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后沒兩年，延安的文藝工作者排出了歌劇《白毛女》，隨后在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前一天，《白毛女》在中央黨校禮堂首演，淚水和著掌聲，嘆息伴著喝彩。

　　當臺上的大春牽著喜兒的手走出漫長陰暗的山洞，東方的太陽冉冉升起來了，悠遠的合唱仿佛從歷史深處響起，全場震動、全場歡呼：

　　太陽出來了，太陽出來了。

　　太陽，太陽！光芒萬丈，萬丈光芒。

　　上下幾千年，受苦又受難，如今盼到出了太陽！

　　太陽就是毛澤東！太陽就是共產黨！

　　但毛主席在臺下卻說：

　　不，不。太陽，是人民群眾。

　　1

　　李銀橋曾經有過回憶：

　　隨著主席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越來越高，中央出于安全的考慮，對他的行動也就越來越限制。

　　如果我說一句“主席越到晚年，他的人身自由就越少”這樣的話，許多人也許會不相信，可事實上就是這樣。

　　這種現象，從主席進北京城后以及以后的幾十年間越來越嚴重。

　　過去在延安、在西柏坡時，只要主席愿意，他就可以帶著身邊的一個衛士，或者一個秘書，想到哪兒就到哪兒。那時，社會環境正像歌里唱的那樣：“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

　　雖然我們當時面臨的是蔣介石的幾百萬猖狂的反動軍隊，但主席的安全卻十分保險。

　　那時，人民和主席之間無任何距離，他可以穿著布鞋、挽起袖子，同老農一起捏糞團、掏泥塊，鄉親們也可以提起籃子給主席送紅棗和小米，親熱得很哪。

　　可是，當他在天安門城樓上一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的雙腳邁進中南海那高高的紅圍墻后，情況就不一樣了。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主席本人從來沒有提出過怎樣地加強他行動安全的建議，也沒有這方面的表示，所有后來對他實行的警衛規定都是中央定的。

　　主席有一次見不到群眾，氣的對我說：“銀橋，你是最了解我的，老不讓我接觸群眾，是不行的嘛！”

　　他只能在我面前發幾句牢騷，希望得到我這個衛士長的一點同情。每逢這時，我便站在一旁一聲不吭地聽他訴說，也不去打斷他的話。

　　我只有一個想法：讓他出出心頭氣，這樣也許會好受些。

　　雖然我內心極為理解和同情他，可我行動上也必須站在中央的紀律一邊……

　　“主席，請坐下，我給您梳梳頭。”這是當時我唯一能做的事情，梳頭能平靜一個人的情緒。

　　多么可憐的毛澤東啊！我當時梳著梳著，不止一次地滴下了眼淚。

　　"銀橋，你怎么啦?”

　　“主席，我要是能替您分擔點事該有多好啊！”有一次，我說著竟“哇”地哭出了聲。

　　主席則不停地拍著我的后背，兩眼溢滿淚花，什么話都沒說……

　　說實話，主席革命一生，有過許多并肩戰斗的老戰友，但真正了解他內心世界的人極少。平常，他與那些并肩戰斗的領導同志是從不談他個人的內心痛苦與憂郁的。

　　我是他的衛士長，又朝夕相處，加上他老人家總把我們當成自己的孩子一般，所以平時有什么心里話愛跟我嘮叨。雖然作為一個普通人，我無法替一個偉人去解決什么，但卻愿意靜靜地聆聽他老人家發泄心中的各種情緒。

　　回望銀橋同志回憶中那一聲“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那天，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的閱兵儀式結束后，工人和農民開始了勝利大游行。

　　當群眾一波又一波經過天安門廣場時，腰鼓聲聲中，他們齊聲向著天安門成樓上的毛主席高喊：

　　毛主席萬歲！

　　主席則站在城頭上不斷地揮手，喊到：

　　人民萬歲！

　　當工人方隊走過主席臺前高喊“毛主席萬歲”時，他高聲回道：

　　工人同志萬歲！

　　當農民方隊走過時，他又是高嗓門地呼喚：

　　農民同志萬歲！

　　開國大典的當天夜晚，主席輾轉反側，難以入眠。

　　中南海正在舉行歡鬧的國宴，高朋滿座，推杯換盞，氣氛熱烈，而主席并沒有參加，他回到了自己的住處。

　　進屋后，他一言不發，在臥室里安靜的一個人抽煙，臉色凝重。

　　大喜的日子里，作為新中國、嶄新的人民政權的最高領袖，主席的心情卻十分沉重。

　　警衛和工作人員見狀，心生疑慮但也不便去打擾，只能在外面候著，看著他安靜地坐在椅子上，仿佛思緒漂泊遠方。

　　許久之后，衛兵實在等不下去，走進來問：

　　主席，想吃點什么？

　　他自言自語道：

　　這革命的果實，得來不容易啊！

　　衛兵這才明白主席心中的失落和感慨，以及他為什么在禮花齊放的大慶之日墮入惆悵。

　　衛兵安靜了一會兒后便安慰他：

　　如果犧牲的戰士們都還活著，他們也會為今天的開國大典，而感到由衷的高興和驕傲，這也是他們夢寐以求的結果。

　　接著又繼續對說：

　　主席，您好長時間沒吃東西了，喝點粥吧？

　　他則答：

　　不餓，沒胃口。

　　衛兵把熱好的麥片粥端給他，勸他吃幾口，他也聽話得吃了幾口，方才感覺到餓，最后竟然大口大口喝了兩大碗。

　　吃完后，就看書去了，直到凌晨6點還未睡，后來吃了兩片安眠藥躺在床上，可還是睡不著，又讓衛兵給拿了兩片安眠藥，但衛兵說沒有多余的——保健醫生為了他的身體，每天最多只給兩片。

　　就這樣，直到10月2號早上八點多鐘，這位新中國的國家主席、億萬人民的領袖才沉沉睡去。

　　眾人皆在歡慶、共度革命勝利時，他卻在想些什么呢？

　　2

　　建國后的十年即50年代，是他發表文章最少、但發表講話最多的十年。

　　就在建國后不久，他對滿屋子的地方干部怒氣沖沖：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個學知識的好地方。

