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曾講：“文學不是唱贊歌的工具。”

　　這句話，說得不錯，我認同一半，文學不能是工具，尤其不能成為只唱贊歌的工具。

　　不過，我也認為，文學不當唱贊歌的工具，自然也就不能成為只影射政治的工具。

　　文學不能只唱贊歌，但也可以唱贊歌，甚至應該唱贊歌，它不為權貴唱贊歌，難道不可以為人民唱贊歌？難道不可以為真實的、積極的、有益于凈化心靈的英雄事跡唱贊歌？

　　文學，難道只能像個怨婦？

　　由莫言先生引領的知名作家群，一方面極致追求“文學不唱贊歌”，另一方面又把文學作為影射政治的工具演繹到極致。

　　文學可不可以影射政治？當然可以。

　　但是，如果過度畸形，如果刻意放大，就變得不健康。

　　我家有個學文學的，我自己也認識不少不錯的文學人，對碰文學話題總有些謹小慎微，生怕得罪人。好在我家孩子相對理性，比較客觀，從不迷信文學權威和某個著作的名氣，她能把“文學故事”區別于“中國事實”。

　　中國當代文學人，特別是小說作家群體，有一種特別的偏好，嘴里從來沒有政治，作品里卻全是看不見的政治，文學成了文人干預政治和影射政治的工具，越著名的作家，其作品特點越帶有這種特質。

　　前些日子，有位朋友跟我講，她家小孩的老師推薦孩子們讀《活著》，她問我值不值得看？我建議暫時不要讓小孩看，因為一個小學生的辨識能力極其有限，這部小說的靈魂之處就是影射政治，沒有豐富的生活閱歷和客觀的理性思維，不要說小學生，就算是大學教授，也會落入人云亦云的鸚鵡群，不能思考的教授甚至不如一名愛懂實情的農民。

　　看書，也是要動腦筋的，不動腦，自己就被輕易帶入到作品中。

　　思維愚昧性和容易被誘惑，不全是智力不行，主要在于不善思考。

　　我看過《活著》，如果只分析作品中的每個小故事，或許都能在相應時代找到真實的原形，這個沒有問題，這恐怕也是作品被人認可的原因之一。

　　然而，作品的構思技巧在哪里呢？

　　技巧就在于，作者把那些可能真實的所有故事都集中到一個人、一個家庭和一個地方身上，當眾多悲劇都堆積到一起之后，就在人腦產生了一個閱讀后的化學反應——悲慘世界。

　　這個效果，就是作者的高明之處，只有這樣，作品才能煽情，才能觸動心靈，最后自然就能撬動國內外的蛆蟲鉆進去用力啃食，力圖從糞堆里找出“營養素”。

　　很少有讀者會反向思考，如果中國六十多年真如作者描寫的那樣悲慘，整個中國又好到哪里去？新中國成立后二十幾年的功夫怎么就能出現以下不可磨滅的真事？

　　新中國成立后，海外炎黃子孫歷盡千辛萬苦也要回來報效祖國，一盤散沙的中國被迅速凝聚了起來，這難道不是真事？

　　全國人民在各條戰線上不怕苦不怕累熱情奔放地建設祖國，這些激情歲月難道不是真事？

　　從1950年到1978年，GDP年均增長速度超8.3%，工業增長速度年均超11%，這難道不是真事？這可不是我講的，是今年全國大黨課錄制的官方視頻里提供的數據。

　　只花了不到三十年，中國人口就從五億多人上升到九億人，而1840年到1949年超一百年只增長了一億人，這難道不是真事？

　　只花了不到三十年，中國從連火柴都不能自主生產到實現建成完整的工業體系，這難道不是真事？全世界有幾個國家能做到？

　　只花了十來年時間，中國既引爆了原子彈，又引爆了氫彈，全世界也就幾個國家能干出來，這難道不是真事？

　　只花了不到三十年，衛星上天，潛艇入海，導彈騰空，這難道不是真事？

　　只花了不到三十年，中國的農林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就構成了完整體系，當年修的水庫到現在都成了各省市的水上旅游景點，實現了水利與經濟雙豐收，這難道都不是真事？

