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否有過通道會議？

　　“通道會議”和“通道轉兵”在目前權威黨史敘事中儼然已經成為主流，甚至拍成了影視作品。

　　但細究此說的證據，卻發現了這種說法的多個難以自洽之處。

　　首先，作這種敘事的依據，最先源自劉伯承同志1958年10月22日的《回顧長征》中的一段話：

　　正是在這危急關頭，毛主席挽救了紅軍。他力主放棄會合二、六軍團的企圖．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爭取主動，打幾個勝仗，使部隊得以稍事體整。他的主張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贊同。于是，部隊在十二月占領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貴州前進，一舉攻克了黎平。當時，如果不是毛主席堅決主張改變方針，所剩三萬多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1]

　　劉帥的這段敘事，說的是“占領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貴州前進”，并沒有言及開會之事。而且從敘事之順序來看，在“占領湖南西南邊境之通道城”之前，毛澤東就已經提出了入黔的建議。而且，從目前的關于長征的文獻檔案可以發現，中革軍委根據掌握的敵情作出行軍部署時，已經改變了原來一路北上去湘西的行軍計劃，在言及“入黔”問題了：

　　12月3日（16時）：我野戰軍現決脫離敵人繼續西進。其任務以我軍一部盡力遲阻追敵，主力則向西開辟前進道路。[2]

　　12月4日（16時3分）：我野戰軍以繼續西進至通道以南及播揚所、長安堡地域之目的……[3]

　　12月8日（21時）：我野戰軍明九日繼續西進……[4]

　　12月10日（23時）：我軍明十一日繼續西進……偵察通播揚所及黎平的道路……[5]

　　經“通道以南”“繼續西進”，那行動的指向本身就非常明確且著唯一——入黔！

　　12月11日18時30分，軍委的部署更明顯地表現出“入黔”意圖：“軍委一、二縱隊及五、八軍團，則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之線繼續西移”，“一軍團應另派不大于一團兵力的偵察部隊并帶電臺，前出至崖鷹坡，向新廠、馬路口偵察入黔的道路”[6]；同日20時，軍委再電紅九軍團（與紅一軍團一起正向當時的通道縣城縣溪鎮前進中）“九軍團今日繼續西進，其部署如下：我二師今日應在通道城并向靖縣、綏寧嚴密警戒與偵察，并搜集洋油、布匹、糧食及其它資材和調查西進入黔路線”[7]。

　　12月12日凌晨1時，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首長和各部首長，報告：“九軍團及二師主力明十二日在通道不動，并向綏寧、靖縣、城步等方向嚴密偵察與警戒，二師應派出一個團及電臺由左參謀長率領前出至崖鷹坡地域，偵察新廠、馬路口入黔路線”，“據調查由金殿往播陽所、洪洲所到黎平共一百一十五里，牙屯堡往洪州所到黎平二百里，由金殿往通道到黎平一百八十五里”[8]。

　　當日清晨6時，朱德總司令致電紅一軍團林、聶首長，部署紅一、三軍團入黔事宜：

　　甲、我軍西路線一軍團應經巖鷹坡、新廠、馬路口入黔；三軍團應經團頭、播陽所入黔。望依此分界線自定前進路線。

　　乙、在目前湘敵向我追擊條件下，一軍團應稍集結，不宜過于分散，不利作戰。丙、你們行動仍應遵昨日十八時半電令執行[9]。

　　這個時候，軍委縱隊還在流源或在往芙蓉的在行軍路上，根本不具備開會議事的條件——軍委縱隊下午才到達芙蓉村。

　　最重要的是：

　　——中革軍委此時（也就是所謂的“通道會議”之前）已經在部署中央紅軍兩個主力兵團入黔事宜了。

二、如果通道會議的確存在，那么會議是在何處召開的？

㈠通道縣城縣溪鎮不可能是會議召開地點

　　會議召開地點不可能在是當時的通道縣城縣溪鎮。

　　——理由無他，隨軍委縱隊的行軍的中央領導人，根本沒有到過縣溪鎮。

　　根據陸定一記載，中央紅軍經過縣溪鎮的部隊有：

　　紅一軍團二師，于1934年12月10日占領縣溪鎮。

　　紅九軍團，1934年12月11日進駐縣溪鎮。

　　紅一軍團十五師，1934年12月12日進駐縣溪鎮。[10]

　　而經過芙蓉村的部隊有：

　　紅一軍團主力，1934年12月11日，紅一軍團主力由今通道縣治所在地雙江（當時為綏寧縣屬）進至芙蓉村附近的金殿。

　　軍委第一縱隊（中央領導人和野戰司令部均在此縱隊）、第二縱隊于1934年12月12日下午相繼進駐芙蓉村及附近的金殿。次日離開，進至播陽所以北地域。[11]

