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摘選自余斌《45個十分鐘讀懂資本論》
在全國金融辦發展論壇上，一位發言者聲稱，“高利貸是合理的。”而他的理論依據是，有一個窮人借了500塊錢拿去販賣菜，“一天能‘掙’10塊，一年掙3600元，他資本回報率是700%多，回報率非常的高，為什么這樣高呢？因為他自己的勞動就算在回報率當中了。如果他不是自己去干，他雇一個人去收菜、賣菜，這個人的工資一天就是10塊錢，他掙的10塊錢最后付了工資，他自己一分錢也掙不到。所以為什么小額貸款能夠提高利息，因為實際上他賺了錢，是自己的工資錢，沒有貸款的話，工資也發不出來。”
可惜的是，這位寫出了重新構造整個微觀經濟學的《擇優分配原理——經濟學和它的數理基礎》的機械工程師，沒有去算一下工人的資本回報率，否則一定會有“最最重大”的發現。因為工人分文未借，但卻能掙工資，不論一天是掙10塊錢，還是三五塊錢，按照此人的算法，工人的資本回報率都將是無窮大。那么，為什么資本家還要“擇優”去做較低資本回報率的買賣，而不去當工人或去販賣菜，以便獲得大得多的資本回報率呢？
顯然，這位沒有及時得到國內外微觀經濟學界膜拜的機械工程師混淆了“掙”與“賺”。工人是掙一文吃一文的，因而必須嚴厲打擊拖欠工資、侵吞工資的行為，正常的工資反映的是勞動力的價值。一年所掙的3600元，只夠窮人維持自己的生活。如果他哪一天不得不還了所借的500元本金，那他就再也掙不著了。而如果他還要付利息，尤其是高利息，那么他最后所得的就達不到每天10塊錢，從而低于勞動力價值，進而這位窮人的勞動力就只能在萎縮的狀態下維持。只有在勞動力價值本身低于每天10塊錢，比如說為每天9塊5，才談得到“賺”。這時，這位窮人可以雇一個人去收菜、賣菜，支付每天9塊5的工資，從而一天可以從他的雇傭工人身上“賺”5毛錢，按一年360天算，就是“賺”180塊錢，資本回報率為36%。從而即便他本人一年來不吃不喝，他所能支付的最高利息就是36%，超過這一點，他就要往里貼錢了，從而也就不會借錢了。而如果沒有人借錢，那么利息率就得往下降，高利貸就會受到限制。
從上面這個經過我們再加工的舉例中可以看到，高利貸與資本主義貸款的差別。
高利貸資本作為生息資本的典型而普遍的形式，是同小生產、自耕農和小手工業主占優勢的情況相適應的。在這種情況下，高利貸的貸款對象是那些自己擁有勞動條件的小生產者，如手工業者和農民，以及那些大肆揮霍的顯貴如地主。這時，前者的生產本身還沒有從屬于資本，從而高利貸者以利息的形式不僅榨取他們的全部剩余勞動，而且按照資本主義的說法，甚至還榨取他們的一部分工資，對他們敲骨吸髓。如果就個別情況來說，那么，小生產者是保持還是喪失生產條件，取決于無數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這樣的事故所造成的生產力的喪失，都意味著貧窮化，是使高利貸寄生蟲得以乘虛而入的機會。對小農來說，只要死一頭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規模來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這樣，他就墜入高利貸者的擺布之中，而一旦落到這種地步，他就永遠不能翻身。在歷史上，高利貸的作用是破壞和毀滅生產者仍然是自己的生產資料的所有者的一切形式。
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高利貸只是生息資本的從屬形式而不再是典型而普遍的形式。這是因為，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條件和勞動產品是作為資本同工人相對立的，工人無須也不可能作為生產者借錢。而如果他作為消費者去借高利貸，并拿出僅夠維持自己生活的工資的一部分去償還這個高利貸，那么他的勞動力就只能在萎縮的狀態下維持，從而不能成為一個合格的勞動力商品，進而必然被資本家所拋棄，也就沒有任何收入可以償還高利貸了。因此，除非工人的工資額超過他最必要的生存資料的價格，否則他將沒有什么余額可供高利貸者榨取，也就不可能成為高利貸的對象。另一方面，作為生產者的資本家之所以要借錢，是為了用這個貨幣牟取利潤，是為了把它作為資本使用，占有他人的無酬勞動，獲得剩余價值。因而，資本家所能支付的利息率在一般正常的情況下必然是以這筆借來的資本能夠給他帶來的一般利潤率為上限的。于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生息資本日益從屬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其典型而普遍的形式不再表現為高利貸資本。
當然，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對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意義上進行借貸的個人、階級或情況來說，生息資本仍然保持高利貸資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場合：或者出于個人的需要去到當鋪進行借貸；或者把錢借給那些享樂的富人，供他們揮霍浪費；或者借給那些非資本主義的生產者，如小農、手工業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產條件的直接生產者；或者，借給那種經營規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產者的資本主義生產者；最后，在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時，貨幣荒迫使一些急于應對支付危機的資本家不得不借高利貸。
改革開放之后，我國農村廢除了人民公社，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鄧小平同志稱之為第一個飛躍。但這種做法是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的，為此，鄧小平同志提出了第二個飛躍即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事實上，19世紀后期俄國為了發展資本主義也在農村推行了一場改革，馬克思指出，這是要把俄國農民的公有制變為私有制，并認為在當時俄國農民占絕大多數的情況下，把他們變成小私有者，不過是對他們進行迅速剝奪的序幕。
顯然，社會主義農村改革與資本主義農村改革的區別，就在于這第二個飛躍和土地公有制。正是由于中國農村的第二個飛躍遲遲沒有進行，土地流轉的推動又極大地沖擊了土地公有制，從而讓一些人看到了剝奪農民的契機，而比強行征地還強、讓農民無處可逃的剝奪農民的手段就是與黑社會緊緊捆綁在一起的高利貸。這就是為什么有人要在今天的中國鼓吹高利貸的原因，盡管他這樣做很可能只是出自于“替富人說話”的本能，而不是出于故意。因為要故意這樣做，也需要對高利貸等經濟現象有一定的科學認知，而連資本回報率都算不清楚的人是做不到這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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