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一年的毛主席誕辰。每到這個日子總會有很多關于毛主席的紀念文章，有的歌頌他在革命戰爭年代的豐功偉績，有的贊嘆于他摔得粉碎的最后一搏。不難看出，隨著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不斷發展，過去數十年的的現代化路徑在創造了偉大的發展奇跡的同時，也造成了種種問題，隨著年輕一代的成長，“毛熱潮”早已到來。

　　近些年來關于毛主席的網絡話語已經扭轉了十余年前的烏煙瘴氣，毛主席在青年群體中愈發成為平等、公義與社會主義的代名詞。在這些年產生的各種“網絡左翼”群體中，以毛主席理論和話語為圭臬的群體也愈發壯大。我們當然要為了這股風潮感到欣喜，只有青年擺脫了冷氣，國家和民族才有希望。

　　不過也不得不指出，在這一風潮當中，把當時的思想、語錄、做法全盤當成今天的萬用神藥，認為萬事都可以通過訴諸經典來解決，是一種在思想風潮的發展中必然會出現，且需要警惕和思辨的傾向。誠如馬克思所言:

　　“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年代，人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給他們以幫助，借用他們的名義、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受人尊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場......由此可見，在這些革命中，使死人復生是為了贊美新的斗爭，而不是為了勉強模仿就得斗爭，是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務的意義，而不是為了回避在現實中解決這個任務，是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為了讓革命的幽靈重行游蕩起來”

　　對毛主席的崇敬是為了解決今天的問題，而不是以為個人的回答可以永久超越歷史。假如我們持有那樣的觀點，不止是與現實脫節，更沒有理解毛主席本人在建國后的長久憂郁——“解放以來，我沒有一天是快樂的”（記載于《毛澤東年譜》，1958年會見蘇聯大使尤金時所說）

　　這實在讓人震驚，作為偉大領袖，是什么讓他在革命勝利之后反而悲從中來不可斷絕？很顯然，對于一個在絕境中無數次拯救了中國革命的男人，現實的困難是嚇不倒他的，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又有什么可怕的呢？這種深層次的痛苦，恰恰來自于他的清醒，他的高瞻遠矚遠見卓識——這個偉大的導師已經預見了這套理論本身的系統性危機。

　　充滿了命運的嘲弄，毛澤東深入地參與到了這場理論危機當中，甚至激勵了無數東歐馬克思主義的“轉向者”。讓我們回到1956年，回到危機的起點——蘇共二十大。

　　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震撼了全世界，一時間全世界的共產主義者都要面對一個問題，昨天，斯大林還是偉大的領袖，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今天，他就是下流的小人，剛愎自用的懦夫，殺人如麻的魔頭了，那豈不是說明，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都活在謊言當中嗎？

　　進一步，號稱人類文明的高地，進步的典范，最為先進的蘇聯，享有巨大國際聲譽的蘇共，他們的領頭人居然長期是這么一個人，這是怎么回事？赫魯曉夫把問題都推給斯大林的個人道德，這根本不能服眾——那還讓這樣的人當領導這么多年，這不說明這是系統性地爛完了嗎？

　　根據深度參與了中蘇論戰的前新華社社長吳冷西回憶（見《十年論戰》），聽到了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我黨中央進行了緊急磋商，最終確定了批評斯大林的錯誤，贊美蘇聯成就，但不否定斯大林功績的方針，這一方針的直接結果就是著名的《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在寫出初稿后，毛澤東經過深思熟慮，最終決定加上一段話，從矛盾的角度，解釋為什么會出現斯大林的問題，這就是著名的“社會主義社會內也有矛盾”的論述。

　　毛澤東在這段話中強調，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矛盾是幼稚的，否認矛盾就是否認辯證法，社會發展總是在不同的矛盾當中進行的，舊的矛盾解決了，新的矛盾又會產生，即使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也不會每個人都是完滿無缺的，人們本身也還將有自己的矛盾，因此，人們之間也將還有斗爭，只不過形式與性質不同于階級社會，因此也會存在個人與集體的矛盾，斯大林脫離了集體領導與人民群眾，就是這一矛盾的體現。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進一步將這一論述發展為人民內部矛盾理論。

　　在任何一個熟讀恩格斯與毛澤東著作的人看來，這些其實都是簡單的關于矛盾普遍性的應用（這更多地是由恩格斯論述），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這一論述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激起了巨大的反響。

　　《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在國際上掀起了世界媒體的報道熱潮，各國，尤其是東歐國家的政界、學術界熱情地響應，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國官方報紙都進行了追蹤報道與長篇討論，波蘭、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國的社科院展開了關于這一理論的研討，部分人甚至將這一理論奉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這一理論影響力大的讓人感覺不正常。