　　只花了不到三十年，中國人民解放軍能打仗、敢打仗、能打勝仗的名聲就被全世界知曉，美蘇兩霸也不敢亂來，這難道不是真事？

　　只花了不到三十年，中國至今獲得的唯一自然科學諾獎就取得了成功，1976年至今近五十年還沒有培養出一個國內的自然諾獎獲得者，被國人捧得無限高的雜交水稻項目也在那時取得了成功，這難道都不是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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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妨反問一下自己：如果當時的全中國果真如《活著》那般悲慘，如此多的大事業能干成？世界上有幾個國家能干成？沒幾個國家能干成的大事咱干成了，難道不能說明全中國的主體是積極向上的？

　　有同事跟我講，衛星上天其實不那難，能搞的國家很多。

　　是嗎？不要說當年，就是放在今天，全世界有幾個國家能讓衛星上天？沒有當時的航天工業，哪有今天的北斗導航？一個完整的高科技工業體系可不是說搞就能一蹴而就的。

　　莫言先生還說了一句話：“那個年代的中國，除了窮是真的，其它全是假的。”

　　我非常尊重莫言先生的文學功力，但我也很希望莫言先生能摸摸良心問問自己：新中國的那些巨大成功難道都不是真的嗎？全是假的嗎？能抽點時間去核實一下嗎？

　　有很多人奢望作家尊重歷史，我就從來沒有這個想法，只能對史家多少提點這種要求，對作家就得反著看，如果尊重歷史，如果不做特殊化歷史扭曲，作家就寫不出心中的那個“好作品”，更寫不出能流傳到國外的“匯報書”。

　　很奇怪，在中國，越真實的文學作品越沒人看。

　　國人身上有許多毛病，嘴里講喜歡聽真話，心里卻特別愛聽假話，嘴上說渴望真情實感，但經常被那些煽情、捏造、夸張的虛假場面帶入戲中，寫人好，要寫得催人淚下才算真好，寫人壞，要壞得徹骨透魂才入心，寫奸詐，不寫得讓人咬牙切齒就不夠過癮。

　　讀文學的人，嘴里總說要有獨立個性，事實上大部分人長期被名人套牢大腦。

　　我對中國作家沒有求真的奢望，唯一點希望是：想立牌坊沒問題，千萬別又當又立。

　　當代中國文人善用“故事堆積手法”，這種手法的顯著作用是可以實現全面覆蓋，達到最佳的政治影射效果。

　　不妨先看幾段外國媒體夸獎《活著》的描述：

　　美國：中國過去六十年的一切災難都一一發生在福貴和他的家庭身上……

　　西班牙：余華在《活著》中描述了二十世紀中國的全貌……

　　瑞士：向人們展示了中國過去五十年的歷史，在殘忍的社會和政治變革背景下……

　　德國：對中國革命社會、意識蒙蔽和政治宣傳的批評…..

　　德國：本書的價值無法用任何評論的詞語來形容，“偉大”這個詞在這本書面前也顯得渺小……

　　任何沒活在那個時代的外國人，看了這部作品后都會感覺到那幾十年的中國就是悲慘世界，他們認為，所有中國人都活在“福貴”那樣的狀態，整個國家都活在“福貴式黑暗”中，因為如此多的災難不可能只發生在一人身上，它必定是整個社會。

　　為什么“六十年的災難都一一發生在他和他的家庭身上”那么巧呢？

　　不是，是作家的精巧堆積。

　　我更相信，舊中國的苦更多是戰亂之苦，而“激情燃燒”更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主色調，“苦”和“亂”只是前進過程中的曲折，誰見過哪個長時期悲慘的國家成為引領第三世界革命、前進、反霸的領袖？誰見過哪個長時期悲慘的國家有能力成為六七年代美蘇中那種三角關系？試想想，如果你是個處在悲慘處境的弱者，能成為強者爭奪或者強者恐懼的對象？

　　中國知名作家為何不愿意把新中國七十多年來亮麗的一面寫給世界看呢？哪怕只選擇一個視角寫寫也行。然而，他們不會寫，因為外國人壓根對中國好的一面不感興趣，外國人只愛看夸張式表達中國太陽的黑點。

　　關于“堆積故事”的效果，我想再跟大家講點自己的經歷。

　　業余時間，我也寫了本小說，38萬字，名字暫定為《一路殘花》，在這本書里，我選了六十個故事做脈絡，每個故事都非常真實，都是近幾十年來國內發生的典型事件，并且都是政府處理過的事，部分案件都有法律上的判決書。

