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的精神光芒萬丈，但是也燭照出了許多魑魅魍魎的丑惡靈魂，胡錫進就是其中的代表。他興高采烈地宣布：

“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昨天全文公布，一些人發現，《決定》中沒有‘公有制為主體’的表述，這一關注逐漸傳播擴大，引來諸多解讀。”

“這種變化無疑是歷史性的。在新的《決定》中，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實現了真正的平等，不再區分誰是主體地位，誰才能發揮主導作用。”

他接著就是對三中全會的公然曲解：

“不同所有制問題在中國長期被視為政治問題，‘大是大非’，民營經濟也因此在公有制面前‘低人一等’。無論重要項目招標還是銀行放貸，民營企業通常都會被排到國有企業后面，有不少領域則是民營企業的‘禁區’。本次三中全會帶來的是非常重要的改變。”

如此深文周納，曲義含苞，把非常正常的關于兩種經濟體制運行的敘述非要提升為“大是大非”的問題，那么，我們就要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面理論一番。拋開生產關系，資本奴役而空談國有、民營，只能落入新自由主義的話語窠臼。更別提胡錫進在文章中的謊言與挑弄是非——他說：

“就在不是很久以前，有人公開唱衰民營經濟，稱‘私營經濟已經初步完成了協助公有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大階段性歷史重任’，并勸民營經濟“應逐漸離場”，那些聲音今天看起來是多么可笑。”

請問，那家左派媒體發此議論？是司馬南還是昆侖策？如此憑空捏造，用他自己的話說：“看起來是多么可笑。”

三中全會最基本的精神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不變質、不變色、不變味”（習近平總書記語）。而胡錫進之流卻妄圖把三中全會的精神歪曲到他們的方向中去。對此，中國共產黨人絕不答應、絕不袖手、絕不旁觀。

這正如杜甫的一句詩：“北極朝廷終不改，西方寇盜莫相侵！”這也算是在“第二個結合”中的煥發出來的斗志吧！

改革的方向是中國革命道路的繼承，改革開放必將沿著中國革命的道路繼續走下去。對此，英明的習近平總書記一語中的：“我多次講，改革不是改向，變革不是變色。”（《習近平著作選讀》，第一卷，第385頁）；對此，英明的習近平總書記教導諄諄：“有的人把改革開放定義為往西方‘普世價值’、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則就是不改革開放。這是曲解我們的改革開放。不能籠統地說中國改革在某個方面滯后。在某些方面、某個時期，快一點、慢一點是有的，但總體上不存在中國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沒有改。問題的實質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過多長時間也是不改。”（見《求是》雜志，2024年第10期，第4至5頁）

改革的方向決定著社會主義的生死存亡。胡錫進之流妄圖以方法來偷換方向，對做大做強國有企業歪曲妄議，把改革方向納入新自由主義體系——以個人自由和私有化為基礎的市場機制得以充分發揮作用的資本主義社會。試想，沒有國有企業，哪有社會主義？沒有集體經濟，哪來集體主義？ 如果單憑民營經濟能夠立世守國，那么，舊中國歷史上的《子夜》的悲劇又當何解？沒有了國有經濟做靠山，所謂“民營經濟”都會被國際資本吃干吞凈。這就是舊中國的慘痛歷史真相！我們新中國、新時代絕不允許歷史重演！如果國有經濟、集體經濟可以屈居下流，那么我們幾千萬烈士的鮮血算是白流。

那么，我們與胡錫進之流的本質之爭是什么呢？那就是改革開放的方向是不是中國革命道路的繼承與方向。這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根本方向。只有從這個總體上、歷史上予以政治上與全面的把握，才能夠更加全面、準確、深入地貫徹三中全會精神，才能不拘泥于細枝末節，空疏于字句上下功夫。如果那樣，就是對三中全會《決定》的歪曲，只能是斷爛朝報、斷簡殘編、斷章取義、斷臂殘肢。

我們與胡錫進之流的斗爭，本質上是對以資本主義全球化為代表的所謂的“現代性”“現代化”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的方向之爭、方法之爭、本質之爭、政治之爭與階級之爭。這是兩個方向、兩條道路、兩種勢力、兩大陣營的對決與斗爭。

