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嚴重威脅，世界歷史進入看不起中國人的時代。這種悲慘和屈辱是曾經長期獨步世界的中華民族所不能忍受的。于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便成為中國近代歷史的主題。

然而，又由誰來承擔這一使命呢?封建地主階級領導中國創造了昔日的輝煌，但是此時的它已經形同僵尸槁木，只能靠依附帝國主義茍延自己的生命。讓它來領導民族復興，顯然是北轅適楚一類的笑話?？抠Y產階級嗎?其中的大資產階級已經投入帝國主義的懷抱，而民族資產階級則先天不足、力羸氣餒，雖屢受帝國主義欺壓卻不敢與其進行徹底的決裂。辛亥革命的最終失敗，五卅運動后期民族資本家的妥協，都是活生生的史實。

中國的現實和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都在告訴人們：在資本主義已經形成世界體系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已經失去在剝削制度內(無論是封建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解決民族復興問題的機遇。民族獨立必須與人民解放聯系在一起，沒有人民的解放，就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必須與人民幸福聯系在一起，沒有人民的共同富裕，就不可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國家富強。由此可見，這樣的歷史重任只能由人民自己來承擔。也就是說，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也是億萬人民實現自身根本利益的事業。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人民的主體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中國工人階級是一個年輕的階級。即以五四運動前后而論，中國產業工人的總數大約在200萬左右。他們盡管人數不多，卻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是近代中國最進步、最有生氣的階級，而且相當集中。當時在上海、天津、青島、武漢等大城市，都分別聚集了十幾萬到幾十萬的產業工人。他們除了勞動力一無所有，又備受欺壓，淪落在城市底層，比西方工人階級的境遇更加凄慘。同時，他們中間的絕大多數出身于農民，與農民有著割不斷的親緣關系。而數以億計的農民則是舊中國一切民族災難的最大承擔者。近代以降，騎在他們脖子上敲骨吸髓的，除了封建地主以外，又添了一個帝國主義和一個買辦勢力。而西方列強的入侵和軍閥混戰，則直接破壞了農業生產。進一步加重了農民負擔，失去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廣大農民只能苦苦地掙扎在死亡線上。歌劇《白毛女》中的楊白勞，就是舊中國農民命運的真實寫照。存在決定意識。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受剝削、受壓迫的共同處境及其親緣關系，決定他們必然產生聯合起來改變現存秩序的樸素要求。

問題的答案是明確的：誰能夠站在這兩大階級一邊、充分調動起廣大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偉力，誰就能擔當起民族偉大復興的使命。然而，歷史已經證明，這樣的政治力量是不可外求的，她只能從人民中產生，從人民中最先進的階級—工人階級中產生，這就是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是當時中華民族最為優秀的兒女。他們在共產黨成立之前，就確立了以身許國、以身許民的初心。“吾將公之天下，使四萬萬人共得而仆之”，周恩來在青少年時期發出的這一錚錚誓言，可以說是那一時期中國先進分子的共同心聲。五四運動以后，他們逐步認識到，要像俄國人那樣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就必須把主要依靠對象由青年學生轉向工農大眾。1920年4月，陳獨秀在上海出席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時，熱情稱贊“社會上各項人，只有做工的是臺柱子”，“最有用最貴重”。同年5月1日，在李大釗的組織領導下，何孟雄等人在北京街頭舉起了“勞工神圣”、“五一節萬歲”的旗幟。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以后，更是致力于組織和領導工農進行群眾性的斗爭。大革命期間，我黨領導的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如暴風驟雨，給帝國主義、官僚買辦、地主豪紳以沉重打擊。但是，那個時候，我們黨畢竟還處于幼年時期，關于工農大眾的歷史地位問題，黨與工農大眾的關系問題，怎樣去依靠和服務工農大眾的問題等等，還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黨內不少同志對這些問題的實際重視程度和認識程度，與革命形勢的發展還有較大的差距。1927年國民黨右派的反革命政變，使得我們黨的這一弱點暴露得更加明顯。黨的八七會議在總結大革命失敗的教訓時，曾經明確指出：“中央沒有積極支持和領導農民革命運動，而受國民黨領袖恐嚇猶豫的影響，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動政綱來解決土地問題”。至于黨的地方組織，脫離群眾的現象也是時有發生的。例如，1928年1月，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分軍隊在湘南發動起義，但是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執行錯誤的“左”傾政策，損害了人民群眾利益，致使工農革命軍在國民黨軍進攻時無法在當地立足，不得不向井岡山轉移。

