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繼明的長篇力作《黑與白》，我是上半年六月底收到，讀過很久了，具體情節頗有些淡忘，但深刻的印象卻歷久彌新。仿佛成語“牝牡驪黃”講的古人看千里馬，已經忘了顏色，甚至雌雄都忘了，但卻牢牢記住了：這是一匹出色的千里馬。

　　我不是專門研究當代文學特別是當下文學的，我研究的主要是現代文學，即1949年之前大約半個世紀的小說戲劇。從我自己的知識結構來講，我最喜歡古代文學，最想做蘇東坡。可是后來為什么選擇了現代文學，選擇了學習魯迅呢？說得高大上一些，是為了國家的需要，時代的需要，因為現代文學是古今中外的交匯點，研究蘇東坡的人不必研究魯迅，而研究魯迅的人，不但必須研究蘇東坡，還要研究蘇維埃也。說得個人化一些，是因為總有一些勢力不讓我過蘇東坡的生活，為了過上蘇東坡的生活，我必須先像魯迅那樣去戰斗，打掃出一片相對干凈的空間，擺放下一張相對安靜的書桌——書桌上還有一碗東坡肉。

　　由于文學史的自然延伸和個人興趣，我也零散地關注一些當代文學，對當下文學作品也寫過若干評論。因此，我從近代現代當代這一百多年文學史的角度——這三個代，翻譯成外語都是一個詞，這是中國獨有的時間概念——來粗略地談一下我對《黑與白》的認識。

　　中國近代文學發軔于晚清的民族危機，這與古代文學具有本質的不同。晚唐文學也好，晚明文學也好，都不是因為中華民族產生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感。近代文學的經典作品，在我個人看來，就帶有“照妖鏡”的性質，因為必須照出妖來，才能找到我們民族的病根，給予準確有力的療救。

　　韓邦慶1894年出版的《海上花列傳》，很多學者視為現代小說的發端。此書可以說就是一個國家文化面貌的象征，通過寫一群妓女和嫖客，寫出了晚清上海社會的光怪陸離。作者說：“此書為勸誡而作”。一對兄妹從農村來到上海，一個當了妓女，一個成了妓院的打工仔。作品不僅辛辣諷刺了畸形社會的百態，還在故事背后蘊含著悲天憫人的情懷。可惜小說是用吳語方言寫成，限制了傳播范圍。張愛玲以打通雅俗的藝術直覺認為，此書應該是世界名著，她晚年花費巨大心血，翻譯為國語《海上花》。無獨有偶，幾十年后，擁有最多讀者的新文學作家老舍，其代表作《駱駝祥子》，寫的是一個正直健康的農村青年，來到北京這座“大城”，被各種妖魔鬼怪污染吞噬的故事。原著中虎妞的丑惡形象，如同一個令人恐怖的女妖，把主人公祥子身上最后一點“干凈氣兒”都給毀滅了。

　　《海上花列傳》轟動后，更加轟動的就是問世于1903年的“四大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游記》，《孽海花》，不約而同，用舊小說筆法，寫出了晚清末世黑白顛倒的羅剎世界。因此，魯迅給予了高度評價。

　　進入五四文學革命后，以魯迅《狂人日記》《阿Q正傳》《孔乙己》《祝福》為代表的新文學作品，更是把舊社會的吃人本質揭露得淋漓盡致，魯迅本人可以說就是一位照妖大師，一切妖怪鬼蜮在他筆下都難以遁形。我的一系列解讀魯迅小說的論著和講課，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幫助學生和讀者，看清那些妖魔。

　　到了30年代以后，以茅盾為代表的社會剖析派，加上老舍曹禺等優秀作家，共同描繪出了一幅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的生動畫卷，形象參與了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爭論。通過這些文學及其傳播衍生，中國人民對中國社會的性質有了深刻而清晰的認識，共同覺悟到，不推翻這個吃人的社會就沒有中華民族的明天。而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文學，不僅寫出了光明與黑暗的斗爭，寫出了共產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的英勇奮斗，也寫出了革命隊伍和解放區內部的種種黑暗，表達了對革命事業發展過程中的憂慮和預見。例如趙樹理，既是黨的文化干部，又是農民的代言人，他堅持描寫革命政權內部的壞人，表達對革命事業的憂患，堅持把黨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結合起來，并為這種堅持付出了生命的代價。這一傳統，延續到從解放區文學成長起來的整個當代文學。