㈡會議是在當時綏寧縣屬的芙蓉村召開的？

　　這個問題值得商榷。

　　要討論這個問題，筆者認為還得先排除“通道會議肯定存在且是在通道縣境內召開”的先入為主之前提。因為迄至目前為止，還沒有直接當事人（如會議參加者）確認過在通道境內開過這個會。李德在《中國紀事》中自陳是與會者，但卻認定這個會議是向廣西龍勝境內的西延山區召開的：

　　在到達黎平之前，我們舉行了一次飛行會議，會上討論了以后的作戰方案。在談到原來的計劃時，我提請大家考慮：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路線上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進趕的周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后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系。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和肖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毛澤東又粗暴地拒絕了這個建議，堅持繼續向西行軍，進入貴州內地。這次他不僅得到了洛甫（引者注：即張聞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當時就準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他乘此機會以談話的方式第一次表達了他的想法，即應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引者注：應為四方面軍）會師。至于怎樣實現這一點，他卻閉口不談。

　　四軍團目前在什么地方，我們知道得并不確切，因為和它長期沒有聯系了；此外同二軍團的無線電聯系也在行軍時中斷了。

　　我很費勁地聽了這個談話，好像過早的走開了。……當我看到了所發布的命令時，我才知道了最后決定的全部內容。我請周恩來給我講一講詳細情況，他顯得很激動，雖然他往常總是很鎮定自若的。他說，中央紅軍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貴州進行，因為那里的敵人比較薄弱。博古認為，從貴州出發可以一直向北，到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12]

　　也有少數長征幸存者們說開過這個會，但并不是與會者，也僅限于事后“聽說”——如李維漢：

　　在敵我兵力懸殊的情況下，如果還要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去鉆敵人布置好的“口袋”，紅軍就有全軍覆沒的危險。但“左”傾錯誤的領導者還是想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湘西洪江建立根據地。在這一危急關頭，毛澤東積極建議放棄與二、六軍團會合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在紅軍于十二月十一日占領湖南西南邊境的通道縣城以后，中央領導人舉行了會議，會后繼續向貴州黎平前進。[13]

　　但李維漢沒有參加這個會議，他也是事后聽說的。

　　伍修權也是如此：“對于通道會議的情況，我是在貴州黎平聽說的，中央紅軍在通道只有幾天時間，這個事情傳到我們耳邊，也要幾天時間，所以到了黎平我才知道。”[14]

　　這從證據的充分性來說，一來其效力就要大打折扣，二來也說明既或有這個會議，李德沒有參加會議。因為李德要參加會議，伍修權也是要到會履行其翻譯職責的。

　　其他還是許多人的證言，筆者不再一一贅述。

三、“通道轉兵”的概括是否成立？

　　“轉兵”的涵義是什么？轉變行動方向？

　　那么按這個涵義來說，不管有沒有“通道會議”，這個行動方向在會后也是沒有改變的！目的地仍然是湘西會合紅二、六軍團。請參見中央紅軍入黔至黎平會議召開之前的1934年12月13日21時30分中革軍委的部署電。該電稱：

　　我軍以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的目的。[15]

　　“轉入北上”——也就是說，總的行動方向并未改變。

　　12月14日，中革軍委還電示紅二、六軍團配合中央紅軍的行動：“我西方軍現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戰機，以便于北上。湘敵現分五路，其主力正向芷江、黔陽、洪江、靖縣集中，企圖先從湘邊阻我北上，然后迫我入黔。桂敵在我左側后跟進，尚未脫離。”“我二、六兩軍團以發展湘西北蘇區并配合西方軍之目的，主力仍應向沅江上游行動，以便相當調動或箝制黔陽、芷江、洪江的敵人，如辰州附近不便渡河，可改于保靖附近南渡至瀘溪、乾城、鳳凰地域活動，對桃源方向只須派一支隊去活動，以籍制與迷惑湘中之敵。”[16]

　　如果沒有改變行動方向，只是修改了行軍路線，那么可不可以稱之為“轉兵”耶？

　　筆者認為，這恐怕很難。因為行軍路線的修改是在總目標總目的之下的修訂，在長征的行軍中幾乎天天都有！那么是不是每修訂一次，都要以“轉兵”的名頭冠之耶？

　　其實，真正的轉兵——改變行動方向，是在黎平會議上決定的，是黎平會議的重大成果！

　　——改變會合紅二、六軍團的計劃，轉向黔北前進，在黔北建立蘇區根據地。

　　這個，才是真正的轉兵。

　　上述問題，實際上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就提出來過，相關文章也不少。

　　而且，在軍事史學科研部門也予以了重視。比如，《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紅軍長征·綜述·大事記·表冊》都沒有采用“通道轉兵”的敘事，也沒有采信“通道會議”說法[17]。

