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晚年曾流著淚感慨:“六朝何事?只為門戶私計!”
毛主席為什么會哭?因為他感到英雄遲暮,他想不到,一些當年跟著他鬧革命的戰友,會變成蔣介石的化身——學著蔣介石搞什么“浙江幫”、“黃埔系”之類的小圈子;搞什么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壟斷中國的經濟命脈;甚至要讓自己的兒子接班,搞什么“老子英雄兒好漢”之類的血統論。
蔣介石是個什么樣的人?國民黨員張學良是這么評價他的:
“人家批評蔣先生,說他是買辦政治,他確實是這樣。你要說他有沒有中心思想?沒有的。他的中心思想就是‘我’,就是他自己。我怎么能得這個權益,我就得。原來我對蔣先生很尊重的,后來就不尊重了。不尊重的原因,因為他是完全的自我主義,他就是唯我的利益獨尊。”
張學良在晚年做口述歷史時,是這樣評價蔣介石的:
“他不使喚人才,他使喚奴才。我說什么叫奴才?什么叫人才?怎么分辨?人才首先是有一定人格的人,他有良知,有胸懷,這種人不一定你說什么,他就聽什么,他不一定給你當奴才。奴才最大特點就是我要你怎么的,你就怎么的,只要能得到好處就行。真正做事情的人,他不一定要好處,他是要做事情啊!奴才沒有人格,不僅聽話,更關鍵的他是為了滿足個人利益才聽話。”
而毛主席,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賢。他說:
“不要壓青年人,讓他冒出來。年紀小的、學問少的打倒那些老的、學問多的。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在毛主席心目中的接班人標準,大致是四條:(一)年輕;(二)學問少;(三)立場穩;(四)有政治經驗。
1966 年 3 月毛主席講這番話的時候,大家都以為毛主席只是隨便說說而已,沒想到毛主席是當真的。
農民陳永貴當了副總理;紡織工人吳桂賢也成為了副總理;商店售貨員李素文當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農民勞模邢燕子當了天津市委書記;工廠保衛科干事小王當了副主席······
李素文
當了副總理的陳永貴,自己疊被、掃地、泡茶、洗衣,警衛員搶著幫他做,他不喜歡地說“我又不是沒長手!”
當了副總理的吳桂賢,仍然只拿工人的工資,一個月67.2元,在國務院開會,喝茶水要付錢,她就只喝白開水。
到中央工作的小王,由于不領高工資,買不起茅臺酒,只好“撿漏”國宴剩下的茅臺。
毛主席的四條接班人條件,其他三條都比較好理解,但“學問少”這一條不太好理解。一般人認為,接班人的學問越多越好,毛澤東為什么反其道而行,偏偏要選學問少的呢?這就涉及到毛澤東思想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和評價。
從歷史的經驗來看,中國知識分子基本上是依附于統治階級的保守集團,文人讀書只是為了做官,缺乏革命性,對歷史的前進不但沒有起到推動作用,相反起著阻礙作用。
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知識分子的主體依然是保守派,不管“中體西用”也好,“變法維新”也好,絕大部分知識分子都提倡保皇,而不是提倡革命。
發起辛亥革命的革命黨,最初都是一些毫無名氣的留學生,當時的大文人、高級知識分子,都是遠離革命黨的。只是在革命成功之后,他們又蜂擁而來,投機革命。
同樣的,在中共在井岡山革命創建時期,主體都是農民,就是毛澤東、周恩來這些領導人,也只是勉強算知識分子的小人物,有點名氣的知識分子都不會參與進來。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要不然站在蔣介石一邊,要不然站在一邊觀望,并沒有投身于中共發起的這場新民主主義革命(當時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只是中共的革命成功了,奪取了中國大陸的政權,這些知識分子無路可去,不得已才接受中共的領導。
很多人說,知識分子比工人農民厲害多了。蔣介石政府最喜歡知識分子,他的團隊留美留歐博士俯拾皆是——
中央銀行總裁:劉攻蕓——倫敦經濟學院博士
行政院長:翁文灝——比利時魯文大學博士
外交部長:王世杰——倫敦大學經濟博士
駐美大使:顧維鈞——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博士
教育部長:朱家驊——柏林大學博士
司法部長:謝冠生——巴黎大學法學博士
交通部長:俞大維——哈佛大學博士