　　從1949年開始的當代文學，其主流從來不是公知們所污蔑的歌功頌德文學，而是充滿著批判和反思，以更宏大的視野，寫出了從古到今中國人民的奮斗史。從三紅兩闖（創），青山保林，到樣板戲和浩然，當代文學不僅努力塑造了一系列英雄人物，而且寫出了各種公開的敵人和隱藏的敵人，寫出了好人與壞人之間，凡夫與英雄之間互相轉化的可能性。

　　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后，當代文學整體上依然保持了懲惡揚善的優良傳統，盡管也有一些政治認識上的錯誤，也有一些盲目學習外國文學的扭曲，但一方面仍然保持了批判精神，另一方面，由于幾十年文學教育的普及，批判藝術也普遍得到了提高。一些人們耳熟能詳的重要作家，包括頗有爭議的，可能存在這樣那樣問題的作家，例如王蒙，張賢亮，張承志，賈平凹，張潔，莫言，余華，王安憶，王朔，徐則臣，畢飛宇，麥家，遲子建，楊志軍，李洱，范穩等，不論他們的立場偏左一些，還是偏右一些，都通過各自的敘事風格，努力追索社會之妖，時代之妖和民族之妖。

　　在這支隊伍中，曹征路和劉繼明是以鮮明的社會主義立場和批判資本主義的姿態，格外引人注目的兩位。從21世紀文學的大環境來說，他們似乎有些生不逢時，他們不但在作家隊伍中顯得孤獨，而且在大眾媒體上尤其缺乏掌聲。但是就像魯迅先生說的那樣，他們毅然舉起了投槍。

　　身處這種局面，劉繼明先生花費五年時間，推出了我個人認為是他創作高峰的《黑與白》。我前不久與劉繼明見面時開玩笑說，你這本書涉及的敏感內容太多了。不像陳忠實的《白鹿原》，刪掉過分的色情描寫，就可以拿去獲獎。《黑與白》如果刪掉那些敏感內容，就成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凈了。

　　但是，《黑與白》真正的價值并不在那些敏感話題和內容，正如刀郎的《羅剎海市》，也許跟“中國好聲音”那檔節目有關，但絕不僅僅是諷刺“中國好聲音”，而是寫出了黑白顛倒美丑扭曲的現實世界，因此才贏得了數百億的點擊量，引發了一場全民文化狂歡。

　　《黑與白》首先描寫了80年代以后數十年間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社會全景。同時，又以倒敘和補敘的手法，通過幾個主要人物的經歷，寫出了一部撲朔迷離的百年中國革命史。從而使得作品的基調，不是簡單的批判和憤慨，不只是辛辣的諷刺，而是充滿了沉重的嘆息和思索。如果說我們兒時接受的革命史教育，很像是一部捉妖打怪史的話，那么《黑與白》給我們呈現的是，這些妖怪不僅僅存在于明顯的敵對陣線，而是從一開始，就鉆進了革命隊伍的內部，并且隨著革命的發展而發展，隨著革命的壯大而壯大，而且還能傳宗接代，青出于藍。可以說，《黑與白》找到了革命事業多災多難的內部根源，成為中國照妖文學的一座嶄新的燈塔。

　　《黑與白》寫出了人物的復雜性和歷史的復雜性，從而也就展現出了革命和改革的復雜性，客觀上證明了魯迅的立人思想的英明——魯迅給自家兄弟三人改名為樹人，作人，建人，包含的思想是，只有先樹立新的人，才能建設出新的國。魯迅認為，從水管里流出來的是水，從血管里流出來的才是血——沒有真正成熟的革命的人，就沒有真正成熟的革命的事業。小說中的正面形象非常令人感動，但他們不是沒有缺點的。最重要的缺點是對革命的復雜性重視不夠，對革命在勝利之后還可能翻盤，缺乏足夠的警惕。而一百多年來，對革命勝利之后還會復辟，保持預見和警惕的只有兩個偉人，一個是魯迅，一個是毛澤東。魯迅早就預見到革命勝利之后可能是阿Q們的天下，阿Q革命的目的，就是報私仇，搶財產，選女人。但魯迅仍然堅定不移地支持和投入革命。毛澤東認為，奪取全國勝利，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道路更艱苦也更偉大。可惜他們當年都缺乏知音，我們今天悟到了他們作為先知的偉大，我們也不過是事后諸葛亮。