　　當時，北京的一些普通百姓已經在用“寶塔”這個詞私下嘲諷他們頭上重重疊疊的官僚機構，他也覺得自己像個“被困在了寶塔尖上的人”。

　　1953年，終于是對一些財政干部發了火：

　　實際上，我在北京什么也聽不到，我看我得經常出去走走！

　　羅斯·特里爾曾認為：

　　毛澤東的戰友們沒有一個可以寫出城樓對面、人民英雄紀念碑上的那段銘文。因為，毛澤東終歸是不一樣的。

　　即便是題寫主席這段碑文的恩來同志，曾對主席非常欣賞的拉美革命領袖切格瓦拉也有過直接的負面評價：

　　他是盲動主義者，他竟然不要黨的領導…他主張到處點火…

　　但是在極為認可格瓦拉同志革命理念的主席看來，堅持所謂“黨的領導”和“對組織的忠誠”，首先要取決于黨組織自身是否變質、是否依舊紅心滾滾。

　　也就是1943年他揭露國民黨時說的：

　　國民黨也需要老百姓，也講‘愛民’。

　　不論是中國還是外國，古代還是現在，剝削階級的生活都離不了老百姓。他們講‘愛民’是為了剝削，為了從老百姓身上榨取東西，這同喂牛差不多。

　　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還有一種用場，就是能擠奶！剝削階級的‘愛民’同‘愛牛’差不多。

　　因而，一生作為革命者的主席會說出這樣的話：

　　中央如果出了軍閥也好，修正主義也好，總而言之，不是馬克思主義，那不造反就犯錯誤，要準備造反！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

　　造反有理！

　　建國不至二十載，1967年1月6日，《文匯報》的文章曾得到已74歲高齡的主席的稱贊，該篇文中有刊：

　　“造反有理”，這個口號永遠是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口號。你是一個真馬克思主義者，你就一定會不折不扣地認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當頭；你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者，你就一定會不折不扣地認為“造反無理”，你就一定是“保”字當頭。

　　當今時代的時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革命造反有理萬歲！

　　這樣的革命思維，正是主席本人、也是中國革命的啟蒙導師列寧所語：

　　幻想和平而不鼓吹革命行動，那就是懼怕戰爭，與社會主義毫無共同之處。

　　他曾在一次講話中回憶起學生時自己崇拜的英雄，那是1911年時，他還曾強烈主張讓此人當總理——康有為。

　　但經過世事沉浮和基層調研后，主席最終的觀點是：

　　康有為寫了《大同書》，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的路。

　　湖南人民自治運動的兩面性及實踐受挫，進一步暴露了青年主席在自我塑造前夕的思想矛盾，促使他下決心對自己的思想結構進行徹底清算。

　　1920年9月到10月下旬，就在初步確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在理論上樹立馬克思主義信仰之際，他組織領導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湖南人民自治運動，第一次從政治上把工人群眾組織起來，開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俄國革命的經驗來分析中國現實問題并指導實踐，馬克思主義作為其思想結構中的主導性因素開始發生方向引領。

　　1920年11月底，27歲的他撰寫了大量書信和文稿，編輯了《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對多年來的實踐和思想做了一次總體性的自我剖析，清理了思想結構中的非馬克思主義因素——

　　在哲學世界觀上，清理了二元論哲學和“圣賢救世”歷史觀的影響，批判了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思想；

　　在主導思想上，深度清算了曾經占據思想結構主導地位的改良主義、空想主義、無政府主義、實驗主義等思想，對沒有主義“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做法堅決否定；

　　在奮斗目標上，割除了過去曾經堅持的零星解決、局部改良的目標，正式喊出要通過“根本改造”世界的社會革命來解放全人類的口號；

　　在革命道路上，扭正了“無血革命”“呼聲革命”“教育革命”等溫和革命主張，明確提出要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

　　在政治運動的組織領導上，打破了過去過度依靠學術組織、民間組織領導的做法，逐步清晰要建立一個以主義為引領的政黨組織；

　　在斗爭方式上，破除了過度依賴理論批判、集會游行、上書請愿等合法斗爭方式的思想，堅定了根本改造、徹底革命的思想；

　　在發展視野和實踐空間上，取代了曾經提倡的畫地為牢、封閉自治的陳舊思維，形成了必須要樹立國際主義并反對殖民主義的認知。

　　這種思想上的自我清算，是青年主席頭腦風暴轉變過程中一個承上啟下的關鍵環節。既標志著舊思想結構的解構與終結，也標志著新思想結構的建構與開始。

　　在給向警予同志的信中，他總結了一年來領導驅張運動和湖南人民自治運動的經驗教訓：

　　社會改良主義絕無希望，必須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年來，驅張運動、湖南自治運動等，費力不少但效果不大，曾主張湖南自立為國，直接與世界有覺悟之民族攜手，但知音絕少，多數人難以理解和接受；各種改良主義的設想提出來，但是都沒有根本的大影響和大改變。

　　由此他認識到：當時的湖南和全中國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謂絕無希望。

　　青年的他最終依靠的還是中國千百年被殘酷統治的被剝削階級，親自找到了那條通往困苦但也指向光明的路：

　　唯一的路，是經過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

　　而這條路，始終貫穿了他的一生。

　　周遭熙攘人來人往，唯有堅持「繼續革命」的他是不變的，從未及而立，到年逾耄耋。

　　3

　　1956年11月，八屆二中全會召開，會議決定從1957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

　　次年4月27日，中央公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

　　這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黨的建設的正常步驟，也得到了廣大群眾、黨外人士和廣大黨員的積極響應，開始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員干部的作風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建議。

　　不過隨著部分民主黨派人士的建議與黨的領導地位和人民民主產生了極大矛盾（比如儲安平之流），1957年5月15日，主席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要求認清階級斗爭形勢：

　　注意右派的進攻。

　　6月8日，中央發出《 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同日，《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為什么？》的社論。

　　由此，在主席“全國有約五千右派”的正確指示下，開始了大規模的反右斗爭。

　　在當時的形勢下，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這是正確且必要的。

　　從政治層面，這對于分清大是大非、穩定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與人民政權具有極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只不過，一切伴隨著“擴大化”的發生，正向性戛然而止。

