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之后兩個多月之后的時間，蕭子升在烏拉圭也去世了。在1921年的時候，兩人從親密無間的好友，逐漸分道揚鑣，隨后蕭子升加入國民政府，在國民黨內斗中，蕭子升被人陷害，1949年蕭子升去了法國，1951年去了烏拉圭，1955年，我國一個文藝團訪問烏拉圭，毛主席特意叮囑，聯系蕭子升，并希望他能回國，但蕭子升拒絕了，一個對毛主席青少年時期影響最大的人，最終所有的才學都浪費在了歲月的洗禮之中。
蕭子升這個人，估計大家知道的很少，他比毛主席小一歲，但卻是毛主席的學長，在20來歲的求學階段，我看了一下，毛主席與蕭子升、以及他的弟弟蕭三來往非常密切，大量的書信都是寫給蕭子升的，在一起的時候，吐槽天下大事，都是跟蕭子升說，反正是有啥說啥，蕭子升呢，你講什么，我都認真聽，性格極其溫和，因此被毛主席稱為“蕭菩薩”。
這種情況，其實現在的學生應該也深有體會，心里有話不吐不快的時候，總是盯住一個人去講，而聽的這個人呢，未必認同你的想法，但他就是愿意聽下去，聽完了還安慰你幾句，你突然發現，自己心情又好了。從1951年開始，能和蕭子升見面，毛主席就當面和他吐槽，見不到他的時候，就寫信給他。
1915年7月，22歲的毛主席給蕭子升寫了封信，文言文寫的，標題是《致友人信》，就談到國家的黑暗，不出來強人，怎么能挽狂瀾呢？然后列舉了古代仁人志士的做的一些事情，然后說出自己的苦悶，說自己從書本上得到的東西越來越少，而遇到的難以解決的問題越來越多，現在縱論天下的人太多了，但是嘴里的講的是堯舜，心里卻是紂桀的人亦多，甚是雜亂也！
1915年8月3日，又給蕭子升寫信，也是文言文寫的，大概的意思是講，現在通信困難，不知道能否收到，你現在是否空閑，愿不愿意去學校來教書，有個學校要國文主任，年薪兩百串，學校老師多是名賢，希望收到信后及時回音。
同年8月，又寫了封信給蕭子升，還是文言文寫的，大致講的是，沒有子升你，我有話都不知道和誰去講，近來我寫了一些文字，有空你幫我看看，此信中，談了一些中西方的哲學問題，還談到了基督教。
1915年9月，又給蕭子升書信一封，說到一些地緣政治，觀中國史，要注意四裔，后觀亞洲史乃有根，觀西洋史，當注重中西之比較，取于外而資于內也！地理者，空間之問題也，歷史及百科，莫不根此，研究之法，地圖為要。政治、軍事、產業、教育、宗教，無不在地理范圍之內，現在的學者并不了解，只是泛泛然看報章雜志，此所謂無系統者也。世界學，乃國際學也，他國人學之易，而吾國人學之難。
這封信寫的很長，大概說了一下關于地緣政治的自己想法，還說了對中外哲學書籍的看法，為什么要向蕭子升探討呢，因為蕭子升的父親也是留學法國的，蕭子升自己對國外的情況也很了解，但現在有個現實問題，國外有多種學說興起，但是他們自己的國人能理解，而搬過來教育我們的國民卻又很難。這大概屬于毛主席早期對西洋文化本土化的思考吧。
像這樣的信件非常多，幾乎都是和蕭子升有關，有的信件就是純粹的生活問候，有的是聊如何讀書的，有的是聊國內國際時事的，猶如當今的微信好友聊天，反正我心里想到了什么，我就要給蕭子升發一段文字或語音。比如1915年冬天一封信，寫到自己什么時候吃飯，什么時候晚自習，什么時候熄燈，看的是什么書，早八還要讀英文等等，也要和蕭子升講一下。
