游對于旅游者個體的目的，往往可以歸結為擴張自我。比如從北京到香港，在古代的話，“鳥飛尤是半年程”（李德裕《登崖州城作》），現在幾個小時就到了，會使人覺得自己很了不起。人既然到處戴著眼鏡（佛家稱之為“知識障”）去旅游，那么要想真正獲得旅游的意義，是很艱難的。關鍵在于如何摘下那些眼鏡。一般人去旅游，往往是去印證事先得到的“知識”，而自我往往就在這個“印證”中喪失掉了，人為什么要去印證呢?印證就是追求一個正確的“契合”，以免除內心的不安全感，最終找到一個跟別人相同的感覺，心靈有所依附了，于是獲得了自身的安全感。

　　倘若沒有勇氣擺脫對這種不必要的安全感的依賴，那么到任何一個地方去旅游，就都處于跟別人一樣的境地。事實上不是你在“旅游”某地，而是被集體無意識制造出來的某地的知識“在你的腦子里旅游”。作家陳丹燕說，她起碼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竭力要融入某種想象知識中，她去找，發覺不是，不是她感覺到的歐洲，她要去融入那個知識，這就帶給她一種痛苦。尤今女士則發現一種既定事實之外的東西，她找到那個新的東西，便奔涌出新的文學感悟。如果遇到一些“客觀”的批評家，他們或許會批評這是“帝國主義意識”，但“帝國主義”在使“他者”模式化一體化的同時，自身卻是冷靜地保持著獨立思考的。喻大翔先生說，在旅游中盼望一種“奇遇”，所有的這些感受，他們會通過自己的心靈，獨特地表露出來，他們不需要以任何先在的知識去印證，這樣的人，才是真正的旅游者，是真正懂得旅游文學真諦的人。而當今由于印刷業廣告業的發展，出現的旅游文學，大部分都是同質化同構化的。在網絡上隨便搜索一下描寫周莊啊描寫長城啊描寫麗江啊等等的文字，幾乎都是千篇一律的。即使它們不是商業廣告，是真誠地寫出來的，是記者用真心去感悟的，但讀者發現，沒有感悟到什么新鮮的東西，他不過是一次又一次地求證。

　　奇怪的事情是，我們很多的寫作者，我們到處跑，跑的能力遠遠高于古人，可是我們卻寫不出古人十分之一的獨特感受。我多少次坐在飛機上，望著下面茫茫云海，崇山峻嶺，卻說不出一句新鮮的話，不禁感到絕望。我想李白從未到過這么高的天空，李白爬過的三千米的高峰我也爬過，今天我在一萬米的高空，我卻寫不出“飛流直下三千尺”，連“茫茫九派流中國”都寫不出來。最后只好承認，我比古人渺小。論旅游條件我們比古人優越，論心理空間我們卻比古人渺小得多。我們在偉大方面不如古人，在精細方面也不如古人，在境界和靈犀兩方面都不如古人。此時才相信魯迅的話，現代人的魂靈“被風沙擊打得粗暴”。所以我們只有那些俗套的東西，頂多是那種無條件的自然崇拜，對異域風光的驚喜或者加一些時髦的“環保意識”。某年我參加幾大媒體組織的“黃河萬里行”活動，很多媒體報道來報道去，就是一個“環保”問題。而我認為黃河的污染象征著我們全體國民心靈的污染，這才是我們民族的大事。

　　中國加入“世界旅游俱樂部”已經二十多年了，旅游來旅游去，旅游者最后感到的是一種普遍的倦怠。國家安排了“五一”“十一”兩個長假，人們卻不愿旅游了，一到假期便問“這幾天怎么打發啊?”有人說“我干脆回家睡大覺”。成百上千的旅游團花樣翻新，繞來繞去，把旅游變得十分無趣。當我們把地球這個最大的共同體想象成一個“地球村”，想象成一個村落的時候，世界就萎縮了。“世界”這個詞，本來是充滿詩意的，“世”是時間概念，“界”是空間概念，這個來自佛教的意象組合何其妙也。而想到“地球村”，則馬上會想到互相競爭。由于經濟要素壓倒一切，所有國家行為都被默許是正確的，所以目前全球的旅游導向，必然是一切指向消費，一直消費到我們的感情，讓我們的感情要追隨別人，唯恐自己不正確，害怕自己落后，害怕自己不時髦。倘若全部如此，那確實游還不如不游。當今的旅游團模式，簡捷方便，又很省錢，所以為大多數人采納，同時大多數人也就被旅游給洗了腦，反過來又利用大多數人的想象固化了旅游地的意義。旅游者以為自己去過某地了，其實只是交通工具將其肉身運至某處再運回來，旅游者的心靈從來就未打開過，從未與其旅游對象擁抱親吻過。

　　所以，保持獨立的想象，才有真正旅游的資格。這樣的旅游所獲，不論“正確”與否，是具有個體價值的。而這樣的旅游者，才是真正現代的獨立的人，由千千萬萬這樣獨立的個體組成的一個民族，才是真正自由的民族。否則依然還是魯迅筆下寫的沒有個人主見的“庸眾”。可見，旅游可以啟蒙人，也可以愚弄人，國家和政府有國家政府的選擇，旅游機構有旅游機構的選擇。而旅游者和旅游文學的作者，不可不思考自己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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