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著名學者，傳記文學家，中國人民解放軍大校，四級研究員。原名宋科，1935年生，河北安新人。1950年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9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助教、軍政大學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等職。在職期間和退休以后，為批判極左思潮，撥亂反正，有重要著述問世：（1）1974年根據鄧小平授意撰寫《林氏春秋的破產》，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重新肯定朱德、賀龍元帥的歷史地位，7月鄧小平主持軍委辦公會議討論批準此文，1975年2月18日在《解放軍報》頭版發表。（2）1983年應軍事科學院《軍事學術》雜志之約，撰寫《恢復百團大戰的歷史地位》一文，全面肯定百團大戰及其組織指揮者彭德懷元帥的歷史功績，以特約通訊員名義在增刊第5期發表。（3）1986年劉伯承元帥逝世后，受命代中共中央撰寫悼詞，中央一字未改照準，即是1986年10月16日胡耀邦總書記在劉帥追悼大會上所致的悼詞。（4）《毛澤東全傳》一、二、三、四卷，150萬字，1993年毛澤東百年誕辰前夕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在世界產生很大影響；同年12月臺灣學英文化事業公司推出6卷本臺灣版，風靡寶島；1996年7月利文出版社推出《毛澤東全傳》新訂本，北京新華內部書店設專柜銷售。（5）《林彪正傳》，50萬字，公正評價林彪一生功罪，2002年2月香港利文出版社出版。（6）《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70萬字，首次由體制內人士對毛澤東一生作倒三七開評價，2007年7月由香港書作坊出版。（7）2008年在《炎黃春秋》發表《對資產階級認識的歷史變遷》、《合成一個新東西》等文章，在社會產生很大影響。”

以上條目系百度搜索辛子陵所得。據此可以得知，這是一個純粹無恥的御用文人，后來又搖身變為漢奸、走狗及其幫兇。辛子陵還系軍人出身，但特色中國的土壤適宜漢奸的滋生和成長，從漢奸遍布全國的各個領域便可略窺一斑，這倒也不足為奇。胡耀邦在劉伯承元帥追悼大會的悼詞也出此他的手筆，且一字未改，我們可以聯想，胡耀邦——辛子陵，真是堪稱絕妙的組合，這也可能就是這條頹廢但依舊兇殘的老狗能躥紅的原因。他竟然是首次由“體制內人士對毛澤東一生作倒三七開評價”的第一人，但他所著的那個東東《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為何不在大陸出版，卻于香港出版？是怕中國人民不答應而群起口誅筆伐以致千夫所指，無疾而終嗎？就好比一株毒草，無論把它移栽到什么地方，都改變不了毒性的。可見，辛子陵之流在改革開放后也是一小撮。隨著李先念、陳云等老干部的去世，辛子陵、李銳等漢奸才愈發張狂起來。

日前的2010年5月25日，充當“炎黃春秋”大將的辛子陵在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做了題為《兩種政體下國家領導人的不同遭遇——兼論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的演講。從演講中看出，他是靠陰謀史觀論來詮釋中國革命史和共產黨內歷史上的歷次路線斗爭，并以此對毛澤東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關于中國革命史、共產黨內的路線斗爭以及新中國開國領袖毛澤東的歷史地位，無論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形成的決議還是以還歷史的本來面目和僅憑一個中國人的良知來做判斷，都會得出與辛子陵的偽史觀截然不同的結論。實際上，近幾年來，辛子陵及《炎黃春秋》等漢奸們所做的事情主要就是不斷地散播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毛時代謠言，比如1974年“三萬八千元美金，這是當時中國全部的外匯儲備”之類，詳細情況見附件。辛子陵散播的許多謠言十分荒唐可笑，眼下只有一些白癡腦殘才相信。問題是，《炎黃春秋》、南方報系們實際上已經控制了互聯網，不斷地散播辛子陵制造的這些謠言，使謊言重復一千遍。

我們不明白，他的身后究竟有什么樣的后臺？在一個依然號稱為社會主義的國家，公開美化西方政體制度，顛覆馬克思主義觀點和常識，污蔑對新中國的建立和成長，建設方面都作出偉大的無人替代功勛的領袖毛澤東。辛子陵這樣縱跳躥躍說明了什么？是為某些人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張目？還是他這樣的小卒被人賜予幾根零碎的骨頭就一邊搖尾邀寵，一邊信信狂吠，來試探中國人民的底線？