在胡錫進之流的口中與筆下，好像中國的改革必須以資本主義的“現代性”的術語為圭臬，以資本主義“現代化”的方向為指歸。這是中國新自由主義政客和仆從們的話術與禍心。

而所謂的的“現代性”與“現代化”是有具體的語義含義的。正如西方資本主義學者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對“現代性”概念的闡釋：“現代性，它首先是指在后封建的歐洲所建立，而在20世紀日益成為具有世界歷史性影響的行為、制度與規模。現代性大略等同于工業化世界。現代性的第二個維度是資本主義，它指包含競爭性的產品、市場和勞動力的商品化過程中的商品生產體系。”（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16頁）而美國學者雷迅馬對“現代化”的闡釋更是直接：“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現代化體現了知識分子、官員乃至美國公眾的一整套文化假設，是關于進步的幻像。作為一種有吸引力的學說，現代化理論似乎已成為一篇‘非共產黨宣言’。”（參見雷迅馬，《作為意識形態的現代化——社會科學與美國對第三世界的政策》，序言、第109頁，牛可譯，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2003年8月版 ）

由此可見，這種資本主義關于“現代化”的“文化假設”與“進步的幻像”就是在時下中國盛行的新自由主義思潮和以胡錫進為代表的臣妾主義思潮所認同的中國現代化，就是資本主義用以奴役第三世界的“現代性”與“現代化”。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革命者以民族革命的抗爭與社會主義的建設道路打碎了帝國主義的這套意識形態迷惑。在毛澤東時代，我們是世界上的“大丈夫”，而現代當下，有人卻甘做帝國主義的“小老婆”，什么是“臣妾”？不就是“小老婆”嗎！他們借我們中國學習貫徹三中全會的名義，歪曲三中全會精神，售賣資本主義復辟的黑貨。

這是資本主義現代化與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兩條道路之爭。以習近平總書記為代表的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定義、道路早有一槌定音、定于一尊的論述與定義。那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對中國式現代化的完整、周密、嚴密的論述，即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個方面：“第一，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第二，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第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第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第五，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內涵，只能是習近平總書記所做出的嚴密的論述與規范性的表達。五位一體、缺一不可，嚴整周密、增一為謬！有些人背離二十大的精神來曲解三中全會《決議》的精神，他們這是斷章取義，他們這是叛道離經，他們這是曲學阿世，他們這是包藏禍心！

由此可見，胡錫進之流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臣妾，是帝國主義文化霸權主義的奴仆，是中國革命的叛徒，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逆子。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另外一面。在異常艱辛而驚心動魄的斗爭中，不但產生了許多光輝萬丈的英烈人物，另一面更是產生了許多聲名狼藉的理論叛徒、精神叛逆。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衙役，他們是資本主義的幫兇，他們是共產主義的敗類，他們是人民大眾的公敵。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被毛主席列為戰犯的反動的資本主義和國民黨蔣家王朝的理論家葉青。以葉青為代表的那一大批反動的理論家們，是對共產主義的背叛，是對理想信念的背離，是對崇高理念的背棄，對革命事業的毒害尤為可憎。也正是有了他們的這些反面形象，中共歷史上的先烈們的形象更加高大。

葉青本來就以小資產階級的心態投機參加了中共的革命事業，但是在嚴峻的考驗中敗下陣來，在1927年以后背叛了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不但在政治上變節投降，而且在理論上輸誠獻媚，成為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臣妾。以一個反共理論家的姿態為資本主義搖旗吶喊，為帝國主義壯膽助威。他背叛了中國共產黨以后，極其瘋狂地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理論與現實和偉大的革命領袖毛主席進行了瘋狂的攻擊與謾罵。

歷史的洪流滾滾而下，泥沙巨流，大浪淘沙，真金煉火。不想在今日中國之域中，葉青式的人物竟然又得以重現，胡錫進就是其中代表。

他諂媚于資本，亂議國政；他輸誠于美國，妄議朝綱。一會兒“核彈三千枚”，一會兒“擊落佩洛西”；一會兒自詡“忠肝義膽”，一會兒贊美基督博愛；他大奸似忠，他大言不慚，他大盜無德，他大壞人心！ 竊據清要之位，口吐魅惑之言。

我們要深切地認識到，貪欲腐敗，固然有亡國之險，而叛黨附逆，這才是心腹之危。

歷史上的葉青還能夠公然叛黨，而現實中的偽士卻是款曲暗通。他們居黨國之要位，低紅祟祟；他們喪黨員之節操，厚黑重重。對于此類人，我們必須全討全國共討之，全黨共誅之。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中把黨史上著名的“兩個務必”擴增到了“三個務必”，即“全黨同志務必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務必謙虛謹慎、艱苦奮斗，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這“三個務必”是基于對黨所處歷史方位、面臨形勢任務、黨情國情世情發展變化，進行深刻分析作出的重大論斷，彰顯了百年大黨新時代趕考的清醒和堅定。其中把“務必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作為共產黨人所要秉持的三個務必之一的精神，這是新時代共產黨人的精神高地。

