藥家鑫案再次印證了“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和“精英不靠譜、貪官靠不住！”　　

山西陽泉 平民作家 閻建生　　

藥家鑫一案其實很簡單，簡單到根本不需要動腦筋就可以分清其中的是非曲折，甚至根本不需要浪費司法資源，讓一個傻子判案都不會判錯，但卻在若大的中國鬧得沸沸揚揚，那么，這個再簡單不過的殺人案件，何以引發這么大的爭論？最根本的原因是公眾對司法腐敗的不信任，對無良精英滿口噴糞的人神共怒，對各路撈人貪官的共同還擊。毫無疑問，按照現在的法律標準，以藥家鑫的行為，就是讓幼兒園的三歲小孩兒斷案，也會依照常識——殺人償命，判處其死刑的，而且藥犯領此死刑既是罪有應得，也應該是沒有爭議的，但人們擔心藥家鑫有特殊的背景，法院會做出不公正的判決，所以才引起大家的關注。近些年來諸多交通案件，強勢的一方呼風喚雨，甚至操縱或封殺輿論，這一切都讓百姓對司法極度的不信任。歸根結底，藥案是社會矛盾的縮影。　　

圍繞藥案本身論壇上已經探討論述得淋漓盡致了，通過藥案從發生到法院作出一審判決的全過程，都印證了毛主席早年說過的一句話：“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同時印證了特別是時代一個顯著特點：“精英不靠譜、貪官靠不住！”　　

一、藥家鑫一案云集的兩類人——卑賤者和高貴者　　

在藥案中公眾以及社會精英的表現可以分為幾類，第一類就是數量最大的，就是堅決要求判處藥家鑫死刑的，這些人應該是普通階層的百姓——就是本文所說的“卑賤者”群體，他們痛恨特權階級，如果寬恕藥家鑫，無疑會引發這一階層的不滿。　　

    第二類是不希望判處藥家鑫死刑的——即本文中所指的“高貴者”，如果說“高貴者”都是藥家雇傭的槍手，可能有點不現實，藥家的勢力再大、經濟力再充沛，動員這么大的力量、這么多的精英同時通過各路輿論和各種手法挽救其撞人之后見人家未死又殺人八刀的兒子，也是不大可能的。我認為這些人中，又可以分出二個類型來：一類是類似于愚公移山中的“智叟”式人物，他們本質也不是太壞，主要出發點是悲劇已經發生了，判決應該最大限度減少悲劇，而不是簡單的殺人償命。殺死藥家鑫不如挽救藥家鑫，殺死藥家鑫對受害者毫無益處，比藥家鑫危害更大的戰犯經過改造還變成了對社會有益的人，何況一個由于沖動，無知，缺少愛心，不正常的教育造就的藥家鑫？不過這類人沒有想到的寬恕藥家鑫對法律帶來的傷害，以及公眾對司法和政府的越發的不信任。說到底，這幫人其實因為事不關已，屁股沒有坐在張妙家的立場上，沒有從張妙26歲被撞后又被扎八刀死亡，以及張妙留下的二歲半兒子和年輕的丈夫和年近六旬的父母的終生痛苦出發，說的話難免無關痛癢，不過高談闊論而已，如果張妙是自己的女兒或妻子，這幫人通常是會暴跳如雷、高喊千刀萬剮的。 　　

第二類人中的另一類，就是所謂的精英和貪官了，因為他們可能案發前也不認識藥家什么人，但案發后，百分之百通過什么途徑認識了藥家，最可能的途徑就是孔方兄了，這是特別是時代一個最顯著的特征：拿人錢財替人消災。所以，這個群體雖然來自五湖四海，但就在孔方兄調集下，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踐踏法律、踐踏正義、踐踏生命、踐踏卑賤者這個目標，走在一起了。于是，高貴者——精蠅磚家和貪官——所謂的高貴者們，就在中國舞臺上，借藥家鑫一案演出的一幕幕愚蠢至極、昏招迭出的丑劇。　　

