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這句話如今寫入了黨章和憲法。

　　在著名的“延安整風”中還有一句口號：“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這句話實際上定義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涵，如今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

　　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了偉大的革命運動，這個革命運動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在中國的實踐，這個實踐是社會性的。在這個偉大的社會實踐中，有成千上萬的共產黨人以及人民群眾參與并為之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他們在實踐中經歷過失敗、挫折和勝利，有過許多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經驗和教訓都成為了全黨的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說，這筆財富的確是全黨的智慧薈萃。而毛澤東同志則是公認的“全黨智慧”的集大成者，也就是——結晶者。

　　所以，這筆經過“結晶”之后的財富，理所當然且恰如其分地被命名為“毛澤東思想”。

　　毛澤東同志說過：“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斗爭、階級斗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毛澤東的這段話，實際上也在印證這樣一個道理：“毛澤東思想”不是從天下掉下來的，也不是從毛澤東個人頭腦中固有的。人民革命斗爭不是個人體驗而是成千上萬人參與的社會實踐，毛澤東同志也是這個社會實踐的參與者，也是貢獻最大者。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延安整風中獲得了全黨認同的那句話：“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這個表達可以認為是目前為止對“毛澤東思想”最經典最貼切的表述——“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實際也涵蓋和包括了中國革命運動中對中國文化傳統的批判、揚棄、汲收以及借鑒。

　　這句話，不光是說明了事實，而且縷清了“毛澤東思想”的構成中“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文化傳統）之間的因果、主次、輕重、本末的關系。遠遠勝過諸如“馬列主義中國化”、“中國化的馬列主義”的理論稀泥——這些有可能出自要彌合矛盾分歧，擴大接受人群的初衷或許是好意，但實際上回避了這當間至關重要的“因果、主次、輕重、本末”的問題，任誰都可以隨心所欲地按自己需求和心意地作出各自的解讀，結果有可能變成一個“四不象”。

　　中國共產黨人為“毛澤東思想”達成全黨共識，經過了諸多痛定思痛的失敗與挫折，走過彎路，也走過錯路，最后才選擇了“毛澤東指引的道路”。所有共產黨人都為達成這個“全黨共識”作出了自己的貢獻——包括那些犯過錯誤的共產黨人，他們在“撞了南墻”付出血的代價后，為全黨亮出了“此路不通”的警示，也作出了選擇“毛澤東指引的道路”的啟示。

　　“毛澤東思想”最重要最基本的構成的肯定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毛澤東同志說：“我們黨走過二十八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過的，而是在困難的環境中走過的，我們要和國內外黨內外的敵人作戰。謝謝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他們給了我們以武器。這武器不是機關槍，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

　　毛澤東同志還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稱之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并闡述了中國人尋找這個“普遍真理”的艱辛而痛苦的歷程：

　　自從一八四○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那時，求進步的中國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書也看。向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派遣留學生之多，達到了驚人的程度。國內廢科舉，興學校，好像雨后春筍bgk，努力學習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時期，學的也是這些東西。這些是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即所謂新學，包括那時的社會學說和自然科學，和中國封建主義的文化即所謂舊學是對立的。學了這些新學的人們，在很長的時期內產生了一種信心，認為這些很可以救中國，除了舊學派，新學派自己表示懷疑的很少。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那時的外國只有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它們成功地建設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日本人向西方學習有成效，中國人也想向日本人學。在那時的中國人看來，俄國是落后的，很少人想學俄國。這就是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至二十世紀初期中國人學習外國的情形。

　　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很奇怪，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學生呢？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奮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一天壞，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震動了全世界。俄國人舉行了十月革命，創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過去蘊藏在地下為外國人所看不見的偉大的俄國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像火山一樣突然爆發出來了，中國人和全人類對俄國人都另眼相看了。這時，也只是在這時（引者注：為什么？），中國人從思想到生活，才出現了一個嶄新的時期。中國人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中國的面目就起了變化了。

