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白（曾任湖北省委副秘書長）在《春秋》1988年第1期上公開發表回憶文章《毛澤東的幾次湖北之行》（《新華文摘》1988年第5期轉載），其中述說了1958年“大躍進”期間，李達因“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口號等問題與毛澤東發生激烈爭論。甚至還說，李達指責毛澤東“你腦子發熱，達到39℃高燒，下面就會發燒到40℃，41℃，42℃……這樣中國人民就要遭大災大難，你承認不承認？”梅白聲稱，李達此話一出，毛澤東就坐不住了，而后“舉座皆驚！人們也更加由衷地敬佩李達的睿智和膽識”。

　　其實，早在梅白的文章發表一年后，曾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的王任重也在《春秋》1989年第1期就發表了《滿篇謊言——評梅白的〈毛澤東的幾次湖北之行〉》一文，對梅白所說諸事逐一批駁，關于“毛主席和李達的爭論”，王任重說明梅白不在現場，從根本上加以否定。

　　看了《春秋》1988年第1期登的《毛澤東的幾次湖北之行》,我大吃一驚。想不到梅白竟做出這種說謊騙人的事情。他的動機是什么？我不想評論。如果他有勇氣，就由他自己作出說明吧。

　　《毛澤東的幾次湖北之行》一文，可以說是滿篇謊言。例如：

　　一

　　1956年5月31日，毛主席從廣州經湖南到達武漢，主要是為了游長江。只參觀了幾個工廠和長江大橋，聽了幾個單位的匯報，根本沒有召集湖北省委的會議。主席到達南湖機場，只許我一個人去接。在武漢的活動主要是由我和主席商量定的，梅白根本沒有參與這些活動。主席不僅沒有喊過“小梅”，留他吃飯，也沒有和他談過任何問題，這都是他編造的。

　　◆1956年夏，毛澤東暢游長江，并寫下《水調歌頭·游泳》。

　　為證明他在說謊，我根據自己的日記，寫了《毛主席第一次在武漢游長江》,主席在這次游水之后不久就寫了《水調歌頭·游泳》這首人們熟知的詞。“截斷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的宏圖，至今仍在鼓舞著我們。

　　二

　　毛主席從1953年初第一次到武漢，直到“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為止，他到武漢不下數十次，有時一住就是一兩個月。從未召開過一次省委全體會議或常委會。他每次來武漢多半是由負責警衛工作的葉子龍同志（后來換了汪東興）直接給我打電話，只準我個人和公安部門的同志到機場或車站去迎接他，走的時候，臨時通知我到他的住所見個面，然后在門口告別，不準我去送他。他一般喜歡找個別人談話，以便交心談心。他有時一見我，就問有什么新聞？指工作中有什么新問題、新經驗，他根本不愿聽四平八穩，面面俱到的匯報。我親自看到他先后批評過兩位省委負責同志，說：“你只羅列材料，沒有觀點，這是開材料倉庫；人的大腦是個加工廠，材料經過加工之后，要得出一種觀點，以觀點統帥材料，用材料說明問題。”他提倡人們和他談話，要交心談心，不要說假話、套話，也不要說他已經知道的事情。

　　主席在武漢除每次都找我作個別談話之外，曾找過當時的地委書記趙修同志，單獨談過兩三次話，未讓我參加。還利用我們開會的機會，找過地委書記們談話、吃飯，這種場合讓我參加。

　　三

　　因為5月份主席找我們省委幾位負責人到廣州向他匯報了工作，所以到武漢后未再讓我們匯報。梅白說的開省委會的事根本沒有，是他編造的幻影。我把省委起草的《湖北省十年地方工業發展規劃》的草稿送給主席審閱。他看后告訴我：“你們提的指標可能高了，不要緊，在做的過程中再修改也可以”。

　　陪主席在長江游水的時候，我告訴主席，過去武漢市政府出過布告，禁止人們在長江游泳，因為怕淹死人。主席說：“這樣好的游泳場所不利用多可惜！在游泳池那樣使小的池子里游水有什么意思，應當號召人們到長江、大河、大湖、大海里去游水，以鍛煉人們的勇敢精神、宏偉氣魄。”鄧小平、彭真、羅瑞卿等同志，都響應主席的號召，學會了在大海里游水。

　　四

　　毛主席和李達的爭論。1958年10月的一天，主席讓我打電話給李達，請他到東湖客舍甲所見見面。主席和李達談什么問題，我沒有參加，更不會讓梅白參加。事后主席告訴我，他對李達說：“你現在寫的東西（可能是指《辨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不如過去寫的《社會學大綱》有生氣了，凈是抄書本上老生常談的東西，沒什么創造性，沒有自己的新見解。”1959年春節，我去看望李達同志的時候，把主席的意見轉告他。他說主席當時和他說過了，主席的意見是對的。什么“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這種主觀主義的口號，毛主席沒有提倡過，湖北省委也沒有提信過。關于“口號不可亂提”的文章是我授意梅白寫的。我講過在舊社會民間流行的一句話，“世上的事，只有想不到的，沒有做不到的”。若解釋為，人們的思想往往落后于人們的社會實踐，是有道理的。如果反過來說，人們想到的事情，就一定可以辦到，則是錯誤的了。

