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論》提到，全部實現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之后，就不存在商品生產；十月革命之后，為了聯系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聯系兩大所有制、鞏固工農聯盟，列寧提到了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社會商品生產的理論，實行戰略性的退卻，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菲利波夫論述了列寧主義關于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理論，不過比較片面的認為一切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生產資料都不是商品，忽視了農民小資產階級占極其主要人口、農民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極其規模浩大的落后地區鞏固工農聯盟需要把一部分生產資料作為商品和農民進行交換的問題，忽視了極度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難以對生產資料有效的進行分配，需要通過商品交換減輕國家負擔；在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毛澤東根據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情況，根據農民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普遍存在、急需鞏固工農聯盟的現實，根據當時中國國內相對落后，國家實力相對薄弱、難以肩負起自負虧損的分配集體公社拖拉機責任的現實，提出了一部分生產資料也可以是商品的科學論斷，克服了菲利波夫關于生產資料不可以是商品、忽視落后國家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把一部分生產資料作為商品用來鞏固工農聯盟和減輕國家負擔的問題，發展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理論，成功的、及時的糾正了一線經濟工作者一平二調、“共產風”的嚴重“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列寧和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都是根據具體的實際情況需要提出的前人所沒有提出的科學論點，并符合了當時的本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情況，鞏固了工農聯盟，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都是馬克思主義和本國社會主義建設實際相結合從而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典范。

　　關鍵詞：生產資料，全民所有制，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工農聯盟，社會主義建設。

　　一、毛澤東關于“一部分生產資料也可以是商品”思想提出的背景

　　1958年，隨著集體公社廣泛建立，嚴重缺乏社會主義建設經驗的一線經濟工作者們犯了嚴重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例如公社內部“取消家庭”、“全面軍事化管理”，用極其短的時間實現到共產主義的“窮過渡”、鼓吹畝產十一萬斤……出現了一系列嚴重的一平二調、“共產風”、“浮夸風”的問題。退居二線的毛澤東抽出時間，最早的發現了一線經濟工作者的嚴重問題，雖然一定時期由于他的權力有限而孤掌難鳴，但是之后在他的努力下，也在當時條件下最迅速的糾正了一線經濟工作領導者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在糾正一線經濟工作者的“左”傾盲動主義錯誤的時候，毛澤東參考《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通過評述菲利波夫發觀點，教導干部——只要存在兩種不同的所有制，就不能結束商品生產，就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

　　毛澤東講：“我們的人民公社，現在是集體所有制，究竟是擴大自然經濟，還是擴大商品經濟？或是兩者都要擴大？現在，在有些人看來，人民公社經濟主要是自然經濟。他們認為人民公社只有自給自足，才是有名譽的，如果進行商品生產，就是不名譽的。這種看法是不對的。”

　　第一，由于當時農民小資產階級占中國最多數，遠遠大于工人階級，六億中國人民中，五億都是農民。為了鞏固工農聯盟，實行戰略退卻，我們的商品交換范圍無疑要比蘇聯更擴大一些，需要把一部分的生產資料作為商品和農民交換，穩固工農聯盟。可見，為了鞏固工農聯盟，穩定六億人民中的五億農民，實行有必要的戰略退卻，擴大商品交換范圍，是必要的。毛澤東講：“生產資料在我們還有一部分是商品。現在，我們的國家只占有了一部分生產資料，在這種情況下，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想廢除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實行物資調撥。這樣做，就是剝奪農民。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話是對的。只有國家把一切生產資料都占有了，社會的產品十分豐富了，才有可能廢除商業，商品交換才能過渡到產品交換。我們的經濟學家似乎沒有懂得這一點。我提倡讀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是想用斯大林這個死人來壓活人。”

