偃師緱山上的太子廟和升仙太子碑

　　大革命失敗后，作為國共重整基層最重要口號的“打倒土豪劣紳”，因為國共分家，在認識和執行層面上都出現了極大差異。

　　共產黨人具有堅定的革命意志，始終堅持階級斗爭方向，扎根鄉間，爭取農民，創設革命根據地，開展以“打土豪、分田地”為主要內容的土地革命。

　　雖然蔣記國民政府也出臺有所謂《懲治土豪劣紳條例》，江蘇、江西等省政府和鄂豫皖三省“剿匪”司令部這樣機構，為與共產黨爭奪民心，緩解社會矛盾，都頒布有各種看起來好像更有針對性的《懲治土豪劣紳》的地方法規，但實際上我們知道國民黨已經逐漸從事實上放棄懲治土豪劣紳，土豪劣紳甚至重新登堂入室，成為國民黨基層建設的依靠力量，被視為“鄉賢”，納入國民黨的黨政軍官僚體系。

　　在傳統上“皇權不下縣”的縣級政權，這種依靠性更加強烈，縣長上任伊始，首先就要拎著點心匣子，來拜訪當地的土豪劣紳，聯絡建立感情，請求得到支持，這是縣長推行政令的必要前提。如其不然，輕則會被土豪劣紳謾罵，在施政時處處掣肘，重則人家甚至會打上堂來，把縣長騎在身下，連續扇幾個耳光，再踹上幾腳，請老爺“清醒”一下。

　　電影《讓子彈飛》中的“黃四郎”并非只是鵝城特產

　　即便如此，還是輕的，更要命的是操控輿論，運動上級機關，給不清醒者批發“紅帽子”，不死也得滾蛋。

　　即便是真正的“忠貞同志”，雙手沾滿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鮮血的反共老手，只要你不懂規矩，要壞土豪劣紳的統治秩序，就要你修理你。

　　土豪劣紳控制基層的現象，在河南最為典型。即便是解放之初，著名哲學家馮友蘭先生在參加1950年4月的河南省人民代表會議時，仍然直言不諱地評論老家河南的實際情況：

　　“在新解放區里，人民雖已取得了上層的政權，但是鄉村下層的政權，還是在土豪劣紳手里。我這次開會，在會議中，聽到各方面關于鄉村間惡霸統制的報告，才知道常坐在‘象牙之塔’里面的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對于舊社會的黑暗一方面，實在是太無知了。以前我看《施公案》、《彭公案》等小說，其中所說的那些惡霸，能私設刑堂，隨便打人殺人，霸占田產，搶奪婦女，一方面結交官府，一方面拉攏土匪。我以為這不過是小說中的故事，未必真有?，F在才知道真有那一類的事，而且還很多。在河南有許多縣，有些惡霸，各霸一方，在他的勢力范圍內，他就是皇帝，而且比皇帝還不講理，因為他不用什么假面具。他可以隨便殺人，而且一殺就是全家，因為要‘斬草除根’。這些惡霸，不僅是封建地主，而且幾乎等于封建領主。”

　　電影《白毛女》中的惡霸地主“黃世仁”

　　為什么國民黨對土豪劣紳如此放縱呢？

　　其實原因很簡單，這些土豪劣紳手里有槍有人有糧有財，基層政權實際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國民黨要想跟共產黨爭奪農民和農民，掌控基層的控制權，既然不能依靠農民，那就只能依靠土豪劣紳，同時由于階級屬性，這些土豪劣紳都是極端仇恨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農會組織的不可調和者，誰敢分我田地，我就要誰性命，所以國民黨必然要與土豪劣紳親密結合，一起來對抗共產黨——這個共同的敵人。

