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回顧》曾言及過當年他們之所以未能選擇“東返”的理由：“黃河東岸已被敵人封鎖，東返與西進比較，困難更大”，但卻未能回答他們當年為何在給中央的回電中沒有回答關于“東返”的問題。按理，這個問題是需要詳陳的，既或不能“詳陳”，也是需要答復的！而在他們的回電中，我們卻找不到任何關于“東返有何困難”的陳述文字，哪怕是只言片語！

　　其實，毛澤東、周恩來兩電提出“如果東返有何困難情形”的問題，就是在委婉提示他們：是否可以考慮返回河東？考慮到河東主力“打擊胡敵”屢屢不果還被迫逐漸東移的情況，考慮到毛澤東“用戰爭用發展用不與根據地脫離”的方針“打通遠方”的主張，他們或抱有“河西部隊”出敵側背，與河東主力相互配合以解困局的希翼，也是有著合情合理的必然邏輯指向的——那個當口，相較于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機，向遙遠西域“打通國際”的重要性還不能不退而居其次。而再考慮到“徐陳”此前屢電中的強硬態度和上報的陽光燦爛的樂觀前景，以及自作主張“先斬后奏”的實際作為，在大敵當前危機重重的情況下，他們也不能不從“團結”的目的出發，以盡可能委婉的口氣與之“商洽商決”……

　　不過筆者認為，毛、周取委婉“商洽”態度更重要的緣由還在于：當時的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人，也并不認為“西進”就是一條絕路或死路或錯路。而這與年前他們對張國燾執意“南下”的判斷是完全不同的——年前他們寧愿冒被迫裹脅南下或被迫單獨北上的風險，也要一再冷峻直白地道出“南下是死路”！而眼下“徐陳”的“西進”，雖然談不上是當前時局當時情況下最迫切最必須的最優選擇，卻也并不是在步入“絕路”或“死路”。至少，兩個多月之前的他們，也曾經策劃過去蹚這條道，對在河西走廊“甘涼肅三州”建立根據地的估計甚至還相當樂觀——“能夠造成鞏固根據地[1]”。雖然張國燾與“徐陳”孜孜于西進而屢置“打擊南敵”乃至“寧夏戰役”于不顧的作為很令他們不滿甚至憤慨，但現在共產國際既然已經把物資援助地點改在了這條道的那頭，這些物資又是窮家破業的中國無產者所需所求，如果執意去蹚這條道的張國燾和“徐陳”又真有把握，那也未嘗就不可為之……

　　“朱張”和“徐陳”信心滿滿的“包票”，更是大大強化了中央對西進風險程度的誤判。

　　還有，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沒有理由不相信“徐陳”那些“信心滿滿”的包票：他們和他們麾下的那一大批人，都是經歷過諸多血戰闖過了諸多生死關的鐵血戰將，在大革命失敗后大起大落的顛簸中，披肝瀝膽，頑強轉戰，從未在強悍敵人面前有過屈服之態，頹唐之狀！在他們的手中，先后誕生過鄂豫皖、通南巴這樣全國都有很大影響的大蘇區大根據地，萬里長征中雖然屢經波折與重挫，卻仍然高擎著一面紅色軍旗一路磕磕絆絆踉踉蹌蹌地奔向了陜甘寧……

　　中共中央終于確定了最后的決心。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向和統一戰線問題。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何凱豐、林彪、吳亮平、張聞天、博古等[2]。雖然河東紅軍主力面臨被蔣軍步步進逼生存空間日趨縮小的嚴峻形勢，但中共中央領導集團仍然對“逼蔣抗日”的統一戰線方針抱有信心。毛澤東在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

　　紅軍的行動方向，原來是向寧夏，被蔣介石破壞了，現在要改變。我們新的行動有兩個方向：一個方向是東南，即向京漢路發展。但這在政治上不是抗日的方向，在軍事上有很多限制，不甚有勝利的把握；好處是沒有自然界的很多阻礙，有游擊隊幫助，可以擴大陜甘寧蘇區。另一個方向是向東，即是原來的過黃河。這在政治上是很好的，是抗日的，對擴大紅軍也有利，但也要估計會受敵人的限制。這兩個方向各有利害，一般地說是向東，向東南比較困難。閻錫山說日可抗，紅軍不可抗，向東有逼閻與我們講和的可能。