　　他點明“約五千名右派”，后來卻打出了五十五萬人之多……

　　還是在他的親自指揮下，超過二十萬“右派知識分子”被成功摘帽、恢復了名譽。

　　同時，吸收黨員的標準也開始側向技術性人才。

　　1980年3月19日，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負責人談話時就指出：

　　1957年反右派斗爭還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

　　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是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于擴大化。

　　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面寬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確實處理得不適當，太重，他們多年受了委屈，不能為人民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但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是整個國家的損失。

　　1957年反右派，我們是積極分子，反右派擴大化我就有責任。

　　在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小平同志的回憶顯然是極為客觀又真實的。

　　1962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會議原定議題是討論農業、財貿等方面的工作，但自會議一開始，主席率先發表了長篇講話，提出階級、形勢、矛盾三個題目同與會同志討論，進一步升華了對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的分析。

　　次月，八屆十中全會召開，黨內的政治風向走勢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

　　會上，主席繼續聯系對蘇聯赫魯曉夫實行的政策的批評，提出國內的階級斗爭問題。

　　在全會公報上，主席還特地寫進了這樣一段話：

　　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

　　他還提出：

　　對階級斗爭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問題，我們從現在起，必須年年講，月月講。

　　第二年的杭州會議上，主席再度由發揚階級斗爭精神、警惕修正主義而贊揚昔陽縣的干部參加勞動運動：

　　我又看了一次山西昔陽縣那個文件，很好！

　　干部不參加勞動無非是怕耽誤工作，昔陽經驗恰恰相反。干部參加勞動不但沒有耽誤工作，而且各項工作都搞得更好了。支部書記不參加勞動還不是“保甲長”！干部不參加勞動就可能變成國民黨！

　　很多問題，一參加勞動都可以解決，至少可以減少一些貪污、多吃多占，可以向上反映一些真實情況，整黨整團就好辦了，就能把我們的支部放到勞動者積極分子手里。

　　所以干部參加勞動是百年大計，是保證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勞動者手中的大問題。

　　縣社兩級干部也都要參加勞動，我們希望幾年之內分期分批都搞到昔陽縣的程度。

　　他當時還風趣地說拿《紅樓夢》舉例，借冷子興之口分析榮寧兩府“主仆上下都是安富尊榮，運籌謀劃的盡無一個”，賈家就是這樣垮下來的。

　　主席之所以把干部參加勞動看作是無產階級政黨同一切資產階級政黨相區別的標志之一，是因為防止干部集團的官僚化，繼而防止官僚資本主義的復辟。

　　故而，主席會把干部勞動問題同加強黨的建設聯系起來。

　　再一年后，黨內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四清”運動。

　　運動期間，他在北京同威爾科克斯有過一場深刻的談話，格外憂心忡忡：

　　我們黨內有少數人主張“三和一少”。

　　三和，就是對帝國主義和、對修正主義和、對各國反動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對帝國主義的國家和黨。

　　這實質上就是修正主義的思想。

　　他們聯絡部(按:指中共中央聯絡部)里就有少數這樣的人，另一個是統戰部，它是同國內資產階級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卻有人不講階級斗爭，要把資產階級的政黨變成社會主義的政黨。

　　每個部都找得出這樣的人……

　　這一股風，即三和一少風、單干風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厲害。從國外來說，被美帝國主義和蘇聯修正主義嚇倒了，在國內由于天災人禍，經濟受到損失，于是修正主義就露頭了……有一陣子可猖狂啦。

　　半年多后，朝鮮人民領袖金日成同志也來到中國，主席同他進行了更深一層的談話：

　　天下大事分則必合，合則必分，一個黨也是如此……他們是我們的敵人，也是你們的敵人。動搖分子總是會有的。

　　所以說，“天下太平”，沒有這么回事。我說不太平是正常的。清一色，也是不會有的。

　　所以，要有意識地保持對立面。

　　隨后，主席頓了頓，面情嚴肅地問金日成：

　　中國變成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

　　金日成同志認真地思索一番，答道：

　　那我們就更困難了…

　　這時候主席倒是給金日成鼓了鼓勁：

　　總會比阿爾巴尼亞好一些。這些話我和好多人都講過，如日本的宮本，新西蘭的威爾科克斯，還有印尼的同志，但還沒有得到機會同越南同志講。

　　如果中國變成修正主義，天就黑暗了，你們怎么辦？要作思想準備，要高舉馬列主義的旗幟反對中國的修正主義，這樣中國人民是會感謝你們的。

　　假如中國出現了修正主義，也是搞不久的，最多也不過是幾年。中國地方大、人多、解放軍覺悟高，就是他們掌握了一部分軍隊，也不要緊。

　　金日成又追問：

　　你不是說，防止五代不出修正主義嗎？

　　主席回答：

　　是打了預防針，向全體人民進行了反對修正主義的教育，要反對新的資產階級，新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進行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這號人雖然為數不多，但很厲害，神通廣大，他們能夠從廣州弄到自行車用飛機運到河北高價出賣，這個人還是一個縣的農村工作部長。

　　在座有不少朝鮮的年輕同志，你們不要把中國的一切都看成是好的，這樣就不對了。

　　中國有光明的一面，這是主要的一面，同時還有黑暗的一面，搞“地下工作”的大約有1000萬人。我計算了一下，在6億5000萬人口中，這種人就占1/65，就是65個人中有一個。如果現在不加注意，他們就會泛濫起來。蘇聯現在不就泛濫起來了嗎！

　　4

　　我們常說“世界觀”，什么是世界觀？

　　中國文明傳統的世界觀在我看來有三個要素：一是作為宇宙秩序的“天理”，二是作為政治秩序的王朝、國家和法律，三是作為社會主體的人民。

　　與西方不同，1949年雄起的新中國的世界觀中，人民的意志高于王朝和國家，達到與“天理”一致的高度，即毛主席作為執政黨的最高領袖所高呼的、幾乎是與傳統儒綱大逆相悖的“人民萬歲！”

　　在毛主席和當年的那一批純粹的“老共產黨人”看來，人民是“天理”的承載者。割裂了人民，權力也就失去了合法性，一切私家相受、門閥封建的世襲代際，都是共產黨人的對立面。

　　還是回到青年時。

　　早在1912年，19歲的主席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學)時，曾寫過一篇題為《商鞅徙木立信論》的作文。