　　同時，由于基層政權的控制權讓渡給了土豪劣紳，國家賦稅的征收必然要依靠這些土豪劣紳來征收，也只要這些人能滿足國家汲取鄉村資源的需求，對于其自身行為的不端，國民黨作為“國家”往往只能采取睜一眼閉一眼，默認甚至縱容的態度。在此情形下，土豪劣紳樂意擔任并不顯眼的職位，并依托此職位在鄉村社會橫征暴斂，滿足一己私欲，大大增加了農民負擔。豪紳先捐，百姓后捐，事成之后，豪紳的錢如數奉還，百姓的錢三七分成，你懂的，土豪劣紳作為“國家”的包稅人，蛻變為“贏利性經紀”，最終造成了國家政權的“內卷化”，鄉村社會也日益貧窮凋敝。國民黨的“國家”并不在乎這些，他們在乎的只有傳統“稅賦”和各種想方設法的苛捐雜稅能夠正常征收，壯丁是否按數量抓出來，至于如何分肥，農民是否怨聲載道，無關宏旨。

　　所以，土豪劣紳在國民黨的支持下，公然控制鄉村社會，就構成了民國時期鄉村基層政權的基本特征。

　　電影《紅旗譜》里的惡霸地主“馮蘭池”

　　那么問題來了，什么是“土豪劣紳”，土豪劣紳有沒有認定標準呢？

　　毛澤東在1927年2月寫給中共中央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非常明確地寫道：

　　“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腳。”

　　如果您還覺得不夠具體，同時期日本學者田中忠夫還援引了1927年3月2日，由國民黨湖北省黨部常務委員的董必武制定實施的《湖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國共分家后，這一條例仍被國民黨認可并稍加修訂），詳細羅列了符合“土豪劣紳”標準，請注意這已經是作為共產黨反對面的國民黨認定的標準（1927年8月，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190次議決公布《懲治土豪劣紳條例》）：

　　《湖北省懲治土豪劣紳暫行條例》

　　“1、武斷鄉曲欺壓平民致傷害者：（甲）致死或篤疾者，（乙）致廢疾者，（丙）致輕微傷害者；

　　2、欺人之孤弱以強暴脅迫行為而成婚姻者；

　　3、因資產關系而剝奪人身體自由者；

　　4、重利盤剝者；

　　5、包庇私設煙賭者；

　　6、挑撥民刑訴訟從中包攬欺作取財者；

　　7、脅迫官吏為一定或不為一定之處分者；

　　8、逞強糾眾妨害地方公益或建設事業者；

　　9、偽造物證指使流氓圖害善良者；

　　10、恃強怙勢勒買勒賣動產或不動產者；

　　11、盤踞公共機關侵蝕公款或借名義斂財肥己者。”

　　渭華起義，我黨領導的西北農民革命軍提出打倒土豪劣紳的革命主張

　　我們的問題繼續深入，即便不按照共產黨，而按照國民黨“土豪劣紳”的認定標準，基層治理層面上的土豪劣紳是種什么存在狀況呢？

　　換言之，國民黨的基層治理，依靠的“鄉賢”是些什么人呢？

　　這里舉一個著名的“唐僧”玄奘法師老家河南偃師緱山（今緱氏鎮，隋洛州緱氏縣），也是道教七十二福地之一，周靈王太子晉（王子晉）升仙處，曲牌“鵲橋仙”的發生地，國民黨、日偽緱山鄉鄉長劉厚甫作為“土豪劣紳”的例子，作為蔣記民國基層劣化的最具剖面性質的例子。

　　劉厚甫是偃師府店（今洛陽市偃師區府店鎮）人，地主出身，讀過私塾，上過縣里的高等小學，先后擔任過緱山區公所書記，北洋“鎮嵩軍”、國民黨十一路軍和十五軍的書記官，本村保長、區聯保主任等職。

　　1944年5月，豫中會戰之后，國民黨軍全線潰敗，偃師淪陷于日寇手中，劉厚甫向日偽縣長和趙卿舉薦表弟、大地主漢奸王善堂擔任日偽緱山鄉鄉長，親家大地主漢奸武寶石任府店維持會長，他則坐鎮幕后，擔任鄉公所鄉長，儼然以“太上皇”自居，征糧派款，欺壓百姓，無惡不作。