二、高貴者們昏招迭出，把本來有一線生機的藥家鑫判了死刑　　

1、上CCAV　　

CCAV，一個國家的喉舌，全國最大的電視臺，CCAV，本來應是一個全民尊重和信賴的TV，但由于多年來的制假造假，睜眼說瞎話，毫無良知，在中國人民，甚至在全世界人民眼中都已是聲名狼籍，連前總理朱镕基都認識“都是用來胡說八道的”（這話是朱镕基說的，朱镕基稱自己現在每天都看CCAV新聞聯播，就看看他們胡說些什么東西），一些不學無術的磚家叫獸在上面胡亂點評，殺人是彈鋼琴習慣動作，而這期間，幾乎所有的媒體都把鏡頭對準了藥家鑫，CCAV更是對藥家鑫痛哭的鏡頭多次播放，那些主流視頻網站（也可以稱為主流廣告網站，因為現在中國的視頻網站廣告比電視臺的要長，這也是中國特色吧）也是成天以藥家鑫痛哭下跪為標題擱在那首頁上。誰關注過受害者張妙？看那意思她不過一普通小老百姓，死了就死了，無所謂？藥家鑫痛哭，這也能叫標題？把誰關那里面準備判死刑誰他媽也哭，他哭是因為后悔嗎？他后悔是后悔殺人嗎？不是！他那是害怕死刑，他那是后悔自己被逮住了，假設他沒被逮住，他殺人后心里會有一點悔意？他會流一滴眼淚？一個攜帶長刀開車撞人后殺人的大學生，你希望他在道德層面上后悔痛哭，這是不可能的。媒體的關注對象也反映了中國人的奴性和階級性，中國人的犯賤，中國人一向喜歡討好更有權勢的階級，要不廣州地鐵上的老外不會這么囂張的。但保藥方的策劃卻忽略了民眾對CCAV的蔑視，調動了自以為是重器的——CCAV，能少花錢嗎？這殃視一秒鐘的廣告費是多少啊？他們替錢云會說過話嗎？替馬家爵說過話嗎？沒有！這就是淪為利益集團小三的CCAV。藥家原本寄望于能造勢的預想完全落空，不但落空，而且造成了反效果，節目一徑播出，不但造成了反藥方的強烈抵制，而且更帶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反效果：很多不知道藥案的觀眾知道了有這么一回事，這其中的相當部分立即加入了反藥方的陣營，真的是偷雞不成蝕把米了。　　

   2、磚家烏鴉嘴　　

   身穿警服的磚家本應是全民信賴和尊重的賢人達仕，但今天基里巴斯國的磚家名聲之臭已家喻戶曉，由李磚家一經出口，彈琴說立即招來滿天的炮火， 這一下又陡然增加了反藥方的力量，卷入口水激斗的人更是人山人海了，人們把對這些年來對禍國殃民的磚家的憤怒一下子噴發出來，對磚家的恨化成了對藥必死的民聲要求，原本指望磚家的權威能夠鎮住民眾甚至引導民眾走上“理性分析”的道路，結果事與愿違，賠了夫人又折兵。試問，這李磚家替23歲的大學生馬家爵說過話嗎？說過，那么，這頭母驢是如何說的呢？“當他與別人發生沖突時，他就這樣隨意地輕易地置人于死地。當他意識到自己犯了罪的時候，他就希望趕快死，在這個過程當中，人生觀才是他無情感反應的必然原因，也是他真正的殺人動機，而不是貧窮。” 對22歲的大二學生藥家鑫殺人，李教授曾通過記者提問說：“這8刀僅動作就要持續十幾秒，他在被害人的呻吟中如何完成這一行為過程？他為什么沒有‘不忍’的感受？”解釋藥家鑫故意殺人，李教授用的理論是：“在很多心理不成熟的人當中，他往往是把人只看做一個不良的刺激物，他覺得只要把這個人做掉了，這個刺激物就消失了，他卻不明白生命背后的東西是什么。”　　