歷經三十多年，辛子陵等資改派淪落到如此的地步，國際上孤家寡人一個，僅憑抱美國主子的粗腿意淫著自己好像已是高級奴才了，但不料關鍵時候主子總是很不給面子；國內的絕大多數人民重新淪為所謂改革的犧牲品，他們看不起病，買不起房，養不起老，死不起人。但面對這樣的不爭事實，那些喪了天良如辛子陵輩的所謂“專家、精英、學者”依然叫嚷著向西方學習，想使中國完全西化，圖謀顛覆共產黨的領導。這從“西山會議派”的罪惡企圖，從洋奴、漢奸喊出的要進行國內的政治改革就能看出來。

而他們要達到罪惡圖謀，擋在面前的一座巍峨大山就是毛澤東，就是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人民大眾。所以，為了鏟平眼前的障礙，他們第一步要做的就是陰謀化污蔑毛澤東。可能他們覺得，如果能用他們控掌的話語權徹底顛覆人民心中的毛澤東形象，就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于是，他們就選擇這樣一條自以為捷徑的愚蠢方法。盡其一切所能，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機會公開污蔑，妖魔化毛澤東的偉大形象。但不如意的是，經過了三十多年的“被新長征”、“被致富”、“被小康”，還有國內勞資關系的急劇惡化，不良官員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強拆狂賣致使的官民對立情緒……這些可能已讓資改派勢力如坐針氈，他們是否深感日益覺醒的中國人民對私有化市場化大局正產生著不可阻擋的挑戰，于是病急亂投醫，趕緊搬出自視為救命稻草的資本主義一套來。但還是既想當婊子，又想立牌坊。想公開了做又深懼人民的力量，就依然行多年前的一套老辦法，先造輿論聲勢，以試探人民的底線。當年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今天就用辛子陵這樣的走狗們在前臺，而他們躲在幕后以察言觀色，再定步驟行蹤？

此無他，急于賣身投靠的買辦奴才腸肺表現也。但不可忽視的是，中國人民早已不是三十多前年的那樣好蠱惑、好愚弄了。憾山易，想改道易轍難！別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最后想說的是，辛子陵這樣的人竟然還是共產黨員？這純屬混進黨內的階級異己分子。不知這樣的披著共產黨外衣而妄圖顛覆共產黨領導的勢利小人在黨內還有多少？從優化黨的領導，純潔黨的機體細胞以保證黨的持久生命力方面考慮，建議實施共產黨員重新登記制度，用觀其言，察其行的辦法，也許還要增加人民的民主評議。非如此不可以清除黨內的垃圾，非如此不可以健康黨的肌體……支持者，可在文后跟帖。

附文：

又領教了一次“無恥文人”的無恥

黎陽

2008．3．12．

辛子陵在“《千秋功罪毛澤東》出版前后——在《炎黃春秋》新春聯誼會上的發言”里舉了這么個例子：

“我到政法大學與一些研究生和青年教師座談，跟他們講了一件真實的事情。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后，1974年4月，聯合國召開第六屆特別會議。我國派出鄧小平率領代表團去紐約。什么都安排好了，突然想起去聯合國不能用人民幣要用美元。緊急下令全國所有銀行將美元收羅起來。找出來多少錢呢？找出來三萬八千元美金，這是當時中國全部的外匯儲備。鄧小平帶著中國國庫中美元儲備的全部家當，率領代表團到了紐約，住進一家酒店。交了房租，扣除吃飯等日常生活的必要開銷，出現了堂堂中國代表團給不起服務員小費的尷尬事情。后來鄧小平團長把他的全部個人經費作為小費給了酒店的服務員，他回家只給他的孫女帶回來一塊巧克力。現在我們的外匯儲備是多少呢？一萬二千億美元。超過日本，世界第一。一個國家外匯儲備不夠政府官員出一趟差，你們說文革是不是把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的邊緣？大家聽了很信服。”

“精英”的描述真是有鼻子有眼：“突然想起去聯合國不能用人民幣要用美元”（如此常識還要“突然想起”？）“緊急下令全國所有銀行將美元收羅起來。找出來多少錢呢？找出來三萬八千元美金，這是當時中國全部的外匯儲備”、“ 鄧小平帶著中國國庫中美元儲備的全部家當”、“ 率領代表團到了紐約，住進一家酒店”、“ 堂堂中國代表團給不起服務員小費的尷尬事情”、“ 一個國家外匯儲備不夠政府官員出一趟差，你們說文革是不是把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的邊緣？”——多么“繪聲繪色”、“聲情并茂”，又是多么“催人淚下”啊！