　　人們不僅要問，不就是承認了矛盾必然存在，集體/社會與個人、普遍與特殊的矛盾永恒存在嗎？不就是承認社會主義社會還有矛盾嗎？即使斯大林時期不談，那這又不是什么大事兒，怎么會產生如此巨大的轟動？秘訣就在這一意識形態內部的張力之中。

　　筆者在《震蕩與徘徊——中國的計劃經濟與央地關系》當中，介紹了馬克思對計劃經濟的論述，在這里我們不妨再復習一遍，1867年，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

　　“設想有一個自由人聯合體，他們用公共的生產資料進行勞動，并且自覺地把他們許多個人勞動力當作一個社會勞動力來使用。在那里，魯濱遜的勞動的一切規定又重演了，不過不是在個人身上，而是在社會范圍內重演。......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

　　在馬克思這里，計劃經濟的特點與優點就在于個人與社會、局部與總體的統一：隨著生產資料歸于作為一個“類”而統一的全體社會成員公有，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達成了無縫的統一，人們就能超越自己的狹隘利益，自覺地用自己地勞動來滿足社會的需要。因此，社會不需要通過強制的手段與復雜的機關，人們自己就能知道自己的需要，就可以實現勞動有計劃的分配，即計劃經濟。

　　馬克思的這一觀點很大程度上是哲學的，誠如柯拉柯夫斯基在《馬克思主義的主要流派》所說（筆者認為這是目前哲學水平最高、最完備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專著，推薦讀者批判性閱讀）馬克思在這里持有個人與社會的“歸一論”。這種歸一論要求的不是“矛盾緩和”，而是矛盾對立的兩個方面最終完全統一。

　　就像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鮑威爾章中所做的批評，鮑威爾只知道利己主義與（為了社會）自我犧牲的矛盾，而看不到什么讓這兩個方面成為了矛盾，如果社會與個人，普遍性與特殊性達成了最終的統一，個人就是社會，那么社會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我為社會利益自我犧牲，在我眼里不過是左手倒右手的事情，沒有區別，這就完全構不成矛盾了。

　　我們也可以從《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等早期作品與《剩余價值學說史》等晚期作品當中找到明確的歸一論傾向，這部分就留給讀者自行閱讀。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在這里要求的統一不止是全面的，更是完備的、無縫的——“社會的需要”直接地是一定的使用價值（物對人的有用性），是由人的勞動生產出的各種不同的物，而不可能直接地是抽象勞動，這才有分配勞動的必要。因此，“魯濱遜的勞動的一切規定又重演了”，只能解釋為作為生產者的個體/部分，完全如同魯濱遜了解自己的需求一樣，了解社會方方面面的需要，一句話，局部與總體的完全統一。

　　同理，社會利益要想與個人利益完全構不成矛盾，也需要社會利益與個人利益達成完全的無縫的統一，左手倒右手，但凡倒騰時候漏了一點，那就不能說沒有區別了，一句話，社會與個人無縫的統一。

　　只有理解了馬克思主義的這個主旨，我們才能理解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這一毛澤東的“無心插柳”為什么對整個理論體系來說是“重磅炸彈”。如果普遍與特殊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馬克思基于自覺與完全歸一論的簡單計劃經濟體系就是不可行的，這無法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種萬金油片湯話糊弄過去。

　　恰恰相反，必須需要有一個政治國家作為強制的普遍利益的環節來外在的調控生產，正如列寧與布哈林所說，計劃經濟必然是具有暴力強制特征的。它也就不可能像馬克思認為的那樣完全、絕對地優于私有制下由價值規律與盲目性統治的市場經濟。因此，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理論，實際上否認了計劃經濟絕對優越性的前提——這成為了東歐修正主義經濟學者從實踐角度拆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大廈的起點。

　　總而言之，馬克思雖然以辯證法的觀點而著稱，但他關于矛盾的觀點和絕對的歸一論觀點存在著內在的張力，一旦點破這一點，就如同用針刺向由表面張力維持的泡泡，理論的自然發展就會如同水銀瀉地，七寶琉璃塔拆下來很快就不成片段。

　　這也誕生了人類歷史上的奇景——越是在50年代前以堅定著稱的東歐馬克思主義者，越是積極地發展這一理論，越是深刻地理解了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論述的重要性，就越會在60年代后成為修正主義者。當我們回溯奧塔錫克、科爾奈等著名的東歐“市場社會主義”理論家（科爾奈甚至晚年連這塊貞潔牌坊也不要了）的思想發展歷程時，我們都會發現一個共同的原點——正是毛澤東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理論。

