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家鑫死了，南京彭宇案的法官應該作陪——“藥八刀”的殘忍冷酷是精英文化結出的果實

　　佛家講究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對很多人很多事我現在都恨不起來，也憤怒不起來。除了同情之外，只是感嘆世事無奈，人力渺小，看著他們在掙扎，你卻無能為力，這多少會讓人有些沮喪。救不了人心，也就救不了這個世界。一個“私”字，將大多數人都卷入了煩惱的漩渦，私是“自我”的眷屬，有“我”就有“私”，“無私”則“無我”，而現在那個教人們要“無私無我”的菩薩卻被有些東西妖魔化為魔鬼；而將“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小崗精神奉為圭臬的人卻被樹為“懂人性”的賢達。看著那些所謂的佛子、居士，一邊背誦著佛經、曲解著佛意，一邊奉持著強調“自我”的個人主義，難不成真如佛祖所預言——末法時代，邪師說法，如恒河沙？對于此情此景，佛也只能眼淚以對。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思念清涼世界，試圖重建社會“和諧”，但一邊以私有化強化社會的私欲以物欲推動社會，一邊卻妄圖讓大多數人安貧守道無欲無求，“南轅北轍”的行為必然導致“事與愿違”的結果。想要和諧其實也很簡單，兩個字而已，一個“公”字，一個“平”字——“公”與“私”背，“平”了“分別”。以公有制為基礎，縮小貧富差距，彌合社會裂痕，這既是救急之策，也是治本之方。只是所有的人都在利益之中，沒有人能跳出個人利益之外來做決策罷了。牢騷多了點，還是回到標題上吧。

　　萬事萬物都有自身的因果，一旦要追根溯源，誰都是無辜的，真正的罪惡總是某個群體的“共業”。人是環境的產物，沒有誰一生下來就殘忍好殺，冷酷殘忍的性格是由冷酷殘忍的文化環境塑造出來的。那么藥家鑫生活在怎樣的環境之中呢？一句“農村人很難纏”，就回到了全部的問題。“農村人”、“鄉下人”、“農民工”等等......,總之是“沒身份的人”；與之對應的則是“城里人”、“白領”、“教授”、“鋼琴教師”等等......，都是一些“有身份的人”。在藥家鑫的意識里，他應該算是與“農村人”相對的那個群族，是“懂禮貌”、“不難纏”的“謙謙君子”，當他的刀殺下去的時候，他意識之中只是在結束一個“麻煩”，在他的意識里“農村人”是不算人的，他的刀捅的不是他的同類，是一種意味著“麻煩”的“難纏的”東西。如果他撞倒的是他的同學，比如就是那個號稱“要是我我也殺”的女同學，那么藥家鑫很可能是不會動刀的，他也許會急著送她醫院。這就是“我”與“非我”的區別。那么藥家鑫這種意識是怎么來的呢？當然是他的生活環境所賦予的，他的父母，他的老師，他的同學，他周圍的一切，這些東西共同塑造了“藥八刀”對“農村人”的冷酷。從事后他父母的表現來看，他們確實也是認同“農村人很難纏”這個觀念的，所以事發之后他們求神拜佛，到處搞關系，從CCTV到公安大學，能燒的香都燒了，能求的“神”都求了，就是不去看看受害者的父母親，不去求求受害者的親人，其實將心比心，如果一開始就去求張妙的親人的話，也許會得到諒解的，這個可能性遠遠比請李玫瑾他們論證“激情殺人”的概率高。對于一個從小就將孩子往“精英堆”里送，花偌大代價讓孩子學鋼琴，他們頭腦中那種“上等人”的概念可能是根深蒂固的，“優秀”、“人上人”等標簽是他們這類人追求的目標，藥家鑫也許只是傳承了他父母的這種觀念罷了，所以藥家鑫的死，他的父母有很大的責任；另外，從事發之后藥家鑫學校和同學的表現來看，他們同樣具有強烈的“上等人”意識，他的那位小師妹脫口而出的正是他們那個群體的肺腑之言，“還記車牌，要是我我也捅”，這鄙夷的語氣活脫脫的就是當下社會精英們的嘴臉。所以，藥家鑫頭腦中的“上等人”意識，精英意識，“農村人很難纏”的意識，其實都是他生活環境澆灌出來的果實，藥家鑫生活環境中的每一個人都是有罪的，他的父母，他的老師，他的同學，CCTV白巖松們、公安大學李玫瑾們，那些所有他認可的“同類們”，他們骨子里對“農村人”的鄙夷，他們對“下等人”的蔑視，最終塑造出了藥家鑫這個冷酷殺手——對社會“下等人”的冷酷無情。藥家鑫這樣的人其實很多，特別是在那些深受精英思想洗刷的小資們，他們內心的那種“上等人”意識，是很容易讓他們變成“藥家鑫”的。

　　而南京彭宇案的法官，他之所以有罪，是因為他將“碰瓷”、“難纏”這個信息強化到了極限，并讓全國大眾從內心里生出了恐懼，社會道德被他的一紙判決突破了底線。司法不公將是今后群發事件的主要誘因，“維穩”的領導們如果不牢牢的盯住“不公”這個根本原因，那么我們就只能眼睜睜的看著大廈慢慢傾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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