    3、問卷調查弄巧成拙　　

    審判的時候，法官居然以發問卷的方式來征求意見影響宣判結果，在場400多旁聽的絕大多數是西安音樂學院的學生，農民少的可憐，這問卷什么效果也就不用多說了，這法官如果不是貪官，那是誰都不會相信的，你為什么不調同樣數量的農民或張妙家的親戚參與問卷調查呢？是真的太愚蠢了，還是什么原因？問卷調查本來是個好點子，但細節設計太粗糙，太張揚，偏坦太明顯，結果又成了激起人民憤怒的導火索，不但沒起到至關重要的預想作用，反倒又成了以勢壓人的把柄，越發激起了人民的斗志，誓將藥犯送上路不可。　　

4、校友狂言加速了死亡進程　　

對同學的同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須以高技巧高水平的文字修飾技術把它展現出來，  天知道保藥方的女將如此腦殘至極，口不擇言，直白到了昏天黑地的地步，非但沒有鼓起保藥方的志氣，反倒給反藥方送去了槍炮子彈，真真正正成了蔣氏運輸大隊長，這一仗怎能不敗？　　

    5、元旦歌舞MV的故意流出昏招之極　　

家鑫在元旦歌舞MV上的表現可以看出是很鎮定和緊強的，這樣的視頻是在高墻鐵壁中拍攝的，非一般人是不可能明目張膽地端著機子在邊上拍的，它能流傳上網也決不是個人的一時興起，應該也是一招，意在展示一個才華非凡的青年形象，可是，策劃團隊根本沒有作認真的市場分析，就糊里糊涂急燥操作，同樣是預期作用沒起到，反倒又增添了民眾的仇和恨，社會高壓快到爆鍋的地步。　　

6、裝窮。藥案發生后，藥家父母先是裝窮，到張家本來是賠情道歉，求得人家原諒的，結果一副窮酸樣，先是掏出兩萬塊，后來又從另一個地方掏出一萬塊錢，這哪是救人原諒的樣子？這也就算了，第一次接觸嘛，難免考慮不周，但此后的事情演繹得讓人瞠目結舌，甚至讓同情藥家的人也扛起了追命大旗：藥家的律師竟然明明知道藥父母的究里，卻信口雌黃，什么下崗職工、自由職業者，殃視甚至還把一幢破樓的六層展示給觀眾：這是下崗職工藥父母的家。其實，早在殃視和藥家律師胡說八道之前，人們就陸續知道了藥家的底細：藥父哪是什么下崗職工、自謀職業者，原來是西安某廠的軍代表，正團職，享受副師級待遇。這個策劃可謂是蠢招中的蠢招，一副為富不仁、不官不仁的形象躍然紙上，更回激起了民眾的反感和抵觸。　　

7、一審判決后的賠償問題　　

一審判決后，張妙一個年僅26歲的生命，挨了車撞又挨了八刀死于非命的生命，法官判出的民事賠償金只有45000塊錢，張妙的丈夫只是說了句賠償太少考慮上訴的話，藥家這個時候抓住張妙家屬說四萬五賠償太低的話語（的確也太低），大肆描繪張妙家屬的貪得無厭的臉嘴來丑化張妙家屬，以獲取民眾的同情，打算順理成章的在二審時活動活動然后改判，就不被輿論反彈。這一點上他們算對了，的確論壇上逐漸顯露出對藥家的同情，輿論呈現反復了，原因就在于此。但是，藥家和藥案的策劃團隊卻沒有算好有利于自己之后，下面一步怎么走，或許藥家鑫一家人本來就是這個德行，強勢了就不饒人。藥家鑫殺人我估計就有這種強勢不怕人的心理存在。針對當時的張妙，藥家鑫是屬于絕對的強勢的，所以當時他殺一個下位者，他覺得跟殺一條狗沒啥區別。在輿論出現有利情況下，本來就不占理的藥家父母一時得勢就應該放下身段，主動的去和受害方接觸、賠償、取得諒解，以低調的姿態悄悄的處理好二審的事宜，但是藥家太得意忘形了，以為再進一步就能把張妙家屬打倒在地永不翻身了，不依不饒的組織槍手持續的攻擊本已受害者家屬，使其受傷的心理雪上加霜，他們算錯了農村人也是有尊嚴的，不是所有的人都會在錢面前低頭的。這下，張妙家屬干脆就不要這點錢了，而且我們能看得到，藥家這個時候就算想拿錢和解，張妙家屬已經沒法收這個錢了，不要說四萬五，哪怕是一百萬的誘惑，張妙家屬就算看著動心了，估計也沒法食言去取了，雙方都被逼到了真正的死角上！　　