　　在這篇作文中，他討論了法律、天理和人民之間的關系問題，認為中國之衰落，乃是因為執政者與人民之間缺乏信任。

　　這就集中表現為底層百姓不相信國家法律和政策，因為一切律令建立在社會不平等的基礎上，如是法律是違背天理人道的，因此只是分裂國家與社會、人民與執政者的工具。

　　根據這樣的觀點，他高度評價了商鞅的“農戰”法令，他認為商君法的實質就是“農戰”面前的人人平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余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之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其法懲奸究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

　　短短七年后，26歲的他寫下了宏偉吶喊：

　　咳！我們知道了！我們醒覺了！

　　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

　　刻不容緩的民眾大聯合，我們應該積極進行！

　　這樣的雄心，與近半個世紀后他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條》里的呼吁何其相似。

　　他終歸是不一樣的，因為只有他是不變的。

　　哲學家南懷瑾有深刻體會：

　　毛澤東創造了中國歷史上數千年所未有、人類歷史上所未見的三大奇跡：一是看病不要錢，二是上學不要錢，三是干部與老百姓“共窮”。

　　尤其是第三條，干部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這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也不可想象。

　　干部不但以身作則參加勞動，且生活方式與勞動者幾無不同——這是空前的平等。

　　毛澤東把一個高度不平等的社會，改造為平等社會，他把一個腐敗叢生的社會，改造為“只見公仆不見官”的清廉社會！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有過分析：

　　中國并不是西方那種“封建社會”，中國早就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和市場的統一，不存在西方那樣的封建壁壘、貿易和市場壁壘。中國市場很大，商人縱橫南北，獲利很多，但是也正因為中國“商業資本”的過度發達，方才造成了其“工業資本”之不發達，即商人不必通過投資產業，就可以獲利發財。而這正是“工業革命”不發生于中國的一個原因。

　　青年時期的主席不大可能讀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但時年20歲上下的這位圖書管理員與馬克思對中國社會特殊性的分析卻驚人地一致。

　　他彼時已認為，中國并非簡單的封建社會，中國社會是有資本主義性質的。

　　也正因此，他把中國的官僚階級稱為特殊的“資產階級”——“官僚資產階級”——近代以來，官僚資產階級更是與帝國主義相結合，形成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

　　由于資產階級的妥協性，這一群體極容易對外投降賣國；又由于官僚階層的封建性，這一群體也極容易對內形成家族壟斷、門閥世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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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主席為之戰斗抗爭了幾近一生。

　　從盛清至晚清，經過戊戌政變，一向囿于“君臣之義”“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育數百年之恩”(康有為《公車上書》中語)，企圖“保護圣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即以和平手段完成君主立憲政治的改良派，也宣告碰壁——自上而下的改良必須被放棄的事實，終究不可逆。

　　進入20世紀，是深入基層、走訪農村、看遍工廠、踏盡鐵路、閱絕典籍、發動運動等一系列嘗試都切膚深懷之后的主席，精準覺察：官僚資本主義的基礎是基層的土豪劣紳，由于基層社會無組織、群眾沒有被動員，因而官僚與基層的土豪劣紳總能夠結合在一起，國家也好，百姓也罷，對他們無可奈何。

　　自上而下的反腐敗運動只能暫時地觸及官僚，而不能從根本上改造中國社會一盤散沙的無組織局面。

　　封建的晚清王朝即便被推倒，包圍清朝的官僚階級依然有不少以擁護袁世凱以自存。其后的北京政府之主權者，又各自為擴張勢力、相互爭奪分封地盤……

　　官僚階級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而死了嗎？并沒有，他們環繞各軍閥左右攫取政權，軍閥因全力于戰爭、無暇過問政治，不得不與官僚階級相提攜（如奉系軍閥與舊交通系提攜）。

　　國民革命發生后，隨即產生了大批新官僚。這些新官僚就是從來未亡的士大夫階級、士人階層，后來稱為「民國知識階級」。

　　他們依舊是剝削階層與“上流人士”，他們的家人、親屬、同窗、弟子依舊盤踞在中華大地的各領域中樞，乃至與外國人存在深度的利益置換。

　　洞悉到這一層，再看主席在《唯心歷史觀的破產》中的論述便很好理解：

　　辛亥革命為什么沒有成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呢？是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和剝削。

　　同時，也才更能明晰歷史為什么呼喚「毛澤東」，為什么「毛澤東」終歸是不一樣的。

　　5

　　在年輕時的他看來，中國革命并不是一場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封建革命，因為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基層的土豪劣紳這三個互相勾結的勢力才是導致近代中國瓦解的內因和外因。

　　這三者，是中國革命的對象；而中國革命的主體，必須是被壓迫的工農階級。

　　也就是《矛盾論》中對革命的論述：

　　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

　　基于此，主席終其一生不相信官權，他只相信權力只有為群眾掌握，國家共同體的階級景觀才不會被分化和打破——恰似青年時的他不相信達爾文的《物種起源》。

　　《物種起源》中對生物學的研究移植到人類社會即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然而這種把人等同于“動物”的思想，卻與主席所受到的深刻的中國傳統教育相抵觸，這造成了青年主席第一次思想和精神的危機，也就是自他毅然從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退學這個時期開始的。

　　退學后，他為自己制訂了一個嚴格的自修計劃，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去讀書，早上圖書館一開門就進去，中午只是買兩塊米糕充饑，算作午餐，直到圖書館關門才出來，就這樣自修持續了半年之久。

　　1936年，他在陜北同斯諾談話回顧這段經歷時說：

　　每天到湖南省立圖書館去看書，我非常認真地執行，持之以恒。我這樣度過的半年時間，我認為對我極有價值。

　　埃德加·斯諾則在陜北經過對主席祥密的采訪、相處、觀察后，得出了如下感嘆：

　　不可以否認，你覺得他的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并不是什么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

　　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么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于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窮饑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于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作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

　　假使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么，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1947年4月，轉戰陜北的途中，他到一個老鄉家討水喝，驚異地發現，灶臺上掛的竟然是他的畫像。

　　他問女主人：

　　大嫂啊，你家怎么不供灶王爺啊？

　　大嫂回答：

　　祖祖輩輩供灶王爺，還是被人家欺負，毛主席來了，咱們窮人才不受欺負了，咱們窮人也成了人了！咱們不掛灶王爺，要供就供咱們毛主席！

　　同志，你們從延安來吧？借問咱的毛主席，他可好呀？

　　當時那位大嫂，并沒有認出，進來討水的人就是毛主席本人……

　　“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 從三皇五帝到工農紅旗招展，他在革命路上一遍又一遍告訴黎民百姓：