　　斗地主，齊觀山攝，1950年，北京郊區

　　1944年10月，我八路軍豫西抗日先遣支隊（皮定均、徐子榮支隊）第一次解放偃師，劉厚甫畏罪潛逃。此后，抗戰勝利，皮定均率領豫西一分區武裝撤離豫西根據地，到豫南桐柏山地區和新四軍五師會師擔任中原軍區第一縱隊第一旅旅長。八路軍一走，劉厚甫就馬上返回，對我抗日軍民進行瘋狂的階級報復。

　　1945年9月11日，劉厚甫帶著“還鄉團”，回來重新就任國民黨的緱山區區長后，召集從國民黨到日偽，如今重新回歸國民黨的一票“老伙計”，緱山副鄉長馬季和、鄉隊副杜躍甫、王老八和滑城河（古滑國所在地，弦高犒師的滑國，今洛陽市偃師區府店鎮滑城河村）鄉長陳子英，廟前（今廟前村）鄉長王春水，密謀計議，集中幾個鄉公所的反動地主武裝，分頭到各村搜捕我地方基層干部和南下部隊軍屬，先后抓捕我屯寨（今屯寨村）農會主席趙厚，廟前農會主席郭石鉆，滑城河農會主席李彥龍，府店武衛會主任馬德喜，關押在緱山鄉公所私設的監獄內，五花大綁拉在梁上、樹上，各種酷刑如吊雁飛、雙飛燕、老虎凳、锨烙、棍打，向鼻孔灌辣子水，打得昏死過去，又用冷水噴活，讓這些翻身農民骨干承認自己是所謂“共產黨的坐地探子"，與老爺們為難實屬“喪盡天良”。但這些農會骨干，堅貞不屈，痛罵不止，堅不吐口，就是認定了共產黨好，國民黨壞，劉厚甫們就繼續輪班毒打。

　　9月15日深夜兩點，劉厚甫指派杜躍甫、王老八、齊田、曹戊己、劉榮爭等人，將我們的四位農會骨干同志，拉到府店召堤寺的干河內掘坑活埋。

　　解放初期，青海湟中拉目臺子村斗爭惡霸地主的會場

　　9月20日，被害人親友得知消息秘密到干河溝下，尋找親人被害蹤跡，被鄉公所人員發現。劉厚甫為了掩蓋殺人罪責，當夜又派上述八名匪徒，將我四位同志的尸體扒出移尸滅跡，拖到府店東溝石橋上，投入枯井內，其手段之殘忍，令人發指。

　　1945年9月26日，劉厚甫得知我登封縣少林區副區長和彥隱蔽在參駕店（今屬偃師區府店鎮）其親友王栓柱家。和彥是當地著名的神槍手，在八路軍中曾屢立戰功，深得皮（定均）司令賞識，名聲遠播，劉厚甫生怕去捉拿時吃虧，就在鄉公所挑選120多名土匪出身的鄉丁，前往捉拿和彥。和彥不幸被捕后，國民黨的緱山區政府把人打得死去活來，最終將和彥槍殺于參駕店的河溝里。匪徒們豺狼成性，竟以殺人取樂，用四人掂著和彥烈士的尸體手腳，像蕩秋千那樣在溝邊左右擺動，劉厚甫呼喚“一二三”，四人一齊松手，把和彥烈士的尸體扔入溝底，發出魔鬼般的大笑，揚長而去。

　　9月27日，東薛村（今屬偃師區府店鎮）地主惡霸王合存，到山鄉公所告密，說本村農會主席王鳳逃回家里躲起來了，劉厚甫當即派自己的親信帶著十幾個鄉丁，到東薛村將王鳳及其子王會抓捕。押送到崗坡嶺準備殺害，王鳳一路宣講抗日無罪的道理，說得鄉丁們紛紛落淚，仍被劉厚甫的親信杜躍甫、王老八槍殺，父子一起遇難。家屬收尸時，連哭都不敢哭一聲，埋人時不請鼓手，不敢公開祭祀哭喪，不敢穿孝衣，悄悄地把人埋了。因為劉厚甫放話了，有冤你也得給我憋住，共產黨帶著窮棒子鬧翻身，就是與我們為敵，既然與我們為敵，你就別想著有個好下場，敢哭敢鬧，就弄死你全家，雞犬不留！