總之吧，一連串的昏招迭出，把本來尚有一些生機的藥家鑫送上了斷頭臺。　　

三、卑賤者們堅守道德和法律雙重底線，同樣把藥家鑫判了死刑　　

在藥家鑫一案中，最無助、最無奈的要算是張妙的家人了。王輝，張妙的丈夫，一個年輕的普通農民，無論是政治資源還是經濟力量，根本沒有能力跟藥家過招，絕對請不起CCAT做節目，請不起貍霉盡說人話，請不起400大學生聽一審（即使請得起，法院也不會同意苦主家去那么多人旁聽），更請不起一個以無良精英和貪官污吏為陣容的策劃團隊。據媒體報道，他們家請的律師是張妙的本家，叫張顯。里里外外也就這位姓張的律師和張妙的丈夫在忙乎這個力量懸殊的中國特色官司。但從張家對本案的處理過程看，卻顯得“卑賤者”最聰明，他們在道德上，不吵不鬧，不怨不艾，既不向藥家索要多少錢財，也不向說客們低頭彎腰，一句“不要帶血的錢”，決不在“帶血的錢”上簽什么刑事諒解書，這就讓道德上占盡了上風，盡顯了中國農民不卑不亢、不向強權屈服的頑強個性。法律上，他們始終堅持刑法規定的量刑原則，堅持讓殺人者償命。而且，在本案目前為止的全過程上，顯得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特別是一審判決出來后，他們面對法官的45000元賠償判決，一紙放棄賠償的申明，一句“我們農村人并不難纏”的聲音同，讓我們看到了久違的民族精神和人民氣節。說句良心話，張家的策劃團隊，再次印證了毛主席的科學論段：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　　

是的，高貴者最愚蠢，卑賤者最聰明。張妙死了，一個無助的弱民，死在藥家鑫的激情下，留下一個牙牙學語、每天追問“媽媽是不是被人殺了？”的可憐孩子和一個溫馨殆盡的破敗之家。而那些把自己標榜的無比威嚴與正義的大蓋帽們，卻沒能給這個孩子和不幸家庭送來一絲陽光與溫暖。相反，卻在他們受傷的心靈里無情地撒了一把鹽。為了金錢，有人出賣了法理與自己的靈魂，他們是這個世界上最無知、最愚蠢、最骯臟的人。然而，我們終于看到，一個農民揮起了他有力而正義的巨手，給了這些無恥叛逆們一記響亮而正義的耳光！　　

讓我們再觀一遍張顯博客的全文吧，這擲地有聲的申明，就是六十年前用手推車把共產黨從平山推進北京城的農民們最真誠、最真實、最頑強、最堅定的聲音：　　

今天下午，我們到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闡明了我們不會上訴，支持判決的立場。現特向大家說明我們的立場和意見如下：　　

1、對于西安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刑事判決，我們表示支持和感謝；　　

2、對于民事部分，雖然我們認為有不合理之處，如：死亡賠償金、張妙父母的贍養費屬法律之規定，應當支持的卻未支持。現在我們需要重申我們的一貫立場：不愿接受帶有血的錢，不愿要藥家鑫家的錢。所以，我們對民事部分不合理的地方放棄上訴；　　

