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毛主席的130年生辰。他在民族解放、土地革命、教育人民和文章詩詞等方面的光輝成就歆享了廣大群眾充分的追敘和緬懷，筆者今天謹從一個相對較少討論的角度，寄托對偉人的懷念。

　　經濟似乎是教員的短板，也是別有用心者大肆污蔑抹黑的重災區。但教員時代中國人民的耀眼建設成就不容抹殺，中國人民的生活條件進步不容貶損，他不僅領導實現了偉大的經濟成績，還留下了福澤至今的制度體系。前三十年經濟史亟需沖破某些利益群體的陰暗阻撓，撥亂反正、資鑒當下。

　　所以，筆者就粗淺截取教員時代經濟史的幾個片段，重溫一下教員留給我們的經濟課。

　　窯洞中的“一張藍圖繪到底”

　　改開前后不應相互否定，也不能相互割裂。但在很長一段時期里，在很多人的敘述中，既忽略了中間的轉換過渡，也未涵蓋前期的預見規劃，制造了生硬的割裂感。

　　實際上，教員對中國經濟路線的擘畫貫穿了前后三十年，而且他做出規劃的時間遠遠早于大多數人的認知：不是73年的四三方案，也不是71年的基辛格訪華，而是紅軍剛到達陜北不久的38年。

　　彼時教員已經開始思考如何建立富強的國民經濟。38年，教員對來訪延安的羅斯福衛隊長卡爾遜表示：“我們認為國家應該掌控銀行、礦山和交通，應該發展產銷合作社，我們贊成鼓勵私營企業參與經濟活動。”

　　這是我們黨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最早闡釋之一，也代表了我們黨擺脫共產國際兒子黨思維后，對中國經濟命運的獨立思考。這些主張經過發展，最終都體現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論聯合政府》等經典文獻中。

　　1944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指日可待，教員開始更深刻地思考戰后國內國際經濟格局。教員當然不是辦公室經濟學家，認為農產品儲蓄的S能自動變成工業品投資的I，作為后發國家，中國工業化必須引進外部技術和管理經驗。當時只有美蘇兩家有實力對我們技術轉移，而教員的選擇出乎我們的刻板印象：并非蘇聯，而是美國。

　　教員非常清楚地看到了，共產國際解散標志著斯大林的身份定位從國際革命領袖轉變為紅色沙皇，與羅斯福達成了尊重蘇聯地區霸權的君子協議，為此放棄支持我黨，從國民黨手中攫取外蒙東北利益。加上蘇聯受到嚴重的戰爭破壞，技術積累也不及美國，與美國合作將為中國帶來最大的技術轉移利益。

　　當年，外國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先后來到延安，教員和第一代領導人抓住機會，向國際社會表達我們黨的政策主張，打破國民黨對中國外交代表權的壟斷。教員與外國記者談到：“在互惠的條件下，我們將允許并歡迎外國在我們管控的區域內進行貿易和工業投資。我們自己能做的事，我們當然想自己做。而對于我們自己不能做的事，我們歡迎外國人和外國資本進入。”

　　與美軍觀察組的官方接觸更能代表我黨對這些政策的嚴肅性，教員與美外交官謝偉思進行了大量深入的政策闡述，被謝偉思記錄并發回美國國務院，由于這些材料直接資鑒美國外交政策，因此具有較高的真實度可信度。

　　教員向謝偉思表示：“美國和中國在經濟上相輔相成：他們不會競爭。中國不滿足于建設大型重工業，中國不能指望在高度專業化的制造業中與美國競爭，美國的重工業和專業制造業需要一個出口市場，同時也需要一個資本投資的出路。……中國需要建立輕工業來供應自己的市場，提高自己人民的生活水平，最終可以向遠東其他國家供應這些產品。中國可以憑借原材料和農產品償付這類對外貿易和投資。……”

　　解讀教員這些主張，決不能脫離當時新民主主義大政背景。彼時中美還是反法西斯盟友，羅斯福政府具有很強的左翼進步傾向，蔣府頑態畢露但和平建國的希望尚未完全消失，在當時相對寬松的國內外政治約束下，中國有機會根據半殖半封的國情平行發展輕重工業、公私企業，向工業社會逐步過渡。正如教員對未來初級階段理論的超前提煉：