　　你們也是人，是與統治者完全平等的人，你們不是草芥。

　　當家徒四壁的井岡山、延安、太行人民以僅有的五顆雞蛋、一筐紅棗、半條驢腿支援共產黨的時候；

　　當“妻子送郎上戰場，母親叫兒打東洋”的人民呼聲響徹大河上下的時候；

　　當一個農民士兵高舉炸藥包吶喊高呼“為了新中國，前進”的時候；

　　當一個15歲的農家女面對國民黨的鍘刀慷慨陳詞“怕死不當共產黨”的時候……

　　一個困擾中國數千年的一盤散沙的死循環，終為之煥然頓解：毛主席率領的共產黨人的戰斗感動了上蒼——這個上蒼不是別人，就是全中國的人民大眾。

　　前文提及的建國后1956年11月的八屆二中全會，當時他還曾在會上說：

　　我們有一位將軍主張軍隊要增加薪水，有許多同志贊成，我就反對。他舉的例子是資本家吃飯五個碗，解放軍吃飯是鹽水加一點酸菜，他說這不行。

　　我說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個碗，我們吃酸菜。這個酸菜里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軍得人心就是靠這個酸菜！

　　在那次講話里，他還說出那句著名的話：

　　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里頭出來的！

　　1965年8月3日，重上井岡山后三個月有余，主席接見法國文化事務國務部長馬爾羅。馬爾羅問：

　　我認為在毛澤東主席之前沒有任何人領導農民革命獲得勝利，你們是如何啟發農民這么勇敢的？

　　主席淡然回答：

　　這個問題很簡單，我們同農民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使戰士們感覺我們不是一個特殊階層。我們調查農村階級關系，沒收地主階級的土地，把土地分給農民。

　　馬克思曾有認為：

　　近代歷史是農村的城市化，而并不像古人所說是城市的農村化。

　　但是，只有中國的毛主席打破了約定俗成的農民起義公式，他完全不介意在城市的對立面興起一座工農堡壘，宛如在倒轉近代歷史進程的方向。

　　在1927年的著作《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這種傾向已十分顯著。

　　當時年輕的他在《報告》里不僅把農民看作革命的民眾基礎，而且把革命創造力和政治判斷標準——這些前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們認為黨才具備的東西，賦予了農民階級自己。

　　革命力，變成了最底層被壓迫群體的「自為力」。

　　在他看來，不是黨來評判農民的革命能力，而是農民來評判黨是否足夠革命：

　　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

　　這不禁令人想起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的名言：

　　共同體的守護者是靈魂里有黃金的人，因此，他們不需要現實世界里的金銀。

　　一個令人嘖嘖稱贊的歷史性景觀亦由此出現：為發達工業國家的城市工人階級創造的馬克思主義斗爭學說，被毛澤東主席運用成為了落后農業國家的農民階層的革命長槍。

　　并且，他不僅獲得了成功，且在成功數十年之后幾乎又是以“付之一炬”的決心姿態捍衛中年時創造的這份成功。

　　從這一點來說，主席掀起的武裝革命運動和繼續革命運動，都已然跳出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傳統抗爭思維。

　　在他的眼里：我們不要在取代王侯將相，而是需徹底覆滅統治世界幾千年的所謂王侯、所謂將相。

　　明晰了這一點，才更能夠體會那句：

　　我們不僅善于打破一個舊世界，更善于創造一個新世界。

　　在革命勝利以后的年代，主席的農村學說繼續表現在強調發展農村區域的社會經濟，強調社會改革真正所在地應該在農村，且強調城里的居民應當到農村去，和農民同住、同勞動，只有這樣才能取得“無產階級”革命者的榮譽。

　　如他所言：

　　人不要都擠在城市里，積極的在農村發展工業，使農民就地變成工人，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政策問題。這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標準一定不要低于城市………每一個公社，將來都要有經濟中心和高等學校，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

　　艾薩克·多伊徹曾經指出：

　　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呈現出一種奇怪的情形，這個最古老的國家渴望輸入最現代的革命學說、最新型的革命，并且將之轉變為行動。由于本國沒有“開山鼻祖”，因而中國的共產主義直接繼承了布爾什維主義，毛澤東站在了列寧的肩上。

　　毛澤東為什么是不一樣的，因為在他的視界中，自古亂中國者，非夷狄也——自東漢起，中國的亂源便是貴族和豪族，而構成門閥集團的貴族和豪族，便是一個“官產學一體化”的強大利益集團——其中的“產”即大土地莊園，又是其世代把持文化教育和官場資源的基礎。

　　因此，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他會大力推薦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如果不重視這本書中提出的問題，那么，這本書，就將成為諸位的來日之祭。

　　他會嚴肅指出：

　　在歷史上，樸素的社會戰勝“文明”的社會，不脫離生產與戰斗的體力勞動者戰勝腦力勞動者，下等人戰勝上等人，農村人戰勝城里人，乃至邊疆戰勝中原，這也是一條規律。

　　因為有知識的人未必有熱情、意志和信仰。因此，文明的進程不僅是一個提升勞動者“素質”、文化水平的過程，也是一個有文化的腦力勞動者需要不斷提高自己的熱情、信仰與意志力的過程。

　　不僅勞動者要知識化，提升自己的素質，知識者也要向勞動者學習，提升自己的素質。

　　1959 年，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他說：

　　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這兩件事情不是一致的東西。舊社會的規律是，被壓迫階級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說他們知識少，但是比較聰明些，原因就是他們參加生產勞動，聯系社會生活，他們的社會生活知識豐富；壓迫的階級，他們的文化水平高，書讀得多，一般地來說他們的知識多，但他們比較愚蠢些，原因是他們脫離生產勞動，脫離社會生活。劉邦能夠打敗項羽，是因為劉邦和貴族出身的項羽不同，比較熟悉社會生活，了解人民的心理。

　　社會主義社會里，情況不同了。可是我們還要看到這么一個問題，就是這個社會里的高薪階層是有危險的，也就是他們的知識雖然多些，文化雖然高些，然而同工人、農民比較起來，他們同樣愚蠢些。