　　《紅軍長征·綜述》中的相關敘事為：

　　12月10日，中央紅軍先頭部隊進至通道縣下鄉、長安堡地區，一部襲占通道城。這時，“追剿”軍主力已進至城步、綏寧、靖縣、洪江、黔陽、芷江地區趕筑工事，張網以待。中央紅軍在部隊極度疲勞，空前減員的情況下，如果繼續執行北出湘西與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就勢必與五六倍于己的敵軍決戰，那將有全軍覆沒的危險。在此嚴峻的時刻，毛澤東等力主放棄北出湘西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兵力薄弱的貴州前進。

　　但是，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卻不顧敵情變化，仍然堅持原定的北出湘西同紅2、紅6軍團會合的計劃，只在行軍路線上略作變動。12月13日，中革軍委發出了“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的命令。次日，又命令在湖南常德一帶活動的紅2、紅6軍團：“以發展湘西北蘇區并配合西方軍行動之目的，主力仍應繼續向沅江上游行動，以便相當調動或牽制黔陽、芷江、洪江的敵人”。[18]

　　雖然有黨史大V如已故的郭德宏者，“根據當地老同志和教師”的證辭，采信并認定了“通道會議會址”。但這仍屬于無效舉證——至少是證據不充分，難以成理，難以定論。

　　說明一哈：軍科編的《紅軍長征·大事記》中，根本沒有“通道會議”或“通道轉兵”的字樣出現，遑論“提到‘通道會議’或‘通道轉兵’時，應在通道縣城后面注明是今天的縣溪”！郭老先生拉人來站臺時舉證也不嚴謹啊！“著名黨史專家”馬虎草率竟致如此，真是讓后生們大跌眼鏡啊！

　　現在，經過數十年的歷史檢驗和沉淀后，軍事科學院的專家們的不跟風，不趨附的謹慎執筆著史之態度，越來越讓后人由衷的欽佩。

　　史家，學者，就應該有這樣的風骨，這樣的學養。

注釋

　　[1]《回顧長征》，《劉伯承軍事文選》第55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2]《我野戰軍決脫離敵人繼續西進的部署（1934年12月3日16時）》，《紅軍長征過廣西》第87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3]《朱德關于我軍向通道以南西進致各軍團、縱隊電（1934年12月4日16時30分）》，《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65～第16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朱德關于我野戰軍繼續西進及九日行動部署致各部首長電（1934年1月8日21時）》，《紅軍長征過廣西》第89～第90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5]《朱德關于我軍明十一日繼續西進的部署致各部首長電（193年12月10日23時）》，《紅軍長征過廣西》第91～第92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6]《朱德關于紅一、九軍團應集結通道及其附近地域并派隊偵察人黔道路致林彪、聶榮臻電（1934年12月11日18時30分）》，《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7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林彪、聶榮臻關于紅一、九軍團十一日繼續西進之部署致羅炳輝、蔡樹藩等電（1934年12月11日20時）》，《紅軍長征過通道》第36頁，中共通道侗族自治縣委黨史辦1986年編印。

　　[8]《林彪、聶榮臻關于紅一、九軍團十二日行動部署致朱德等電（1934年12月12日1時）》，《紅軍長征過通道》第37頁，中共通道侗族自治縣委黨史辦1986年編印。

　　[9]《朱德關于我一、三軍團入黔路線及注意集結兵力致林彪、聶榮臻電（1934年12月12日6時）》，《紅軍長征過廣西》第92～第93頁，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10]陸定一：《長征大事記》，《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劉統 整理）》第483～第48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11] 陸定一：《長征大事記》，《親歷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劉統 整理）》第484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12] [德]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第113～第114 頁，東方出版社2004 年9 月第1 版。

　　[13]《李維漢同志關于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據地問題的回憶》，轉引自《紅軍長征過通道》第70頁，中共通道侗族自治縣委黨史辦1986年編印。

　　[14] 《伍修權同志談通道會議（訪伍老談話錄音紀錄摘抄）》，《紅軍長征過通道》第73頁，中共通道侗族自治縣委黨史辦1986年編印。

　　[15]《朱德令各軍團十四日進入貴州的行動部署（1934年12月13日21時30分）》，《紅軍長征過通道》第40～第41頁，中共通道侗族自治縣委黨史辦1986年編印。

　　[16]《中革軍委致二、六軍團電（1934年12月1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㈣》第21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7]《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史》沒有通道會議的敘事，也沒有“通道轉兵”的敘事；《紅軍長征·綜述·大事記·表冊》中的“綜述”中，也沒有相關“通道會議”或“通道轉兵”的敘事。

　　[18]《紅軍長征綜述》，《紅軍長征·綜述·大事記·表冊》（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8頁，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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