困難和挫折教訓了我們：要保持并不斷增強黨的先進性，團結和帶領人民把改造中國的偉大事業勝利推向前進，就必須依據中國的特殊國情，創造出一套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群眾理論，并使之成為全黨自覺采取、主動應用的思想形式。于是，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思想的產生就成為歷史的定勢。

二

80年前《為人民服務》的發表，標志著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思想在總的理論命題上的正式確立。經過此前積累和此后不斷發展，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思想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在這個科學體系中，蘊涵著豐富的本體論、認識論、價值論和方法論的內容。

本體論要回答的是世界上最本真的事實是什么的問題。就社會歷史領域來說，最本真的事實肯定是人類的存在。離開了人，這個宇宙中的一切事物都將失去意義。而人類自分化為階級以來，在總人口中，剝削者是極少數，勞動群眾則是絕大多數。剝削者必須依賴廣大勞動群眾而存在，而廣大勞動群眾則不必依賴剝削者而存在。廣大勞動群眾的物質生產活動是人類社會得以生存、發展的最為基礎性的條件。而在政治、文化領域，廣大勞動群眾歷史首創精神的每一次迸發，都極大地推動了社會進步。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毛主席明確強調：“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3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這也就是說，在階級社會，廣大勞動群眾的存在，才是最本真的事實。1944年1月9日，毛主席在給平劇《逼上梁山》的編導楊紹萱、齊燕銘的信中指出：“歷史是人民創造的，但在舊戲舞臺上(在一切離開人民的舊文學舊藝術上)人民卻成了渣滓，由老爺太太少爺小姐們統治著舞臺，這種歷史的顛倒，現在由你們再顛倒過來，恢復了歷史的面目，從此舊劇開了新生面，所以值得慶賀。” (《毛澤東年譜》第2卷第491-492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不難看出，這一重要論述的意義已經遠遠超出了文藝領域，它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人對英雄史觀、貴族史觀、救世主史觀等唯心史觀的斷然否定，是捍衛人民本體地位的鏗鏘誓言。

認識論要回答的是人和最本真的事實之間的關系問題。具體到黨的事業中，就是要回答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關系問題。毛主席認為，這在總體上是一種相生相成的關系。他說：“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6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離開土地，種子便不能生長;沒有蔥蘢的綠色和燦爛的花朵，土地自然也失去了生命。但是，在這種成對的規定中，人民是主要方面，是上帝，是真正的英雄、真正的銅墻鐵壁。為此，毛主席諄諄告誡全黨：“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工人階級給的，是貧下中農給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廣大勞動群眾給的。我們代表了無產階級，代表了人民群眾，打倒了人民的敵人，人民就擁護我們。共產黨基本的一條，就是直接依靠廣大革命人民群眾。”(《毛澤東年譜》第9卷第20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這就明確了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是被委托方和委托方的關系、仆人和主人的關系。問題的另一面是，盡管共產黨人是人民群眾的公仆、是勤務員，但是絕不意味著共產黨人在人民群眾那里只是一種純然被動的存在。在毛主席看來，共產黨人在當了人民群眾的學生之后，還要去當人民群眾的先生，教育、武裝和提高人民群眾;在融入人民群眾當中、做人民群眾一員的同時，還要動員、組織、領導群眾，去為他們的利益而進行偉大斗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明確指出：“除了我們的覺悟，無產階級先鋒隊的覺悟之外，還有一個人民群眾的覺悟問題”，“對于中國人民腦子中的落后的東西，我們要去掃除，就像用掃帚打掃房子一樣。”(《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3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他多次告誡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要站在群眾運動的前列，不要當小腳女人，不要做群眾運動的尾巴。

