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

　　這份報告是由新華社、文匯報記者所寫，于7月20日經文元同志給毛主席審閱并修改，后在調查報告的編者按語中引用了毛主席的一段談話，在7月21日晚于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并在次日于22日見報《人民日報》。

　　隨后，人們把毛主席在編者按中的關于“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的批示，稱為“七二一指示”。

　　毛主席的這份“七二一指示”之所以影響巨大，見內容即可領略一番：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里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

　　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后，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這短短的幾句批示，深刻地躍現出毛澤東教育思想的精髓：一切為了實際，一切為了人民，一切為了無產階級專政。

　　1958年，毛主席就曾提出：

　　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

　　同年9月，中央發出的《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亦有指示：

　　黨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關于五十四年前“批示”中的教育革命，在那四年之前毛主席亦是早有系統性的闡述：

　　現在的考試，用對付敵人的辦法，搞突然襲擊，出一些怪題、偏題，整學生。這是一種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贊成，要完全改變。

　　我主張題目公開，由學生研究、看書去做。例如，出二十個題，學生能答出十題，答得好，其中有的答得很好，有創見，可以打一百分；二十題都答了，也對，但是平平淡淡，沒有創見的，給五十分、六十分。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無非自己不懂，問了別人懂了。懂了就有收獲，為什么要死記硬背呢?人家做了，我抄一遍也好。可以試試點。

　　舊教學制度摧殘人材，摧殘青年，我很不贊成。

　　現在一是課多，一是書多，壓得太重。有些課程不一定要考。如中學學一點邏輯、語法，不要考，知道什么是語法，什么是邏輯就可以了，真正理解，要到工作中去慢慢體會。

　　課程講得太多，是煩瑣哲學。煩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

　　如經學，搞那么多注解，現在沒有用了。我看這種方法，無論中國的也好，其他國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滅亡的。書不一定讀得很多。馬克思主義的書要讀，讀了要消化。讀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為書呆子，成為教條主義者、修正主義者。

　　歷史走過半個多世紀，今天的小鎮做題家真的是很不容易。

1

　　“小鎮做題制度”即現行的應試教育制度無疑是存有嚴重問題的，其中包括兩個層面的反動：

　　① 明面上的種種不公平，包括地域性的試題差異與歧視性的戶籍錄取，這個已經重言濫語說過很多很多遍了，中國版的現實種姓制度；

　　② 深層次的“小鎮做題制度”的設計陽謀與維護心態，這一點說的真的極少。

　　小鎮做題家們近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映入公眾眼簾并引發群體討論，是去年的四字男孩考公事件，一夜之間激起輿論滔天巨浪。

　　聲援小鎮做題家的論調顯然是主流中的主流，但就實質而言，小鎮做題家們及同情者們可以為遭到《中國新聞周刊》等無良媒體的無端嘲諷而滿腔憤怒，但這種憤怒情緒恐怕并不宜轉化為扭頭維護“小鎮做題家制度”的理由。

　　平心而論，他們的諸多怒語讓觀者仿佛回到了唐朝，科舉官員和貴族世家進行唇槍舌劍的尖銳斗爭，以證明自己才是唯一的合理選拔方式——這個時候，最開心且最欣慰、尤其是最有“安全感”的人，必然是幕后笑看一切的皇帝。

　　電視劇《鐵齒銅牙紀曉嵐》中乾隆有段有趣的臺詞：

　　科舉制的要義既不是選才，也不是化育天下，而是牢籠志士。

　　讓天下的人才都進到考試的牢籠里，讓他們鉆研章句，白首窮經。讀書人安定了，天下即使還有人想造反，也不過是些草寇，成不了氣候。

　　文人如果是布衣，一無所有，他就為所欲為，想寫什么就寫什么，就說什么就說什么。

　　但他如果做了官，就會患得患失，畏首畏尾，因為他舍不得頭頂上的烏紗帽呀。

　　衡水中學的張錫峰，各位應有印象，他之前的演講火爆一時，取得了輿論廣泛的同情和認同。

　　但我個人從一開始對這個孩子演講中的某些視角和論調就感到很不適——注意，我不是針對張錫峰這個單純的努力上進的小鎮青年本身，每一個握拳吶喊的小鎮做題家都是“小鎮做題家制度”的產物罷爾。