　　奧塔錫克在他受毛澤東啟發所著的《社會主義的計劃與市場》當中，著重分析了社會主義社會內耗費的勞動與社會實際需要的勞動之間的矛盾。他指出，盡管生產資料名義上歸于全體社會成員所共有，但這僅僅保證了根本利益的一致，無法保證任何具體利益在任何具體時空都相一致。任何一個生產單位，都具有自己的一定獨立性，都具有作為局部的一定特殊利益，因此它必然或多或少地存在只顧完成下達的計劃而不顧社會/消費者實際需要的傾向。這種傾向只有在將他的利益與滿足社會需要相聯系，即交換（市場交換）當中才能解決。這一著作從理論層面徹底否定了計劃經濟的均一性，也指出了市場經濟的必然性。

　　以捷克斯洛伐克的經濟實踐為例，在總產值計劃與廠子福利與工資系數相掛鉤的前提下，由于總產值需要計入原料價格，出現了大量企業爭相使用最貴最沒必要的原料生產同樣產品，甚至故意加大損耗率，破壞生產以完成產值指標，這是祖師爺馬克思看到也會暴跳如雷的，畢竟，馬克思告訴我們，生產力發展的重要表現之一就是不斷地節約勞動，使得每單位相同產品內蘊含的社會必要勞動不斷降低，使得社會物質生活水平提高。

　　而匈牙利的科爾奈相較奧塔錫克更進一步，他不只是基于矛盾的定性的角度否定了計劃經濟，更進一步通過量化工具，詳細分析了這種矛盾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的表現。指出了由于預算軟約束與投資饑渴等等體制性、根本性問題的存在，計劃經濟的生產也是非均衡的，也是如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一樣存在著周期性的，甚至更糟。這種周期性根源于官僚協調機制內部系統性的總體與部分的矛盾（這種矛盾的激烈程度可以見筆者《震蕩與徘徊——中國的計劃經濟與央地關系》一文）既是無法消除的，又是高度非理性的。

　　整個故事在1985年，以一種黑色幽默的形式落下了帷幕，這一年，對現代中國經濟產生了巨大影響的巴山輪會議召開，科爾奈以他系統化分析矛盾的短缺經濟學觀點，從學理與政治的角度正面擊潰了對矛盾問題羞羞答答，嘴上說著承認，實際上沒有什么正經分析的中國“正統政治經濟學者”，推動中國制定了通往“有宏觀控制的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毛所激勵的“好學生”，以這種方式消滅了毛的一大片遺產，悲夫悲夫，嗚呼哀哉。

　　因此，與簡單的二元對立觀點相反，現實的歷史與思想發展的譜系往往是紛繁復雜的，人們永遠只能解決自己時代的、現實的問題，而永遠不可能超越時代給出永恒的答案——這在恩格斯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中已經有了非常好的論述了。

　　我們必須認識到一點，我們面對的不是“過去的仇敵”，而是在歷史的基礎上發展了的，從它的對立面汲取了大量知識與力量從而在歷史中獲得了勝利的，全新的現實與問題。如果沉迷于召喚過去的亡靈以解決現實問題，以為講一講語錄，萬事萬物向紅太陽問一問就有正確答案，那么驅逐過去亡靈的茅山道士也會追上來，只會是比巴山輪會議更加慘烈的失敗——至少當年的“正統政治經濟學家”還是能把書背的滾瓜爛熟的。

　　毛澤東的晚年是憂郁的，一方面，他足夠堅定，另一方面，他足夠清醒。他非常關注東歐的理論發展，如德熱拉斯批判先鋒隊變質的《新階級》等東歐著作對他的思想理論發展有重大影響。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他完全知曉東歐受他的理論啟發，搞出的“砸爛馬家村”的發展。他肯定也知曉就憑當時中國的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水平，幾乎不可能成功抵御這些，他的遺產要怎么交？只有天知道。

　　但是，毛的晚年也是充滿希望的，他的希望不在于廟堂之高，而在于江湖之遠，在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之中——在中國的青年，在八九點鐘的太陽身上，“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終究是你們的”，新事物戰勝舊事物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他失敗了，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的群眾，無數的中國青年，會撿起他的旗幟，再次將它搞搞舉起，以更高的智慧與勇氣繼續前行。