　　……

　　我們總的方針是要團結群眾，用群眾的力量，利用國民黨將領張學良、楊虎城、閻錫山等要求與紅軍聯合的變化，逼蔣介石走到與我們聯合。我們的原則是在抗日的目標下逼蔣抗日。現在與南京妥協的范圍縮小到紅軍怎樣處理的問題，他們要求我們改紅軍為國民革命軍，我們準備承認，這在政治上是勝利的。[3]

　　與會者都贊同毛澤東的報告，張聞天表示:“現在全國形勢是有利于我們的，不能因蔣的某些搖擺而忽視總的形勢”，“我完全同意毛主席報告。一般的應向東。我想，綏遠局部的抗戰是不能避免的，我們向東是適合這一要求的”[4]；周恩來則表示應“以實現逼蔣抗日來決定我們的戰略計劃”[5]。

　　這也就是說，在他們心目中，“作戰新計劃”的實施前提，仍然是“政治上抗日”。

　　那年那月那日的這些共產黨領袖們，真是不能不讓筆者這一檔后生晚輩感到由衷地欽佩：都被對手擠兌得連最后生存空間都快沒了，卻還能對對手、對環境作如此這般冷靜地考量，保持著把對手趕上自己所希望路子的樂觀與自信……

　　毛澤東最后作結論：

　　紅軍的行動方向主要是向東，預計明春過黃河。四方面軍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調回來是個問題。現在我們的行動，都是腳踏兩邊船，最好是，向西的還是向西，向東的還是向東。如果向西不能達到目的，當然還可以轉向東。[6]

　　然而擺在面前的現實生存危機，卻依然是結結實實真真切切的。

　　同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再電共產國際：

　　（中央發報五十八號）

　　王明、康生、陳云轉交國際：

　　甲、蔣介石部隊已將紅軍主力與紅軍已渡河者從中隔斷，渡河者現組成西路軍，受徐向前、陳昌浩指揮，人數二萬二千，令其依照國際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進。首先占領涼州地區，然后向肅州前進。請你們確實無誤的準備從新疆接濟物品，并以準備情形迅即電告我們。

　　乙、在河東之主力軍不得不改變行動方向，現擬第一步從慶陽鎮原分水南下，占領平涼、涇川、長武、邠州、正寧、寧縣等戰略機動地區，爾后或出山西，或出豫鄂，依情況再定。

　　中央書記處[7]

　　看見沒有，中央也準備立即將 “作戰新計劃”第三項付諸實施了。

　　這是因為彭德懷籌劃的“打擊胡敵”，還是仍無成效之僵局，河東主力的處境也日漸窘迫。相較于“徐陳”的“信心滿滿”，中共中央主要領導者們如今卻是“憂心忡忡”：那邊在“問君西去何時還”，這邊還得操持“獨戰饑寒又一秋”，甚至還得作“萬里長征歸去來”的最壞打算……

　　難哪，難！

　　革命，它其實就倆字兒可以解讀——作難！

　　的確是很作難，紅軍三大主力會師之際，吃飯的嘴一下子增加到了近8萬，徐向前、陳昌浩率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后，河東紅軍主力也有近6萬人，寧夏戰役這一流產，三軍吃飯問題也變得更加嚴峻和突出。所以在同一天里，中共中央書記處除電請共產國際確實準備物資外，還繼續要求迅速提供現金援助，以便紅軍能夠解決嚴重的財政困難，渡過眼前的難關[8]。而在日前，中共中央也得到了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對他們在11月9日提出的“援款”要求作出了答復：“已決定向你們提供55萬美元的幫助，第一批15萬美元于11月底送到上海宋慶齡處，由宋轉交在上海的中共代表潘漢年[9]。

　　援款是外幣，匯到上海后還得設法就地兌換成中國銀元或法幣（當時法幣與美元的兌換比率是1法幣=0.2975美元），才能送往蘇區使用。從兌換到秘密運送，都有著不小的“技術困難”和潛在危險。而且援款數額越大，“技術困難”也越大，危險也越大，時間肯定是快不了的——實際上，次年1月初，中共中央才得悉這“第一批15萬美元援款已到上海”的信息[10]，而在派出毛澤民赴上海協助潘漢年解決兌換和運送問題后的4月20日，時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的張聞天還專電潘漢年：“外貨（指外幣——原編者注）絕對不能到西安調換。此事稍有不慎重，有使來源斷絕的危險”，“取貨必須經過夫人（本書作者注：“夫人”即宋慶齡）及你，絕不能交第三人”[11]。