　　我把書稿寄到某出版社后，社里的朋友告訴我說不能出版，說是太寫實，涉嫌影射。

　　剛開始，我很不服氣，心中有些怨氣，寫實，寫真事，咋就不合規呢？

　　經過冷靜思考，我慢慢有些理解，如果不是今天的人看這本書，再過幾十年，后人不知道今天的實況，任何讀者看了我的小說全文，一定會得出一個不好的結論——暗無天日。

　　六十個負面故事堆積在一起，覆蓋面太大，幾乎包含了社會的方方面面，如果方方面面都壞了，那不等于整個國家都壞了嗎？

　　事實上呢？顯然不是，完全不是。

　　新中國，過去也好，現在也好，任何時候，在整體上都是不錯的，盡管有許多的不如意，但國泰民安是真實的，各項事業一步步在往前走是真實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一步步漸進式改善是真實的。

　　讀者的過度感性是作家的利用點，中國作家寫底層人寫多了，最后制造出了一種效果——作家都是在為底層人說話。

　　這該不是夢囈吧？

　　還得跟大家講講武漢那位女作家，她家里養了條狗，一直由保姆照看著，沒事她就像愛兒子一樣愛著它。

　　突然來了一場疫情，保姆回家了，沒人給狗洗澡，幾個月之后，她發微博說自己的狗身上全是虱子，碰都不想碰它一下。

　　這件事至少反映兩個真相：

　　她認為，只有保姆為狗洗澡才是合適的，給狗洗澡只能是底層人干的事，她這種上流人是不會干的；

　　她根本就不愛狗，只是在沒有人給她當狗的時候，她能牽條真狗使喚和打發時間。

　　她當了許多年的省代表，從未寫過為底層人說話的提案，她能代表底層人？

　　作家的作品里總是以底層人為主角，那都是為底層人說話嗎？

　　不全是，大多是利用底層人為自己賺錢，底層人的美德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

　　沒有底層人，中國所有的一流作家都將寫不出“好作品”，寫底層人，是作家的先天優勢，他們本來應該處在底層，因為描寫底層人讓自己成了上層人，上去了之后，他絕不會再讓上層人的顏色次于底層人。

　　底層人，作家絕不會為他們說話，只會用他們說話，是底層人成就了傷痕作家，不是作家為底層人說話。

　　底層人的基數越小，作家就越恐慌。

　　底層人過得越悲慘，作家的主人翁素材就越多。

　　底層人過得越愚昧，作家的典型人物形象就越鮮活。

　　底層人過得越粗魯頑劣，作家的故事情節才越離奇。

　　底層人過得越看不到希望，作家對制度的諷刺效果就越受好評。

　　有位姓賈的大作家，他的女兒因為寫“尿尿詩”被讀者挖了許多私料，她讀研，她留在西北某大學當教授，據說都是因為她那上層的爹爹。以她的才，本應該處在底層，因為上層的爹為“底層人”說話，所以她得以脫離苦海，然后又在學海里寫出無數“回車詩”。從這家的操作上看，作家為“底層人”說話倒也是一次印證。

　　除了他，還有“嘴里大道義，心里為自己”的所謂獨立作家嗎？

　　這幾年，姓余的作家很火。為啥火呢？有人說他超脫了社會，有人說他對底層人的感情最為真實。真實嗎？最真實的情況是，他把沒什么本事的兒子又提攜成了“作二代”，避免了兒子成為自己不想看到的底層人。

　　文學有批評的功能，文學不必總是歌功頌德，這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文學一旦只能當作影射政治的工具，同樣是走向了極端，文學的對象是人民，人民不只是想看到社會的不足之處，人民還愿意看到更多積極向上的那一面，人民的精神食糧不應只有苦，還應該有甜的感覺，因為現實生活中大家看到的和體驗到的確實就有甜，如果中國人只體驗到苦，那早就造反了，生活清貧的年代，當大家看到全民奮斗的場景時，在憧憬未來中同樣有幸福，那種樂觀主義精神遠比消極主義影射要正面得多。全國各族人民群眾都能做到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你卻把這個時代說得一無是處，古今中外的道理恐怕都說不通。

　　新中國前幾十年真如作家們寫的那般黑暗嗎？

　　別的地方，我不好判斷，但我的家鄉我是有發言權的。

　　我生于六十年代，成長于七十年代，許多事情我都有記憶，或者說有經歷，雖然不那么深刻。

　　大隊干部沒多大特權。村干部的孩子跟我家的兄弟姐妹大體相當，小時候也都在一起玩，他們家的房子跟普通群眾無異，他們的穿著也與其他人無異。我們大隊的書記和大隊長家的兒子后來都當了兵，一個是1978年之后的事，一個是八十年之后的事，并不是在之前就有這種“特權”。在我的記憶里，1978年之前當兵的都是普通群眾家庭，門上都掛了“光榮軍屬”的木牌子。

