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爾刷到一個網名叫“大鵬隨聊”的視頻,他的個人資料的自稱是“理解歷史與哲學,理解中國,理解西方,理解世界”。他自稱是40歲,說明是80后,根本就不了解前30年的歷史。
刷到他這個視頻的標題是“前30年窮是因為基礎弱嗎?”他聲稱要以“一分為二”的觀點來看。要以“理性辯證的方法去分析”,這表明他是運用哲學的辯證法來分析前30年的“窮”的原因。運用辯證法進行分析,一分為二地看待歷史,這無疑是一種科學的態度,理應如此。但問題是他宣稱自己是以“理性辯證的方法”,“一分為二”地去分析,而事實卻與他自己聲稱的觀點截然不同。只是口頭上說要“一分為二”,要“理性辯證”地去分析,在具體的分析上卻完全相反,僅以冠冕堂皇的言辭,根本就沒有尊重歷史,沒有真正做到“理性辯證”地分析,這樣勢必成為以訛傳訛的誤導言論。
下面先說說他對前30年的分析情況。他例出了一個提綱,把前30年分為三個階段,這個階段的劃分沒有問題。問題是對三個階段的講解嚴重失實。
他對前30年的說法是:第一個階段(1949—1956年)他認為正確的一面,這個階段他說得最多,他認為,1949年,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當時的基礎確實很薄弱,但他認為這個7年時間是一個光輝的歷史時代。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他對第二階段的評價是“艱難中還繼續發展”,這個階段是(1958年—1965年),對這個階段他的評價是,經歷了曲折,但認識到了問題,通過整頓,還是有所發展。
他認為很不幸是(1966年—1976年),這里他特別強調具體從1966年5月16日開始,到1976年。這種階段他的評價是“打亂秩序,搞運動斗爭”。他說,如果我們去對比世界上其他各國,主要是發達國家在干什么?在搞第三次工業革命。我們在搞運動和斗爭的時候,人家在快速的以計算機為主要標志的工業革命的發展,迅速的把我們拉到后面。所以,你去查數據的時候,這幾年我們是逐年在世界上的排名是下滑的。
然后,他歸納提出,你還會認為前30年的基礎是弱的嗎?言外之意,就非常清楚了。非常明顯,這個人是完全照搬走資派們的一套說法。即把56年以前進行極力抬高,而對后面的歷史采取虛無主義。以上這些是這個叫“大鵬隨聊”的基本內容的概括。
他口口聲聲要“理性辯證”地進行分析,然而,他所說卻是一種非常片面的陳詞濫調。首先,他的標題,邏輯上就說不通。他的標題以一個反詰句式,意思是強調前30年的貧窮并非是基礎弱。他根本就對什么是基礎都沒有搞清楚,前30年的基礎是1949年剛建立時的情況,至于說錯誤與基礎二者是沒有聯系的,基礎差不能否定,錯誤只能說是影響了發展的進展。要把基礎“一分為二”,分出個正確錯誤來,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情。這就說明他的邏輯是混亂的。
當然,重點還在于對前30年的分析上,他對第一階段的成績給予了肯定,但與后面完全形成反差,是不客觀的。他說解放之初的7年是一個輝煌的年代,而后面就是艱難的和“下滑”年代,這個說法不是理性客觀的。
當然1958年到1965年,他說是艱難中的繼續發展,有一定道理,但沒有說清楚當時為什么艱難的問題,實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當時中央為了加快推進建設速度,提出“大躍進”的口號,但有些卻行左實右,提出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搞起了糧食畝產幾萬斤的浮夸風,同時,當時提出建立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組織,有人就提出搞“大食堂的大鍋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和“一平二調”的共同富裕道路。二是三年自然災害,全國大面積的災荒,造成糧食嚴重減產。三是蘇聯的翻臉逼債,這樣使剛建立的新中國遭受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面對“浮夸風”,1959年,毛主席發現了這個問題,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這種現象后來得到了遏制。1964年,國民經濟基本恢復到了1957年的水平,這段時間的確是走了一段時間的彎路。
至于說1966年到1976年這一個階段,他說成是外國的第三次革命把我們“迅速拉到后面”,并得出我們在世界的排名“逐漸下滑”的結論。這個階段,只要不是政治站位,從事實上來說,這個時間是新中國建立以來的高光時代。雖然開展文革運動,但當時提出的口號是“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出現了熱火朝天的建設高潮。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要說人民的積極性不如建國之初的7年是不客觀的。文革運動實際造成的影響是1967和1968兩年,1969年,經濟建設進入了發展高潮。這里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的歷史史料來佐證,一是《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和周總理197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另一方面是外國人對這十年的研究結論。
