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生切莫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1]。好文章，要寫到“字字血、聲聲淚”。好學生不是在學堂里培養出來的，他也是在“字字血、聲聲淚”即血與淚水中熬出來的。醫生的話比媳婦的話管用，是因為醫生的話關乎生死，而媳婦的話只關乎感情。文章同理，好文章當直奔民族的生死存亡。

　　知識，尤其是社會科學方面的知識，如無經驗尤其是生死經驗介入，則蒼白無力。如此推論，教育若不與生產勞動的經驗，尤其是生死經驗相結合，則事倍功半;而教育如不與無產階級政治和社會主義目標相結合，這樣培養出的學生則如無頭蒼蠅，完全沒有方向。1964年7月，毛澤東在北戴河告訴毛遠新說：“階級斗爭都不知道，怎么能算大學畢業?中國歷史上凡是中狀元的，都沒有真才實學，反倒是有些連舉人都沒有考取的人有點真才實學。不要把分數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養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員的后面跑，自己沒有主動性。”[2]

　　現在空談風盛，說大話。簡單的事，他給你講得玄而又玄，什么國際政治要“站得高一點”，要“超越主權”。那是科索沃的導彈沒有打到他家。如果他女兒是邵云環，他就不“超越”了。“超越”這個東西，一見血，就不靈。現在有的國際政治課還一定要以“數學模型”顯水平，瞎忽悠。兵不厭詐，數學怎么能解決政治學中“詐”，即“披著羊皮的狼”的問題。求真當然重要，證偽則更難，而在國際政治學中面臨最多的恐怕是證偽問題。

　　現在社會科學講統計，其前提是一切數據都是真的，這本身就不合實際。學者統計中的十只羊，只有獵人才能看出其中有幾只是“披著羊皮的狼”，對此，書齋里的學者看不出來，數學模型也算不出來。書齋中的學問是基于“現存的知識是真的”這一假設，但這個假設可太假了，它在現實中一天也不存在。動物都知道偽裝，何況人呢?政治是與人打交道的，可世上最難測的就是人心了。希特勒在向歐洲開戰前說的假話把張伯侖忽悠得手舞足蹈;蔣介石在“四一二”大屠殺之前也將陳獨秀和蘇聯顧問們騙得像薩達姆一樣天真可愛。當時怎么就沒有人用數學模型來識別呢?陳獨秀想與蔣介石來個類似今天“建構主義”[3]那套，結果被蔣介石殺了個血流成河。

　　軍事學最接近真理，最接近真哲學，因為戰場上沒有“三種可能性”，戰場上的軍人只有一種可能性：要么生，要么死。選擇正確者生，錯者亡。掉腦袋的事哪能容人胡思亂想。

　　“飽暖思淫欲”，飽暖了，人就容易胡思亂想。有些專家談糧食安全，十個人十個觀點，我相信讓他們餓上三天后，他們就可能只剩下一個觀點了，再餓三天，眼睛都綠了，就不會空談了，就要動粗了。

　　到野生動物園，如入桃花源，不知魏晉：獅子和老虎在樹蔭下橫豎躺在一起，熊見了人也拍著巴掌歡迎，野豬悠閑地自由奔跑。為什么虎獅之間那么和諧?資源無限供給——這與我們自助餐時的感受一樣。電視上有貓和狗交朋友，還是食物供給沒有問題。只要資源供給充足，我相信魔鬼與天使也能交朋友。

　　承平時期易出庸官。和平了，虛浮的話不僅不會立顯其禍，相反還可直獲其利。毛澤東說：“戰爭時期，檢驗路線正確不正確，比較容易，王明說自己的路線正確，根據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張國燾說自己路線正確，8萬人過了兩次草地，大隊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和平時期檢驗路線正確不正確，要難得多。”[4]

　　承平時期說虛話、浮話、大話，甚至鬼話所產生的負反饋只有到下一代或下幾代人才能應驗，而有多少人會為未來災難而放棄眼前的利益呢?這大概就是富不過三代的原因。對此，像俾斯麥這樣的鐵血人物也深感無奈，他在回憶錄中寫道：“社會輿論通常只有回顧整整人類一代的歷史，才能了解在對外政策中所犯的錯誤，而Achivi qui plectuntur(應當得到報應的希臘人)不總是錯誤舉動的直接的同時代人。”[5]俾斯麥的這句話是說給德國人聽的，但也許對當下的中國人也不無啟迪。

　　看到赫魯曉夫的胡來，毛澤東說“要準備后事”即社會主義政權的長治久安。就在赫魯曉夫下臺的1964年，毛澤東將培養無產階級事業接班人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他對黨的事業接班人的條件除了立場可靠外，更加強調政治經驗的成熟。

　　5月15日，毛澤東在北京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說：“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總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的。”[6]

　　6月16日，毛澤東在十三陵水庫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說：“要準備后事，即接班人問題。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第一條，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條，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聽各種意見，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最后，毛澤東要求：“開會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從中央局、省、地、縣到支部，都要搞幾層接班人。”[7]

　　7月，毛澤東在北戴河告訴毛遠新說：“這五條是互相聯系不可分割的。第一條是理論，也是方向。第二條是目的，到底為誰服務，這是主要的，這一條學好了什么都好辦。第三、四、五條是方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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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此借鄧拓《過東林書院》的詩句并反其意而用之。1960年5月鄧拓參觀東林書院時有感而發：“東林講學繼龜山，事事關心天地間。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參見張帆著：《才子鄧拓》，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325頁。

　　[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頁。

　　[3]社會建構主義是20世紀90年代后期出現并產生重要影響的國際關系理論學派之一，它的學術意義在于它重新設定了國際關系研究的議程，把哲學和社會學問題引入國際關系研究。與物質主義分析相反。建構主義“特別強調觀念因素如文化、信仰、規范、理念和認同的重要性”……建構主義理論以“理念主義”視野將廣義的文化性因素作為國際體系最重要的構成性要素。其最具影響力的理論家亞歷山大?溫特在其代表作《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一書中提出了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的理論體系。他認為，建構主義是理念主義為本體論，整體主義為方法論的國際關系理論。在本體論上，建構主義認為，社會世界包括物質和理念兩方面，物質本身沒有社會意義。胡惠林著：《國家文化安全研究導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03頁。

　　[4]馬社香著:《前奏：毛澤東1965年重上井岡山》，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2頁。

　　[5][德]奧托·馮·俾斯麥著：《思考與回憶——俾斯麥回憶錄》第3卷，楊德友、同鴻印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27頁。

　　[6]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頁。

　　[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63頁。

　　[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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