　　大隊干部很有威望。現在，村干部講話，幾乎沒有群眾愿意聽。當年，大隊干部一講話，基本上都能得到群眾的擁護，不管是關于生產的還是涉及到家庭生活的，村干部都能持之以公心，曉之以公理，社員之間的矛盾總能及時化解。

　　苦是比現苦很多，但決不是小說中寫得那么慘。論吃穿，自然跟現在沒得比。但如果你把紅薯、土豆、高粱等都當主食吃，吃還是有得吃。我父親出生于1926年，對三年困難時期的事肯定很有發言權，我的家鄉屬于黃岡大別山紅色區域，算是全省比較窮的地方，據我父親講，那三年，比常年要餓很多，但村里并沒有死人，只是“聽說”別的地方餓死人，到了1961年，情況就變好了，我母親生了5個孩子，兄弟姐妹出生期從1958年延至1971年，都活得好好的，并且我家是村里最窮的那種。我奶奶在舊社會生了13個小孩，最后只活下3個，而我母親生5個活5個，就是鮮明的新舊社會對照。

　　累也比現在累，但社員的積極性非常高。有不少人總說大鍋飯養懶人，說集體年代的社員都很懶。據我看，那真是侮辱冤枉了那時的社員。我父母雖也勤快，但在當時的社員里頭根本就算不上勤快，一到農忙，大家都比著掙工分，有些社員有使不完的勁，在田間干事干到高潮的時候，就一起呼起“呵嗬風”，越呼就來干勁。集體有沒有懶人呢？肯定有，極個別，絕對比現在的懶人少。

　　小孩子學得沒現在多，但真的很快樂。一說到兒時快樂，有人就罵當時的人愚昧，罵以苦為樂。錯，我當時也怕苦，并非以苦為樂，樂的點在于當時很自在，沒有苦學，沒有寫不完的作業，不擔心坑蒙拐騙，小孩子可以放心地想玩到哪里都行，尤其是夏天，想玩水就往塘里一跳，狗趴式游泳都是自己學會的，那時的小朋友們都野性十足。

　　那時的民風和治安是真的好，不是吹牛的好。我們經常講農村的民風純樸，放在今天，農村真的不純樸了，只有當年才是真的純樸，有點不純的事，不需要大隊書記出面，就是生產隊隊長說句規矩，架都吵不下去，誰也不敢干壞事。農村小偷小摸的事多起來是從八十年代初才開始的，并且發展非常之快，殺人案也是在那個時候開始出現，黑社會組織亂搞也是八十年代之后的事，治很難，亂很快，因為太亂，才有后來的“嚴打”。

　　下鄉的知青過得比普通社員要好。作家筆下的知青，男的大多被折磨，女的大多被強奸。不能說全國知青沒有受苦受害的，但我們那里的知青，我見過的知青，過得比普通社員好很多，不是當小學老師，就是看看倉庫、林場等清閑地方，還有部分知青當生產隊會計，最累的活也就是農忙時期輔助農民干些農活。

　　總而言之，中國當代小說作家筆下的農村跟我印象中的農村是截然不同的。

　　文學有批評的功能，但文學不能總是刻意煽動仇恨。

　　武漢女作家寫新中國土改，把它說得罪大惡極，讓一些人的后代仇恨新中國。

　　事實上，很多地主的后代也沒動腦筋思考這個問題，以為自己就是絕對的受害者。

　　我爺爺是光緒年間出生的人，解放前，在他手上已經積累了相當多的田地，算是農村里條件不錯的家庭。聽村里老人講，我父親因為家里條件不錯，從小就不愛讀書，進學堂幾天就逃離，之后沒再進去過，從小到大都不學好，游手好閑，沒錢花的時候，就從家里挑擔谷出去賣當零花錢。土改后，爺爺的大幾十田都被沒收，父親再也不能亂花錢了。到了我哥哥初中畢業的時候，沒有中考，讀高中是推薦制，他也沒有資格被推薦，只能回家務農。從這兩件事看，我家人若心中有恨似乎是有點理由的。