然而實際呢？

純粹是胡編亂扯，當眾造謠。僅舉幾個事實：

第一，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時住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不是住酒店，談不上“給不起小費”。

第二把手，1971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后一大批國家跟中國建了交，紛紛互派大使。如果“當時中國全部的外匯儲備”僅僅“三萬八千元美金”，那中國連維持一個駐外使館的正常活動都不夠，怎么可能跑到那么多國家去建使館？

第三，僅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一家的數字，“從1972年到1979年，中技公司共為國家引進367個項目，其中有大型化肥設備、大型化纖設備、石油化工裝置、數據處理設備、發電設備、采煤機組、制氧設備等1971年至1980年中技公司共完成進口額66.7286億美元。”http://baike.baidu.com/view/1383739.htm

——如果情況如辛子陵所說的那樣狼狽，“全部的外匯儲備”僅僅“三萬八千元美金”，這些進口是怎么來的？

第四，以挪威為例：1974年中國從挪威進口2，394萬美元。出口536萬美元——如果“當時中國全部的外匯儲備”僅僅“三萬八千元美金”，這兩千多萬美元的進口是怎么來的？光同這一個國家的貿易就維持不下去。（中國與挪威歷年貿易額統計）http://no.mofcom.gov.cn/aarticle/zxhz/tjsj/200211/20021100046559.html

第五，1973年周恩來總理批準了國家計委提交的《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在今后三到五年內引進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這一方案被通稱為“四三方案”。其中包括：大型化肥設備13套，大型化纖設備4套，石油化工設備3套，綜合采煤機組43套，10個烷基苯廠，3個大電站，武鋼一米七軋機，以及透平壓縮機、燃氣輪機、工業汽輪機工廠等大型項目。后來在此基礎上又追加了一批引進項目，進口總額預計達到51．4億美元。從1973年起中國對外貿易額大幅度增長，1973年達到109．76億美元，1974年達到145．7億美元。

（邢茹玉、陳東林：《新中國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開創》， http://tieba.baidu.com/f?kz=158338476）

（劉倉：《毛澤東吸收國外優秀文化成果的思想和實踐》，《黨史文苑》2006年第4期）http://www.iccs.cn/detail_cg.aspx?sid=282

——如果當真如同辛子陵說的，1974年“當時中國全部的外匯儲備”僅僅“三萬八千元美金”，這么多成套設備怎么引進得成？

順便說一句，邢茹玉、陳東林的文章揭露了另一個歷史事實：中國的布票、肥皂票是怎么取消的：

“引進的四個大型化纖廠1982年全部建成投產后，中國從1984年起就宣布取消使用了長達30年的布票，敞開供應紡織品。2003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化纖生產大國。在用的方面，中國過去制造肥皂用寶貴的天然油脂，原料十分緊張。引進設備建成南京烷苯基廠后，用石油生產肥皂、洗衣粉，能夠滿足全國市場的需要，取消了憑證供應”

——看清楚沒有？取消布票、肥皂票是毛澤東的功勞，是毛澤東打破外國封鎖禁運后立即采取的技術引進措施的成果。1972年尼克松訪華，美國對華封鎖禁運被打破，1973年中國即開始了“四三方案”，成套引進西方先進設備，1982年全部引進建成投產，1984年便取消布票、肥皂票——誰說毛澤東時代“閉關鎖國”？剛剛打破封鎖立刻就爭分奪秒搞開放了。只不過從引進到投產有個時間過程，不可能立竿見影而已。“精英”們開口閉口污蔑毛澤東“與世隔絕”“封閉半封閉”、“毛澤東時代一切憑票”，把毛澤東時代制定的“四三方案”、開放引進的成果全算到自己頭上不算，居然還公然造謠，編造出1974年“當時中國全部的外匯儲備”僅僅“三萬八千元美金”這樣的彌天大謊，其厚顏無恥程度實在堪稱世界第一。

寫到這里又想起另一篇文章《蔣介石三氣史迪威。

別的事實且不論，文中所謂“杜聿明還是想方設法集結了三個師的兵力。他們成功地殺出一條血路，撤回國內”純粹是撒謊。歷史事實是杜聿明的殘兵敗將根本沒有能夠“成功地殺出一條血路撤回國內”，而是不得不逃到印度，被編入駐印軍接受史迪威指揮，只有光桿司令杜聿明灰溜溜飛回了重慶。