　　還記得張錫峰的演講名言嗎：

　　我就是一只來自鄉下的土豬，也要立志去拱城市里的大白菜！

　　這句話是很冰冷可怖的：請問豬為什么要以拱到白菜（尤其是城里的白菜）為榮耀、為成功的標志呢？

　　這種價值觀，本質其實就是一句老生常談的諺語：

　　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這句我們所有人都習以為常、奉為真理的話，是不折不扣的、冷血的資本主義成功學。

　　“人上人”，人身之上亦有他人，人身之下亦有他人，這便構筑了一個層次分明的階級壓迫體系。

　　同時，由于深諳“一旦成為人下人就一定會被人歧視、被人欺負、被人打壓”的社會現實，所以個個都不擇手段地妄圖成為“人上人”。

　　哪怕，是踩著別人的頭顱，是違法亂紀忤逆人倫，是置人格尊嚴于不顧………也要“成功”！

　　這就是資本主義制度，這就是資本主義式的教育。

2

　　“小鎮”本不該被污化，“小鎮”本身是很美好的。在每個人的心中，家鄉都是最美麗、最令人眷戀、完全不需要謀求“脫離”的。

　　但是，在私有制主導的城市化進程中，小鎮在貧富差距和階級鴻溝的現實面前，便成了被拋棄的邊緣地帶。

　　不論實際還是輿論，小鎮（和小鎮里的人）在大城市（和大城市里的人）的面前就成了低人一等的下階位。

　　因而，探討“小鎮做題家”就需要明晰：資本主義將“小鎮”和“做題”這兩個原本美好的東西（美麗家鄉和獲取知識）都異化、污化、奴隸化了。

　　張錫峰這樣的孩子震天怒吼一般的吶喊，揭開了一層隱晦的真相：他們深以為然自己處于社會的邊緣地帶，并以仇恨、鄙夷和“一定要擺脫”的態度對待自己生長成長的小鎮，同時他們被教育“內卷拼搏就是自己的人生去邊緣化、實現階層躍升的最好途徑”。

　　認識到達這一層，我個人看來最值得討論的點就已經不是所謂“高考能不能改變人生”這一淺層論題了，而是即便高考真的能讓小鎮青年改變人生，那么這種在高烈度內卷中從尸山血海里爬出來的精英，如張錫峰那樣的早已以“成為人上人”為生命目標的人物，之于我們——社會主義國家的普通人民——需要的社會精英階層嗎？

　　因為他們也是會服從并融入這個森嚴蕭肅的游戲規則與路徑秩序中的。

　　回到去年沸沸揚揚的四字男孩考公風波，小鎮青年們真正在憤怒什么？或許少有人愿意承認。

　　過去許多年，“寒門出身官員容易腐敗”的例子頻頻見報，雖有些簡單粗暴，但不乏一些內理：小鎮做題家們拼命做題考入編制，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為了「為人民服務」，還是僅僅為了自己的「階級躍遷」？

　　如果你覬覦垂涎編制名額的動機目的本就不純，那么你控訴四字男孩“搶名奪利”的憤怒，也失了不少合法性（當然了，不影響四字男孩等世家大族以非常規特權手段奪利仍需要被批判的事實）。

　　只是，我們更應當將批判的視角再深入內切一些：所謂“爭名奪利”，這些“名利”是怎么產生的？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的行政體制會產生如此濃郁的名利味兒？

　　以致于，讓世家門閥和小鎮做題家為了“爭名奪利”而打得不可開交？

　　那么由表及里即可窺論，這兩派打得不可開交的結果便是：皇帝暗喜，真正的統治階層暗喜。

　　去年全網怒罵四字男孩，大部分小鎮青年的聲音顯然都不可能觸及如今的公務員終身制、編制身份的超強穩定性等明顯超越凌駕普通公眾的待遇——這恰恰是他們夢寐以求的東西，他們恰恰是在震怒聲討“這些福利為什么不是給我們，而是給那個四字男孩？”