　　解放初期，西南地區斗爭不法地主的會場

　　9月29日，桑溝村（今桑家溝）保長王申向劉厚甫密報，本村農會主席王才玉在家隱蔽。劉厚甫就派人匯合桑溝村的土豪劣紳，將王才玉抓獲，當夜用繩子勒死，拖到桑溝東溝水口處投入井內。

　　劉厚甫的堂弟劉虎臣（鄉經濟主任）、劉森兄弟，抗日民主政權時期，因交公糧和倒地與農會骨干、貧苦農民趙德尚曾發生過爭吵，劉家兄弟懷恨在心，八路軍走后，仗其堂兄劉厚甫權勢，10月 24日，將趙德尚抓到鄉公所，途中就將趙德尚一槍打死在府店北溝。

　　劉復生同志曾任我偃師縣伊水鄉鄉長，八路軍南下。劉厚甫大搞“株連"政策，于9月25日派鄉丁到劉村（今屬偃師區府店鎮）抄家，將劉家財產全部搶光，又把其僅有的六間瓦房全部扒毀。同日又把已外出避難的府店村農會主席何龍潭家財產搶光，四間土坯房全部扒毀。兩家家屬無以為生，只好四處投親靠友，隱姓埋名，不敢說是“八路家屬”，過著提心吊膽，暗無天日的生活。

　　10月8日，劉厚甫派鄉警衛主任張向榮帶鄉丁，把外逃避難，干過我地方干部的邢村（今屬偃師區緱氏鎮）邢木生家的兩頭騾子牽到鄉公所變賣，得錢填入鄉丁伙食費。

　　1950年，松江縣(今上海松江區）貧農蔡月珍代表蔡家村農會收回被地主強占的田契與盤剝借據

　　10月16日，劉厚甫派人在關莊村（今屬偃師區佃莊鎮）將當過民兵的裴書應抓獲。裴家找劉厚甫親友從中說情，送了厚禮，仍然罰裴書應賣地二畝，除給劉厚甫交一部分所謂保釋金外，又給鄉公所鄉丁做了三十身灰色軍裝，才算了事。

　　10月20日，寨子村（今屬偃師區府店鎮）八路軍退伍人員李應五，被逮捕扣押鄉公所。李家變賣家產，給劉厚甫交了15萬元的保釋金，還給劉妻韋玉蘭送去三個金戒指，才被放回。

　　同日，將韋窯（今屬偃師區府店鎮）隨軍南下八路軍戰士的韋學之父韋金皎抓往鄉公所，逼其“贖罪”。韋家家窮，只好將自家唯一的一頭大黃牛送給劉厚甫家。

　　10月中旬，又逼迫一家八路軍家屬給鄉公所交款25萬元，買中正式步槍三支。

　　這群魔鬼真是吸人血吸紅了眼，只要找出一點理由，就大做文章，弄得抗日軍人家屬和革命群眾家破人亡。群眾中流傳著一句諺語：

　　“家有幾畝土，不敢見劉厚甫！”

　　領到《土地證》的陜西漢中一家貧農

　　不但作為國民黨基層政權負責人合格，劉厚甫作為土豪劣紳，對其階級利益更加負責。

　　我黨我軍來到豫西后，針對豫西人民苦于國民黨反動統治下“水旱蝗湯”民不聊生的局面，采取“倒地”政策。

　　1942年，偃師遭受特大旱災，赤地一片，顆粒未收，群眾饑寒交迫，被迫賣兒賣女，出賣土地，逃荒要飯，而國民黨政府仍然要糧派差，橫征暴斂。地主惡霸乘機壓低地價，兼并土地。群眾為逃生，不得不忍痛把世代耕種的土地，以極低的價格賣給地主或富商，換回少量的糧食和衣物以維持生命。