　　“無論是農民，還是全體中國人民，都沒有為社會主義做好準備。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不會做好準備，有必要經歷一個長期的、民主監管的私營企業時期。”（注：這里的“社會主義”指當時唯一的社會主義模板——蘇聯的高度集中體制）

　　而且，教員在談話中多次劃定了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底線：

　　國內經濟要由國家控制事關國計民生的行業，同時監督私營企業不得損害社會利益；國際經貿必須建立在獨立自主、互利互惠的基礎上，不允許把中國變成外資買辦的跑馬場。

　　二者在當時主流的凱恩斯理論思潮下顯得再正常不過，所有美國聽眾都沒有對此表示驚訝或異議。

　　但寬松的國內外政治約束很快化為泡影，先是蠻驢赫爾利一邊倒支持國民黨嚴重干擾談判進程，后是羅斯福去世杜魯門政府急速右轉，在和蔣府簽訂了《中美航海通商協議》后，美國唯一的對華政策就是保護世界最大的經濟殖民地。百萬雄師過大江后，司徒雷登還在南京磨磨蹭蹭，也是為了觀望新中國愿不愿意以繼承商約為代價換取對美合作。

　　且不論美國的武器已經殺害了多少革命干部群眾，教員當然不可能同意這斷送國運的條約，窯洞構想的對美經濟合作已無條件。與此同時，斯大林根據與羅斯福的君子協定在法意、希臘、三八線、土耳其、伊朗等問題讓步，只換來杜魯門在波蘭和兩德等方向撕毀前任承諾，“逼得”蘇聯開始擴展爭霸范圍，改變了親蔣疏共的方針。

　　十月一日后，美西方和舊勢力殘余對我國的封鎖和破壞有增無減，蘇聯當年討論是否放棄新經濟政策的深刻隱喻也擺在了我國面前：“如果不考慮氣溫和警察，我們確實可以在一月的莫斯科街頭裸奔。”

　　直到這時，全面引進蘇聯技術和體制才成為我國的經濟路線，促成了我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快速過渡，奠定了前三十年的經濟底色。

　　一邊倒向蘇聯不代表我們放棄獨立自主的根本原則，當蘇聯再次展現老子黨的野望后，我們以極大的犧牲與蘇聯劃清界限。世界大勢的鐘擺再次回擺，在杜魯門麥卡錫愚蠢地“失去中國”22年后，美國繞了個大圈子，還是乖乖回到了當年教員在延安窯洞提出的構想上。

　　改開不是教員去世后憑空出現的新思想，從38年開始的草蛇灰線，71年基辛格訪華，72年尼克松訪華、中日建交，73年四三方案，教員親手塑造了改革開放的國際環境，也推倒了引進西方資本技術的第一塊骨牌。

　　教員在政治、革命領域的光芒讓我們忽視了他的經濟戰略。他提出了獨立自主和人民中心兩大不容動搖的根本經濟原則，在具體政策上則展現了高度的靈活務實和高遠的戰略視角。美國、蘇聯、美國，他根據國際形勢變換對中國人民最有利的合作對象，先后開啟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技術援助和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技術產能轉移。他的思想戰略本身，就構成了前后三十年的經濟政策連續性。

　　甚至從78年到08年美國金融危機前，我們的工業騰飛、外貿外資發展路徑基本沒有超出教員在窯洞規劃的藍圖。他唯一算漏的是，改開恰逢美國修煉新自由主義神功，自宮了全球第一的工業能力，以至于中國產品大規模“占領”了美國，到2010年前后已經能和美國“高度專業化的制造業”掰掰手腕了。

　　農民境況不應該變成“拼接馬賽克”

　　任何制度發揮正面效果及負面局限都依存于其大歷史環境，把歷史制度內容強行代入現代背景理解，進而臧否歷史制度的得失，無疑屬于拼接歷史、達到某些預設結論的“剪刀手”。

　　建國前期，農民構成了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農民的生計福利構成了全國人民生活質量的主體，也是評價政策的重要抓手。但是，太多打著“農民利益”旗號的言論，把解放前、改開后的負面圖景拼接到前三十年，拼接出一幅幅“農民悲慘遭遇”的馬賽克畫，進而渲染“工貴農賤”敘事挑撥矛盾。