　　盛唐似錦，新一屆進士排隊進門的時候，李世民就曾站在城樓上，得意洋洋得說：

　　天下英雄，入吾彀中。

　　晚清積弱，重臣左宗棠，官至萬人之上的廟堂高位也依舊要在62歲的高齡謀求一份科舉名位……

　　這些實質都是在維護封建統治秩序。

　　一切的悲痛源頭很簡單：私有制。

　　這是門閥世家和“人上人”價值觀下培養出的小鎮做題家們看似打得不可開交但終究殊途同歸的緣由。

　　還是那個觀點：剝開小鎮青年的外衣，也依舊不必批判努力上進的他們，但真正應該受到批判是給予他們價值觀的人，群眾輿論本不該忽視……

　　資本主義，就是一個讓人不為人、讓人吃人、讓人失去人性、讓人的眼里只有政績/成績/金錢的制度。

　　我也是上過學的，我親眼看到過我的有些同學白天裝作悠悠然“迷惑對手”、然后半夜熬夜刷題，我也親眼看到過兩個學霸之間的種種爾虞我詐小故事，從課外補課的隱捏到教輔的私藏………

　　所以《共產黨宣言》的宗旨、共產主義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消滅私有制。

　　所以之所以，《共產黨宣言》里有一段極著名的話：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會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

　　資本入侵，或言資本主義制度，必然會帶來內卷，這是無法調和的制度矛盾，也是其制度特征。

　　如同資本主義必須要求保有一部分「失業人口」、以給予有工作機會的人以“壓迫感”、從而達到剝削的目的那般，資本控制下的教育產業，也必然會要求必須保有一部分「差等生」。

　　有了「差等生」的存在，才能讓陷入恐懼和焦慮的學生們為了成為所謂「優等生」而紛紛戴上防彈玻璃一樣厚的眼睛、吃飯上廁所時都要看書背書、個個成為做題家。

　　同時，有了「差等生」的存在，也才能讓教師群體同樣跟著學生群體一道陷入焦慮：爾虞我詐的非良性競爭、勾心斗角的校園官場職場、開小灶補習的惡劣風氣、對成績好壞的學生施以不同態度……

　　在壓力和強度不堪重負，又被迫出現了家長承擔“家庭輔導任務”的怪像，導致了家長與教師之間的矛盾——這是經典的“挑動群眾斗群眾”而資本坐收漁利。

　　乃至到了大學，「學閥」事實上的形成，以及擁有近乎于可決定學生命運之權力的「導師制度」，更是催生了止不住的研究生自殺悲劇……

　　這也就是為什么2021年中央會出爐轟轟烈烈的「雙減」政策——我們的孩子、我們祖國的花朵不可以再“人不為人”下去了。

　　科舉考試不是錯，錯的是內卷化的科舉考試；做題是必須的，但做題做成“做題家”那就是喂飽資本、消耗自己了。

3

　　四字男孩風波已清晰暴露：內卷和人不為人的直接后果，反而會導致小鎮做題家們在諸多方面不如世家大族的子弟、在行政體系的權利游戲中完全是匹敵不過四字男孩們的。

　　灰姑娘看到自己心心念念的霸道總裁被別的灰姑娘通過某些手段“捷足先登”，還被嘲諷“灰姑娘少做公主夢”——此時，除了憤怒，更應該的是覺醒，覺醒自己的命運升騰不應該是以「依附霸道總裁」為目的、不應該再幻想當什么“公主”，而是應該去「推翻霸道總裁」。

　　依附霸道總裁，那是資本主義走狗附庸；

　　推翻霸道總裁，才是無產階級革命主人。

　　所謂“高考是當下最公平的制度”，這話或許沒有錯——沒有錯是因為，壓根不會有人會被允許探討這個所謂的「當下」，四十年來是怎么形成的………

　　正如以內卷為人生信條、每天只睡五個小時的孩子們，也一定想象不到那些日日夜夜教育自己“內卷就是王道、奮斗就是勝利”的統治者們，有一天竟會倒打一耙、在社會陷入存量博弈、就業資源驟減時，反過來指責自己“脫不下長衫”……