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報告在開篇階段，就以“憂心忡忡”四個字表達了新時代的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在新時代之前，那時候，承平日久，黨的許多干部懈怠驕奢，在“美雨歐風”的吹拂下，在理想上、信念上喪失了一個共產黨人的節操，甘為帝國主義的臣妾。所以，習近平總書記號召在新時代反腐斗爭中號召我們在“打虎拍蠅”之外，還要“獵狐”。而這“狐”指的就是當代葉青之流，他們在精神信念上背叛共產主義，在行動上臣妾資本主義，他們是城狐社稷，他們是狼狽為奸，他們是癰生肘腋，他們是病入膏肓。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英明領導下，反腐敗已經取得了壓倒性勝利。而在意識形態領域中和精神信仰的斗爭中，我們對這些城狐社鼠的斗爭還處于僵持階段，稍一松勁兒，盡棄前功，黨毀國滅，人民涂炭。

面臨新時代的關鍵時刻，我們站在中國式現代化康莊大道，中國共產黨人應當以什么樣的態度與方法與胡錫進之流做殊死斗爭？那就是像毛主席所說的：“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不周山下紅旗亂。”只有在理論上、文化上、意識形態上喚起千百萬普通的人民群眾，拿起筆墨做刀槍，登上網絡做戰場，沖鋒陷陣，才能夠對胡錫進之流以予致命一擊。胡錫進之流，他們的本質就是帝國主義思想霸權的奴仆，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臣妾。與他們的斗爭，就是勞苦的人民大眾對腐敗的精英分子的斗爭。

對此，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和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史充分證明了像毛主席所說的那樣：“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也就是恩格斯的著名論斷：“在經濟上落后的國家，在哲學上仍能夠演奏第一小提琴。”（《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頁）在新中國的光輝歷程中，我們有過輝煌的歷史。在那個時代，我們學習馬列的人數世界第一，掌握毛澤東思想的人數世界第一，工農兵學馬列人數世界第一。 

馬克思還鄭重提出了“精神生產力”的概念（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3頁）。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所謂新質生產力不就應該包含著精神生產力嗎？只有哲學掌握了人民大眾，以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人民大眾，才能夠掙脫“單向度的人”（馬爾庫塞在其著作《單向度的人：發達工業社會意識形態研究》中提出‘單向度人’的概念，是指在工業社會中只是具有‘單面思維’的人，只知道物質享受而喪失了精神追求，只有物欲而沒有靈魂，只屈從現實而不能批判現實，即純然地接受現實，盲目地接受現實）的意識形態束縛，在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上迅跑。這樣的人民大眾才能對胡錫進之流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的灌輸做英勇徹底的斗爭。 

我們現在所說的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結合的主體不應該是人民大眾嗎？新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的掌握者不應該是人民大眾嗎？難道是“蘿卜快跑”們嗎？難道我們要將文化生產力的領導權、占有權拱手讓給胡錫進之流嗎？ 這正如馬克思所說：“生產很快會造成這樣的局面：所謂的生存斗爭不單純圍繞著生存資料進行，而且是圍繞著享受資料和發展資料進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2頁）在資本主義現代性與中國式的現代化的對決中，只有喚起工農千百萬，我們才能贏得最后勝利。

在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關鍵之際，在三中全會精神的學習貫徹之時，與歪曲中共理想思想和歷史的理論斗爭是極其莊嚴的，這是中國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的莊嚴使命。新時代在呼喚黨的理論斗爭的優良傳統的回歸，新時代呼喚理論戰線上戰士們的勇氣昂揚。

革命導師恩格斯教導我們：“階級斗爭有三種形式：政治斗爭，經濟斗爭，理論斗爭。”

現實是——政治斗爭，我們沒地位；經濟斗爭，我們沒資本；但是，理論斗爭，我們有馬列！

在這里，要正告那些新自由主義的政客和仆從們，如果你們想妄想以歪曲三中全會決議精神的手段來臣妾資本，嫵媚豪強；來敗光國企，扭轉方向，我們絕不答應，除非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統統死光。

向你的上帝祈禱吧，見到上帝的時候，請帶去中國共產黨人莊嚴的問候。

這正是——

不信蒼生信鬼神，

葉青當下吐胡論，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昆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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