　　這些人真的在為農民說話嗎？不，他們是在為進一步“分私洋”的潛在受益者說話，農民不過是他們攻擊集體主義、國家干預模式的工具。一旦談到城市拿出真金白銀反哺農村，他們就會立刻翻臉反對，暴露出對農民與生俱來的優越和根深蒂固的鄙視。

　　農友版的“因為我真有一頭牛”

　　談現代化進程中的農業農村，剪刀差既是繞不開的話題，也是重要的分析線索。西方機器擁躉慣用集體化、剪刀差打造“利用政治經濟雙重手段剝奪農民”的理論，解構中蘇早期工業化的巨大歷史功績，從而扼死其他國家學習并著手建立獨立自主工業能力的念想。

　　筆者肯定、尊敬并感恩農民在工業化早期做出的巨大犧牲和貢獻，但也必須指出，前三十年的工業資源向農業農村回流的流動性，遠遠高于后面很長一段歷史時期。

　　“流動性”這個詞似乎與當時嚴格的戶籍制度非常矛盾，按慣有的說法，當時國家把農民“固定”在農村收割剪刀差。實際上，當時的戶籍代表了“有計劃有控制”的城市化思路，在工業產品不充沛的時期反而維護了農民的生活質量。

　　農村生產生活可以視為人類的“自然秩序”，通過與自然環境打交道收獲食物和衣物材料，確保個體可以在沒有復雜分工的情況下保障基本生活。

　　而城市生活則把人從“地里刨食”的自給自足中剝離，不服從高度分工的生產秩序就會挨餓甚至死亡。城市高度密集的居住環境讓生活廢物和傳染病相互成就，沒有能力獲得干凈環境和飲食的窮人就是它們的溫床。

　　城市化拉低生活質量的歷史數據汗牛充棟，比如美國工業化早期，人均產出大幅上升，所有群體的身高卻在縮水。

　　古往今來，沒有基本福利兜底的城市永遠是中下貧民的噩夢。古羅馬城市居民的身高顯著低于野外的蠻族，“佝僂、風濕熱、呼吸道疾病和腹瀉，工業化的第一波工業浪潮讓數百萬英國人陷入悲劇性的發育不良”，再到臭名昭著的馬尼拉、里約、孟買等等貧民窟。被今天城市生活慣壞的小天真以為“進城=生活質量提高”，然而在絕大部分時間，“吃人不吐骨頭”才是農民進城的真實寫照。

　　新中國試圖打破這一魔咒，凡是進城的農民都被吸納進“單位”的福利保障體系，防止形成大規模的貧民窟。工業化初期城市能提供的保障產品極為有限，因此不得不嚴控享受此類福利的人數，根據保障產品的盈余逐步擴大城鎮人口，才產生了同時限制人口流動和福利資格的戶籍制度。

　　但福利并沒有局限在城市，大量工業化成果被輸送到了農村，只不過并非以我們今天慣性思維中的資金或價格模式，而必須到歷史數據和史實中挖掘資源的流動。

　　農村當然要講農業生產，前三十年，我們結合基層動員與工業品調配，發動群眾修建了大量的農田水利設施，為今后幾十年的農業發展打下堅實基礎。紅旗渠修建過程中，河南省委、解放軍都支援了大量炸藥、鋼釬、運輸車輛等實物物資，還有工業技術輸入產出的土炸藥土水泥，這無疑是當時工農合作農業基建的縮影。

　　三年困難結束后，我國人口保持了11年2%以上的高速增長，但馬爾薩斯陷阱在沒有出現在中國大地上。在人口增長2/3的壓力下，農村人均糧食消費量保持相對穩定。而且彼時的中國不會用價格“調節”掉沒有購買力的窮人的保暖需求，長期作為不充裕象征的票證，其實限制了貨幣購買力更強的城鎮居民擴大農業產品占有比重，杜絕了匱乏與十里洋場平行的畸形結構。

　　說這么多既不是否定前三十年農業產品的相對匱乏，城鄉農產品消費的差距，或者59-61年的嚴重失誤與困難。氣候，人口增速，化肥，農業基建，組織激勵模式，工農產品流向，以及解決問題所必須的要素——時間，無不影響著農產品產量與消費量，但那段歷史的解讀中充斥著身邊統計學、粗暴單一因素決定論乃至毫無根據的小作文，距離還原支離破碎的馬賽克還有太多工作要做。