　　“爹味”的本質是封建維穩，認識到這一點，就不會對官言官語的冷血、以及大多數情況中那種以寬慰笑顏作為冷血蔽罩的做派而感到震驚。

　　培養小鎮做題家、鼓勵無上限的內卷、贊美如張錫峰這樣的校園卷王領袖，包括大肆宣傳張錫峰的名言“我就是一只來自鄉下的土豬，也要立志去拱城市里的大白菜！”——那么就必然會導致一個現象：不是所有的豬都能拱到白菜的，相當數量的豬終究會無菜可拱，淪為“養肥了就殺”的棄子。

　　那么，他們過去十年用以拼命養膘增肥、幻想“吃得苦中苦 方為豬上豬”的努力，就成了孔乙己無用的長衫褪之不去。

　　此時，爹味說教又搖身一變，再以安慰姿態示眾：放平心態，不必要非得以“拱到白菜”才能視作成功……

　　眾豬傻眼！過去十年的奮斗信仰崩塌。

　　兩個道理：

　　道理①：有些話本身其實是沒問題的（“學歷不代表一切”“應當放下學歷架子”），但不是沒問題的話語就誰都能來說，比如某些階層人士就沒資格對蕓蕓眾生說。

　　原因很簡單，也就是道理②：因為凡事就怕看合訂本。就本質而究，不論是合訂本前半部分對做題學子鼓吹的“內卷有理”“改變命運”“日夜奮戰”，還是合訂本后半部分對職場失意的高材生們勸慰的“平淡是真”“平淡是福”………看似筆鋒扭轉，實則一體兩面：其首義都不過是維持「秩序」罷了。

　　不論古時還是今時，除了那短短三十年，其余時空之間的封建保守力量與利益格局劃定者們，無不熱衷于在俗世塵埃里為自己尋找和培養青年士大夫黨羽、階級依附者，其考察門檻則是再簡單不過的看誰最能卷、誰最能“吃得苦中苦”。

　　這也就是為什么去年當《中國新聞周刊》為跪舔四字男孩而公然嘲諷小鎮做題家時，還沒等億萬做題家們發聲，最先坐不住、火速站出來批斗《中國新聞周刊》的竟然正是官媒自己……

　　社會事實無法粉飾：趨炎附勢之千軍萬馬最終往往不過寥寥脫穎之士，剩下龐大的注定被拋棄之人，失落之余，爹味說教便會如約而至其耳畔。

　　昔日如何誘惑其往上爬，今日就如何勸誡其“你應該有一顆平常心”。

　　這或許就是十年前央視膽敢頤指氣使又傲慢無禮地鞭笞河南“不該擴建大學城”的所謂理由與底氣吧——有本事考出河南、走進北上廣，你就有資格擁抱更多可能，你就是我們的“自己人”；若考不出河南，你就等著接受我“一輩子種地其實也沒什么不好”的PUA吧。

　　夢想一紙文憑就可以實現“階級躍升”、成為踩在眾生頭顱上的“人上人”的心態，這樣的“奮斗觀”固然需要批判，特別是其失意者中又大有抱守著孔乙己長衫而不放的幻想者，顯然也更是可恨又可憐的典型。

　　只不過，誰都可以將他們批駁一番，唯獨那些十幾年來一步一步誘導著他們穿上孔乙己長衫的人，最沒有資格去假模假樣地對之痛批。

　　因為這條路以及這套價值觀，都是你們為他們打造的——引他們上道的是你們，見他們在道上迷了路就想要踢他們出局、且踢出局后還妄圖要他們保持“平和心態”、切不可對現實之「秩序」心生不滿的，還是你們。

　　“合訂本”的內涵，格瑞賽伊有過一句看似平和、但極為辛辣的論點：

　　所謂“公平”概念，只有在服從于集中解釋時才有效。

　　那么就“合訂本”本身的誕生土壤而言，只能說，它正是當下權力體系的運行邏輯與落地規則的產物。

　　吹捧小鎮做題家也好，批判長衫孔乙己也罷，都是同一只生了銹的大喇叭在播放——正如一年多前用鐵皮將居民家門捍死的人，與此后一夜之前讓殯儀館大排長隊的人，正是同一波顯而易見的力量。