　　抗日民主政權建立后，群眾要求土地回家。為此，抗日民主政府決定開展“倒地”運動，幫助農民以當年賣出的原價贖回土地。

　　其實“倒地”原本是國民黨的政策，我黨能看到的問題，國民黨內也不是沒有有識之士，他們也看到了癥結所在和日后可能出現的巨大問題。早在1944年春，國民黨河南省政府就頒布了《被災時期地權轉移處理辦法》，規定自1942年6月至1943年8月底河南災荒期間，農民以廉價出賣或典當之土地，由原業主原價回贖之。

　　但問題是你別忘了國民黨反動派代表的是什么階級？

　　1949年1月，北平市民在東長安街三座門看解放戰爭形勢圖

　　所以當道者多為土豪劣紳、惡霸地主及其代理人，他們對自己吃虧的事自然不愿意去干。正所謂“只有背叛階級的個人，沒有背叛階級的階級”。

　　再加上日軍發動“河南戰役”，國民黨的各級政權忙于跑路，于是省政府的《辦法》僅限于一紙公告，由于地主階級的拒不執行，國民黨的倒地就成了純粹紙面的政績工程。

　　但是當我黨我軍來到豫西，共產黨的嵩山區專員公署，卻發現這是個好想法，國民黨干不成，不等于共產黨干不成，人民群眾的疾苦，共產黨不關心群眾那還是共產黨嗎？

　　于是“倒地”運動，轟轟烈烈在豫西開展起來。

　　據史料記載，偃師災民19萬，外逃及死者不計其數。緱山區廟前村共有49戶，279人，向陜西等地逃荒要飯的就有12戶，34人，其中餓死3人，前兩項分別占24％和16％。

　　土豪劣紳趁機從貧苦農民手中掠奪大量土地，前者秘密集會，共同約定“不到春末，麥梢黃時，都不準買地”，致使貧苦農民有地賣不出，地價便一跌再跌，不得不剜肉補瘡，將土地以極其低價賤賣，等于白白地拱手送人。

　　1942年，大量的河南農民迫于“水旱蝗湯”，不得不向西逃難

　　仍以廟前村為例，貧苦農民共賣地48畝，其中郭來福一家四口，就賣了4畝半地，解放后郭來福同志提起此事仍心有余悸，說“如同挖心一樣”。

　　1945年春，廟前村開始施行抗日民主政府的“倒地”政策：

　　“因災荒窮人賣給富人的土地一律倒回，贖地仍按賣地時的原價不變；貧不倒富，即窮人買富人的土地不倒；買賣者雙方貧富相當者協商解決。”

　　據不完全統計：緱山、景陽、浮山、德高等四個區共倒回土地11450多畝，5200戶貧苦農民重新得到了自己曾經失去的土地。

　　并且麥苗隨土地轉移，當年即見收成。那些重新得到土地的貧苦農民，對共產黨、八路軍和抗日民主政府感恩不盡，并將感激之情化做革命行動，很快在各村形成了送子參軍的熱潮。

　　郭來福同志多少年后仍激動不已：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母親看著那倒回的四畝半地，手摸著綠油油的麥苗，高興地熱淚盈眶，遂堅決地響應政府的號召，在全村帶頭送我參軍。”

　　河北平山農民劉漢興的妻子王金蓮、父母、大哥劉載興全家及弟弟劉法興歡送親人參軍 ，1942年，沙飛攝

　　可是八路軍一走，國民黨就帶著土豪劣紳，也就是劉厚甫之流回來，開始瘋狂的反攻倒算和階級報復。

　　廟前的農會主席郭石站，因為積極發動群眾，帶頭同地主惡霸斗爭，被地主惡霸恨之入骨，打得半死后活埋。

　　關莊農民裴書星，1942年低價賣給劉厚甫地九畝。“倒地”運動開始后，裴書星將九畝地從劉厚甫家倒回。劉厚甫任鄉長后，就以裴書星干過八路為罪名，將裴書星抓到鄉公所，除強訛法幣15萬元外，還將九畝地要為己有，連裴書星返還給劉厚甫家的地價也沒退還一分。