　　第二，由于中國脫身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實力極其落后、生產力基礎極其薄弱，國家自己承擔拖拉機等生產資料的虧損、直接配給農村生產資料，是難以有充足的實力實現的，因為這樣會加重落后國家的負擔。于是，為了減輕落后國家的建設負擔、集中更有多的人力物力更有效率的投入完整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當時將拖拉機賣給農民，也是符合現實社會主義建設戰略需要的。所以，毛澤東說：“在我們這里，很大一部分生產資料不是商品，這就是在全民所有制范圍內調撥的產品。也有一部分生產資料是商品，我們不僅把拖拉機等農業生產資料賣給公社，而且為了公社辦工業，把一部分工業生產資料賣給公社。這些產品，都是商品。國家賣給人民公社以后，它的所有權轉讓了，而且在公社與公社之間，還可以轉讓這些產品的所有權。”

　　二、毛澤東“借古諷今”、掌握政治主動權的斗爭藝術

　　在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談話中毛澤東對菲利波夫做了策略性的批評，從而“借古諷今”，給那些搞一平二調、刮“共產風”的一線經濟工作者踩剎車。

　　毛澤東批評說：“這封信中關于不把拖拉機賣給農莊的意見，徹底錯誤。他把國家和集體農民對立起來，不信任農民群眾，死死抓住拖拉機不放，理由是說不通的，自己騙了自己。你把農民控制得要死，農民也就把你控制得要死……書里，反復說了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不可怕；而這里又強調為了不使商品流通擴大，不能把拖拉機賣給集體農莊。又說，把拖拉機賣給集體農莊，他們負擔不了，只有國家才負擔得了，這個理由也很難站得住。國家就損失得起？”這個批評是有策略性的，是完全必要的，要從當時的具體歷史環境進行具體分析。

　　有的不懂政治策略的學者詬病、苛責毛澤東對菲利波夫的批評不符合蘇聯的情況，因為就當時蘇聯的生產力水平而言，國家確實有實力擔負起對農民直接分配生產資料的責任，而且國家集中分配也是一種必然趨勢。這種觀點，實際上是這種教條主義的學者忽視了當時嚴重的歷史背景。

　　首先，當時中國有五億農民，占了當時中國人口的十分之九，屬于大多數，一線經濟工作者刮“共產風“、搞”一平二調“，已經嚴重激化了社會矛盾、嚴重激化工農矛盾。農民是當時中國的主要人口，如果激化了工農矛盾、逼迫農民起來造反，無產階級依靠發動農民、開展農村包圍城市所奪取的政權就會失去。為了緩和工農矛盾、糾正一平二調、”共產風“，為了從當時政治形勢出發，毛澤東必須借古諷今，從而達到鞏固工農聯盟、實現戰略退卻的戰略目標。毛澤東批評菲利波夫把兩大所有制對立起來、不相信農民，實際上批評的不是菲利波夫，而是搞“一平二調”的國內一線工作者。

　　其次，如果不批評菲利波夫，反而承認菲利波夫堅持的“生產資料不是商品”的觀點屬于”進步“、“先進”，那么會就使刮“共產風”、搞”窮過渡”、搞一平二調的那些一線經濟工作者更加獲得政治主動，從而更難以糾正他們的具體錯誤了。那些一線經濟工作者更會說——“我們要跟隨導師菲利波夫的先進的步伐，我們必須窮過渡，退卻就難以回來！”作為政治家，毛澤東深明借古諷今、殺雞儆猴之道，斗爭策略的運用爐火純青，當然選擇了通過批評菲利波夫來給一線工作者踩剎車的辦法。在六屆七中全會的歷史決議中，只集中批判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和博古的錯誤，沒有追究“共產國際”和菲利波夫的責任；在1958年批判浮夸風，借古諷今，批評菲利波夫，都體現了毛澤東爐火純青的、善于掌握政治主動權斗爭藝術。