　　◆1958年4月,毛澤東在武漢會見李達，右一為王任重。

　　1958年我們的頭腦發熱了，犯了急躁冒進的錯誤。毛主席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會上作了自我批評，說他對“大躍進”的錯誤負主要責任，是第一大昏人。我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錯誤，在黨內、外作過許多次自我批評，至今猶感內疚。如上所述，梅白寫的“我和李達的爭論，我是錯誤的”。這全是一片謊言。

　　五

　　梅白說他帶著李達同志去見主席的時候，主席正在和卡斯特羅談話，這就說謊說到無邊無際的地步了。古巴革命是1959年元月取得最后勝利的，怎么卡斯特羅1958年9月到中國來了？據我所知1958年9月金日成主席到過武漢，是我到王家墩機場迎接的?？ㄋ固亓_當時沒有來，以后也未到過武漢。梅白說謊說到這種程度不覺得害羞嗎？！

　　六

　　“多好的人民??！我們對不起人民。”這一段只有一點是真的，毛主席曾經在孝感車站停車，找地委、縣委、朋興區委書記、生產大隊的官木生、晏桃香在火車上開過一次座談會，我讓梅白參加了。

　　但第一，時間是1958年11月14日，而不是10月25日。

　　第二，不是彭真同志打電話給梅白叫他轉告給我（從來沒有也不會有這種怪事），而是葉子龍同志13日上午打電話給我，說主席從鄭州（從11月3日-10日主席在鄭州召開了第一次鄭州會議，這是糾“左”的開始）到武漢路過孝感停留一下，找地方同志談談話，我和謝滋群、梅白以及負責警衛工作的同志，于13日晚上到達孝感地委，和地委書記王家吉、縣委書記王振明，對參加座談會的人員作了安排。

　　◆1958年11月，毛澤東同彭真在武漢東湖。

　　第三，主席召開座談會是向大家詢問情況，并不是讓省委匯報工作。梅白說，“任重同志低燒，我代表任重同志向主席匯報可否？”我當時沒有發低燒，所以更沒有讓他代表我匯報的事。

　　第四，毛主席從來沒有說過讓湖北一年生產600億斤糧食，當時我們頭腦發燒40℃，也沒有提出過年產600億斤的指標。10月，省委向中央報的估產450億斤（當然這個數字也是大大浮夸的）。到1959年春，我們省委向中央寫報告，檢討了我們的浮夸錯誤，修改了產量指標（大概是240-250億斤），主席向全國批轉了我們的檢討報告。

　　第五，我對主席說朋興鄉有一塊高產田，畝產萬斤稻谷。主席說，“我不相信。”我說是農村工作部長王良來驗收的。他說：“驗收的也靠不住，除非派解放軍站崗放哨，單收單打，才能算數。”主席問晏桃香（女）對“挑燈夜戰”的看法。她說她不贊成，夜晚干一晚，白天就沒勁了，勞民傷財。主席說：“我今年三月在成都會議上就講過要勞逸結合，有張有馳。一說搞大躍進了，人們就拼命干，這是不能持久的，還會因過分疲勞使人害病”。

　　第六，梅白說到黃梅秘密調查過六十個生產隊（包括高山、平原、丘陵），在端午節的一個多月，平均每人（少了每天二字）只有四兩二錢或四兩四錢糧食（當時用的是十六兩一斤的舊稱），這也是瞎說。我從來沒聽見梅白提起過這種情況，當時他腦子也是發熱的，對“反瞞產”很積極；只有張體學、趙修二人首先提出省委對58年糧食產量估高了。湖北1957年糧食是豐收的，大約是225億斤，58年總的說也是豐收年。黃岡地區群眾的留糧水平，是人均稻谷500斤左右，加上自留地的糧食、蔬菜，吃飽是沒問題的（個別吃不飽的人當然會有）。當時我們的主要錯誤是從外地借用了一個口號：“敞開肚皮吃飯，鼓足干勁干活”，加上大辦食堂，吃飯不要錢，有的人在食堂搞吃飯競賽，這就大大浪費了糧食。到1959年春節之后，挨餓的人多起來了，開始發現餓死人的事情。

　　第七，晏桃香沖著主席打噴嚏的事，根本沒有，主席流淚的事更沒有。主席對人民的沖天干勁是高興的、愛護的，只是反對上邊的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不關心群眾疾苦。9月主席到湖北來時，我曾經向他請示：我們準備讓全省人民好好過個國慶節，每人吃半斤豬肉。主席同意，說：“人民的干勁這么大，這么辛苦，過節吃半斤肉不多”。于是，我們向全省發出了通知。

　　19日晚主席從孝感到武昌，主持黨中央在這里召開的八屆六中全會。

　　1988年12月1日于上海

　?。ā洞呵铩?989年第1期）

　　選自紅色文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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