　　1945年11月，緱山鄉公所在各村訛詐小麥三萬斤，存入劉厚甫家糧行內。后來劉厚甫到縣讓縣長朱壽山開了一張假收條，這三萬斤小麥就被劉厚甫據為己有。

　　為了在緱山坐穩江山，實現劉厚甫家族的萬年統治，劉厚甫在國民黨偃師縣政府的支持下，1945年9至12月期間，在府北村修建鄉公所圍墻，四角筑炮樓四個，有射擊孔32個，還私設監獄一所，有瓦房6間，腳鐐、手銬30付，繩子一捆，每天帶著自己的親信，領著鄉丁，到緱山鄉公所所屬的參駕店、薛村、韋窯、佛光等二十多個村莊，搜捕我抗日民主政府基層干部、南下軍干家屬及革命群眾，受害者達200多人。除將韋天祝、陳子康、王度、李紀明等31人送縣監獄關押外，其余近200人，命令建立五戶聯保制，一戶有事，五家連坐，然后交出保金，取保釋放。

　　翻身農民焚燒地契

　　僅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權重建“秩序”的兩個月，僅僅在劉厚甫統治的府店一個地區，反攻倒算事件就達250多起。

　　然而，劉厚甫的反動統治，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必然最終走向瓦解。

　　1948年4月6日，我軍第三次（徹底）解放偃師，國民黨偃師縣政府土崩瓦解，末代縣長兼登（封）密（縣）偃（師）鞏（縣）四縣保安團少將副司令席拂塵帶領縣政府黨政軍警二百多人，活埋了在押所有“犯人”后，上山打游擊，成立所謂“偃師縣駐鞏（縣，今鞏義市）臨時辦事處”，組織“偃師國民縱隊”。

　　劉厚甫則帶領鄉中隊150多人，撤到偃（師）、鞏（縣）、登（封）三縣結合部的唐窯、柏峪、佛光、寨子（今寨孜村）等地山區，從所謂“光明正大”的政府領導干部淪為天憎人怨的政治土匪。

　　席拂塵與劉厚甫部匯合，將偃師縣大隊五中隊80人撥給劉厚甫指揮，倆人還在幻想“重見天日”的美夢，蔣“總統”和“美國盟邦”必然卷土重來，“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之日，就是“反共復國”之期。

　　翻身農奴喜分牲畜，陳宗烈攝

　　可美夢并不長久，我豫西第四軍分區部隊，在九縱二十五旅旅長兼軍分區司令員張顯揚同志的帶領下，于少林寺西南柏峪溝殲登封、偃師保安團殘部一部，除斃傷外，俘偃師縣長席拂塵少將，登封縣中隊長冀海常以下61人，繳輕機槍2挺，步槍65支，手槍4支，子彈4000發。

　　席拂塵等人的縣長夢徹底破滅，被押解到偃師縣人民政府，轉黃河北太岳軍區受訓后，被遣返原籍。

　　即便到了如此光景，劉厚甫仍不忘其反動派的階級屬性，繼續與人民為敵。

　　在偃（師）登（封）公路上，他們抓到一個禹縣（今禹州市）過路客商沈大海，看到行囊里有的是現大洋，遂將其活埋。

　　又抓到兩個洛陽逃出的國民黨逃兵，也以“共產黨探子”的罪名，沒收槍械后，將二人活埋。

　　密縣（今新密市）農民鄭玉柱外出打零工，被懷疑為“共產黨探子”，經其手下審問后向劉厚甫匯報，說此人不像個探子，劉厚甫卻說：  “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過一個。我們駐守這里，走漏風聲要緊。不管是不是，干掉算了。"