至于文章洋洋得意地吹噓蔣介石如何用寧波方言耍弄了對方、為自己掙了面子等“壯舉”，倒令人想起魯迅的一段話：“相傳前清時候，洋人到總理衙門去要求利益，一通威嚇，嚇得大官們滿口答應，但臨走時，卻被從邊門送出去。不給他走正門，就是他沒有面子；他既然沒有了面子，自然就是中國有了面子，也就是占了上風了。”

表面上“蔣委員長”厲害：一再用方言耍弄了對方，最后成功地把對方趕走，倒是挺有“面子”。實際呢？結果是美國人立刻修改了靠你中國軍隊從陸地上打敗日本的戰略，轉身找蘇聯幫忙去了。蘇聯正中下懷：要我出兵可以，但得有代價——中國的主權：外蒙古獨立，旅大基地，中長鐵路。美國滿口答應，簽署了《雅爾塔協議》，用中國的主權做了交易，而且跟中國連個招呼都不打。——相形之下，“用方言掙了面子”之類的“成就”值得一提嗎？把如此屈辱的歷史當成“佳話”得意洋洋，居然還發表在《文史春秋》）《人民文摘》上當“典范”，這樣的文人難道還不算無恥之尤？

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造謠，公然拿國恥當“趣聞”，拿肉麻當有趣——如今的“精英”實在是“黃鼠狼下耗子——一代不如一代”，連起碼的羞恥都顧不上了。名副其實“無恥文人”。

同樣的事實，截然相反的結論——關于“1974年外匯儲備為0”

黎陽

2008．3．22．

有人搬出中國外匯管理局的數據證明：1974年中國外匯儲備為0，言之鑿鑿，不容置疑。（http://www.safe.gov.cn/model_safe/tjsj/tjsj_detail.jsp?ID=110400000000000000,1&id=5）

這下辛子陵一方的人如同抽足了大煙一般來了勁了：可見辛大人沒撒謊啊，1974年中國外匯儲備都為零了，當然是“一個國家外匯儲備不夠政府官員出一趟差，你們說文革是不是把國民經濟拖到了崩潰的邊緣？”

碰上不善于動腦子的，沒見識過高級騙子伎倆的，對實際情況一知半解的，還真能被這一棒子打個半死，因為這個命題本身就是一個巧妙的圈套：把“1974年中國國民經濟是否處于崩潰的邊緣”這個政治問題轉變成“1974年中國外匯儲備有多少”這個統計數字問題，如同參加高考，全憑考官給的數字定終身，達到多少多少數字就是“優等”，否則就是“劣等”；外匯儲備達到多少多少就是“國民經濟興旺發達”，否則就是“崩潰邊緣”——這叫“孤立地、靜止地、片面地看問題”。

同樣的數字，可以得出恰恰相反的結論。

就以中國外匯管理局的數字看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外匯儲備：從1950年到1968年，中國的外匯儲備總的來說比較平穩，變動不大。1951年比1950年下降了一些。1969年反常上升，1970年、1971年又降了下來。1972年又升了上去，1973年突然下降為負數，1974年回升為0，1975年、1976年繼續上升，1976年中國外匯儲備是毛澤東時代最高的。

如果用外匯儲備數字多少作為“國民經濟是否崩潰”的指標，那么中國1973年就“崩潰”了——那一年中國外匯儲備是歷來最低，成了負值，而毛澤東時代的最后一年——1976年中國的外匯儲備數字卻是毛澤東時代外匯儲備最多的一年，根本不存在“崩潰”的問題，這該如何解釋？整個毛澤東時代27年，就1974年這一年外匯儲備數字為0，為什么“秦瓊賣馬——掐頭去尾只要中間某一段”，偏偏就用這一年的數字做證明？可見是專門挑毛病。