　　我們的干部子弟，一般說來，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們架子很大，優越感很強，可是，沒有生產經驗，沒有社會經驗。這個問題我們必須警惕，如果我們及早注意，是可以解決的。

　　1965年5月在井岡山上，主席更是悠悠感嘆：

　　現在高干子女特殊化成了正常化。我侄子毛遠新，在哈軍工讀書，他們那個學校高干子弟比較多，有些還是保送的。毛遠新高中畢業時也被保送到哈軍工，我不贊成，才又去考。

　　他們放假回家，黑龍江省委還請哈工大高干子弟吃飯，工農子弟就不請嘛！這說明了什么問題？這和我們井岡山時期提倡的東西不一樣。

　　條件好了，共產黨掌權了，過去的優良作風還要不要繼承？怎樣繼承？現在干部的特權對他們的孩子也有影響。他們比一般工農子弟條件優越，別人沒有的東西，他們能有；別人不能去的地方他們能去，他們還可以看內部電影！

　　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們的干部子弟中，有些現象令人擔心。

　　后在同湖北省委秘書長梅白談起領導干部子女的教育問題時，他主動問道梅白：

　　你記得曹操評漢獻帝的話嗎？

　　梅白答道：

　　記得。有這樣兩句：‘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

　　主席笑著稱贊說：

　　不錯，你讀書不少。

　　現在有些高級干部的子女也是‘漢獻帝”’，也是‘生于深宮之中，長于婦人之手’，嬌生慣養，吃不得苦，是溫室里的花朵，有些是‘阿斗’呀。

　　中央、省級機關的托兒所、幼兒園、部隊的八一小學，孩子們相互之間比坐的是什么汽車來的，爸爸干什么，看誰的官大。這樣不是從小培養一批貴族少爺嗎？這使我很擔心！

　　6

　　1966年，主席曾有回憶：

　　廬山會議我是不滿意的，盡是他們說了算，弄得我是沒有辦法的。

　　而就算是廬山之后僅僅三年，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再次暗流涌動，“重新進行權力集中，反對分散主義”的聲音赫然升騰。

　　“權力集中”，集中到哪兒，是到主席那兒嗎？還是到人民群眾那里？

　　當然都不是。

　　至60年代中期，全國性的各領域貧富差距開始凸顯，“三自一包”和戶籍制度徹底拉大了城鄉差距，教育方面也出現了城市資產階級子女與高干子女的就學機會遠遠多于農村兒童的情況。

　　這已然表明，其實整個形勢已近乎于不在老人家的掌控之下，國家金字塔化開始出現端倪。

　　這不但讓歷史上的諸多悲劇縈繞在老人家的心頭，同時也讓他隱約得見：過去糾正“左”的努力，可能會全部付諸東流……

　　1963年5月，他發表了著名的《前十條》，號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然而轉眼，四個月后和一年后分別出現了《后十條》和《修正草案》……

　　1964年與護士長吳旭君談話是，他按耐不住：

　　我多次提出主要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

　　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

　　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

　　當年10月3日，主席在中南海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會上，他不點名批評了某些高級領導在四清運動中的做法：

　　你只依靠工作隊，為什么不依靠那個縣的二十幾萬人？……要讓群眾去搞！你不相信群眾、只相信工作隊，這樣不好。

　　某些領導鼓吹的“包辦代替主義”，使老人家敏銳覺察到了官僚主義在抬頭、甚至做大的味道。

　　那次會議上，他憂心地說：

　　去年10月，我在北京講過，如果北京搞修正主義，你們地方怎么辦？是不是學蔡鍔起義、打倒袁世凱？我總感到要出問題……

　　還是在那一年，12月20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老人家再度怒聲呵斥：

　　農村的中心問題，是這一批干部！主要就是大隊和生產隊的干部，騎在農民頭上！農民的日子不好過啊，窮得要死……不是反封建嗎？不是民主革命嗎？不是分土地嗎？至于這些當權派，卻從還沒有搞臭過！

　　接下來怎么辦？

　　他真的幾乎要沒有辦法了。

　　秘書員王力同志有過回憶：

　　主席早就發現了，從中央到基層黨支部，很多都是獨立王國。你不摸他，一點事都沒有，還照常是模范，照常當勞動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幾乎都有問題。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統治，使共產黨脫離群眾。

　　究竟怎么辦？這是使主席經常睡不著覺的問題，必須要解決的問題。

　　好多紅旗單位，一摸幾乎都有問題，土皇帝很多，他們都有天然的經濟特權，超經濟的政治特權。

　　土皇帝的一句話就是法，他一句話就能捉人，反對他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這樣下去共產黨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主席多次說：這到底該怎么辦？整黨，不行；教育，不行；整風，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殺了，大老虎也槍斃了，也撤了職，什么辦法都用了，還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動干戈，還是不行。什么辦法都用了，最后沒有辦法了，就來一個自下而上的運動，把黨放在一邊，讓群眾來揭露共產黨的黑暗面……

　　方壯猷先生也有過一段頗概括而精辟的說明：

　　在這個時代的門閥的力量，無論在經濟上、社會上、政治上都充分的表現他們的優勢。

　　就經濟方面觀之，他們不但領有廣大的土地，而且庇蔭著多數的部曲，隨身、典計、佃客、衣食客之類，替他們從事生產勞動，對國家既不納稅，亦不當差。

　　就社會方面言，他們從官位名地上造出血統優越的傳說，自高自夸，與一般平民隔絕，既不肯與庶姓通婚，亦不肯與寒族交際應酬。

　　就政治方面言，他們憑藉祖先的余蔭，不但壟斷官吏選舉之權，凡州郡掌管選舉詮敘的官吏，如中正、主簿、功曹之類，都非由他們中擇人任用不可，而且由中央到地方的高級長官亦由他們包攬獨占，使一般平民不易有參加的機會。

　　從井岡山到延安，從西柏坡到北京，老人家這一輩子沒有什么“黨羽”，也沒有什么“集團”，他只剩下一條路，一條已顯陳舊卻依然閃閃發光的“老路”：依靠工農階級，依靠人民群眾，依靠他的孩子們。