　　我很心疼這些每天只睡四五個小時、從童年就開始被雞娃的孩子，但是與其無謂的心疼和歌頌苦難式的“聲援”，我們恐怕更應當看清楚是誰在讓他們內卷、內耗、內斗。

　　放一個視頻吧，當底層開始停止內卷時，第一個為此怒不可遏、暴跳如雷的，一定是底層內卷的既得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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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再回看開篇所提及的1968年7月23日毛主席做出“七二一指示”，指示發出的第三天，為紀念“指示”的發表，上海市在上海機床廠召開了兩千多人參加的擴大會議。

　　兩個月后，為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全國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學」，設置磨床設計制造專業，第一期招收本廠職工五十二人，學制兩年，學生畢業后仍回廠工作。

　　「七二一工人大學」會根據本廠需要設置了相關細分專業，并開設了毛澤東思想、勞動、軍體等。

　　此后全國各地相繼仿效，“七二一工人大學”的學制和教學模式逐步向全國的工礦企業推廣，簡稱“工大”，數學、物理、化學、政治、英語、機械設計、制圖加工、材料力學、電工學等應有盡有，還會按照工廠的實際應用和生產需要給學生安排學習內容。

　　1970年，在部分大學恢復招生時也采用了從工人、農民中選拔學生的辦法。

　　1975年6月，教育部在上海召開全國“七二一”工人大學教育經驗交流會。會后，“七二一大學”在全國獲得了迅猛發展。

　　截止到1976年9月，僅在上海市七二一大學就增加到2111所。

　　據《中國教育年鑒》記載，至1976年底全國共有七二一大學33374所，學生148.5萬人，是同期普通高校學生數的3倍之多。

　　至于教育的效果如何？

　　還記得去年最新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簡史》嗎？新版《簡史》從207頁到213頁，足足超過4000字的篇幅全部在詳實論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國在經濟、科技、工業、基建、農業、軍事、文化、外交等各個層面的成就，我不用多語，各位同志自行翻閱。

　　“七二一工人大學”的辦學本質與教育訴求都是政治性的，而非陽春白雪、小布爾喬亞式的所謂“純粹教育”。

　　工大不是一種群體福利，也不僅是為了讓工人們有更高的所謂“文化水平和技術技能”（盡管學技術學文化也是工大的重要課程內容），而是為了讓階級斗爭的思想通過政治教育，更加深入工人階級的內心，使得工人階級之于國家「領導地位」不受到動搖，這才是工大最靈魂的主課。

　　毛主席說“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其前提則是工人階級必須接受政治教育，而非清湯寡水的“學術培訓”。

　　反之，如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發展生產力為主要任務”，那么工人階級就不需要懂政治、學政治、掌政治，而淪為一批批為生產力服務的機器人——其表象，便是“去政治化”。

　　去政治化，就是要求工人階級離政治越遠越好，要求工人們只需要勤勞、聽話、精通技術即可——如若再愿意忍受低福利、低工資那就更好了。

　　1975年時，82歲高齡的毛主席仍有思維敏捷的批判：

　　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不是放屁是什么？科學技術是滲透到生產力各個要素之中的，是通過提高各個要素的質量來發揮作用的，并不是與生產力其他要素相并列的獨立要素，并不能獨立存在，所以不能與其他要素去并列排行第一第二！

　　同是1975年，第11期《紅旗》雜志曾刊文章：《請看蘇修的新玩意》，全文如下：

　　近年來，在蘇修社會里，出現了一種新的行業。

　　這種新行業，雖然沒有被蘇修叛徒集團列入他們“巨大成就”的欄目內，但倒真的搞得不壞，正在以很快的速度“發達”起來。

　　這里，且舉這種行業的幾個小例子，使讀者開開眼界。

　　先看“私人授課”業。

　　此業現在盛行蘇聯全國，據說是專門為中學生進入大學而設立的。私人授課每小時可得五至十個盧布，相當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資。在莫斯科街頭，“圓柱上”、“墻壁上”，“大門道里”，到處是這種花花綠綠的廣告，簡直讓人眼花繚亂。