先看周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是怎么說的,1974年,鄧小平為周總理主持起草的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是這樣說的:“我們超額完成了第三個五年計劃,第四個五年計劃1975年也即將勝利完成。我國農業連續十三年奪得豐收,1974年農業總產值預計比1964年增長51%。這充分顯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優越性。全國解放以來,盡管我國人口增加60%,但糧食增長1.4倍,棉花增產4.7倍,在我們這樣一個近八億人口的國家,保證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工業總產值1974年預計比1964年增長1.9倍,主要產品的產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長,鋼增長1.2倍,原煤增長91%,石油增長6.5倍,發電量增長2倍,化肥增長3.3倍,拖拉機增長5.2倍,棉紗增長85%,化學纖維增長3.3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個大中型項目。成功進行了氫彈試驗,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的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
再看看《中國共產黨的九十年》,這是國家領導人提出著述,并親自審定編寫工作方案,做出重要批示,給予編寫工作重要指示的中國公開出版的黨史著作。有一段話是對“文化大革命”這十年的概括總結:“在“文化大革命”這十年中,中國工農業總產值指數(以1952年為100),比1965年增長了133.54%,其中工業總產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長了181.7%,平均每年增長9.9%,農業總產值比1965年增長了51.2%,平均每年增長3.8%。”這些都是非常具體的數據。
2007年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有科學家把1978年以前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統計了一下,發現1966年—1976年,工業生產仍然繼續在平均每年超過10%的速度增長。只有1967、1968年稍微減少,分別為9.8%和9.9%,到1969年遞增16.9%,1970年遞增19.4%。上個世紀全球最大規模,最大成功的工業化是在中國,而同期世界增長速度是3%。
特別說明一下,這位叫“大鵬隨聊”的說到外國正在加速進行第三次工業革命,而中國在搞運動,搞斗爭,而被外國迅速把我們拉到了后面,并且排名“逐年下滑”。還用事實說話吧。
先說計算機技術,我國1958年制造出第一臺電子計算機和第一個晶體管,那時我們和美國一下子縮小12年,1958年,美國造出第一個集成電路,我國是1966年,與美國的差距縮小到8年,1973年,我國制造出第一臺臺式電腦,硬件完全是自己制造,與美國的差距縮小到3年,到1976年,我國開始小批量生產,美國只不過是大批量生產,說明差距已經進一步縮小。中國已經是僅次于美國的名副其實的第二大電子工業國家。
再說芯片技術,1972年,我國武漢電子元件三廠編寫的《光刻掩模版的制造》,中國光刻工藝起步,比美國稍晚,跟日本差不多同時起步,比韓國、臺灣早10年。1965年,中國科學院研制出65型接觸式光刻機,1970年代,中國科學院開始研制計算機輔助光刻掩模工藝。清華大學研制第四代分步式投影光刻機,并在1980年獲得成功,技術接近國際主流水平。那時光刻機巨頭ASML還沒誕生。可惜中國在1980年代放棄電子工業,導致20年的技術積累全部付諸東流。
從整個國家工業化來看,到1976年,中國已經擁有39個工業大類,191個中類,525個小類,是世界上唯一一個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全部工業門類齊全的國家。
沒有前30年的工業特別是高精尖技術的突破,哪里來的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包括運十、光刻機、直8、遠程轟炸機、大型驅逐艦、長城/曙光大型計算機、數字焊接系統等一系列高精尖科技項目的下馬?
這就是事實,而在“大鵬隨聊”嘴里,卻是被外國拉到了“后面”的國家,說明,他根本就是不尊重事實。要知道,西方工業化進程已經有了100—300年的歷史,而中國才從建國開始起步,科技方面建國之初是零基礎。沒有居前,哪來的被拉后了?這是叫“理性辯證”地看問題嗎?
事實上在前30年,我國的創造發明和世界水平的差距,也是和美國、蘇聯進行對比的,我國有些技術是超美的。我國的科技原創力,有的達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我國的航空航天工業、核工業、軍民兩用的“三線工業”、船舶工業等均位居世界第三。成為世界公認的第六工業大國和第三軍事大國。
評價歷史就要以事實為依據,尊重歷史,不能以政治站位而以唯心主義的態度搞虛無主義,這是和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原則相悖的 。這位“大鵬隨聊”,在個人資料里面自我標榜“理解歷史與哲學”,口口聲聲“理性辯證”地進行分析,而他說出來的東西卻是對自己的狠狠打臉,是對自己的一種莫大的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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