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馬加爵到藥家鑫，信仰都怎么了？　　

個人信仰與其所擁有的知識，似乎越來越不成正比了。相反，越是知識“豐富”，個人信仰也就越顯得難以清晰可辨。此前發生的大學生馬加爵連殺四人事件還來得及讓高校道德教育從陣痛中走出來，日前，大學生藥家鑫的殺人行為，連同其師妹的挺兇言論，再次讓大學生的道德信仰走進了危機頻仍的死胡同。　　

學之驕子淪落為殺人兇手，固然有一時的情緒失控，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忽略日常的習慣養成和教育傾向，也正是并不重視甚或方向偏差的高校道德教育，助長了年少之狂妄，滋生了禍為私利出的變異心理，而這些被極端化了的心理隨時都會因一時之情急，完全崩盤。　　

馬加爵和藥家鑫的庭審眼淚，再也難以招徠人們同情的目光。死者家屬悲痛欲絕的哭泣，卻像一記重錘，重重砸向腐朽不堪的高校教育制度和不斷裂變的個人信仰之上。　　

從馬來西亞歸來的博士曾經給我談到一個經歷。他有一次被當地土著問起你個人有什么信仰的時候，博士說我有遠大的共產主義信仰，當地土著聽后很不屑的說：“你所謂的信仰是政治信仰，我問的是你個人有沒有信仰？”博士沒有搭話。在那一刻，我能體會到博士不搭話的原由。　　

源遠流長的華夏文化，有著很優秀的民族主流信仰，譬如“愛國情懷”、“振興中華民族”等等，而這些民族的信仰也往往代表著每一個華夏子孫的價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個人信仰的全部。　　

不管是基于對圣賢的主張、主義的擁護，還是對以生存發展為中心而立定的自我目標，中國人的信仰在每一個歷史時期都會有一個最為明顯的標志。在生產力極其低下的原始社會，人們的信仰最多是維護部落首領的權威和族群的利益，在盡可能踐行部落首領的主張和主義的前提下，如何裹腹便是他們個人信仰里不可或缺的成分。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個人欲望的不斷拓展，特別是隨著商品社會的出現，逐漸形成了不同的階級，有了階級就有了對立，在對立的態勢下，個人的信仰必須服從服務于階級利益，而不同的階級也呈現出不同的價值追求，雖然很難在那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將每個人的信仰統一在一個旗幟下，但追求個人生存和維護階級利益無疑是個人信仰的內容。　　

封建社會“忠君愛國”的思想也不應該全盤否定，在某種程度上，它恰恰代表了生活在這一時期人們的主流價值追求。只不過，被禁錮的思想會時不時散發出愚忠的味道，需要說明的是，一撥撥揭竿而起的農民起義不是沖刷自己的個人信仰，只是通過社會實踐讓“愛國愛民”思想的信仰得到進一步升華。　　

我們不可回避的是，在半資半封時期，混亂的政治格局一度讓中國人的個人信仰出現了危機，正是這一信仰危機讓舊中國陷入了長達百年的屈辱之中。所幸的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先行者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革命者重新讓中國人的個人信仰有了歸宿，那就是“整肅內憂外患，建設富強國家”，個人信仰的超前統一在偉人“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的歷史吶喊中得到了最完美的升華！　　

改革開放的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和地位，是遠大的共產主義和振興中華民族的主流信仰在每一個中國人內心生根發芽的結果。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多元文化不斷碰撞，“國外的月亮比中國圓”、“唯錢是舉”的腐朽思想在物欲橫流的市場經濟大潮中占據了一定位置，再加上盛世時期人們對神學對佛教對基督教的盲目崇拜，致使中國人的個人信仰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損傷，換句話說，深深植根于中國人內心的“實現共產主義”主流信仰出現了裂變。當然，這些危險的傾向不僅來自于國外的文化入侵，轉型時期中國社會不斷出現的社會矛盾恐怕也是讓個人信仰發生扭曲的禍胎。　　

文化的入侵不是為了解決問題，恰恰是為了征服這個國家的文化從而達到同化目的，可惜的是，中國社會一小撮民眾竟把“崇洋媚外”當成了時髦，把中國轉型期的社會矛盾當成了社會發展的“窮途末路”，把“唯錢是舉”當成了個人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追求的“終極目標”，正是這些毫不負責任的裂變信仰像蛀蟲一樣在慢慢啃噬著共產黨來之不易的紅色江山。　　

中國人不是缺乏信仰，也不是“實現共產主義、振興中華民族”的主流信仰發生了改變，只是在物欲橫流的社會淡化了這種信仰，是信仰被商業繩索捆綁成奴隸讓個人欲望分裂了這種信仰。　　

馬加爵和藥家鑫殘忍殺人的事件說明，如何讓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一代的個人信仰重新歸位，應成為舉國思考的一件大事，而肩負著“傳道授業解惑”重任的各類教育機構和教育者，在改進教育方式創新教育制度、彌合國人裂變的信仰中，更是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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