　　中國人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國人不但不知道列寧、斯大林，也不知道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

　　他還說：

　　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引者注：是不是也包括了中國傳統文化或文化傳統？哪怕是最優秀的部分？）。曾經留戀過別的東西的人們，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覺悟過來了，有些人正在換腦筋。事變是發展得這樣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學習。人們的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們歡迎這種善良的要求重新學習的態度。

　　中國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在十月革命以后學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建立了中國共產黨。接著就進入政治斗爭，經過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勝利。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人類進入資本主義大工業時代的產物。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都沒有產生這個“普遍真理”的土壤和條件——無論是馬克思，還是毛澤東，既或生活在那個時代，都不可能創造出“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來。理由無他，沒有產生理論的土壤，也沒有實踐理論的舞臺。僅僅依托中國的文化傳統，是產生不出“毛澤東思想”來的。

　　有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才有毛澤東思想！沒有馬克思列寧主義，就沒有毛澤東思想。

　　正是在西方的“工業革命”浪潮席卷之下，馬克思主義破土而出。

　　當時的中國已經滯后于西方。但在資本主義的工業在中國才剛剛萌芽之時。中國一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在“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的客觀環境下，通過同樣落后的鄰國的“十月革命”，開始接觸和認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個鄰國與中國同樣落后——當然中國更落后。但中國這些先進的知識分子們卻認為，中國人可以“走俄國人的路”！

　　找到了真理，就要去實踐真理！

　　付諸實踐同樣要經歷痛苦的過程，實踐中還要不斷深化對真理的認知——也就是“繼續尋求和探索”。

　　這個痛苦，就表現在“普遍真理”如何與“具體實踐”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上。所有共產黨人大概率地都親歷“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勤于反思善于總結者，勝出！不斷地犯錯誤，不斷地糾正錯誤，總結經驗教訓，繼續去實踐！——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只有在這個意義上，才能成立。

　　毛澤東同志也親歷過失敗和挫折，也無疑是這個實踐和探索過程中的勝出者！

　　毛澤東同志自陳：“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而在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中，又能以他對中國傳統優秀文化的學識和積淀——“優秀”這倆字兒必不可少，創造性地豐富自己的思想武庫。比如，從“知行合一”的理論中，提練出“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從《三國演義》和王佐袁文才的“打圈子”戰術中，提練出“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游擊戰爭十六字訣”，乃至“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式戰略……

　　在毛澤東留下的數以千萬字的著述中，旁征博引了諸多中國傳統文化的典故以及孔孟語錄等，這讓聽著長長的洋人名字和隔山隔水的洋人故事一頭霧水的中國普通百姓，也能聽得津津有味。這在當時“言必稱希臘”、把來自“無產階級祖國”的一切當圣經膜拜的黨內很多大佬中，顯得很是另類。但毛澤東這種“旁征博引”，是為了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旁征博引”并不意味著他接受或改信了這些被征引者的思想和理論。比如，他征引了孔孟的話，但對“孔孟之道”的思想理論體系是持批判態度的；他的詩詞中引用了《老子》、《莊子》中的典故，但卻并不認可老莊之道和他們人生觀世界觀。比如《莊子》中有“皰丁解牛”的故事，但莊子本人卻并沒有引為在實踐中去尋求真知的啟迪，而是逃避現實選擇坐而悟道。毛澤東卻將這個故事引為“實踐出真知”的典型案例……

　　這就是對傳統文化“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批判性汲收，或揚棄。

　　毛澤東同志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理論體系，是尋求，是篤信，是踐行，是發展；對中國文化傳統，是批判性地吸收——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這當間孰因孰果，孰主孰次，孰重孰輕，孰本孰末，應該不難掂量出來吧？

　　要詮釋和傳播毛澤東思想，必須聽取且認真聽取毛澤東同志本人的意見。

　　——他的意見，已經相當完整的在他留下的著述中，表達了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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