　　依靠，他心中的那座井岡山：

　　現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贊成。你們怕群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十萬也不怕。“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鳳，又名鳳姐兒，就是她說的。

　　無產階級發動的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無非是帝國主義，外國壟斷資產階級）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

　　我剛才講，一萬年以后還有革命，那時搞大民主還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煩了，搞官僚主義，見了群眾一句好話沒有，就是罵人，群眾有問題不去解決，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現在，這個危險是存在的。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

　　他畏懼過嗎？從來沒有。

　　他開始了人生最后一次搏斗。

　　哪怕他知道，一生勝仗無數的自己，這一次恐怕是不會贏的……

　　正如那個大名鼎鼎的組織“聯動”（“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在1967年元月1日發表的《通告》中竟然聲稱：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忠于馬列主義和“1960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

　　又如主席自己在寫給家人的信中所嘆：

　　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

　　羅伯特·米歇爾斯在20世紀初有過這樣一種預言：

　　社會主義者也許能夠取勝，但那已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其擁護者取得勝利的那一刻，就會自行消亡。

　　建國立業近三十年后，主席非常“毛澤東式”的又一次捍衛了公平——他不允許社會主義周期性的“自行消亡”。

　　馬克思、列寧等革命前輩都曾暢想過共產主義的終點，然而站在導師們肩膀上的主席，卻看到了終點后新的起點。

　　1971年，78歲的他對同志們這樣說道：

　　到了共產主義就沒有斗爭了？我就不信。

　　到了共產主義也還是有斗爭的！只是新與舊、正確與錯誤的斗爭就是了。一萬年或幾萬年以后，錯誤的東西也還是會有的。

　　跋

　　斯里蘭作家卡魯納拉特納·薩普坦特里，曾在主席逝世后寫下這樣一首詩，特摘于此：

　　如果在將來的某一天

　　我的現在幼小的兒子問爸爸：

　　毛澤東……是誰？

　　我要回答：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

　　毛澤東沒有逝世，毛澤東決不會逝世，

　　也沒有人能把他除名青史。

　　生老病亡，人生有常。

　　毛澤東不是塵世的過客，

　　而是先進思想的化身，指引你我的解放。

　　他不僅僅屬于中國，

　　他，屬于全世界，

　　他，心懷全世界，關心我，也關心你

　　他，是你最好的朋友，是權貴的敵人。

　　我決不說，永遠不會說

　　毛澤東在世時，曾經……

　　而是說：毛澤東正在……

　　馬克·吐溫也曾有過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只要我們稍稍回憶和思考一下，就會明白：法國事實上存在兩個恐怖時代。

　　一個在感情沖動下進行屠殺，一個是冷漠地、蓄意地進行屠殺。

　　一個只持續了數月，一個則持續了千年以上。

　　一個使千余人死亡，一個則使一億人喪生。

　　可是我們只是對那個小規模的、短暫的恐怖時代感到恐懼……

　　然而，刀斧在一瞬間帶來的死亡，能夠比得上饑餓、冷酷的侮辱、殘忍和悲痛的慢性屠殺嗎？閃電在一瞬間帶來的死亡，能夠比得上炮烙之刑的慢性屠殺嗎？

　　短暫的恐怖時代所填裝的棺材，只要城市里的一塊墓地就能容納下了，卻有人不斷告訴我們要為之戰栗和哀鳴。

　　可是，那自古以來的真正恐怖、那種不可名狀、慘絕人寰的恐怖、其所填裝的棺材……就連整個法蘭西也容納不下啊！

　　卻沒有人告訴我們要看到這種恐怖的巨大規模，要寄予應有的同情……

　　主席，終歸是不一樣的。

　　他是中國歷史上與“官國”傳統徹底決裂的第一人。

　　他認為國家是人民的，而不是官僚主義者、特權集團和個人利益集團的，因此共產黨人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也因此，只有他以大無畏的氣概堅決挑戰舊社會延續數千年的“官國”腐朽體制。

　　無論是在井岡山、延安、西柏坡，還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主席始終頑強地與各種形式的官僚特權（生活特權、政治特權，特權思想、特權作風）作不懈的斗爭，帶領黨和人民嚴厲打擊各種脫離群眾、侵害群眾利益的特權集團、官僚集團的滋生和蔓延。

　　主席尖銳地指出：

　　共產黨員應該緊緊地和民眾在一起，保衛人民，猶如保衛你們自己的眼睛一樣，依靠人民，猶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樣。

　　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

　　美國學者鮑大可曾評論：

　　中國的官僚權力和官僚特權之所以沒有發展到蘇聯那種極端的程度，原因之一就在于毛澤東對官僚主義和官僚深惡痛絕，再加上他與他所信任的人民群眾之間的特殊關系，遏制了官僚權力的常規化和制度化。

　　我今天在這里，在這個緬懷主席也是感恩導師的日子里，不想多談那段空前濃墨重彩的十年，以被不可教也的宵小之徒又用以潑墨暗戕。

　　但是我很想表達一種理解。

　　通過那樣一個十年的嘗試，一種五千年文明史上從未有過的政治試驗，它給中國共產黨上了一道枷鎖：這個黨，必須始終代表人民，必須始終讓人民當家做主，必須始終牢記我們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是打敗了誰——從而，我們絕不可以回過頭來蛻變成為又一個我們自己曾經最痛恨的那個敵人。

　　主席通過這樣一場深刻的精神改造，它讓這個黨極為透徹地感知到人民的力量，以及“到底什么是社會主義、到底什么是無產階級專政”這個中國革命一直在探索的課題。

　　甚至，主席在帶領并教育億萬人民進行思想再造、進行“第二次建國”——你們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你們才是這片土地的政治核心——這個更為長遠和更為根基性的歷史工程的過程中，也并沒有讓經濟過于如后世編纂的謠言那般“滑坡”“落后”“崩潰”。

　　2007年，英國《金融時報》刊登報道，對1978年以前新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進行了統計。結果發現：1966年至1976年的“大民主中國”，其工業生產以平均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1966年國民生產總值年均遞增10.7%，只有1967、1968年稍有減少，分別遞增9.8%和9.9%，到了1969年年均遞增16.9%，1970年增19.4%），而同期世界的增長速度是3%。

