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于東北的文字中，有這樣一個故事：

　　一對夫妻，雙雙下崗后，想找工作，但在離開廠子后，卻沒有謀生技能，一次次碰壁后，不得不去退休的父母家里蹭飯。在受夠了親人的白眼之后，那一天，夫妻們起得特別早，買了豬肉，做了一頓香噴噴的飯菜。

　　很久沒吃肉的孩子，吃得特別地香，而就在這頓飯菜里，卻埋著老鼠藥。

　　上個世紀末的下崗故事，仿佛已經很久遠了，而當新世紀的昂揚伴隨著父輩們的青春一同遠去，時代的鐵幕再次籠罩在這一批年輕人身上時，我們好像發現，熟悉的東西，似乎又回來了。

　　大家好，我是豐兄，今天就給大家來講一講歷史進程中的故事。

　　1

　　1979年6月，四川寧江機床廠把一則向國內外訂貨的商業廣告，登在《人民日報》上，這是1956年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后，第一則“計劃”之外的生產資料廣告。

　　此后，我國開始推行“承包經營責任制”，并且進一步擴大了企業改革的范圍。其主要內容是全國實施各種形式的企業承包制，經過兩輪“承包期”以后，國有大中型企業基本完成改制，與此同時，中央與地方財稅，也變革為相應的“包稅制”。

　　1984年，《人民日報》轉載來自福建省的一封要求給“企業松綁”的《呼吁書》。55名廠長、經理聯名上書，想引起高層與社會的關注，“松綁”成為了改革的“高頻詞”。

　　1986年11月，出席北京中美金融研討會的紐約證券交易所董事長范爾霖先生，在受到鄧小平接見的同時，還收到了鄧小平贈送的一件禮物：一張上海飛樂公司的股票。

　　兩年后，老人在一次會議上說，“中國的情況決定了中國經濟成分必然是多樣的，公有制的實現形式是多樣的，發展才是硬道理。”

　　就在這段時間，國際形勢發生劇變，社會主義陣營忽然土崩瓦解，僅剩的紅色土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而在國內，價格闖關失敗，搶購風潮蔓延，危機重重。

　　危機之下，這位老人乘車南下，開始一段旅程，并展開了一次次談話。

　　1992年3月26日，《深圳特區報》刊發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以極大的熱情描述了這場南方談話。

　　此時，正值北京兩會，“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的提法，產生了轟動效應。

　　與輿論上的勢如破竹相比，在現實中的國企改革領域，正舉步維艱。

　　就在當年，徐州國營企業掀起了一股以“破三鐵”（“鐵飯碗”、“鐵工資”和“鐵交椅”）為中心的改革熱潮。

　　所謂“破三鐵”，就意味著企業可以辭退工人，工作崗位將不再“世襲”，員工的工作也不再是鐵板一塊，而將根據效益和績效浮動。有些地方政府官員更是直接提出，以三鐵精神（鐵面孔、鐵手腕、鐵心腸）來破三鐵。

　　這是企業改革15年來，第一次把改革的矛頭對準了企業中的一般職工，在此前，所有的改革理念和措施都是針對經營層與國有資產管理層的。

　　人們終于意識到，一直以此為家的國營企業，不再是能永遠守護他們的港灣了。

　　三鐵雖破，但社會保障體制卻沒有健全，成千上萬的工人下崗，一下子變成了無依無靠的社會棄兒，嚴重的失業迅速演變成一場社會危機。

　　一些地方相繼發生被裁員工人跳樓自殺和行兇報復事件。1992年4月，天津市盛傳天津手表廠搞“破三鐵”出了亂子，工人罷工、女工自殺、廠長免職，傳言迅速飛散整個華北地區。

　　社會動蕩引起了決策層的警惕， 并得出了“破三鐵，要謹慎”的結論。

　　到了1992年7月，改革策略重新回到原來的放權主題上，國務院發布《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宣布賦予企業14項經營自主權，其中包括產品銷售權、物資采購權、資金支配權等。

　　不過，國企隨后就迎來了時代的寒冬，在1994年，國有企業虧損面超過40％。

　　下崗潮的到來，似乎不可避免了，而國家在此之前也要做好準備。

　　2

　　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決定，提出要“重點完善企業養老和失業保險制度”。“失業”一詞，取代了“待業”，開始進入人們的視線。