　　再看“代人考試”業。

　　據《莫斯科晚報》載，有一種“代人考試組織”，專門代人投考大專學校。這種組織業務繁忙，應接不暇。有一個成員上午到食品工業專門學校代人考試，下午又到紡織工業大學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學代人投考經濟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費五百盧布。

　　其次看“論文出售”業。

　　《共青團真理報》載，羅斯托夫鐵路運輸工程學院里有一種“聯合組織”，專門“幫人做畢業設計、學習論文、測驗作業、實驗室作業”。一份設計，售價九十盧布，有的一百五十盧布。

　　再其次看“畢業證書制造”業。

　　《消息報》介紹的一個“畢業證書制造所”，一張畢業證書售價一千盧布，兩年中他們就銷售了五十六張這樣的畢業證書。

　　若問這種行業為什么如此興隆，那就要看看蘇修的教育制度了。

　　隨著資本主義的全面復辟，蘇修的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早已成為進入特權階級的階梯。

　　蘇修總頭目勃列日涅夫說：“國家主要是從經過高等學校培養的專家中吸收從事經濟工作、黨的工作、國家工作、外交工作、軍事工作和從事一切社會活動的干部。”

　　許多材料證明，大學文憑是選拔干部的決定性標準。有此文憑，即使是個白癡，也能撈個一官半職;無此文憑，即使你是“共產主義勞動突擊手”，從戰爭年代起就做某項工作，并且有這方面的專業知識，但最后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話以及無數事實告訴人們：只要一進了高等學校，或者干脆只要設法撈到一張大學文憑，那就能夠得到高官厚祿，就有飛黃騰達的時機。

　　要是進不去呢，那就對不起，只能“永遠”當一個被人看不起的“執行者”。

　　許多人為了達到“高升”的目的，當然就只有八仙過海，各顯神通。于是各種稀奇古怪的行業都應運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這種新行業。特權階級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祿傳給他們的子女，一個重要的辦法就是通過教育一途。而這樣做，沒有上述行業的幫助，就有點兒難處。

　　你說考試吧，“中學課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學“考試中應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學畢業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業，蘇聯的資產階級新貴們就不怕，他們有的是錢，可以雇請“家庭教師”，或使子女進各種學費昂貴的私人“學校”之類。

　　這樣把子女塞進高等學府以后，總算放心了吧？可是還不行，有些公子小姐們一向吃喝玩樂，誰愿去死啃書本？不能畢業怎么辦？還得依靠上述行業。

　　在教育市場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畢業論文、畢業文憑，甚至“副博士”之類的頭銜都可以買到。有了這些玩藝兒，就可以騎在勞動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

　　不難看出，蘇修教育領域的新行業，完全是適應特權階級對勞動人民實行資產階級文化專-制的需要而產生的。

　　“有錢，就可以進入高等學校”，這是蘇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報紙吐出來的一句很難得的真話。

　　當然，蘇修統治者“標準的提法”可不是這樣。因為這么說，他們那個冒牌的“社會主義”不就露了底？

　　你聽，蘇修《國民教育立法原則》說得多么堂皇：蘇聯全體公民不分財產和社會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實呢？在蘇修叛徒集團的統治下，勞動人民既沒有那么多的錢去雇請“私人教師”，又沒有那么高的地位來得到同僚們的“照顧”。

　　他們的子女，無論在分數面前，還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們“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們自己對新西伯利亞所作的調查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學門外，而城市知識分子(不要忘記，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卻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鉆進了高等學校。

　　按照蘇修的“立法原則”，或者可以這樣說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還不是“一律平等”么？

　　其實，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從來就是資產階級的謊言。

　　列寧曾說過：“只要階級還沒有消滅，任何關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談論都是欺騙自己，或者是欺騙工人，欺騙全體勞動者和受資本剝削的人，無論如何，也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

　　列寧的話，這樣無情地揭露了一切關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論的虛偽性。可是，以“列寧主義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們，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實面前，還在那兒高談著“一律平等”之類的神話，這難道不正是為了欺騙蘇聯勞動人民嗎！