其實這些數字變動正反映出了時代的特征，體現了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外貿原則：平衡貿易，量入為出，出大于進，略有節余。這本來就是正當、正常、正確的做法：“生命在于運動，錢命在于流動”，一旦“貨到地頭死”，流不動了，那就離破產不遠了——世界上哪家成功的銀行是把客戶的存款圈在家里當寵物養的？更不用說學過去的皇帝把金銀財寶埋在地下當古董了。錢是為了用的，不是為了供的。錢不用就是廢紙，外匯也不例外。越是高明的經濟行家，壓在手里的死錢就越少。要害不在于手頭現錢有多少，而在于能否總是及時滿足需要——入不敷出、玩不轉了，“癩蛤蟆穿褲子——蹬打不開了”，那叫崩潰。只要不耽誤使用，把壓在手頭的“死錢”降到最低，那叫本事，而不是過失。毛澤東時代的外匯儲備變化哪點不符合這一經濟學的原則？從頭到尾體現著“平衡”，反映著“量入為出”、“不積壓、不拖欠、不浪費”、“及時糾偏”：1951年外匯比1950年下降，說明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影響，但1952年起外匯儲備又連年有所上升，說明扭轉了局面。1969年外匯儲備上升，說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進口少出口多了。1970年、1971年外匯儲備降了下來，證明這一偏差得到了扭轉。1972年外匯儲備跟歷年數字相比不算少，1972年突然下降為負數，說明中國迅速抓住了1972年尼克松訪華后放松了對華貿易限制的機會，開始了“四三方案”的成套設備大引進，為此寧可臨時打破“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束縛，也決不耽誤時間、放棄機會。但從1974年起就扭轉了“入不敷出”的局面，到1976年不但恢復了平衡，而且有了節余，說明中國立即采取了有效措施平衡貿易，立竿見影。

所有這一切證明的不是“毛澤東時代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而是毛澤東時代外貿一直保持平衡，外匯一直在得到有效利用，保證了國民經濟的基本需要，無積壓、無拖欠、無浪費。

總而言之，問題的要害不是“1974年中國外匯儲備”有多少，是“多”還是“少”，而是“1974年中國外匯儲備是否保證了中國的關鍵需要”，也就是說，是否因為外匯問題誤了大事。

辛子陵們說：既然1974年中國外匯儲備為0，那就是說，“一個國家外匯儲備不夠政府官員出一趟差”，結論：1974年中國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這就叫“形而上學”、“想當然”、“孤立地、靜止地看問題”。

實際呢？鄧小平到聯合國出差并沒有因外匯問題沒去成。——所謂“出現了堂堂中國代表團給不起服務員小費的尷尬事情”、“鄧小平團長把他的全部個人經費作為小費給了酒店的服務員”等等更是神話：住的是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處的房子，根本沒住旅館，哪里有小費問題？即便住旅館給小費，那也從公費中報銷。當時的“個人經費”都是公家發的，歸根到底屬于“公費”。靠拿“個人經費”當小費，仍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還是來自公費。所以所謂“公費出不起小費”、靠拿“個人經費”補窟窿云云全是信口開河。——事實是：別看中國手頭當時上壓的外匯不多，但只要需要，馬上有外匯可用，決不誤事。外匯到手立即用掉，有缺口能迅速補上，既不拖欠也不積壓，既不礙事也不浪費——這體現著一種“動態平衡”，用匯與創匯能力的有機平衡。這如同日本TQC推崇的“0庫存”的最佳狀態。不管是鄧小平去聯合國出一趟差是還是維持幾十個外交使領館的日常工作，或者是“四三方案”等幾十個大型引進項目，一個都不耽誤，而且還能大體保持“0積壓”——這叫“崩潰”還叫“藝術”？用這樣的觀點看問題才是用運動的、辯證的、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觀點看問題——不明白什么叫辯證法，什么叫“形而上學”？這就是個例子。

外匯儲備這一個單項指標并不能全面如實說明太多東西。如今中國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不假。但這背后呢？借的中長期外債能算外匯儲備，能算自己的財富嗎？外國的投資能算外匯儲備，能算自己的財富嗎？至于投機的游資那就更不用說了。如果突然撤資，你的外匯儲備將會是多少？拿不屬于自己的財富到處炫耀自夸，就如同銀行的出納跟別人吹牛：看我手上有多少錢！——這些錢有多少是你自己的？有多少是你自己能任意支配的？人家實際把你這里當成個海外倉庫、銀庫，把財富搬到你這里讓你替他看著，你倒貼錢感激涕零不算，還厚著臉皮向“家鄉父老”聲稱這一切財富都是自家的，也真夠阿Q的：明明是“守財奴”的身份，只是個替人看倉庫的料，還要裝出一副財主闊佬的樣子自吹自擂——可悲還是可憐？

辛子陵們夸耀中國現在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也就是說用外匯儲備來衡量國民經濟的狀況。但為什么只講究外匯儲備而不講究其他更要害的儲備？比如，2008年1月雪災暴露出中國這個產煤大國、用煤大國寒冬臘月的電煤儲備區區數天，災害一到全國震動，以至于鬧得國家主席親自下礦井抓煤——如果用“電煤儲備”作為標準衡量“國民經濟是否處于崩潰的邊緣”，那會得出什么樣的結論？要知道，對于中國來說，電煤儲備對經濟的影響可不比外匯儲備更小，尤其在冰天雪地的一月。