　　《金融時報》還評價道：

　　上個世紀全球最大規模，最成功的工業化正是在毛澤東領導下的共產中國。

　　嚴格從學術和程序的角度，“民眾參與政治運動”與“一黨領導一切”，理應是相輔相成的，二者彼此共生，互相保障著對方與自己的合法性。

　　這其實不難體會，不做過多展開了。

　　因而，將五千年來一直被排除于政治舞臺的底層人民、普羅大眾發動起來，深度嵌入進國家的各項管理與制度性監督監察，這其實是從另一個側面在穩固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與執政地位，并從實際與規模雙重角度超越了西方所謂議會制的、被資本財閥所操弄的“投票民主”。

　　斯圖爾特·施拉姆曾對此做過深入的思考，他認為：

　　“繼續革命”其實是防御性的、焦慮的、悲觀的，和托洛茨基提出的勝利的“永久革命”相反。托洛茨基建議在世界范圍內越級實現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毛澤東則認為任何革命力量都受到迅速退化的威脅，領導人都不禁為特權而動心，并成為剝削者，尤其是當他們本身往往出身于舊的統治階級，受到舊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的影響時。

　　因此，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必須定期重新開始革命，從暗中篡權者手中重新奪權，動員人民，他們的積極性能增強生產財富的能力。

　　從著青灰衫持書，到穿中山裝遍步，主席從來沒有放松過立志，他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前進。

　　1949年，1956年，1962年，1973年……

　　進京趕考的路上，總會有一些戰友覺得可以“交卷”了，也總會有一些同志覺得早已“走到頭”了，可以“歇一歇”了。

　　但只有主席心里清楚，他還要走下去。

　　只要他還活著一天，他就要為人民前進一天。

　　只要他還在走著，哪怕步履蹣跚、扶仗執拐，哪怕話都說不利索、筆都拿不熟絡，人民就會被他保護著。

　　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

　　八十三載的生命，六十余年的革命。

　　前三十年革命拯救肉體，后三十年革命解放靈魂。

　　他有過私欲嗎？他有過私情嗎？他有過私財嗎？他有過私軍嗎？他有過私敵嗎？他有過私黨嗎？

　　他什么都沒有。

　　一生為「公」，一生為「民」。

　　行盡帝王將相偉業，卻革盡帝王將相之命。

　　坐上五千年來多少君王夢寐的潮頭之巔，卻毫無馬放南山、刀槍入庫之意，而是旋即扭轉槍口，將千軍萬馬調集、揮師向自己進攻！

　　八十三載，這幅悲壯的生命自始至終都是直線的，他從來沒有走過回頭路——歷史周期率的周而復始，階級斗爭的偃旗息鼓，王朝江山之下百姓的興亡宿命——這是主席一生的敵人。

　　他從來沒有半點觸摸過他曾反對過的東西，他也從來沒有分毫拋離過他曾擁護過的話語。

　　不論上山還是下山，不論同伍眾僚遁入華貴，還是妻逝子散晚年孤獨，到掙扎著閉上眼睛的那一刻，他的雙手還在顫抖，滴漏著口水仍在喃喃嘶吼。

　　他總是想給同志們、給戰友們、給年輕人們、給孩子們，給這個黨、給這個國家、給這個世界上所有受苦受難的人們，多留下一些東西。

　　一生痛失七親，血脈付諸革命，連兒子都推上了戰場，那也是他唯一一次使用“特權”……

　　族譜之中，難尋半筆權貴；

　　拂袖轉身，留下一個中國。

　　約瑟夫·伊謝里克曾把列寧和毛主席這兩位俄國和中國的革命領袖作了區別，他認為列寧總是認為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危險是小生產經濟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但是中國的毛澤東則更敏銳和深透，他認為復辟的主要危險是黨和國家里出現一個新的官僚主義者階層。

　　用江蘇省委宣傳部前社情采集員、新加坡《聯合早報》前國際版編輯賈靜，在1987年《否定了什么，又肯定了什么》一文中的話同樣直觀：

　　反思前三十年，要做到真正的反思，而不是有一個刻板模劃。

　　三十年的主要成績是什么？表面上，是大工業體系的創立與完善，是黨政體系正式邁入現代國家行列；但實質上，則是有計劃、有步驟地鏟除地方家族體系、黨內壟斷集團以及忠孝等級秩序觀。

　　現在有人肯定前者，而故意忽略甚至反對后者，實質上是似褒實貶，完全否認新中國的成績。

　　這里的原因嘛，看看當下諸公的斑斑事跡，想想日后為政者將會至何地步，就可明了。

　　一句話：前三十年的功績，正砸痛了后來者的神經！

　　德國社會民主黨主席勃蘭特，在悼念主席時說的一番話對我們也許同樣有啟發：

　　毛澤東是一位使中國擺脫經濟苦難并使之成為有巨大影響的世界政治因素的歷史人物。他的去世，使一個以他為主要特征的時代結束了。對一部分人來說，他是希望。對于另一部分人來說，他是思想政治上永遠的挑戰。兩種情況將繼續下去。

　　毛主席，人民想您啊！

　　中國浩浩湯湯千年長史，看看您生前帝王譜，看看您身后四十年——朝權更迭，星河斗轉，一個領袖想流芳百世，最輕松的做法就是遠離底層百姓，去討好精英階層、去討好那些拿著筆桿子的人。

　　否則，縱然齊天之偉業，也依舊身后罵名滾滾來。

　　然而只有您，偏要跟人民站在一起，去和那些生出龍鱗的少年們作對！

　　我們喊您萬歲，您卻說“人民萬歲！”

　　您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

　　您說：“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

　　您說：“婦女能頂半邊天”

　　您說：“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是歸根結底還是你們的”

　　您說：“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

　　您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

　　您說：“你們怕民眾上街，我不怕，來他幾百萬我都不怕”

　　您說：“唱戲，凈是老的，帝王將相，家院丫頭……那個東西不行，要推陳出新”

　　您說：“官僚主義者與工人階級、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

　　您說：“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

　　…………………………

　　一把手槍指向敵人，一把手槍瞄準自己。

　　您離開了，這把掉落的手槍，我們撿起來。

　　我們倒下了，我們的身后依然會有人繼續握住它。

　　毛澤東，終歸是不一樣的。

　　公者千古，私者一時。

　　一百三十載，人民萬歲，毛主席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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