3、就判決書中藥家鑫應向我們支付四萬五千余元的賠償，我們也放棄向藥家鑫的追要。要求藥家鑫用生命為他的行為來贖罪，雖然，藥家鑫父母對我們淡漠無情，但我們還是考慮到對方的未來。我們自愿放棄法院所判給我們的民事賠償，留給藥家鑫父母的養老。　　

最后，我們想對藥家鑫父母說：我們農村人并不難纏！你們應該低下你們高昂的頭！　　

訴訟原告人：王輝(張妙丈夫)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張平選(張妙父親)　　

訴訟代理人：張顯　　

共同訴訟代理人：許濤 　　

　2011年4月25日　　　

我們再來看看張妙家屬棄藥家鑫民事賠償的策劃，是多么的聰明之舉吧：　　

首先，這一招的確高明，不過這都是被藥家及藥家的槍手們——高貴者們風刀霜劍相相逼迫的結果。事件開始到現在，我始終沒有在任何論壇上跟隨潮流發表過任何意見。但我密切持續關注這個事件的熱情沒有消退。縱觀整個事件，藥家父母和這個家庭的策劃者的確是失敗之極！失敗之極！且不說教育孩子的方式導致藥家鑫撞人、捅人的必然這么帶主觀猜測的事情，就說事件發生到現在，他們一錯再錯的處理方式，用愚蠢之極形容是決不為過的。　　

一審結束之后，民眾心中的怒火得以平息。其實那些喊打喊殺的民眾，他們和張妙家也好，和藥家也好，既無冤無仇、也無親無故，當初一片倒的要求判處死刑，本就是以藥的死作為對這個社會不滿的發泄口而已。在沒判決之前，有多少人會以為藥真的會被判死刑？不相信會判決死刑是因為對這個社會的特權階層已經死心！當死刑判決真的下來之后，民眾的怒火得以發泄，冷靜之后才發現，自己原本就不恨藥家鑫，恨的是藥家鑫代表的特權階層。既然藥已經被判決死刑了，潛意識里面，已經把藥排除在特權階層之外了，這個時候就轉而同情藥的死刑判決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輿論出現有利于自己的情況下，正確的做法應該是放下身段，主動去和受害方接觸、賠償、取得諒解，以低調的姿態悄悄的處理好二審的事宜，可是藥家卻得意忘形，不依不饒的組織槍手持續的攻擊本已受害者家屬，以論證其子的殺人理由成立：農村人難纏，使張妙家屬受傷的心理雪上加霜。在這種殘酷得近乎于瘋狂的情形之下，張妙家屬干脆就不要這點錢了！于是，我們看到張顯和王輝的擲地有聲的申明：　　

1、不愿接受帶有血的錢，不愿要藥家鑫家的錢，民事部分不合理的地方放棄上訴；　　

2、放棄向藥家鑫的追要判決書中藥家鑫應該支付的四萬五千余元的賠償。　　

3、雖然藥家鑫父母淡漠無情，但考慮到對方的未來，自愿放棄法院所判給的民事賠償，留給藥家鑫父母的養老。　　

4、我們農村人并不難纏！你們應該低下你們高昂的頭！　　

四、“卑賤者們”為藥家救藥開出的處方，比高貴者們的集體智慧不知道高明多少倍　　

從理論和法律上講，保藥本來是有很好的上層基礎與現實環境的，勝算很大，但結果是導演們剛愎自用，演員們無恥無良，過分低估了民眾的影響力，根本不了解老百姓的情感思路，結果導致了今天的萬分被動之局面，正確的套路應該是：　　

    1、放棄CCAV造勢平臺。平臺本身已失去公信力，再加上前面已有一個惡評連連的李剛痛哭劇，觀眾已反感，就算平臺沒有問題，翻拍舊戲也是失敗，太迷信CCAV了，豈不知此臺的導演早已江郎才盡。　　