此外，中國的糧食儲備、石油儲備又如何？

十三億人口的大國，寒冬臘月之際，糧、油、煤這幾樣一日不可或缺、攸關國計民生生死的最基本的戰略物資的儲備居然只有區區數天，幾乎是“運一車用一車，過一天算一天”，半點風波經受不起——如此局面，用“危若累卵”來形容都不夠格：“危若累卵”至少還有一個穩定的基礎，所有雞蛋都是靜止不動的，容得你不急不慌小心翼翼把雞蛋一個一個往上壘。如今中國的經濟命脈呢？成了個“狗咬尾巴——團團轉”的怪圈：鐵路靠電，電靠煤，煤靠鐵路——一旦斷電，立刻全盤崩潰。這倒象雜技里的“拋雞蛋”：演員玩雞蛋，兩只手一手一個，空中還飛著一個。演員必須及時拋出手里的，接住空中往下掉的，再趕緊拋出去……必須全神貫注保持這令人眼花繚亂的雜耍平衡圈子。一旦失手，所有雞蛋全部打爛。——雜技失了手，代價是幾個雞蛋；而國民經濟命脈這個怪圈一旦砸了，代價是國家生存。如此形勢，連場自然災害都經受不起。如果碰上戰爭之類人為的破壞，難道不算“岌岌乎殆哉”？

戰略物資儲備如此可憐，外匯儲備卻世界第一——這么大國家，不存糧，不存油，不存煤，卻拼命存正在江河日下的花花綠綠的外國紙票子，動不動就損失上千億——

據2008年02月17日新華網“過去的５年對外開放十件大事記”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6886579.html

——“我國的外匯儲備余額２００７年末達到１．５３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

——“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累計升值超過１３％。”

“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等效于“美元對人民幣貶值”。1．53萬億美元外匯貶值13%，相當于中國損失了1989億美元——即便打個折扣，按貶值10%算，人民幣對美元比價按7：1算，那也等于中國損失一千五百三十億美元，折合人民幣一萬零七百一十億元——上萬億人民幣，連個響都沒聽見就沒了。

不但有外匯匯率損失，而且還有主動“送貨上門”：“由中國外匯存底轉投資的中國國家外匯投資公司，去年五月斥資卅億美元，收購美國第二大私募基金黑石集團約一○％股票，然受次級房貸影響，投資十個月后大虧八十七億元人民幣”——幾個“金融專家”、“學者型官員”一拍腦袋，國家財富就幾十億、幾萬億地“蒸發”了，“孝敬”給洋大人了。相形之下，這次冰災造成的損失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存糧沒錢，存油沒錢，存煤沒錢，存外國紙有錢。斤斤計較存糧的利息代價，斤斤計較存油的利息代價，斤斤計較存煤的利息代價，滿不在乎存外國紙的金融損失代價——一句話：“買棺材有錢，買藥沒錢”。——這是什么“先進生產力”？上萬億的人民血汗被窩在手上融化、消失、浪費而無可奈何，如此無能，還有臉自稱“專家”“精英”、“主流經濟學家”？

為什么不未雨綢繆，儲備足夠的戰略物資？“主流精英”早有“理論”：

——茅于軾：“萬一我們的糧食不夠蠻可以用進口來解決。”

——張維迎：“我從來不認為糧食是個安全問題。如果真打起仗來，糧食到處可以種，北大校園都可以種糧食。”

……

當冰災一到，是趕緊進口呢還是趕緊現種？

再看看這條消息：“越南大幅度提高對中國出口煤的價格”——嗚呼，“主流精英”的“理論”何其“英明”也！

魯迅說：“柳下惠看見糖水，說‘可以養老’，盜跖見了，卻道‘可以粘門閂’。他們是弟兄，所見的又是同一的東西，想到的用法卻有這么天差地遠。‘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好的，鳳雅之至，舉手贊成。但同是涉及風月的‘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呢，這不明明是一聯古詩么？”

即便是兄弟，即便是對極普通的物品如糖水的態度都能如此天差地別，那就更不用說其他人其他事了。對于“1974年外匯儲備為0”這件事，立場不同，看法也就截然不同。用老百姓的俗話說，這叫“屁股決定腦袋”。用唯物辯證法的話說，叫“存在決定意識”。用毛澤東的話說，這叫“在階級社會中，每個人都在一定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附文：