　　十天以前，我跟劉繼明在一場紀念毛主席130周年誕辰的會議上相遇，我說到曾經組織粉絲閱讀《紅巖》，我提出了一個假設。假如《紅巖》中的叛徒甫志高，聽從黨組織的警告，那天晚上沒有回家，那么他就不會被捕和叛變，隨著全國革命勝利的到來，他很可能成為西南地區的重要領導。在建國后的政治運動中，一貫表現積極，善于觀察動向的甫志高，很可能把江姐和許云峰等人打成右派，而他自己不斷升遷。在文革中，他也可能受點委屈，或者被批判為走資派，住幾天牛棚。但是到了改革開放時期，他可能就會東山再起，成為中國的赫魯曉夫和戈爾巴喬夫。這個形象與《黑與白》中的宋乾坤，恰好構成“互文”，很可以進行一番對照。甫志高被捕叛變，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他形左實右的投機本質，給革命事業造成的巨大危害，卻是具有必然性的。我們可以想一想，革命隊伍中，存在著多少沒有被捕，沒有叛變的甫志高。他們由于自己的人脈和行政能力，掌控了很多重要的權力和地位，可以翻手為黑，覆手為白。幸虧在文革等運動中，對這些革命隊伍中的妖魔鬼怪，有所打擊和震懾，使得中國至今尚未四分五裂，尚未成為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天安門上依然高掛著毛主席的畫像。但是正如毛主席所說，他們人還在，心不死，出于他們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剝削階級思想，已經攫取了巨量社會主義財富的這些利益集團，一天不徹底消滅社會主義，從而抹平自己的原罪，他們就一天不會收回自己的魔爪。他們會利用革命過程中，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各種失誤和挫折，大搞歷史虛無主義，繼續顛倒黑白，最終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入萬劫不復之深淵。《黑與白》照出了這些妖孽，真是古人說的犀燃燭照，真切入神。

　　從藝術上看，《黑與白》規模龐大，氣勢恢宏，結構大開大合，時空變幻自如，仿佛唐宋八大家文章的駢散結合，張弛有度。小說從紅軍時期，抗戰時期，到文革時期，改開時期，跳躍穿插，整齊中顯靈活，既有草蛇灰線，又有滿天花雨。作者在后記中說，《黑與白》“至少有四、五個以上的敘述主線，每條主線都像一個屏風，每打開一扇屏風，都仿佛打開了一個世界。”作者的這個比喻是很貼切的，這種結構方式，使得有些章節可以彼此調換位置，互相補充又互相映照，這不僅是藝術上的一個創新，也充分表達了歷史和人性好像迷宮一樣的復雜多變，柳暗花明。作為一部120萬字的三卷本長篇巨著，讀起來既流暢又凝重，禁得起細讀和重讀，表現出作者高超的結構駕馭能力。

　　在人物塑造上，《黑與白》表現出極高的現實主義水平。首先能夠做到班固評價司馬遷的“不虛美，不隱惡”，控制主觀感情，如實描寫。正面人物不采用聚光燈，反面人物不加以漫畫化。用劉繼明自己的話說：“我忠實地記錄下了我看到，經歷和思考的一切。”作品中有十個以上人物都栩栩如生，特別是寫出了人物性格的發展史和演變史。像宗達，宋乾坤（黃鶴），宋曉帆，宗天一，王勝利，王晟（王成），洪公子洪太行，洪雁北，陳沂蒙，駱正，杜威，巴東，顧箏，栗紅（許可），郎家父子郎永良郎濤，武大師武伯仲，老校長俞解放，田芳田青青姑女，程國軍，梁天（宗小小）……都顯得既豐滿又可信。例如高層紅二代洪太行公子，文革中抄了自己中學老師的家，還把老師的一條胳膊打殘廢了，但他在北大荒兵團奮斗了八年，為了防備蘇軍入侵，在零下30多度的雪地趴了一夜，后來兩腿因此殘廢。就是這樣一個人物，在改開后，憑借四通八達的人脈，操縱政治經濟，個人生活也驕奢淫逸。他坐著輪椅出入的殘廢形象，可以看作是一些紅色二代的象征，他們胸中波動過革命的激情，也曾經為正義事業做過貢獻，但是由于骨子里的貴族觀念，使得他們逐漸背叛了父輩的初心，在靈魂上永遠坐著輪椅站不起來了。