    2、放棄磚家。中國的磚家早已臭滿了長安大街，那怕你穿了身虎皮，民眾們更不鳥你， 所以請磚家不如請預寫講稿的“群眾演員”。　　

    3、問卷調查本來是一著妙棋，設計周全，作用巨大， 因為這也是一種民主，可惜貪官們知識淺薄，只信蠻力，不信民力，細節設計太粗糙太漫不經心，痛失一局好棋。正確的作法應該是學生民眾人數均等，填寫問卷不要放在庭審上，而是應該事先安排考場，學生一方不用多費心，結果不會出差，對民眾一方應該不怕麻煩不怕工作量大，實行一對一的面試型問卷調查，比如，考場就設某室內，主考方先對答題者進行約談，談完再寫卷子，這樣一來，就算民眾中仍有頑固者，但絕對會出現一半以上的完美答案，民眾總歸是民眾嘛，不可能個個刀槍不入，屆時再在庭上宣讀問卷，豈有后來的的口舌是非？ 　　

    4、嚴控網上保藥黨的言論，發現問題馬上解決，還讓人家進去截屏，真是馬虎至極， 保藥黨紀律性太差。正確作法是學校組織親情轟炸團，隔三差五地去張氏家送溫暖，從藥案發生到一審作出判決，正好是秋收春種，其中還有五大節日——圣誕節、元旦節、春節和元宵節，以及清明節，音樂學院的老師和學生們排著長隊到張家幫助秋收、秋種、秋耕和春耕、春種，幫助張家安排節日生活，大娘大爺親閨女，打掃衛生加做飯洗衣，特別是利用好清明節，全院師生排著隊給張妙燒紙上香、吹打（這還是音樂學院的長項呢）超度張妙亡靈，好言好語加豐厚財物(實際上這個花費僅需數萬而已)，只要堅持五六個月，絕對可保張氏一家意志消存，斗志全無。  　　

5、元旦歌舞MV，這種純碎刺激人犯紅眼病的東西，怎么能流傳于網絡上?! 簡直是豬腦子，網絡上“卑賤者”成群，“紅眼病”患者結隊，你這不是讓人添堵讓招恨嗎! 正確的做法是小范圍高級別的圈子中傳看一下，堅定大家保護人才保護精英的信心就行了，是內部補藥不能外傳的。　　

6、音樂學院既然樂意做救藥團隊急先鋒，不妨在張妙二歲半的兒子身上做做功課：一，送一架幼兒學習用的鋼琴，派一名絕對頂尖的鋼琴老師教琴，甚至可以私下保證：此兒到16歲時，可提前入院成為特招專長生，難不成張家真的難纏到不顧及失去母愛的幼兒的將來，非得一命頂一命才甘心？　　

    由此看來，藥家的策劃團隊真是糟糕透頂了，既不了解中國國情，也不曉得百姓心情，愣往貪官、精蠅、磚家身上找出路，而貪官、精蠅、磚家呢，又是一群成事不足、敗事有余的狗東西，他們唯錢是瞻，唯官是從，早已墜落成“喪家的資本家的泛走狗”，哪能承擔得起救人于斧鉞之下、拯命于刀槍之間的能力和智慧呢？昏招齊出，糗事連連，泱泱一個強大到無限的精英貪官陣容，不敵西安偏郊一農民，讓藥家鑫在翻盤之際判成死刑! 真正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通過藥家鑫一案，還讓我們再次觀瞻了精英磚家和貪官們的本事：成事不足，敗事有余，充分說明了這樣一個真理：精英不靠譜，貪官靠不住！依靠精英治國治黨改革維穩，就像藥家依靠殃視、歪嘴和尚、無良磚家一樣，遲早是要出事的，而且一旦出事就不再是藥家這樣屁事，而是國運關天、黨運關天、民運關天的特等大事！　　