　　同年年底，瀕臨破產的國營廣州無線電廠裁員1000余人，“下崗職工”一詞第一次從廣東向外傳播。

　　也是這一年，“國營企業”一詞正式被“國有企業”取代，并以憲法的尊嚴予以確認，一字之差，映射著的是很大的制度變遷，同時也給人無限的遐想空間。

　　我們會注意到，在后來的報告中，已經沒有再提“國有企業改革”的辦法，而是提出了“國有資產改革”的辦法。

　　過去是“國營企業”，是全民所有，國家經營；后來是“國有企業”，國家所有，國家不經營；現在是國有資產，國家只管資產，企業如何經營與政府已經徹底脫鉤。

　　因為在十二大，就已經提出來，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 是建立“產權明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在這一過程中，許多全民所有制企業紛紛進入轉型調整。

　　例如，一汽集團由20 世紀50年代的“企業辦社會式”工廠，發展到20世紀末，進入結構調整時期。通過兼并、重組、改制，不斷深化企業改革，基本實現了由傳統的工廠向集團公司體制的轉變。

　　而成立于1954年的武漢鋼鐵廠，在改革潮的推進下，于1993年正式轉型為武漢鋼鐵（集團）公司，在資產重組過程中建立起現代企業制度，并于 1999年在上海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當國家不再負責經營后，企業管理人員與職工自然也要另謀生計。

　　1993年，“下海”在《人民日報》的文章標題里出現了26次，與之相對，“分配”“單位”“鐵飯碗”這些詞被淡化。

　　“下海”與“下崗”，本質是一件事導致的兩種結果，而它們也分別對應兩個群體。

　　1993年3月的兩會上，鞍鋼總經理李華忠對時任海城市東防身村黨支書王國珍說，我的權力還沒有你大。

　　然而，很快，這種關系就被顛倒了。因為隨著改革的深入，在下海與下崗的浪潮中，但一種身份喪失的時候，另一種全新的身份被建構起來。

　　《我所親歷的90年代國企下崗》一書中這樣描述：

　　作者同事離開原單位后，為一家不太正規的建材公司工作，無意中掌握了一些重要材料，被人困在房中用磚頭拍死，遺體在親人趕來前就被送進了火葬場，而法院給出的結論竟然是自殺。

　　有人得到，就必然有人要喪失。

　　其實，早在1986年，全國就正式推行勞動合同制，先前入廠的職工與后來入廠的職工，在勞動關系上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雖然他們都是正式工，但后者是與用人單位產生雇傭關系的國有合同工，前者則在國家的就業保障和分配制度下，經勞動局來到工廠工作，是為固定工。

　　固定工由國家統籌，單位負責處理工人的具體勞動與生活問題，進行“從搖籃到墳墓”的一條龍式包辦，最關鍵的是，單位無權解雇工人。

　　而在勞動合同制下，只要符合相應的條款，單位就有權解雇合同工，這是兩者最大的區別。

　　在80年代，勞動合同制推出后，曾引發過激烈討論，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已故所長蔣一葦認為，引入勞動合同制無疑會使中國工人的地位倒退，一紙合同，實際讓“國家的主人”淪為了到市場上討飯吃的“受雇者”。

　　而國有企業的經營困局，更是讓下崗就要變成一股浪潮。

　　截至 1995 年，國有企業的虧損總額高達 639.6 億元，虧損額比上一年增加 36.5%。同時，國有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已經達到65.8%，高于工業化國家企業的平均負債率水平。

　　到了 1996 年，國企虧損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預算內國有企業的凈銷售利潤率降低到歷史最低點，國有企業破產總計 6232 家，超過了過去 9年的總和。

　　同年，大型國企開始大面積上市，兩大股市代替國家財政成為向國企輸血的工具。這仿佛天上掉下一個大餡餅，依靠全面扶持國有企業的“指標配額制”的上市機制，成為他們最后救命稻草。

　　這在當時的社會上引起了爭議。連《人民日報》記者都忍不住評論，“看起來，國企過去是依靠財政、銀行，現在是股市、股民，扶持的辦法就是不停地把錢送到國有企業里面去。”

　　然而，這畢竟是飲鴆止渴，一些地方政府早就開始了自己的操作，從1992年開始，諸城市市長陳光將282家國有和集體企業全部改制。陳光一夜成名，被媒體稱為“陳賣光”。

　　1996年2月，中央聯合調查組赴山東諸城處理“賣光國企”事件。最后的結論是：諸城的改革方向正確，效果顯著。

　　3

　　不過，此時社會上的輿論，正處于洶涌的交鋒中。

　　1995年，社會上突然流傳開來一份名為《影響我國國家安全的若干因素》的萬言書。

　　這篇萬言書，在民間引起了很大反響。1997年下半年，這場火藥味很濃的爭論，終于一錘定音。十五大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國有經濟的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社會主義性質。