　　而且，即使是這樣講，在之后的第二次鄭州會議，都還難以徹底給一線經濟工作者踩剎車，他們還會攻擊毛澤東右傾機會主義，甚至逼迫毛澤東說出：“我代表一千萬隊長級干部，五億農民說話，堅持搞右傾機會主義，貫徹到底，你們不跟我來貫徹，我一人貫徹，直到開除黨籍，也要到馬克思那里告狀。嚴格按照價值法則，等價交換辦事。”這樣的話。可見當時毛澤東糾正“左”傾錯誤，就好像土地革命時期糾正王明路線一樣孤軍奮戰。

　　這里也體現——毛澤東堅決反對個人獨裁，不是獨裁君主，堅持集體領導、集體決定原則。

　　如果毛澤東教條的談“進步”、“先進”，脫離當時極其緊張的社會現實、忽視當時和五億農民矛盾嚴重激化的社會現實，就會陷入政治被動，難以糾正“左”的錯誤。在那種歷史環境下，毛澤東的批評藝術完全正確——如果非要脫離實際的重視教條、“理論上”苛責毛澤東當時政治上、戰略上不得不的正確選擇，就是犯了嚴重的教條主義錯誤。如果懂政治，就會知道毛澤東當時對菲利波夫的批評完全是符合當時政治、戰略需要的正確的選擇。

　　三、菲利波夫的認知局限的客觀存在

　　菲利波夫一概而論，就忽視了落后的農民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普遍存在的、極其特殊的時間、極其特殊的地點、特殊的條件下也可以把生產資料作為商品加強工農聯盟的情況。菲利波夫也是有認知局限的，他忽視了局部的、特殊地區和時間戰略退卻對可能，沒有考慮到別的特殊情況。

　　毛澤東講：“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們還要利用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來團結五億農民。有了人民公社，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有計劃地發展。”

　　菲利波夫關于“生產資料不能作為商品交換”的認識，也是存在一概而論認知局限的——他忽視了農民小資產階級如汪洋大海一樣的極其落后的國家這樣的特殊地點、特殊時間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特殊實際情況，忽視了這種情況下為了鞏固工農聯盟、搞好社會主義建設，也需要更大程度的戰略退卻，將一部分生產資料作為商品；他忽視了在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需要盡可能減輕國家負擔、集中人力物力財力進行完整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國防設備體系，難以有效負擔起自負虧損的直接分配給農民拖拉機的責任。

　　菲利波夫主要領導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對其他國家特殊情況了解有限，他的很多論斷是對發達、基礎相對雄厚的蘇聯的建設經驗的總結，并不是世界社會主義建設的普遍經驗。

　　毛澤東根據特殊地區、特殊時間的特殊情況發展了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提出了適合當時中國實際情況、符合中國當時社會發展需要、鞏固工農聯盟需要的戰略，是對菲利波夫一概而論局限的克服。而且，毛澤東堅持對立統一的規律，科學的預測：“兩種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產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產的命運，最終和社會生產力的水平有密切關系。因此，即使是過渡到了單一的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如果產品還不很豐富，某些范圍內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仍然有可能存在。集體所有制如何過渡到單一的全民所有制問題，斯大林自己也沒有解決。他很聰明，說要單獨討論，回避了這個問題。”

　　四、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理論的創造性發展

　　正確與否在于是否符合具體的時間地點條件情況下為無產階級利益服務、為共產主義事業服務，在于是否符合進行革命和建設實際情況，而不是抽象談“正確”。

　　關于理論聯系實際，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講：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著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和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立場，找觀點，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所以要找這根“矢”，就是為了要射中國革命和東方革命這個“的”的。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系，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

　　毛澤東在中國這樣生產力極其落后、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極嚴重的特殊情況下，提出了部分生產資料也可以是商品的鞏固工農聯盟的策略，豐富發展了建設社會主義的戰略理論，鞏固了工農聯盟，比較及時的糾正了一線經濟工作者極度狂熱的“左”傾錯誤，迅速不到兩年剎住了“共產風”。