附一篇網文：《不要把專家學者太當回事》　　

冼巖　　

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最大區別是：由于研究對象的不同，社會科學無法像自然科學那樣依據理想設計進行實驗，并得出一般性結論。由于無法有效控制社會實驗的條件，社會科學的結論只能來自對所采集社會現象樣本的抽象與概括。換言之，自然科學理論的運用適于演繹法，可從一般性結論推導出具體結論；社會科學理論本質上是歸納法的產物，只具有概率意義。　　

由于社會實驗無法排除“其他因素的影響”，因此任何社會科學結論都只是對某一特殊現象的提煉和概括，是針對性結論而不是一般性結論，它不能自動適用于“同類現象”。這就是不管50年前還是現在，西方“普適理論”進入中國總是步履維艱甚或碰得頭破血流的原因。　　

由于無法根據將影響因素充分簡單化的理想條件來進行實驗，社會科學的每一對象都是獨特的，無論是理論所賴以產生的現象還是理論將要被運用于其中的對象。社會理論概率意義的大小，取決于它搜集同類樣本覆蓋率的大小。但即使理論的適用率達到80%，你所要面對的問題也可能恰恰就屬于另外的20%。何況對概率的估計其依據也只能是得出結論時的樣本數量，而時間會不斷制造新的樣本。　　

因此，社會科學理論的有效性十分可疑，它完全達不到類似自然科學的那種有效性。自然科學對人類的意義是指導性的，它可以直接作為人們行動的依據；社會科學理論卻只具有借鑒意義，它只能作為人們采取行動時的參考。既然是參考，兼聽則明，顯然多方參考、參考不同理論而不是只迷信一種，才是正確的態度。　　

雖然社會科學理論在適應性和有效性上與自然科學不可同日而語，但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專家們往往夸大自己理論的適應性與有效性，混淆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本質差異，以“科學”的名義要求人們給予其相當于自然科學的信任。這種過分僭妄，在社會科學專家學者們自己所倡導、營造的所謂“尊重知識、尊重專家、與國際接軌”等話語氛圍下，已經被視為理所當然。　　

為什么專家學者都喜歡提倡“與國際接軌”？除人所共知的原因外，這里面還有不為人知的奧妙。既然社會理論其實只能作為一種參考，那么人們認識和行動的主要依據只能是對認識和行動的對象本身信息的了解；結論的高下優劣，取決于這種了解的深度和廣度。專家學者無疑比一般人更了解理論，但他們未必比一般人更了解對象本身，未必更了解生活、了解社會。例如經濟學家顯然比其他人更懂得經濟學，但他們未必比其他人更懂經濟——理論與理論所試圖折射的事實是兩回事。在對人們認識和行動的主要依據即對象本身的信息了解上，慣于端坐在觀念象牙塔中的專家學者，比之時時處在第一線的其他人，并沒有優勢，甚或還有劣勢。提出“與國際接軌”，就可以化解這種在具體情況了解上的劣勢。“與國際接軌”的言外之意是：普通人的日常經驗不能作為認識與決策的依據，只有專家學者從書本看來的、誰也沒有切身體驗過的“國際成功經驗”才管用——這樣，話語權和主動權就被牢牢掌控在知識精英手中，盡管其實他們并不配。　　

知識精英是以知識為業的人，他們的主要優勢不是對認識和決策的主要依據——客觀事實——更了解，也不是他們的意見、建議更有效，而是由于他們擁有一整套知識體系的支撐，能夠較快形成一種整全性思路；當他們把知識系統當作一種話語系統時，他們對自己意見的表述，能做到更有力。因此，他們真正擅長的并不是找到正確答案，而是為某種既有觀點辯護，為某種具體利益代言。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媒體總是追捧專家學者，在許多問題上傾聽他們的聲音——媒體追逐的不是內容，而是形式；不是意見的中肯有效，而是表達的強勢有力。　　

同樣原因也使得決策者針對知識精英的咨詢，成為方便的選擇。決策咨詢的目的，是打破決策者本身的視野局限，聽取更多不同聲音。由于受咨詢的對象有限，能夠快速形成整全性思路且能賦予它一種強勢表達的知識精英因而成為首選。　　