社會部長:谷正綱——柏林大學博士
衛生部長:周詒春——耶魯大學碩士
糧食部長:關吉玉——柏林大學博士
考試院長:張伯苓——芝加哥大學名譽博士
立法院長:孫科——哥倫比亞大學碩士
最高法院院長:謝贏洲——巴黎大學法學博士
結果這博士那大師,加上留學東洋的蔣委員長,把民國治理成扛一麻袋錢出去買不回來一麻袋手紙,把民國治理成平均壽命只有三十六歲的“強國”。
毛主席曾說:
“歷史上當皇帝,有許多是知識分子,是沒有出息的。隋煬帝就是一個會做文章、詩詞的人;陳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詩能賦的人;宋徽宗既能寫詩,又能繪畫。一些“老粗”能辦大事情,比如成吉思汗、劉邦、朱元璋。《明史》我看了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
毛主席在 1969 年接見大學生造反派領袖時說:
“學問不是學校里學來的。我看我們的一些孩子讀書讀十幾年,把人毀了,就睡不著覺。真正的大學校是工廠、農村。我就沒上過什么軍事學校,沒讀過什么兵法。人家就說我打仗靠《三國演義》、《孫子兵法》。我說《孫子兵法》我沒看過,《三國演義》我是看過的。我跟你們講了馬、恩、列、斯,除了馬克思大學讀完了,其他人都沒有讀。列寧讀法律讀了一年,恩格斯中學還沒讀完,父親叫他到工廠當會計,在工廠里接觸了工人。斯大林沒有進大學,他是中學畢業的。高爾基只讀了兩年小學。數學家華羅庚,就是中學生,自學的。蘇聯把衛星送上天的是個中學教員,發明蒸汽機的是個工人,不是大學老師。”
毛主席認為,靠知識分子來接班是靠不住的,他們大學畢業就進了機關,天天住在機關里,吃得好,穿得好,搞調研也是走馬觀花、蜻蜓點水,他們根本不懂工業、農業、商業。你就說農村各階級、階層的關系,我花了十幾年功夫,才搞清楚。茶館、賭場,什么人都接近、調查。一九二五年我搞農民運動講習所,作農村調查。我在家鄉找貧苦農民調查,他們生活可慘,沒有飯吃。有個農民,我找他打骨牌(天、地、人、和、梅十、長三、板凳),然后請他吃一頓飯。事先事后,吃飯中間,同他談話,了解到農村階級斗爭那么激烈。他愿意同我談,是因為,一把他當人看,二請他吃頓飯,三可以贏幾個錢。我是老輸,輸一、二塊現洋,他就很滿足了。我是這樣才獲得第一手資料,反復分析、綜合、理解才形成觀點的。
知識分子,特別是文科知識分子,現在的哲學家搞不了哲學,文學家寫不了小說,歷史學家搞不了歷史,要搞就是帝王將相,一些人上了大學,就不想和工人劃等號了,要作工人貴族,水平不見漲,明談倒蠻多,怎么得了?
前些年,有一家美國公司和一家德國公司聯合發布了一份“勞動力精神”國別報告,結果中國員工被公認為最勤勞,是“勤勞”的世界冠軍。但該報告又稱,中國的創新力不足,有待提高。
現代社會中,生產活動是由體力勞動者,也就是工人、農民來從事的;而研究開發等創新活動,則是由腦力勞動者,也就是知識分子來從事的。中國的 GPD 成為世界第二,這是因為中國的體力勞動者非常優秀,是世界上“最勤勞”的。而在中國的創新不足,也是因為中國的知識分子不行。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中國在生產方面突飛猛進,而在科研創新方面則屈指可數。比較可以稱道的載人航天技術,其中最關鍵的運載火箭,也還是毛澤東時代的遺產。
中國的工人被譽為世界第一,中國的知識分子又怎么樣呢?要反思啊!
并不是說不要知識分子,而是知識分子為誰服務的問題。看一個知識分子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標準呢?拿什么去辨別他呢?只有一個標準,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實行不實行和廣大的工農群眾結合在一塊。
書是要讀的,但讀多了是害死人的。知識分子是要的,但不是“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更不能迷信學歷,迷信書本,迷信專家教授。
1973年9月12日下午,回到昔陽的陳永貴在縣級機關干部大會上做報告,介紹十大情況,說起自己進了政治局,陳永貴道:
“古今中外還沒有把一個農民提到國家的領導崗位上的,馬克思沒有解決,列寧沒有解決,毛主席解決了,這就是毛主席對工農分子的依靠和重用。”
1975四屆人大,代表共2885人,工農兵比例占67.95%,工農占51.1%——這個歷史紀錄從此再沒有被超越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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