　　被我西南剿匪部隊抓獲的政治土匪，解放前都是當地的土皇帝，掌控國民黨基層政權

　　當夜，將鄭玉柱活埋。

　　劉厚甫帶領的緱山鄉中隊發生補給困難時，干脆在偃師通往登封的所有路口搶劫過往商販。行搶中，登封君召（今屬君召鄉）商販王明治丟下財物，趕緊往山下跑，被一槍打倒，滾下山去。僅此這一天被劫的商販就達34人，遭搶法幣150萬元，土布30多尺。

　　在我軍的不斷追剿下，劉厚甫率鄉中隊，逃竄至偃師、登封結合部山區，被我剿匪部隊打散，只身逃往鄭州，以小商人身份潛藏民間。全國解放后，為防偃師人民的追索，又潛逃至陜、甘、青一帶。1958年5月被我公安機關抓捕歸案，9月23日在府店東薛村經公審后槍決。

　　不僅是一個劉厚甫，偃師解放后，我人民負責在“放手地有領導地大規模地充分發動群眾，徹底反霸清匪”的方針指導下，迅速在全縣范圍內，從政治上、經濟上打倒封建地主統治階級，摧毀土豪劣紳的野蠻統治。縣委派出工作組，深入各個村莊，發動群眾，建立農會，進行反霸清匪斗爭。提出“惡霸打不倒，翻身翻不好”的口號，號召人民有苦訴苦，有冤伸冤，有仇報仇。對罪大惡極、民憤極大的匪霸王萬倉、孫老黑、胡文蔚、張松等人先后逮捕處決。

　　翻身農民是我黨我軍開展剿匪反霸斗爭的依靠力量

　　期間，在236個村莊，共斗爭匪霸407人。一些有罪惡的人，迫于壓力，不得不到人民政府登記自首，表示愿意棄惡從善。共登記795人，其中土匪29人，蔣偽人員407人，國民黨員106人，會道門253人。共繳獲長槍311支，短槍452支，子彈2018發，炮彈27枚，土槍347支，大刀2518把。

　　全縣扣押各類罪犯100余人，處決13人，判刑26人。

　　沒收土地4440畝，房屋28l間，牲口61頭，農具725件，糧食10．5萬公斤。按照“窮者多分，次窮少分”和“照顧佃戶，防止偏差”的原則，分配了沒收土豪劣紳的各種物資。

　　那個前面提到的漢奸、日偽偃師縣長和趙卿，最后也難逃法網。

　　此人是偃師槐廟興隆街人，出身富裕家庭，地主商人，曾擔任國民黨磁縣（原屬河南，今屬河北）政府財稅主任，偃師槐廟區聯保主任兼本村保長，日偽偃師縣維持會長、縣長，人民群眾對和恨之入骨，編了一首歌謠在全縣流傳：

　　“一只死老鼠呀壞了滿鍋菜，和趙卿害咱偃師人啊真正壞；鄉公所出來搶東西呀不分好和賴，搶走我的妻子還有新鋪蓋；組織人民自衛隊呀，紅櫻槍拿起來；他要是再來搗亂呀，砸爛他的狗腦袋！”

　　1952年中國人民郵政“土地改革”特種郵票

　　抗戰勝利前夕，和趙卿感覺風頭不對，遂辭去日偽縣長，畏罪潛逃陜西，建國后在“鎮反”中被緝拿歸案，1951年3月14日被依法處決。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以劉厚甫為代表封建地主階級，最終走向歷史的審判臺，永遠被人民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變成了不齒于人類的狗屎堆。

　　當然，這些年，不斷有封建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妄圖給他們的老祖宗翻案，試圖為人民早已打倒在地的無數個“劉厚甫”們抹胭脂擦粉，重接塑造所謂的“鄉賢”形象，來招魂還魂，歌功頌德，混淆視聽。我甚至還因為批評這些人，被有關部門的某些領導電話里告誡我“小心點”，但我也想告誡這些人，引用毛澤東同志的兩句話：

　　“翻案不得人心，倒退是沒有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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