　　今天，歷史的責任在我們身上，歷史的任務在我們身上，我們不禁要問：我們是否盡到了我們都義務。

　　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不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什么值得吹噓的“目的”“絕對智慧”，恰恰相反，他會清楚的意識到它不過是一種方法、一種幫助我們認識世界的角度。因此當遇到全新的問題時，他決不會一頭扎進故紙堆，以為現實是什么修仙小說，越古越強。

　　恰恰相反，他當清醒地認識到，我們需要更多現實的智慧。舉個例子，筆者看過許多“左友”在網絡爭論中大談特談控制論在計劃經濟當中的運用。可是筆者問這些左友是否真的了解啟發格魯什科夫等人的控制理論，答案就很難說。簡單來說，控制理論起源于以微分方程形式分析系統響應特征的方法，理解需要具備基礎的數理知識，比如微分方程、卷積的理解與使用，Z、L、F這些基礎變換，時域頻域分析，畫伯德圖耐奎斯特圖等等，都是控制領域的基礎知識。一個人不懂這些是不可能理解關于控制論的內容的。如果只是想靠說著自己壓根看不懂的東西來辯經來贏贏贏，那在筆者看來既無法為現實做出任何貢獻，實際上也無法說服任何人，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里面無限共振發癲。這并不是進步。（很不幸的是在當今的高校學生當中，這種情況屢見不鮮）。

　　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指出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無產階級是隨著先進的生產力發展而不斷壯大的，因此不同于各種中世紀破碎化的階級身份（隨著生產力發展不斷萎縮），他從本質上能把握更先進的生產力，負擔起歷史進步的任務。

　　然而本質與現實從來隔著鴻溝，必須要人的努力才能在上面架起橋梁。所有馬克思主義者今天都要問自己，我真的理解現實嗎？我是看到一個問題之后就下意識的把自己的意識形態模版復制黏貼完成一次方便的批判，還是認真地學習，磨煉自己的技能，去不斷地把握一些新的東西——即使這些新的東西與我一開始的意識形態不符。

　　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不應當崇拜任何理論，就像馬克思所說“辯證法不崇拜任何事物”。恰恰相反，他能夠認識到任何理論都存在內在的矛盾，也必然存在著發展與滅亡，因此誠如盧卡奇所說，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是方法，而它的一切具體結論都可以拋棄。必須向前，必須向前，停滯就是死亡，流水不腐戶樞不蠹，革命的精神只有涌流，才能不被時代拋棄。

　　就比如前面說到的問題，即使馬克思提出的基于自覺的簡單計劃經濟模型是不可行的，這也不意味著整套理論的方法沒有價值，恰恰相反，通過引入斯拉法價格體系等新理論，我們完全可以對其進行類似數理馬克思主義學派的發展（即使筆者本人并不贊同這一理論，但這總是好的嘗試）。

　　對于實踐問題，我們對于現實的經濟組織與其相互關系的理解同樣非常不足，在經濟關系空前變動的今天，我們還能拿老的理論解釋一切嗎？筆者的朋友們寫了茫茫多的平臺經濟，一個個高屋建瓴，恨不得用上最炫最酷最洋的分析，最強的哲學智慧，就差把鼻子揚到天上去了，但是很少有人真的去一趟外賣站點的晨會，聽一聽大家都在干什么，哪怕只是聽一聽看一看騎手、平臺、站長各方之間交織著勞資、血緣、同鄉、暴力等等關系，互相制約的復雜博弈網絡，真正把這些問題寫出來（哪怕只是皮毛）的文章，筆者也只能搜到寥寥幾篇。

　　這么一個對于再生產的穩定性如此重要的復雜機制沒有人研究，那這左在哪里了？進步在哪里了？“大學城左翼”、“香檳左翼”都已經不足以概括這種狀態，而是壓根與現實不相干，真正的活在自己的世界中的“懸浮左翼”。

　　今天毛主席能帶給我們的力量中，最重要之一就是面對現實、回到現實。我們不妨回看青年毛澤東，回看那個恰同學少年，自然而然獲得威望成為學生領袖的毛澤東，躬身實踐，做出了著名的尋烏調查的毛澤東，在各種意識形態當中不斷求索取舍的毛澤東，在東方的地平線上躍出的新太陽——毛澤東。

　　如果我們沒能負擔起來時代的責任，用“正確的理論”麻醉自己，我們對不起的，恰恰就是拖著病體，隔著時空，在城樓上向我們揮手致意，永遠在我們身邊，對我們有無限希望的毛主席。

　　是的，東方的紅太陽不止是憂郁，而且他永遠離開了我們。

　　但金色的太陽仍將照常升起，照耀著這片我們熱愛的土地。

　　這太陽，是我，也是你。革命已死，革命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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