　　學校商業化，知識商品化，這完全是蘇修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給教育帶來的必然結果。蘇修統治者通過校內教育和校外宣傳，公然要青年人樹立“合理的利己主義”世界觀，并且毫不隱諱地對他們說，“學習、掌握知識”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這是一個將能產生高額利錢的貯錢匣”。

　　既然“知識”、“文憑”、“學銜”都可以用金錢買來，那么，這些東西一旦到手，當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轉”，以謀取更大的利潤。

　　虧本的生意誰會去做？這種腐朽透頂的“教育”，是一個黑色染缸，別說特權階級的子女，就是少數勞動人民的子女進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蝕和毒害。它只能培養那種以賺錢贏利為人生哲學的新資產階級分子，即培養特權階級的接班人。

　　蘇修教育領域這種新行業，鬧得烏煙瘴氣，引起了勞動人民的憤怒，于是蘇修報紙也不得不說上幾句對此表示不滿的話。這當然只是裝裝樣子、騙騙群眾而已。

　　他們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點兒浮油，根本不可能觸傷老爺們那肥胖的軀體。那些真正敢于揭露這種丑惡現象的社會根源的，不僅文章登不出，恐怕連作者都早已被關進了“瘋人院”。而經過精心篩選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癢、避而不談問題實質的文章，簡直無異于莫斯科街頭的廣告，對這種行業只能起到提倡、鼓勵以至“介紹經驗”的作用。

　　很顯然，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那就意味著推翻蘇修現存的社會制度，這是蘇修統治者連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統治者不敢想的，蘇聯人民卻要想，并且終究有一天還要行動起來，再一次掃除這些穢物。

　　說到蘇聯，那我就再多說點。

　　在1917年之前 ，俄國的學校是地主豪紳和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具有鮮明的等級性、階級性、宗教性 ，國民教育管理體制松散混亂。

　　是十月革命 、準確的說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部和蘇維埃國家教育委員會通過的《教育人民委員部關于國民教育的宣言》和《教育人民委員部關于將教育和教養事業從宗教部門移交移交給教育人民委員部管理的決定》，第一次將受教育的權力下放到底層的工農階級。

　　包括《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國民教育事業組織條例 》、《俄羅斯各民族人民的權利宣言》這些法令，清除了宗教教會和地主們對學校的影響 ，快速推動了面向普通人民的普及教育。

　　然而，從1956年的蘇共二十大之后，蘇聯教育開始了“改革”，尤其受到西方“精英教育”思維的沖擊，

　　如1964年8月，蘇聯通過了《改變兼施生產教學 的勞動綜合技術普通中學的學習期限的決定》，把建立在8年制學校基礎上的中學的學習年限，由3年改為2年；蘇共第23次代表大會又強調“要把提高專家培養質量當做頭等任務”。

　　教育部門的領導權掌握在哪個階級手里、執行什么樣的路線，就會決定了學校成為哪個階級專政的工具。

　　蘇聯后期，在“以二十大精神徹底改造蘇聯教育”的理念趨勢下，大批資本瘋狂涌入原本屬于蘇維埃國家機器管轄的教育領域。

　　資本家們鼓吹“全民教育”、“智育第一”、“全面發展”這些從字面上看合理先進、但實際上是在強化蘇聯新生壟斷資產階級專政的“教育改革方案”。

　　赫魯曉夫上臺后，給學校提出一個新任務叫做：

　　發掘和關心少年天才。

　　此后的勃列日涅夫也叫嚷：

　　知識，人的天才是現代每一個國家進步與強盛的最主要源泉。

　　列寧在1917年揭露資產階級教育的實質時就曾指出：

　　整個舊學校都浸透了階級精神，只讓資產階級的子女學到知識……工農的年輕一代在這樣的學校里，與其說是受教育，倒不如說是受資產階級的奴化。教育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訓練對資產階級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資產階級創造利潤，又不會驚擾資產階級的安寧。