也批一下辛子陵和瘋僧

[ 鈴蘭臺 ] 于2008-03-16 14:43:58
 

爭辯“辛子陵故事”真實與否，是必要的。不過他那個故事的要害，不在三萬八千美元，也不在外匯儲備，而在于他的目的，是為了說服青年人相信“文化大革命把國民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辛的原話），是要惡心一下毛澤東時代。

想要惡心一個時代，你辛子陵行嗎？

我猜他是看到了1974年前后國家外匯儲備的數字，即73年赤字和74年零儲備，于是就編出了那個故事，就說是經濟崩潰。能夠用三萬八千美元零花錢、推而廣之，對外外貿和外匯儲備這些，來判斷一個國家的經濟是否崩潰嗎？回答當然是否定的，這里面并不存在因果關系。眾所周知，儲藏外匯的目的，如不是投機，那就是用來和外國做生意，獲得奢侈品（必需品就不必了，自己會生產）。極端言之，如果所有的必需品都能夠自給自足，又不想奢侈，那么對外貿易就是多余的了，外匯儲備也是不必要的了。農業時代都過來了，也沒見經濟怎么個崩潰。可見，這些并非什么標準，也不是經濟崩潰的什么證據。

零花錢少了，可能有多種原因。很多情況下是把資金投向了回報率更高、更能把蛋糕做大的地方。這太有可能了，這恰恰是經濟繁榮的表現。簡單的經濟常識，辛子陵不懂。不懂不要緊，問題嚴重之處是辛子陵在顛倒黑白。多少數字以及網友們的論證都說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三萬八千美元零花錢比之當時國家外匯的運作規模，不過一毛之于九牛，是不值一提的。

辛子陵說文化大革命把國民經濟推向了崩潰的邊緣，說這話要有標準，三萬八千美元作標準嗎？開國際玩笑。以前我有一篇帖文《“經濟崩潰標準”芻議》談到過一個國際通行的一個標準，這就是“一國經濟在數年內如果工業生產落到此前水平的50%之下，則可視為‘經濟崩潰’。”根據小島葉麗教授給出的數字，1929年美國經濟發生大蕭條，4年內工業產值下跌了69.5%，歷經9年才恢復；日本戰敗前后3年內工業產值下跌了54.2%，歷經12年才恢復。此外，林毅夫教授提到前蘇聯在休克療法后GNP下降了一半以上，歷時10多年才得以恢復。美國、日本、俄羅斯這三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在20世紀發生經濟崩潰，是三個最著名的案例。

辛子陵說文革把國民經濟推向了崩潰邊緣，有根據嗎？沒有。文化大革命時期，我國的工業產值除1967和68兩年負增長（與66年相比累計下降了7.7%）外，從69年到“辛子陵故事”發生的74年，工業產值年平均增長高達14.3%！此后，75年14.9%、76年2.2%，整個文革時期工業產值年平均增加率高達8.8% —— 談何崩潰？

（在此亦望媒體今后在做相關宣傳時盡量做到科學一些，講究國際標準一些。流于情緒化是很不好的，只會貽笑大方）

既然工業生產發展如此迅速，那么文革到底禍害了誰？禍害了外貿事業、以致造成連三萬八千美元零花錢都拿不出的后果了嗎？

我們來看廣交會。1957年到1977年，廣交會是我國創匯（硬通貨）的主要來源，有“半壁江山”之說。根據中國對外貿易中心的數據：1957年至1965年（文革前），廣交會共出口創匯29.87億美元，占我國外貿出口比重17.81％；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從1966年至1977年，11年間廣交會創匯214.39億美元，是前8年的7.2倍！占全國出口總額的41.53％。其中，“辛子陵故事”發生之際的72－74年，短短3年間就創匯72.04億美元，是文革之前8年創匯總和的2.4倍，是1957－1970十三年的總和！

事實證明，文化大革命不僅沒有禍害外貿創匯，相反，她大大促進了我國對外貿易事業的發展，為中國的經濟起飛掘得了寶貴的第一桶金，并直接引發了建國之后第二次大規模的設備和技術引進。第一次大規模引進（即“156個項目”）總規模約40億美元，在為我國打下初步的工業基礎的同時，也欠下了債務，直到70年才最終還清。文革期間，僅廣交會創匯就達214億美元之巨，是第一次引進規模的5倍多。不僅還了債，搞了第二次大規模的引進，擔負了打開外交局面后龐大的涉外行政開支，至1977年還留下了9.52億美元的外匯儲備。