　　1997年，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蘇南模式終結。蘇南地區集體所有的鄉鎮企業逐漸出現政企不分、產權空心化、企業“政績化”等弊端。

　　蘇南模式的終結，標志著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試驗的合作社制度及后來的人民公社制度，在基層經濟組織中徹底破產。

　　告別歷史后，自然就要輕裝上陣了。

　　1997年，“國退民進”的新戰略出現：國有資本從164個競爭性行業中“堅決撤出”，同時在上游能源性行業中形成強勢壟斷格局。

　　經過多次討論，政府把改革的具體措施確定為：淘汰落后產能，兼并和淘汰落后企業，減員增效，下崗職工實行分流。

　　作為決策層習慣性的老套路，往往會先找一個領域進行試點。

　　90年代，中國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紡織生產國，那些遍布全國大小城市，帶有濃厚計劃經濟色彩的一座座國營棉紡廠，是上個世紀工人階級最深刻的記憶。

　　1998年，國家認為紡織業重復建設嚴重、低水平生產能力過剩、技術檔次低、結構不合理和富余人員過多、歷史包袱沉重。

　　于是，就下了一記重拳：“從 1998 年起，用 3 年左右時間壓縮淘汰落后棉紡錠 1000 萬錠，分流安置下崗職工 120 萬人，到 2000 年實現全行業扭虧為盈。”

　　1998年至2000年， 中國國有企業共產生下崗職工2137萬人，三年間以每年六百萬的速度增長。大下崗年代，就此到來。

　　“工人要替國家想，我不下崗誰下崗！”1999年，黃宏在春晚小品《打氣》里的這句經典臺詞，成為一個時代傷痛的最佳注腳。

　　電影《鋼的琴》里，一群技藝精湛的東北鋼廠下崗工人，只能淪落街頭。陳桂林聽說二姐夫面子薄，不愿意出來做木匠小工，他兩手一拍，說：

　　“你怕笑話現在就掙不著錢。你首先就得解放思想，解放完思想才能解放自我。”

　　解放本來是一個褒義詞，用在這里，卻代表著一種消解，也就是身份的消失。

　　而另一邊，總理簽署了一個看上去很瘋狂的計劃，中國政府同意全球膠卷業的老大——美國柯達公司，對中國膠卷工業實施全行業收購。

　　根據協議，中國膠卷業的7家企業將全部與柯達建立合資公司，柯達承諾投入10億美元資金，同時把世界一流的感光技術帶到中國。這個轟動了國際商業界的協議被稱為“98協議”。

　　把空間讓給民營企業，讓給外資，這一退，退得很徹底。

　　不管如何，到新世紀初，這場運動終于落下帷幕。

　　2003年2月，發生一系列的轟動新聞，在西安市，政府宣布一攬子出讓600億元的國有資產；在重慶，1000億國資也在等待買主；在深圳，則推出了幾十家國企進行國際招標。

　　這是“國退民進”戰略的最后盛宴。

　　1998年到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從23.8萬戶減少到15萬戶，減少了40%。

　　截至2003年底，全國4223家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中，有2514家通過多種形式改制成為多元持股的公司制企業，改制面近60%。“國退民進”終于結束。

　　有意思的是，當國退民進結束時，卻又朝著相反的方向開始了。

　　2003年的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發生了一個重大的轉型——從輕型化向重型化的躍遷。

　　當年，國企利潤達到4769億元。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寶鋼集團、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等7家公司實現的利潤，就占到了全部中央企業利潤的70%。

　　這一年，國資委成立，管理總量17.84萬億元的國有資產、15.9萬家國有及國有工商控股企業。

　　從2004年春夏的宏觀調控之后，國企在資源型領域中的壟斷地位得到了空前的鞏固，開始迅猛擴張。2006年1月，中石油成為亞洲最盈利的公司。8月，中國移動成為全球市值最高的電信運營公司。10月，中國工商銀行成為宇宙第一大銀行。

　　尾聲

　　從“國營企業”到“國有企業”再到“國有資本”，每一次改革，只有一字之差，卻造成了巨大的歷史震動。

　　而到了新世紀，革命歷史與開放邏輯的沖突、政治敘事與市場敘事的矛盾，已經被慢慢沖淡，關于誰是“國家的主人”的討論，也慢慢止息。

　　歷史總是在蜿蜒中曲折前進，而變革的復雜性，也很難讓我們有一個確定評價。

　　只是，當一群人心醉神謎于這場幾十年歷史進程的狂歡盛宴時，卻還有一些破舊的衣衫、長途的遷徙、離別的鄉愁，以及勞累的傷痛、蝸居的困頓、無奈的嘆息，都被卷入到他們稱之為“命運”的東西里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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