　　經歷過疫情的我們再清楚不過，公共健康既考驗醫學水平，也考驗社會治理。通過工業化的組織能力和基本藥品下滲農村，新中國戰勝了血吸蟲、結核等千年疫病，赤腳醫生將廉價基本醫療帶到農村扎根。以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等經典指標觀察，前三十年的農村衛生毫無疑問創造了低成本額高收益的奇跡，遠勝印度等同時起步的發展中國家。

　　中印人均預期壽命對比（單位：年）

　　中印嬰兒死亡率對比（單位：例/千例出生）

　　還有一種城-鄉流動在其他維度上被廣泛討論，在經濟領域卻始終是“房間里的大象”——上山下鄉。如前文所述，因為城市工業品有限，國家不得不控制農民進城速度，那么城里人的子女能不能先于農民分享城市福利呢？

　　當時的答案是否定的。拋開政治因素，上山下鄉的經濟本質是維護高福利且受控的城鎮化秩序，當城鎮人口自然增長超出了福利產品供給，城市子女也要重新經歷受控城鎮化的過程，而不是理所當然地享受父母福蔭。所謂階層流動從來不只有向上，能否認特權繼承、拉平起點（對特權后裔說則是向下流動）的史例卻極少。

　　某些人大肆渲染的“子女接班代代工貴”的頂替制，恰恰是80年代后重新承認城市特權繼承的結果。黨史研究室《我國歷史上子女頂替就業制度的形成及廢除》指出：“自20世紀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子女頂替工作的實施規模有限。這一制度的大規模推廣，是從70年代末開始的。”

　　知青歷史敘事最能看出所謂“農友”到底是真的關心農民疾苦，還是懷著城里人的高傲硬擠出兩滴眼淚。比如早年潤美、如今榮歸某高校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田國強喜歡夸耀自己在知青歲月的農民友誼：“下鄉期間我和許多農民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即使出國當教授以后，直到前些年,只要有機會我都會回到我下鄉的地方看望我的那些農民朋友。……我總覺得自己有一種社會道義，要替農民說話。……”

　　一篇經濟論文卻讓田國強破了防：這篇發在頂刊AER的論文指出，知青下鄉提高農村兒童受教育年限的幅度與美國《義務教育法》等同，還推廣了男女平等、知識改變命運等先進教育觀念，對農村基礎教育普及發揮了積極影響。

　　“替農民說話”的田國強不敢反駁頂刊論文在方法和數據（畢竟自己還得吃這碗飯），只能跳出研究課題，大罵這篇論文“以偏概全避重就輕”。結合下文，我們不難發現，田嘴里的“重”是他這些出身城市的知青上大學的特權，農民受教育的權利在他心目中的真實地位，不過“輕”字而已。

“因為真的只有我能上大學！”

　　拋開具體語境，筆者非常贊同田批判經濟研究重技術不重思想、缺乏全局思維的主張。有趣的是，面對“基督教小學促進了中國地方長期增長”、“殖民者留下的制度決定了殖民地的長期增長”等頂刊計量論文，田國強們乖乖收起了批判的武器，只對知青下鄉促教育的論文大加鞭撻，充分說明了經濟學家對待學術的嚴謹程度與其意識形態直接掛鉤。

說的不錯，十分期待田教授寫文對線殖民帶來現代化論

　　多數知青因為自己沒有過上“與生俱來”就該比農民好的生活，而將上山下鄉運動的基調定為“傷痕”，心里破不掉的是農民活該供養城里人的優越感。當年的農民后來也沒有掌握什么話語權，所以上山下鄉的公平流動、對農村醫教的正面作用始終都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討論。

　　而現代網絡農友替農民“伸冤”的論據，大多拼接自某些人口中的黃金80年代。除了上文提到的頂班制推廣，戶籍的流動限制取消但福利限制保留，《平凡的世界》描述的城市工地骯臟擁擠的工棚中，無福利農民工、六個錢包買房等新剪刀差正在形成；工業對農業的反哺全面回撤，財政包干制下地方的亂攤派亂收費方興未艾……