1916年的信件更多了，比如找蕭子升借書了，問蕭子升有沒有空去城外去旅游了，然后還說，你不要再給我書了，這些書要弄到齊，非二百金莫可。你的經濟又不寬裕，不要再浪費了。兩人見面之后，離開了，毛主席又給他寫封信，說現在下雨了，母親又生病了，本來想回去的，但路上烽火四起，又滯留了，聽到外面鳥獸悲鳴，不覺黯然淚下。
過了幾天，心情又好了，繼續給蕭子升寫信，描述城外好風光，有一種柳宗元寫的《小石潭記》的風格，隔篁竹，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今天信就寫到這里，明天我給你發出來，二十九日應該能到你那兒。
子升兄，12號我在湘潭給你寫了一封信，你收到了嗎？然后信中講了一些湖南軍閥的所作所為，這群人吞沒巨款、殘害無辜、摧殘教育、盜賣礦產、濫用私刑、敗壞風俗等等，這些軍閥還附和帝制，推袁世凱上臺，在此混亂之際，日本將會成為我國勁敵，國際局勢亦是大亂，德奧未敗，美國不愿意參戰，日美戰爭傳言已久，但非其必取之地，日本必然妄圖竊取我中原。
關于給蕭子升的信件就寥寥轉述這一些，要是編纂起來，都夠一本書了，我個人覺得蕭子升可能都會不耐煩了。我曾經也碰到這樣的事，有個人總是把我的微信作為備忘錄似的，他的想法，或看見了什么東西，或者有什么讀后感，總往我這發，我后來不回他了，也并不是說煩他，而是我沒有能力回了，有些事情得想半天，冒然就回復，那純屬于敷衍別人。蕭子升估計也是這樣，縱論天下大事，當天就回，一定是敷衍，等你思考了幾天，又忘記回信事宜了。
蕭子升在毛主席青少年時期如此重要，最后兩人怎么各走各的路，從此不再聯系了呢。因為蕭子升從內心到外表都是菩薩心腸，不喜歡討論什么革命的，他一門心思認定老百姓要教化就可以了。
另外他說無論什么政府，都會給老百姓帶來苦難，最好是不要政府。他認為，未來人類社會的發展方向必將是取締國家政府，而是依靠人與人之間的互助來實現自由與平等。
這個無政府主義是從哪里來的呢，就是他待在法國看到的，因此他呼吁國內也要廢除一切政府，但是他講歸講，根本沒人聽他的，你拿的是筆，別人拿的是槍。
毛主席對蕭子升說，“你的理想，1000年都實現不了！” 蕭子升則回復道，“如果過了1000年，理想社會就能實現，那也是值得的。” 后來毛主席去上海參加一大，喊蕭子升去，他說他不去，因為他不贊成革命，希望社會慢慢地改良，隨后他去了法國，在法國待了3年，在1924年學成歸國，并加入了國民黨。
在國民黨里也沒有被重用，反而被卷入了故宮盜寶案中，毛主席聽說蕭子升現在居然也搞貪污腐敗了，從此便不再與他聯系了，這事到了1949年之后，毛主席特地調查了此案件，最后得知，蕭子升是因國民黨內部斗爭，因而遭人陷害。
當下社會需要一記重拳而不是一碗良藥，蕭子升的想法太過理想化，或許一千年以后能夠實現，這就是當時毛主席的看法。蕭子升后來對自己的反思是這樣說的，“歷史對于革命派從來都是殘酷而無情，法國大革命便是血淋淋的教訓，我沒潤之那樣的魄力，或許這也是他總叫我菩薩的原因。”
1921年在上海的半個月，是兩位摯友最后一段共同的回憶，從此兩人再也不相見，即使1924年蕭子升回來了，兩人也沒見面，也沒有書信來往，兩位年輕時期的好友終究漸行漸遠。1976年，在毛主席去世兩個多月后，蕭子升也郁郁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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