　　不過，我本人從來就沒有這么想，田地被沒收，那是改朝換代的大變局使然，非小家利益可計較。更為關鍵的是，正是因為新社會改造好了我父親的性情，讓他成為熱愛勞動的一分子，才有機會在后來成家立業，他若游手好閑游蕩一輩子，哪能找到對象？他沒對象，哪來的我呀？我不但不仇恨新中國收了爺爺的地，還得感謝它促成了我的誕生。

　　很多舊社會地富后代恨新中國都是沒有理清這層關系，沒有新舊社會的婚姻關系巨變，很多婚姻家庭關系都完全不存在，你或許根本就沒有出生地富家庭，自己或許連個“受精卵”都不是，恨個什么勁呢？過重的感性思維讓許多人失去了理性判斷。

　　有人經常跟我講中國在西方國家人心中的形象不太好，他們老喜歡給中國人隨意畫像定性。為什么會這樣？個人以為：中國人確實還不太完美，但中國人形象集體被扭曲，最大的“貢獻者”是中國文人，尤其是中國小說作家，是這些人在不遺余力地向外人奉獻“畫像”。

　　打仗，不是件好事。

　　但是，打仗，又不全是壞事。

　　這幾年，俄羅斯跟西方在烏克蘭打仗，以色列跟中東國家打仗，打著打著，就把西方人的雙面嘴臉給打出了原形。文人給中國人灌輸了相當多西方人美好的價值標準，兩個戰場出現后，“雙標”成了西方人的標準臉，誰不信，就會打誰的臉，它們過去呈現的完美形象是中國文人用了濾鏡、做了美顏后的效果。

　　我本人喜歡讀書，也非常喜歡文學，我經常呼吁大家要理性接受文學多元化，并且希望放開所有人在所有媒體寫各類文體的法定自由。

　　但是，我并非沒有傾向性，任何嘴里不談政治書里全是政治的虛偽作家都會成為我批判的對象，任何用以偏概全手法實現抹黑國家和抹黑個人的作品都會成為我揭露的對象。

　　中國文學界，寫作手法的全面隱形政治化已成不公開的秘密，已經慢慢滲入到各類文化讀物和流媒體作品，除了在小說作品里做手腳，還在最為權威的《辭海》里做手腳，在文學編年史里做手腳，在歷史寫法上做手腳，整個社會科學的全局都漸入文學魔鏡。

　　新中國的任何時期都存在不足，甚至出現了錯誤，這個不要去否定。但新中國在各個時期的成就是任何文學作品都不能抹殺的，它是客觀存在，不是虛構的故事。

　　文學，可以不唱贊歌。但，文學也不能只是影射政治的工具。

　　文學，曾經只是一種精神食糧。如今，文學已經成為控制人類意識的工具。

　　大家只看到，教材是各方勢力爭奪的陣地。

　　其實，文學作品早已經成為更加廣泛的戰場，已經從紙質書走向電子書，已經從文字走向了由其改編的視頻和動畫，已經從文人群擴展到社會所有群體，“推薦讀物”已經從幼兒園就開始爭奪，只要能認字，就可以利用文字。

　　中國作家群，部分人士附帶官級，對政治的影響高于國外，他（她）們逐漸形成了一個大圈子，相互拉抬，相互吹捧，相互利用，正在成為一個既能影響國內又能被洋人青睞的重要腦控階層。

　　作家可以標榜自己的獨立，但讀者更應該有自己的獨立。

　　中國需要文學，但中國更需要科學。

　　中國需要文學人，但不需要文奸、文匪和文黨。

　　我很想提醒文人們一個你們看不清的趨勢：

　　科學功能將越來越多地代替文學功能，矯揉造作的文字將無法匹敵更為智慧的未來工具，仍然夢想通過文學實現名垂千古的可能性會越來越低，記憶時代痕跡有比人腦更可靠的機腦，就算是煽情，人腦也將煽不過機腦。

　　附言：

　　2024年將要過去，這一年，沒有太多的大事，靜靜的一年，大家都喊缺錢，都喊要過苦日子。不過，上至國家，下至個人，都很努力地試著改變，不敢說有大成就，但也算撐得不錯。

　　未來的2025年，我還是希望整個國家不要只記得房地產救國，“動態平衡量設計理論”才是解決中國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之所在，更大的失衡會產生更大的難題，更長的猶豫期會制造更大的矛盾，早點找回理性，就能早點克服困難。

　　提前祝各位朋友新年快樂，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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