　　什么是理論的發展？

　　不在于抽象的、脫離社會實際情況的所謂的“進步”和“退步”。

　　理論的發展，在于根據實際的客觀情況，提出前人沒有提出過的理論、用新的理論指導進行前人沒有進行過的實踐，實現有利于當時當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需要的戰略目標，符合當時當地的戰略需要，這就是理論的發展。不僅毛澤東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發展，而且——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都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造性發展。

　　新經濟政策根據俄國相對落后的實際情況，糧食稅取代余糧收集制，利用商品交換、貨幣關系、價值規律聯系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一定限制范圍內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發展，這一整套理論都是前人沒提到的、列寧的創新，而且符合當時實際情況需要，適應了維護新生政權要求，解決了在俄國建設、維護無產階級政權的問題，這難道不是發展嗎？

　　農村包圍城市根據中國嚴重落后、城鄉分裂剝削的實際情況，提出先在農村變革生產關系、建立工農武裝革命政權、發展無產階級的革命政黨組織、發展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軍隊組織、發展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群眾團體，逐漸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對工農武裝革命割據力量，實現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馬恩列斯都沒沒提出，毛主席提出了，這不是發展嗎？

　　這些都是發展！根據實際情況提出馬恩沒提出的符合實際革命需要的，都屬于豐富發展。

　　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毛澤東講：“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

　　在《整頓黨的作風》，毛澤東提出了關于發展馬克思主義、創造理論的問題，他說：“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善于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進一步地從中國的歷史實際和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國需要的理論性的創造，才叫做理論和實際相聯系。”

　　馬恩列斯這些前人沒提出過，毛澤東提出了，而且符合當時中國鞏固工農聯盟、糾正“左”傾錯誤、整頓公社的實際情況，證明是正確的，這就是在發展，是一種變化，有利于革命事業的變化，當然是發展。

　　五、對于逐漸取消商品生產、逐漸隨著生產力發展實現社會主義國家整體對全國物資的調配，毛澤東也是清楚的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毛澤東提出了集體所有制早晚要過渡到全民所有制、隨著農村生產力發展實現鄉村轉變為全民所有制的設想。毛澤東說：“我們講集體所有過渡到全民所有是不可避免的客觀過程，現在我國有的地方已經開始可以明顯地看出來。河北省成安縣的一個材料，說有些經濟作物區的公社現在很富，積累高達百分之四十五，農民的生活水平也很高。這種情況如果發展下去，不使集體所有制改變為全民所有制，工業和農業就會發生新的矛盾。”可見，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是毛澤東早就考慮的戰略布局。

　　關于集中調配更先進的問題，毛澤東也深刻認識，戰略退卻并不是思想理論上的“倒退”。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說：“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長期并存下去，總有一天不能夠適應生產力的發展，不能充分滿足人民生活對農業生產越來越增長的需要，不能充分滿足工業對農業原料不斷增長的需要。而要滿足這種需要，就不能不解決兩種所有制的矛盾，不能不把集體所有制轉變為全民所有制，不能不在全國單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基礎上來統一計劃全國工業和農業的生產和分配。”

　　而且，毛澤東規劃了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基本過程——從基本隊有到基本社有、從基本社有到全民所有。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說：“人民公社將來從基本隊所有，經過基本社所有，轉變為全民所有以后，全國將出現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這會大大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它在一個時期內，仍然是社會主義性質的全民所有制。再經過一定的時間，才進而轉變為單一的共產主義全民所有制。所以全民所有制也有一個從按勞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變化過程。”

　　可見，毛澤東絲毫沒有“認知倒退”，他明確提出要逐漸集中到全民所有。但是，根據當時中國六億人民之中農民有五億、工農矛盾嚴重激化、國家難以負擔起字符虧損的直接分配給農村拖拉機的社會現實，他提出了一部分生產資料例如拖拉機也可以是商品的科學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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