　　可是在“改革”的春風吹拂下，連《真理報》也開始對資本趨炎附勢，專門以《深刻的知識是進入高等院校的通行證》為題發表文章，聲稱：

　　招收生產工人的結果不僅大大降低了教學質量，造成驚人的淘汰率，而且實際上等于拒絕有才能的青年入學。

　　這與今天中國的衡水中學別無二致。

　　可見利益集團鼓吹的“知識仲裁”，正是以“知識”、“分數”的自由競爭為幌子，給特權階層子女大開方便之門，而把底層勞動人民的子女排斥在高等學校之外。

　　恩格斯過往在談英國工人階級的教育狀況時指出：

　　資本打造的所謂“自由競爭”，實際是窮人吃虧。因為對窮人來說競爭恰好不是自由的。

　　在蘇聯后期，既得利益階層的子女有強勢的父母作為后盾，不僅可以上收費昂貴的“補習班”，還可以聘請家庭教師。

　　據《文學報》透露，在列寧格勒的調查表明，高等學校的入學新生中有三分之二上過這種“補習班”，許多高年級學生還在物理和數學等方面找“私人教師”補課。

　　這種私人授課，一小時要索取5～10個盧布——對這種靠金錢上大學的辦法，每月工資只有幾十個盧布的工農群眾只能望洋興嘆。

　　資本涌入教育的結果只能是一個：兩極分化。

　　至1971年的蘇共二十四大，中央委員中僅具有院士、博士、工程師、教授等學位學銜的，就占到了46%。這正表明：高等學校已經變成了進入特權階層和攫取更高權力的階梯，“知識”，變成了統治所謂“下等人”的工具。

　　這一點，連西方都看得很清楚，英國《蘇聯教育中的政治》一書就指出：

　　這種“設立特權階級的學校”，是蘇聯“特殊階級明顯地企圖把富裕家庭孩子和一般群眾孩子分開”，“把有特權目的的學校轉變為社會分化的學校”。

　　到了1988年，俄羅斯加盟共和國已經誕生了第一批由寡頭投資的私立學校，這完全違背了蘇聯部長會議頒布的第1468號法令。

　　但是在蘇聯當時的社會中，沒有任何人或媒體，對其提出異議。

　　蘇聯解體前夕，俄羅斯更是直接“攤牌了、不裝了”：1991年初通過了《企業活動法》，聲稱：

　　開辦公司、股份公司和私營企業的任務之一是為滿足社會需要提供服務，而教育活動是為國民服務的重要形式之一，理應包括其中，可以和私營商業機構一樣注冊。

　　1991年5月，蘇聯中央政府和俄羅斯加盟共和國政府，幾乎同時收到了各自教育部門遞交的有關私人辦學的議案。

　　蘇聯部長會議做出的《私立學校組織程序與功能》，尚帶有一絲蘇維埃的味道，比如私人辦學必須在當地政府監管下開辦等嚴格條款。

　　但是俄羅斯方面制作的《關于俄羅斯私立教育機構組織程序及功能臨時條例》，則完全是另一個立場。它允許資本自由辦學，還規定各級黨委嚴禁干預學校的班子搭建和教學內容設計。

　　兩個月后，葉利欽當選俄羅斯加盟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其發布的第一號總統令就是《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發展的緊急措施》，緊隨而來的，就是一大批非國立教育機構的拔地而起……

跋

　　從去年開始，全網、尤其是以一眾官媒為雁首的主流輿論大軍，齊聲“聲援”小鎮做題家……

　　試問，他們真的是在“保護”小鎮做題家”嗎？他們保護和維護的，到底是什么？

　　1980年，經過當時的強制性整頓，符合辦學條件的行業性七二一工人大學改名為職工大學或職工業余大學。

　　那一年，北京八所高校錄取新生家庭調查，20%是農民，25%是工人，15%是干部，40%是專業技術人員。

　　四年后的1984年，上海機床廠黨委做出決定，徹底否定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七·二一調查報告》……

　　再六年后的1990年，北京錄取新生1.7萬人，干部、軍人子女占比已達78%，工農占比僅占21%………

　　內卷的苦逼學生上熱搜，但注意力不應僅置于他們。

　　我就說這么多。

　　人民史觀認同，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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