價值論要回答的是社會事物之間的利益關系問題。一個社會事物不可能獨立自足地實現自己的價值。它必須在與其他社會事物的聯系中，讓自己的潛在效能或本質力量在對方實現以后，才能確立自己的價值。那么，共產黨人價值實現的對象在哪里?就在最廣大人民群眾一面，就在于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0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由于最廣大人民群眾是社會歷史的本體，是推動社會歷史進步的主體，站在人民群眾一邊，就是站在歷史進步一邊;為人民服務，就是創造正面的價值;“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當然，“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壓迫人的人去死”，也不能說沒有價值，但是由于價值對象的反動性、腐朽性，那種價值只能說是負面價值或者反價值，因而也“就比鴻毛還輕”。(《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04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為了實現共產黨人和人民軍隊價值的最大化，毛主席在長期的革命、建設進程中，親自樹立了一批為人民服務的模范人物。他于1939年撰寫的《紀念白求恩》，實際上回答了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服務所必備的精神品格問題;1963年的題詞“向雷鋒同志學習”，實際上是向全黨全軍和一切先進分子發出的踐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動員令。而雷鋒同志說“什么是幸福?為人民服務是最大幸福”，則是在實現自我價值以后，由心底升騰出來的高峰體驗。這種崇高的幸福感，是腐朽倒退的人、狹隘自私的人所永遠不能獲得也永遠不能領會的，恰如夏蟲不可以語冰一樣。

方法論要回答的是人怎樣去認識和把握最本真的事實的問題。具體到共產黨人，就是怎樣去把握和踐行為人民服務宗旨的問題。概括地說，就是要走毛主席為我們制定的群眾路線，即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路線。它要求我們拿起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武器，時時省視自己，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改正錯的。它要求我們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對于群眾的柴米油鹽問題，小孩子讀書問題，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的問題，許多人生瘡害病的問題，“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當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使群眾從這些事情出發，“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進而“接受我們的政治號召，為革命的勝利斗爭到底”。(《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8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它要求“我們的一切為群眾的工作都要從群眾的需要出發，而不是從任何良好的個人愿望出發”，當群眾還沒有覺悟的時候，“我們就要耐心地等待”，同時積極啟發群眾覺悟。(《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12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它要求我們把黨的政策原原本本地交給群眾，變為群眾的行動。“群眾不愿干的事，我們硬要領導他們去干，其結果必然失敗。當著群眾要求前進的時候，我們不前進，那是右傾機會主義。”(《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20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它要求我們注重調查研究，按照實際情況決定工作方針。而要做好這件事，“第一位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必須反對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反對欽差大臣滿天飛。(《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789、791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它要求我們實行民主集中制，“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在這個過程中，要“采取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的方法”，“從許多個別指導中形成一般意見(一般號召)，又拿這一般意見到許多個別單位去考驗……然后集中新的經驗(總結經驗)，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導群眾。”(《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00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時下有一個流行政治詞語，叫做“頂層設計”。應當說，這個詞語也是可以用的，但要做出正確的解釋，也就是必須明確其群眾路線的內涵，否則，就不能完全排除干部群眾的誤解，從而給實際工作帶來某種程度上的被動和失誤。

以上四個方面，概括起來就是：人民是主、人民做主，忠誠事主、好生侍主。它們之間相互滲透、彼此轉化，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形成了一個有機的異常完美的結構。正是這種特定的結構，使其具有強大的理論功能，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從勝利走向勝利。這就是我們說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思想是一個完整的科學體系的根本依據。

三

為人民服務的思想體系在整個毛澤東思想的博大精深的體系中，居于核心的統領的地位。它的創立和發展，絕不是偶然的歷史現象或文化現象，而是有其堅實的理論基礎、文化基礎和實踐基礎。

其理論基礎就是唯物史觀以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無產階級政黨與人民群眾關系問題的具體論述。例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411、413頁，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1871年，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總結巴黎公社的經驗時指出：無產階級的政權應當是“社會的承擔責任的勤務員”，“服務于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1891年，恩格斯在為《法蘭西內戰》所寫的導言中，又特別強調巴黎公社為“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而創造的兩條寶貴經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100、55頁，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1905年，列寧強調：社會主義者的寫作，“不是為飽食終日的貴婦人服務，不是為百無聊賴、胖得發愁的‘一萬個上層分子’服務，而是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為這些國家的精華、國家的力量、國家的未來服務。”(《列寧選集》第1卷第666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917年12月，列寧指出，十月革命的根本意義就在于“從資產階級手里奪取了政權，并把它交給了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列寧選集》第4卷第364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面對十月革命勝利以后經濟異常困難的局面，列寧提倡蘇維埃的各級組織和領導干部開展社會主義建設的競賽。其中的重要一項就是“看哪里為窮人建造新的好的住宅、安置窮人住進富人的住宅、按時供應窮人家小孩每人一瓶牛奶等方面做的最多”。誰在這方面做得好，就把誰提拔上來，因為只有這樣的干部才能“在群眾的支持下拯救俄國，拯救社會主義事業”。(《列寧選集》第3卷第383頁，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所有這些，都為毛主席創立和豐富為人民服務思想提供了思想指導或理論啟迪。