　　很多讀者都注意到了宋乾坤這個獨特的形象。可以說，這是劉繼明先生對中國文學人物畫廊的一個獨特貢獻。劉繼明自己把他叫做“兩頭真”，他既是真實的革命者，也是真實的破壞革命者，可以說已經突破了劉再復先生幾十年前作為文學理論家發明的“性格組合論”，因為這樣的人物塑造，不是來源于閉門造車的理論思考，而是來源于對歷史，對生活的深刻觀察和犀利的洞見。

　　《黑與白》的語言功夫也純熟老到，敘事節奏把控自如，景物描寫和心理描寫引人入勝，日記書信等各種超文本插入，既增加了真實感，又變換了敘事角度。幫助作者達到了書寫“一份時間的證詞”的創作宗旨。總體上呈現出魯迅指導沙汀艾蕪時所說的：“有真意，去粉飾，少做作，勿賣弄。”

　　值得單獨一論的是小說中的兩性關系描寫。兩性關系在文學中，既可以展現人物性格的深層隱秘，也可以形成某種政治意喻。比如駱正對白雪，王晟對田芳的純潔愛情，樹立了他們正直高潔的人格，也映襯了他們的單純。栗紅與郎濤、巴東等男性的兩性關系歷程，一方面同步著改開時代崇洋媚外追逐物質的節奏，另一方面也是人物由迷茫走向逐步覺醒的見證。巴東娶了權貴之女洪雁北之后的性無能，則意喻著從低層爬入權貴家族的所謂個人奮斗成功者，只能是權貴家族的工具和奴仆。以氣功大師面目出現的騙色大師武伯仲，從民國時代一路騙到改開時代，國共通吃，則意味著野蠻低俗的原始人性，始終潛藏在一切正義事業乃至一切歷史事件的背后。而武伯仲這樣的騙子，居然也有對真正愛情的珍惜，他對詹大小姐的感情是真摯的，一直持續到老到死。他也有著作為一個壞人的孤獨和對善良的渴望。而宗達迷案的背后，書中重要人物之一的宋乾坤，一是對宗達的英國妻子安娜十分艷羨并最終得手，二是他當初投身革命，本來就是因為自己看中的女同學被父親奪愛娶為第五房小妾，他貌似大義滅親的革命舉動，實質上隱含著強烈的個人私欲。這些處處有著生活實例的兩性關系描寫，深化了小說作為照妖鏡的主題，留給讀者帶有震撼性的思索。

　　作為一個比較挑剔的文學批評者，我對《黑與白》也有幾點自己的細部的意見。第一，可能是出版原因，校對上略有粗疏，偶有錯字和人名印錯等，雖然不到萬分之一，但加起來可能也有十幾處以上。第二是王成的名字，上大學后自己改為王晟，這個弒父細節對人物性格很重要。但晟這個字，多數情況下讀作sheng，只在姓氏中讀cheng，主要人物的姓名中有多音字，可能會影響讀者的閱讀，不知作者有沒有考慮過，可以補充說明，我開玩笑說，不如改為“胡澄”的澄。第三，關于大江市的解放歷史，從書中的種種描寫不難看出，大江就是武漢，許多情節就是根據武漢真實的歷史寫成的。武漢三鎮是1949年5月16日，由于四野渡江后大兵壓境，國軍19兵團宣布起義而和平解放的。現在書中寫成是二野經過血戰攻克的，可能不太必要，如有可能，是否調整一下更好？比如可以把王勝利和駱正相識的戰斗故事，換到另外一個地點。

　　說到歷史事實，再補充一點對作者的敬佩。作者寫80年代的校園生活，寫大都市風貌和小城鎮風情，都以豐富而準確的細節作為支撐，例如詩歌音樂，牌匾廣告，乃至照相機的型號和飯館的菜譜，都能喚起讀者真切的回憶。還有宗達的自白書，一看就知道作者對瞿秋白《多余的話》有過深入的琢磨。可見作者不僅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小說家和詩人，也是嚴謹細致的學者，因此這部情理交融的巨著才寫了五年。

　　最后借用張愛玲評價《海上花列傳》的思路，我認為《黑與白》不僅是當代中國文學的重大收獲，早晚有一天，也會列入世界文學名著的家族。因為它對歷史的挖掘，對人性的拷問，都遠超大多數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

　　祝劉繼明先生，永葆創作青春。祝黑白顛倒的世界，還會被人民再顛倒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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