專家學者的表達強勢得益于兩大法寶，即統計數據和經典理論，分別對應于人們常說的事實論據和理論論據。雖然這兩樣東西看起來很具“說服力”，但在大多數情況下，它們其實只具表達意義而不能對具體判斷構成實質性支撐。專家學者大多腦子里裝滿各種觀念，這些觀念在面對具體問題時就成為有色眼鏡，常常會左右視線，遮蔽事實。因此，專家學者的優勢只是在建立抽象的理論模型方面；當面對具體事實時，具有常識經驗的人從切身體驗得出的判斷，常常優于專家學者從觀念導出的判斷。　　

就統計數據而言，專家學者常常是從觀念得出結論，然后再尋找統計數據的支撐，以取代對具體信息的了解。在統計數據面前，掌握具體信息的人往往會自慚形穢，認為自己了解的只是片面，專家學者的數據才代表全面。其實，事物包含多個方面，認識事物也可以有多個視角。從不同視角出發，可得出不同的統計數據，導向不同結論。針對具體事物的不同結論，都有可能找到數據方面的支持；這些數據其實往往只是有利于某一結論，并不足以支撐某一結論，更不足以排斥其他結論。只有在變項數量被限定的假想狀態下，統計數據才可以作為構建模型的磚瓦，而對結論提供確切無疑的支持。但在專家學者有意無意的誤導下，統計數據在對具體事物的判斷上也成了不容置疑的論據。這在當下中國尤其是一種諷刺：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統計資料的基礎十分脆弱，其真實性十分可疑，自相矛盾的地方屢見不鮮，而且這一點常常被專家學者們用作質疑對自己不利證據的理由。　　

就經典理論而言，其基本結論實質是對理想狀況的假設和描述。借用蕭伯納的話說：它唯一的毛病就是它從來沒有被實施過。現實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社會科學的經典理論，不可能標準踐行于經驗世界，而只能在觀念世界中自圓自洽。例如，世界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百分百的自由市場、自由主義政治或社會主義社會。理論描述的，并非是現實世界本身，而只是認識世界的工具或參照系，它與現實的差距因時因地因對象而有異。因此，當試圖將經典理論作為一種論據而不僅僅只是一種參照時，必須服從嚴格的適用條件與適用范圍的限定。但在專家學者的話語霸權下，經典理論已成了可以獨斷乾綱的普適性論據，就像萬金油一樣被到處貼用。　　

社會領域內的每個對象都是獨特的，因此對每個獨特對象本身的了解程度，才是決定認識和決策優劣高下的關鍵。在這方面，能夠與對象長期相處、互動的第一線人員具有先天優勢，他們的缺陷往往只是不慣于作宏觀或抽象思考，因此易被專家學者在話語上、表述上壓倒。當他們也習慣了宏觀和抽象的視角時，無論在認識、決策還是對認識、決策的表述上，他們都將占據優勢。反之，知識精英的優勢基本上只是一種表述層面的優勢，他們在對對象的具體認識上往往具有劣勢，因為他們的思維易受囿于各種既有的抽象性結論。由于對理論比對事實了解更多，由于理論才是他們的優勢所在，他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是從理論而不是從事實本身出發，這就顛倒了人類認識的正常順序。受囿于先于事實進入頭腦的理論，這是知識精英的共同局限；能夠在理論上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學者，往往是那些先發現問題再潛心于理論的“半路出家”者，從馬克思到科斯、從康曉光到吳思，都是如此。　　

從這個意義上說，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熟悉的領域勝過專家學者。當前這種全社會對專家學者的頂禮膜拜、大多數人心甘情愿讓少數人代替他們思考的現象，從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少數人處心積慮的結果。這既是對民眾的愚弄，也是一種社會病態。真正的理性啟蒙就應該告訴大眾：不要把專家學者太當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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