其文化基礎就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的民本思想。例如， 《尚書·晩書》強調：“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五子之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泰誓中》)管仲主張：“王者以百姓為天”。(《韓詩外傳》)孟子提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墨子認為：“愛天下之百姓”，是天道、是禹湯文武的王道。(《墨子·天志上》)柳宗元指出：“夫為吏者，人(引者注：實為民，為避李世民諱使然)役也。”(《送寧國范明府詩序》)鄭板橋則公開聲明：“凡吾畫蘭、畫竹、畫石，用以慰天下之勞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題畫·靳秋田索畫》)毛主席自青少年起，就通過苦讀打下了深厚的國學功底。中華傳統文化中的這些民本思想的精華，無疑是他后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觀念鋪墊，是他創立和發展為人民服務思想的文化助力。

其實踐基礎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斗爭。早在革命戰爭年代，無論是在硝煙戰火中還是在根據地建設中，中國共產黨人都在以各種方式努力探索、忠實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就黨的組織來說，如在革命根據地實行人民當家作主，打土豪、分田地，減租減息;就共產黨員來說，如1935年發生在湖南沙洲村的“半條被子”的故事，如此等等，不勝枚舉。投之以桃，報之以李。蘇區人民灑淚“十送紅軍”，沂蒙“紅嫂”用乳汁救活我軍傷員，數百萬群眾用手推車“推出”淮海戰役的勝利，這一樁樁、一件件，無不感人至深。試問，中國歷史上有過這樣與人民群眾血肉相連的政治組織嗎?沒有，從來沒有過。毫無疑問，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思想正是黨和人民這種雙向實踐的經驗總結和理論升華。大家都知道，在群眾理論的建設上，毛主席比以往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要豐富得多、完備得多，個中原因就在于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建設歷程比以往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經歷的要艱難得多、嚴酷得多、復雜得多、曲折得多。我們不但要同外部的兇頑敵人做斗爭，還要同黨內違背群眾路線的傾向做斗爭。在這種斗爭中，如果有一刻或一次脫離人民群眾，就有可能招致難以逆料的失敗。這也就是說，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我們黨與人民群眾的結合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對于人民群眾意志和作用的體驗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1964年，在有關同志談到學習毛主席著作時，毛主席說：“《毛選》，什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毛澤東年譜》第8卷第329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23年版)盡管一個甲子過去，這些剴切、深沉的話語仍然像晨鐘暮鼓一樣震撼我們的心靈。

四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用馬克思主義的高遠眼界觀察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依據時代主題、社會主要矛盾、階段性歷史任務的變化，忠實繼承并創造性發展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思想，創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就是新時代的為人民服務思想。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堅持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思想，踐行習近平總書記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必然要碰到一個如何對待資本的問題。

有人說，既然搞市場經濟，就應當以資本為中心。可以斷言，人民群眾大抵不會贊成這樣的看法。資本是什么?說白了就是賺錢的本錢。馬克思早就科學地指出：資本的本性在于增殖，在于永無休止的擴張。也許正是因為它的本性如此，才成為市場經濟不可或缺的要素。即使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能回避資本問題。有誰見過沒有資本的市場經濟呢?但是，我們的市場經濟既然冠以“社會主義”的定語，那就表明它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性質根本不同的兩回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是以資本為中心，一切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安排都是圍繞資本進行的。而在我們中國，對于資本則不能有這樣的放縱和嬌寵，原因就在于我們的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我們發展生產的目的在于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而非資本的擴張。為此，我們一方面要支持、保障資本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又要防止資本的野蠻生長和無序擴張。這恰如我們對待水一樣。水的本性是“因地而制流”。沒有水是不行的，所以我們要涵養水源;任其泛濫也是不行的，所以我們要治理水、管控水。