有人會說，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廣交會的成績會更好。遺憾的是，廣交會逐年成交額的遞增數字并不支持這個觀點。同樣以11年為一個比較區間：1966－1977年13.2％，1978－1989年8.7％，1990－2001年9.0％，結果一目了然。

為什么著重提廣交會呢？很簡單，因為辛子陵提到了美元現金，而在封鎖年代，只有廣交會，才是我國獲得大宗美元現金的唯一來源（友誼商店什么的可忽略不計）。

批完了辛子陵，再來批一批瘋瘋癲癲僧。

瘋瘋癲癲僧網友說：“帳戶上的現金余額完全可能是只剩1萬美元”，因此無論怎么說都“不是駁倒辛子陵的三萬八千美元余額的依據。”

請問瘋瘋癲癲僧：“只剩1萬美元”是 “經濟崩潰的邊緣”的依據嗎？如是，請給出論證；如不是，你還為辛子陵辯解什么？豈不是在打他的耳光嗎？

瘋瘋癲癲僧說；“大量的是以美元計算貨價，用實物交換，……并無美金匯進匯出。”

這話對又不對。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做生意，實物交換和延期付款確實是主要的交易方式，但是與資本主義國家做交易就不成了。道理很簡單，72年中美關系正常化前，我們與大多數西方國家之間是沒有貿易協定的，因此，貿易手段不太可能以物易物，而只能是現金支付（由于不存在聯行締約，恐怕支票也難通行）。這個知識我想瘋瘋癲癲僧應會有的。廣交會是作為我國與資本主義國家做生意的唯一渠道而開辟的，大宗的外匯現金都來自那里。時至今日，廣交會仍占到全國出口總額的1/4強。

瘋瘋癲癲僧說：“除武器之外，中國并沒有遭到西方全面封鎖。”

這是胡說。美國《1949年出口管制法》中明確規定：“凡是對那些有助于增強共產黨國家的經濟和軍事潛力而有損于美國國家安全的出口都予以拒絕。”

瘋瘋癲癲僧又說：“特別是糧食，從來沒有對中國進行過禁售封鎖。”這是不懂外貿。進出口的基本原則就是交換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中國本身就是糧食大國，美國禁售糧食，又奈我何？給人家不需要的叫傾銷，人家想要的不給，這才叫封鎖。

最后說一下外匯儲備。

建國之初，我國毫無外匯存底，僑匯是外匯收入的主要來源，但數量非常有限，根本滿足不了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需求，于是在1957年開辟了廣交會。“156項”讓我國成了債務國，外匯自然不可能有結余，因此五六十年代，我國常年外匯存底一直維持在僅1億美元上下的水準>。并非原來有很多很多，到了文革給搞沒了。這一點必須澄清。

外匯儲備和外匯運作規模是兩碼事。雖然外匯歲余不過1億美元上下，五六十年代運作的總規模達到數十億，到七八十年代，則達到百億至到數百億美元之多。九十年代后，運作的總規模在數千到萬億美元之間。在毛澤東時代，外匯管理提出必須服務于國家經濟建設大局和對外經貿發展戰略，對外匯既要賺夠、又要用足，做到年底收支平衡，既無外債、又無內債。事實證明，對一個毫無外匯家底又遭受經濟封鎖的國家來說，及時地大進大出，規避金融風險，是最佳的選擇。

其實毛時代可以換一種策略，這就是只出不進或多出少進（如改革開放以來這樣），到70年代中期搞到500億美元左右的儲備水準（相當于1994年）是沒問題的。代價是什么？那就是中國很可能至今還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生產初級產品，與世界的差距越拉越大。

90年代以來外匯儲備一路飆升，這是政府提出的利用價格優勢搶占國際市場戰略的成果。政府的口號是“千方百計擴大出口”，成績自不待說，也有不少后果，包括頻繁的貿易摩擦和巨大的金融風險等。粗放型的競爭增長幾乎全靠勞動力的價格優勢，造成利益與規模極不相稱，產品和企業核心競爭力相對大為降低；同時，拼命出口也加劇了國內的通貨膨脹，使得物價高騰，因為值點錢的都倒騰到國外去了，造成國內稀缺。事實上，一個國家對世界經濟的拉動主要體現在進口而不是出口上。普遍認為我國的外匯儲備是多了，改變過去那種“增量不增利”的出口局面，從“千方百計擴大出口”回到毛澤東時代進口與出口維持基本平衡的戰略，是時候了。

鈴蘭臺
2008/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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