　　從數據看，80年代農村人均預期壽命、卡路里攝入等基本生活質量指標增速全面回落，有人會說“這是邊際效益遞減”，然而90年代起這些指標的增速又重新提高了，再次說明僅看食物遠遠不能反映現代社會的綜合福利水平。甚至一些數據的絕對量趨向負面，比如嬰兒死亡率抬頭，初高中入學人數大跌，以令人痛惜的方式側面反襯了前三十年農民福利的優劣。

　　63-73年是我國出生人口高峰，因此78-85年的入學人數驟降與出生人口無關

　　筆者無意像網絡農友一樣，緊抓發展的負面全盤否定任何一個發展階段。只不過“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大多數都是農民后裔的讀者也應該分辨清楚，哪些是真正為農民利益操心的人，哪些又是借農民鼓吹私有化的人。

　　澤被當下的經濟遺產

　　教員去世時，中國擁有拒絕美蘇強行分紅中國人民勞動成果的武力，基本的工業骨架，使用到今天的農業水利基建，將近6億健康、有紀律的勞動力以及2億正在初高中接受教育的勞動力預備軍——沒有這些勢能的蓄積，中國不可能迎來工業的爆發式增長，只能像當今印度分化為“2億人和12億牲口”的折疊世界。

　　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審慎的，因此教員時代建立的公有制基建和勞動力再生產制度框架遺澤當下，為私營部門的活力發展輸送了巨量廉價優質的生產要素（也是我們持續重點討論分析的話題，見《主流經濟學不懂中國》《主流經濟學不為中國的發展買單》）。

　　以后再討論教員的經濟成績，不要再用一句空洞的“他公平”，而是可以驕傲地說：“他讓我5000塊一年讀大學，他讓我不用花5670美元看急診，他讓我春節坐火車回家不擔心票價翻三倍”。

　　教員的經濟遺產不僅是實踐上的，更是理論上的。中國的經濟實踐屢屢落在西方主流理論規訓之外，卻又屢屢取得優異的發展成績，在主流經濟學耗竭所有儲備依然不能解決分配、創新激勵等問題的當下，最應該回到成功的盲區，提煉屬于我們自己的經濟理論。

　　指責教員支持者的最常見話術之一“你們想回到那個年代受窮嗎？”。可是羅斯福新政借鑒蘇聯，并沒有讓美國生產力與蘇聯拉平；里根回歸自由放任，既沒有全盤廢除福利制度，也沒有把美國的生活水平打回大蕭條時期——“刻舟求劍”，用來形容這些批評者再合適不過。

　　批評者強行把教員時代的經濟政策與貧窮掛鉤因果，卻看不見教員時代要素積累與工業騰飛的因果，教員時代奠基的公共機制與今天生活質量、民營經濟活力的因果。他們只理解一旦分了、私了、洋了，不需時間維度、不需復雜生產流程的“超市長菜”邏輯，這套簡單的經濟圣經早已被宣布了死刑，和意圖維護特定群體利益的趕尸人一起，滑稽地在大街上搖擺著。

　　中國沒有不獨立自主的權利；經濟是“要素生產-商品服務”生產的循環，而非扁平的貨幣計量；實物工作量比利潤（GDP）更能衡量經濟好壞……在經濟的外部環境和內部結構都發生深刻變化的今天，螺旋上升的歷史再次把教員的經濟課推到了桌案邊。

　　除了上面的“劃重點”，筆者最喜歡的教員經濟課還屬“六億神州盡舜堯”。在他心中，“人”從來不是冷冰冰的要素數字，或者供養某些人的“紅利”，而是經濟發展的主體和目的。

　　為此，不僅需要超越貴賤尊重他們對高質量產品的需求，維持公平完善的勞動力再生產體制，還要在理論上、敘事上肯定最廣大勞動群體的貢獻，保證他們有底氣、有權利堂堂正正參與社會產品的分配，開辟一種同擔互利的經濟愿景。

　　相對應地，他不吝把傳統上只屬于賢主圣人的贊譽賦予最大多數的每一個，希望我們既能自愛自強，也能為一些高于我們個人的事情追尋、思考和奉獻。不囿于精致利己的上車關門，不流于景觀社會的消滅思考，相信更公平高效的生產和組織模式并為之奮斗，這就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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