當然，“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們把資本比作水也是有缺陷的。顯而易見的是，資本無序擴張要比洪水泛濫的危害大得多。如果任由資本尤其是國際資本和買辦資本無序擴張，任由它們去主宰一切，那么人民群眾的一切經濟、政治、文化的權利都將得而復失，像富士康虐待中國工人那樣的事情，衡陽老板賄選人大代表那樣的事情，某房地產商在網絡上公然嘲弄困難群眾那樣的事情，就會成為社會的普遍現象，中國就會重新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社會，哪里還談得上什么民族復興呢?必須坦坦蕩蕩地亮明我們的旗幟：在社會主義中國，黨是領導一切的，資本當然也不能例外。在為各種資本創造良好經商環境的同時，也要對它們進行分類指導和管控：對于外國資本，要告訴它們，須學會入鄉隨俗，遵守中國的一切相關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配合中國的發展大局，起碼要做到不干擾中國的發展大局;對于買辦資本，要告訴它們，在依法為外資辦事的同時，也要為中國的發展做些好事，起碼不能像許家印那樣專干掏空中國的壞事;對于民營資本，要告訴它們，你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建設者，要像瑞兆激光公司那樣努力成為“聽黨話、跟黨走”的企業。只有這樣，才能保障廣大人民群眾之于資本的優先地位，才能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把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落到實處。

然而，這樣的道理并不是黨內所有同志都能明白的。例如，有的領導干部從來不提為人民服務，而大講為納稅人服務。這是極不妥當的。

據說，這種論點的依據是：政府機構、公共設施、國防力量等等，無一不是依賴納稅人的稅款。既然納稅人“養活”了國家，國家就應當為納稅人服務，就應當多交稅多服務、少交稅少服務、不交稅不服務?？梢?，所謂為納稅人服務，就是為有錢人服務。依據我國的現行稅法，對農民免除農業稅;低收入人群亦免稅;征稅自月收入5000元起，稅率為3%;以后依收入級差而漸次提高，月收入85000元以上的稅率為45%。不難看出，按照為納稅人服務的邏輯，中國人口的大多數恐怕都要被打入不服務、少服務的行列。這顯然是十分荒唐的。其實，這種觀點并不是中國人的什么發明，不過是拾新自由主義的牙慧而已。它的要害在于僅僅把“納稅”作為邏輯的起點，從而斬斷了有錢人所納之稅與其他方面的廣泛而復雜的聯系。這在邏輯學上叫做詭辯，在哲學上叫做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比如說企業主所納的大額之稅，是他的腰包里生長出來的嗎?不是，而是來自資本獲取的剩余價值。既然來自剩余價值，那么歸根結底就是工人們的血汗。工人們付出了血汗，怎么就不能享受服務呢?再說數以億計的農民。國家取消農業稅是為了減輕農民負擔，鼓勵農業生產，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古人說得好，“使天下無農夫，舉世皆餓死矣。”廣大農民付出辛勤勞作，讓包括有錢人在內的全國人民有飯吃，這個貢獻還不大嗎?怎么就不能享受服務呢?退一步說，即使是那些失去勞動能力的人，作為我們的同胞，也不能剝奪他們享受服務的權利。據《漢書·文帝紀》載：漢文帝劉恒曾給大臣們下過一道詔令，大意是說，當此春和之時，草木眾生都在享受生命的快樂，而百姓中的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卻沒有快樂，有的甚至已經到了死亡的邊緣，這種狀況還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和體察。你們這些為民父母的能無動于衷嗎?請你們議一議救助的辦法。對待那些失去勞動能力的人，我們共產黨人總不能連古人都不如吧?總之，在現時的發展階段，我們共產黨人既要為多納稅的人服務，也要為少納稅、不納稅的人服務。而后者，由于在經濟上處于弱勢，更需要我們把服務的熱情和舉措向他們傾斜。作為共產黨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應當高舉為人民服務的旗幟，而不必把為納稅人服務這樣的口號時時掛在嘴上。

有道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如今，我們比以往任何一個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越是接近這樣的目標，我們遇到的風險、挑戰、陷阱就越多，我們就越是容易懈怠、容易迷失初心、容易走上歧路。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莊嚴宣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國共產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與人民休戚與共、生死相依，沒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從來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這是振聾發瞆的警策，全黨同志須臾不可以忘卻;這是人間正道的指南，全黨同志步步不可以偏離。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如期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愿景。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