　　在中央為西路軍的任務確定最后決心的次日，“朱張”也致電“徐陳”，打氣鼓勁：

　　徐、陳并報毛、周：

　　甲、在你們周圍的敵是馬步芳、青兩部，馬步芳有步兵三個旅共六團，騎兵一個旅兩團，手槍一團，炮一團；馬步青有騎兵兩旅共四團，步兵一旅兩團，手、炮各一團。

　　乙、尾追你們的是馬元海指揮馬步逵[芳]一個團，又馬炳臣指揮馬忠義、馬元祥、馬金義、馬芝祥四個團，馬耀公指揮馬某團，馬明臣指揮馬學瑾團，總共七個團。大部是騎兵，其余所占方向不明。馬步青駐涼州內，關麟征師元（十三）日向定遠營進，歸馬鴻逵指揮，或向石咀子進，尚未定。毛炳文準備渡河。又去渡河一部向西番窯探索，又擬渡河后必須集結鎮虜堡，又請調興仁堡之毛軍歸隊。

　　丁、（丙？）馬鴻逵除守中、金、靈沿河線外，一部集結石咀子。于學忠部仍在一條城附近準備渡河，現不明。

　　戊、以此判斷，對你們之敵現馬步芳、青兩部，又分散，又（便）于你們各個擊破，后東追之敵并不多，守甘、涼、肅之兵力亦不充足，最利你們各個擊破敵人，奪得甘、涼、肅根據地和打通遠方任務，這是你們獨立可能完成的。但是，兵力仍須集結梯次行進，后衛必須強大，相機消滅尾追之敵，更能完成根據地任務。

　　己、遠方正設法接濟你們，速調查甘、涼、肅以北地區可通遠方有幾條路，以何處可能最多速報。

　　庚、大局日益緊張，蔣利于我們速決戰，我們應調動其兵力持久之，在運動戰中滅敵，使敵疲于奔命時打擊之，以爭取政治勝利。你們須獨立完成打通遠方任務。

　　（發西路軍并軍委）

　　朱、張[12]

　　看見沒有，“奪得甘、涼、肅根據地和打通遠方任務”、“獨立可能完成……”、“你們須獨立完成打通遠方任務”，張國燾也一樣地“信心滿滿”——這不就是他孜孜于斯已久，認定可以“大顯身手”之所在么？不知數十年后的那些一驚一乍做顛覆學問乃至制造“陰謀論”者，在憤憤煽情“清算”中央乃至“罪魁禍首”毛澤東本人之同時，能否稍微放平心態，對此間的“朱張”和“徐陳”的往來電報作一公允考量。果能如此，那么他們一定會有更加驚人的發現——自己已處在令人同情的尷尬之中：當年那些被“委屈”者被“陰謀”者，正舉著“鐵證如山”的電文，左右開弓地朝這些“磚家”、“噱者”們臉上扇耳光哩……

　　“朱張”這一天的這個電報，為此間醞釀蹉商已久的“西進”決策過程，劃上了句號。

　　于是，也決定了“西路軍”的命運。

注釋

　　[1]《紅軍接近蘇聯的道路和時機問題（1936年6月29日）》，《毛澤東軍事文集㈠》第551～第55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2]《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388～第389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3]《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概要節錄）（193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毛澤東年譜（上）》第661～第662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4]《南京方面更有走向抗日的可能（1936年11月13日）》，《張聞天文集㈡》第194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5]《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節錄）（1936年11月13日）》，《周恩來年譜（1898～1949）》第330頁，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第1版。

　　[6]《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概要節錄）（1936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毛澤東年譜（上）》第661～第662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7]《中央書記處關于西路軍和紅軍主力行動方向致共產國際電（1936年11月13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8]《中共中央就迅速提供現金援助致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電（大意）（1936年11月13日）》，轉引自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1934～1937）》，《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新探》第323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9]《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關于提供款項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概要）（1936年11月12日）》，轉引自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國紅軍的一次嘗試（1934～1937）》，《蘇聯、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新探》第324～32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次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也從潘漢年電中得知，該款已到達上海。按中共中央指示，該款經西安送達陜北（轉引自《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407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0]轉引自《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407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1]《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46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2]《朱德、張國燾關于西路軍須獨立完成打通遠方任務致徐向前、陳昌浩并中央軍委電（1936年11月14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8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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