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辜鴻銘講論語》筆記

(之一)

劉潤為

　　在中國近代史上，辜鴻銘是一個特殊、復雜而又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他幼年西渡，飽受西方文化熏陶，卻對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持激烈批判的態度;他熱忱地向西方宣揚中國的儒家文化，同時也把一夫多妻、婦女纏足之類的癰疽當作寶貝炫耀;他是一個真誠的愛國主義者，但是他為中國富強開出的藥方卻純屬北轅適楚之類……

　　朋友知道我對辜鴻銘有興趣，便在今春送我一本《辜鴻銘講論語》。書是新的，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2022年第18次印刷。出于對朋友一番好意的尊重，也出于進一步了解辜鴻銘的需要，我撂下其他不打緊的事情，用了差不多兩個月的時間把它讀完。

　　求實地說，辜鴻銘講《論語》，其信達雅的程度并不高，就整體而論，既不如古之朱熹，也不如今之楊伯峻先生等人。當然，自古至今，誰也不敢說自己對《論語》的所有解讀都是準確無誤的，這位辜先生的問題在于在不該出錯的地方卻出了不少錯。比如“禮”，他一律釋為“文學藝術”或“藝術”。當然，在春秋即孔子時期，“禮”確實包括大部分文學藝術，但它又不止于文學藝術，而且其主要功能也不是審美，而是建立和維護特定的統治秩序。又如，他把“巧言令色”中的“令色”釋為“舉止優雅”，也是不確切的。孔子的原意應當是“裝出來的”或“做作出來”的“舉止優雅”。這和今天人民群眾嘲諷某些善于作秀的官員、學者為演員、影帝的意思差不多。

　　這本書的優點也是顯而易見的：

　　一是經常把中西的相關文化對照著進行講解，從而開闊了人們的眼界。比如在講到中國人“寧靜祥和”的心態時，引述了英國浪漫主義詩人華茲華斯《丁登修道院》(國內一般譯作《丁登寺旁》)中的一段詩句。它的好處是除了讓讀者對“寧靜祥和”的心態有更細膩的體會外，還從一個側面領悟到中西文化間也有相通的一面。

　　二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聯系實際。比如在講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時，作者做了一番很有意思的發揮。這段話是用文言寫的，出版社的編輯又做了基本準確的翻譯。為了節省讀者的時間，這里直接引用翻譯過來的白話文：

　　曾國藩回復劉印渠(引者注：當為蔭渠，即劉長佑，湘軍將領，曾提出乘日本維新未成之機擊滅日本的方略)的信中說：“自從王安石因為講求利被正人君子所指責詬病后，后來的君子之人全部躲開理財的名聲，把不牽涉財產有無、多少當作高尚的事情。實際上，解救危機、報效國家，絕不是坐在那里空談清貧能做到的。”葉水心(引者注：即葉適，南宋官員、學者，以重功利之學聞名)曾經說：“仁人君子不應不通曉理財”，實在是適用古今的通論。我認為理財當然不可以不講，但是看現中國所說的理財，其實不是真的理財，只是爭財罷了。從實際上來說，我國講理財幾十年了，真正得到了財富的，只有洋商、買辦、富豪、資本家了。以前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認為：今日中國想要通曉理財的道理，必須加上一句，官官，商商。因為現在的中國，大半官商勾結一體，密不可分，這也是天下百姓幾乎都成為餓殍的原因了。《易傳》曰：“損上益下，謂之泰;損下益上，謂之否。”只有真正領悟這句話，才能明白理財的本質。

　　應當說，這段話很是切中晚清的一種時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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